我曾经两次从空间上零距离地接近过长征。一次是在那一被索尔兹伯里称为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远征结束整整半个世纪之后，1986年；另一次是此后又过了整整二十年的不久前，2006年6月。
       洪波兄的诚挚相邀，使我决然放下了拥挤在手边的一堆杂事，随他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旅途。
       从红军将士浴血突围艰难跋涉的征途，到我等后辈寻踪觅迹钓史钩沉的旅途。这中间横亘着的，当然不止是七十年默默流逝的时间之河。一路走来，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一切，都在随时随地的提醒你，什么叫沧海桑田。
       二十年前，在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的“长征笔会”的六名成员）之前重走长征路并且走完全程的，据说只有《经济日报》的一位记者。此人因独自完成这一壮举而名震当时，成为当之无愧的“名记”。在我们之后，则是大名鼎鼎的索尔兹伯里。他因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中国的读书界颇负盛名，成为国人眼中的“外国名记”。
       1986年的长征路，沿途大部分地区依旧是贫穷的。其贫穷程度，足以让人遥想半个世纪前红军经过时的情形。那时，深圳特区还是个大工地，令世人震惊的“深圳速度”大多还体现在图纸上。“海南潮”的狂涌要等到整整两年后，而上海“浦东奇迹”更还只是规划者们的窃窃私语。那时，个体户还是投机倒把、不法商贩的代名词，万元户还是国人偷偷在心里艳羡的对象和梦想。全国尚如此，西南边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要途经之地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甚至不想便知。
       但对于重走长征路的我们，这却并非什么不幸，因为与五十年前相去不远的艰苦环境，可以使你不必太费心思就可以体验或是想象红军勇士们的艰辛。不像今天那些行进在“红色旅游线路”上的人们，面对遵义、红原、小金、延安这些圣地今日的繁荣，除了产生恍若隔世的感叹，很难唤起一种发自内心的遥远的感动。因为所到之地的风光实在太美，美到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自然景观有一多半都集中在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如果排除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浴血拼杀，排除雪山草地、凄风苦雨的艰难跋涉，排除草根果腹、皮带充饥的绝处求生，你简直无法想象行进在这等如诗如画的长廊里，还有什么艰苦卓绝可言！但真实的历史是不能排除任何元素的，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史诗。
       对我们来说，更幸运的是，事隔半个世纪之久，不少当年经历过这次远征的幸存者多还健在。无论是那些功名显赫的老将军，还是沿途滞留的老红军，甚至在金沙江和大渡河为红军壮士们摆渡冲滩的老艄公，都还能以他们清晰的记忆，向我们讲述当年那一幕幕人生中只须一会便没齿难忘且足以回顾半生的经历。
       因为那是不可重复的悲壮与光荣。
       从这些幸存者的口中，我了解了真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书本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同在雨雾如丝的湘江源头上，我头一回听人讲起湘江战役，并且懂得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的确切含义。而那位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中央机关突围重伤被俘的红三十四师师长，在被团丁们用担架抬到县城去邀功请赏的路上，气吞山河地把自己的肠子一节节从被子弹打穿的肚子里拽出来，用牙齿咬断，壮烈牺牲的故事，更让我在此后的长征路上，想起来就血流加快，心动过速。
       现在，这不可重复的悲壮与光荣，已随着那些幸存者们的一一谢幕而渐渐远去。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访故地时，除了若尔盖草原上还健在着一位当年只有十三岁，而今也已是耄耋老人的流散红军外，时光之水已把大多数长征的亲历者连同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起卷回到了历史的暗河深处。覆盖其上的，则是一群接一群如乌云般在过度放牧且已开始沙化的草地上滚动的牦牛群，和像欧洲的许多地方一样色彩绚丽、街市繁华，让我无法把它们与二十年前的模样放在 一起回忆和想象的小城。
       我知道，这一切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注定了。七十年前那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迁徙，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尽管当时的他们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的红都瑞金时，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开始一次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人人都怀揣着一个伟大愿望：改造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史诗式的命名是后来的事情。但诗史，艰苦、血腥、悲壮、惨烈、英勇、坚忍的诗史，毕竟发生了并且完成了。这是人的意志和体能所创造的最不可思议的巅峰艺术，由三十万人开始，由不到三万人完成。
       这是不可重复的悲壮与光荣。
       在追寻和记录这份悲壮与光荣时，我不曾想过日后将有一小片荣耀，会投射到我身上。当我用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描述湘江战役的中篇小说《灵旗》为那些死难的红军战士招魂时，先辈们的荣光在日落之前，照亮了我的前额：这篇小说在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知道，这也是被那次远征所注定的事情，因为没有长征，没有不到一半的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成功突围，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不会有投身抗战的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结合，也就不会有我，不会有我的对长征的追踪，当然也就不会有《灵旗》。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今天，当我忍着缺氧带来的头痛，眯起眼睛与梦笔山、夹金山这些庄严的雪山对视时，我想我开始明白“造化弄人”四个字的深层含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掌控着一切，它既冷酷又公正。它把那么多的苦难和艰辛，一股脑地压在头顶红五星的人的身上，而让另一些聚集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人，安卧于烟塌和青楼之上，推杯换盏，吞烟吐雾，到头来，这些人怎么可能是那些从未被命运压垮的泥腿子们的对手？天下，怎么可能不落入那些指甲缝里有泥垢，胳肢窝下有虱子的人的手中？这就是共和国的命运。这命运早在湘江两岸的血雨腥风、雪山草地的死亡行进中，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可惜当年蒋介石完全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在这次由他围追堵截造成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又跟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整整斗了三十年，方知道大势尽去！而毛泽东，则早在此十三年前的湘江边攀爬上老山界，连呼三声“阿弥陀佛”时，就已经看到了命运之神在对他微笑。他那时就知道，他已经赢定了。这种自信，为他，也为追随他的队伍，带来了永远的光荣，尽管这光荣中充满悲壮的沉痛。
       在我们的车队驶出最后一座雄踞于高山之巅的羌寨，在红布飘飘的羌人的招手中结束这次“后来人的长征”时，一只鹰，不动声色地盘旋进我的视线。它一圈又一圈地盘着，旋着，高傲、自尊、沉着、威严，许久许久，才慢慢移出了我的视野。
       让我不禁想起一行友人念给我听的诗句：
       “光荣随鹰背远去......”
       而这时，高速公路正在我的眼前疾速展开。成都遥遥在望。我想，当一代人的光荣结束时，属于另一代人的光荣，就应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