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年
一

　　 我有一个足以让我们家族骄傲的高祖。
　　 我的高祖李鹏云，是清道光年间的“拔贡”生，“岁进士”。所谓“拔贡”，是指由乡试中选拔推举，进入太学的优秀学生。那是一件十分荣耀乡里的事情。据说，李鹏云被赐“岁进士”以后，消息传到乡里，在官府报喜旳衙役还没进村之前，李家大街南门口已用方方正正的青石砌起两座左右对称、高一米的旗杆垛，两面各绣一个“斗、升”大字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半空，风吹大旗呼啦啦地作响。这旗帜向人们昭示:高祖李鹏云是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朝廷恩赐的“岁进士”称谓意味着他己具备了放任做官的条件，那就是做官的资本。高祖荣耀乡里，李家也就成了村里的名门望族。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高祖一直没有做官，而是在县衙做“督学”，终生致力于教育，其造福一方的主要成绩就是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在我们不足百户的村子里，高祖督建塾馆多处，在其之后，村中先后出了三十四个秀才。至今后人讲起这段历史，还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高祖李鹏云兄弟四人，大公讳琈，字华南；二公讳琠，字展鹏；三公讳璥，字醒吾；高祖排行老四，讳珦，字鹏云。单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李家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家族，非书香人家起不出如此有讲究且高雅的名和字。兄弟四人如一颗大树上发出的四根粗壮的枝桠，殷实的家庭经济基础把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枝枝桠桠，四弟兄先后盖起前有厅后又宅的豪宅，在家庭事业上各有建树，于是就有了远近闻名的李氏“四大门”的称谓。无论他们如何分家而治，他们的治家理念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尚”。
　　 封建社会里的名门望族，治家讲究儒家的“礼、仪”，“礼、仪”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被演绎得十分到位。譬如：早晚间晚辈要给长辈请安问好，父与子、男丁女眷不能同桌吃饭，长幼、尊卑经纬分明。这种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李氏家族，即便是后来家族败落，穷的一贫如洗，那些遗老遗少们还是端着大户人家的架子不放。爷爷那辈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锅里的野菜团子和照得见人影的野菜粥还要媳妇们用“传盘”托起恭恭敬敬送到公婆面前，绝不能破坏了“规矩”。当年的“四大门”人脉兴旺，子孙繁盛，枝繁叶茂。因为高祖的名望，子孙联姻均是有头有脸的门第人家。所以，盘根错节的裙带网络遍及方圆百里，尤其是和西南乡刘翰林家的五代联姻更是被乡里津津乐道，彰显着家族的兴盛发达。
　　 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最高楼》一词中有一名句“千年田换八百主”，深刻揭示了世事苍桑、“富不过三代”的箴言。李氏家族也没能逃出历史规定的套路，在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蹂躏中逐渐走向没落。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清政府僧格林沁部围剿太平军东捻军，两军激战，祸及百姓，作为该战的主战场，高祖被捻军掳入北固山顶，威逼交钱纳粮。高祖虽为一介书生，却很有骨气，拒不与“捻匪”同流合污。于是一把长柄利剑向高祖刺去。高祖临危不惧，死死抓住刺过来的宝剑，两手被利刃划开血流如注。捻军也被此情此景骇住，放过高祖，转身将全村房屋财产付之一炬，全村包括四大门的豪宅在战火中荡然无存，族人四散避难，背井离乡。据说，家养的鹅久无人喂养，竟展翅飞走。后来李氏家族公议，变卖良田数百亩，在0.5平方公里的地基上，修筑起围墙，借以御敌。从此李氏家族元气大伤，家境逐渐败落，至我爷爷这一代，己是一贫如洗。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那场战争焚烧后大瓦房残存下的断壁残垣，还苍凉地矗立在那里，向它的后人诉说着曾有的骄傲和辉煌，还有人世的无常与无奈，印证着历史的真实。
　　
　　 二

　　 爷爷奶奶养育了五个儿子。我的大爷先天体弱，奶奶的哮喘病亳无保留地遗传给了他，几乎不能干活，干点活就咳喘得透不过气来。二爷身板结实，人长的也很体面，家里的粗活重活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三爷从十四、五岁就在外学石匠工艺，那时的老四(我的父亲)、老五还小。
　　 土改的时候，我们家划成贫农。据说当时有人提出异议，根据是我爷爷小时候家里还雇佣着奶妈使唤，地道的剥削阶级。但事实上我爷爷去世时家里只剩下二亩祖坟地，己经是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这是其一，其二,我的父亲早年就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参加了革命。革命加贫困，最后还是力排非议，成了真正的贫农。
　　 二爷十八岁的那年，二亩坟茔地里撒下的棉籽种，到了中秋时分棉桃都己成了朵朵白花。那年的八月十五，奶奶攒了好久的一顿白面饺子，管全家人吃了个饱。饭后，看了看月明星稀的朗朗天空，爷爷惦记着那该拣回来的棉花，于是吩咐：“老二，趁天气好，你去我们林地（坟地称为林地）把棉花拣一拣，也就是半夜的功夫就干完了。”爷爷的家规很严，说一不二，尽管二爷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背上口袋向村西北方向的林地棉田走去。
　　 北方的中秋时节，夜晚己有了很重的寒意。二爷心中本有些胆怯，加上丝丝寒意，腿不由自主的发软。他没有心情去观赏那湛蓝天空中悬挂着的明月，也不去猜想空中时而飘过的那朵白云它像什么，他满脑子是坟茔、棉花！他想快点去，争取早点干完活回家。想到这里，他快步如飞，一溜小跑来到林地。
　　 惨白的月光洒在这片萧杀的坟地里，泛着幽幽的寒光，二爷惊恐地不敢抬头，他心急手快地摘着棉花，在座座荒冢间穿梭。来到一座墓前，坟墓被荒草覆盖，他在月光下认出这是爷爷奶奶的坟！爷爷的身影、音容笑貌飘忽进他的脑海，他清楚地记得，一袭青色长袍加上一件紫色马褂，一顶帽檐镶嵌着绿色玛瑙的黑色瓜皮帽，将爷爷的身份把他和地道的庄稼人区分开来。爷爷的身体很棒，可是为什么死的那么早？影影绰绰记得族人们尤其是各房的女眷们背后窃窃议论“老家伙太不要脸，死有余辜！”原来爷爷死于花心。
　　 那年三房家的二小子娶亲，按规矩新媳妇要给各房的长辈磕头，新媳妇靓色的碎花棉袄配一条淡绿色的拖地长裙，略施粉黛的面孔娇嫩妩媚。轻移莲步袅袅婷婷来到爷爷面前俯身下跪。此时的爷爷忽然有一种想亲近她的冲动。说时迟那时快，他跨步向前，一手拉着新媳妇起身，一手拦腰抱住新媳妇揽到怀中。媳妇这一惊非同小可！随即哭喊起来！按名分他和她可是叔侄关系啊！随后，就是不可收拾的残局，和滚滚东流的南河水也冲刷不走的可畏人言。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啦!"、”一脸的正经满肚子的老不正经！”“老不死的东西！"在一片羞辱谩骂声中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从此他再也不敢见人，躲在那张雕龙刻凤的梨木床下再也不出来。爷爷终于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生命代价！爷爷过世时，恰逢酷署，尸体在正厅放了三天，在收敛时，因为爷爷奶奶没女儿，母亲便以女儿的身份按当地习俗给爷爷“净脸”，即用一块蘸湿的新手巾象征性的在爷爷的脸上擦一擦，二爷当时就在一边看着。高温下的尸体已经腐败，蛆虫在爷爷的嘴中不停的蠕动，就象爷爷在不停地咀嚼东西，那情那景至今让他惊骇不己。
　　他默默地叨念:爷爷你是最喜欢我的，你可不要吓唬我啊！紧邻爷爷的那座坟是三婶的冥室。他想起三婶的死是那样的惨烈，不觉毛骨悚然，浑身打了一个冷战！那年三婶病了，但病不该死呀！可她却死了。就在给她穿好寿衣，亲朋们围在灵床前恸哭欲绝的时候，三婶的手慢慢地动起来，手抓住床沿用力要坐起來，惊得众亲友夺门而逃！年长的族人说:"炸尸了"！事不宜迟，立即上来八个身强力壮的人用四根碗口粗的木棒从胸部向下逐段死死地压住，并在灵床周围生起几堆熊熊大火，活生生地把一个其实还沒有死亡的人给整死了！三婶临死前凄厉的叫声和与八条大汉的那番搏斗，想起来至今叫人心中惧怕。想到这里，二爷额头沁出一层细细的冷汗，他下意识地抬头瞥了一眼，只见荒冢后有一素缟女子一闪而过！他惊骇地长叫一声"啊——”仰面倒在地上。
　　天亮了，爷爷奶奶在犯嘀咕:稀稀拉拉的几棵棉花难道用得了一夜的时间？老二怎么还没回来呢？奶奶连忙喊"老大、老三！赶紧去林地看看"！等弟兄俩来到林地，只见老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晨露打湿了他的衣衫，他的嘴角挂着白沫。兄弟俩使劲摇他，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名字，二爷终于醒了，睁开眼晴茫然地望着晨起的太阳歇斯地里的大喊"鬼！鬼！鬼啊！"
　　从此，二爷精神错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人。因此，他终生未娶。我的爷爷奶奶那个后悔呀！悔不该让他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干活，悔不该.....爷爷奶奶至死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疯癫了的儿子。
　　
　　 三
　　
我的爷爷是嗜酒如命的人，每天二两酒是他必修的课程，哪怕是家中没米下锅了，他都会想方设法去沽上二两回来，决不能空过这一天。奶奶在小炕桌上摆上一小碟腌豆角、一碟花生米，从傍晌开始爷爷就开始他醉生梦死的酒文化。有时老三干石匠活回来交给他一点钱，他会喜滋滋地摸着那两撇山羊胡言不由衷地说：“他妈的知道扒家了啊！”手里有了活钱，二两便不过瘾，就喊“五子！再去南门口给爹打二两酒去！”每到这时，奶奶就开始唠叨：“就知道喝、喝、喝！家里什么事都不操心，眼瞅着儿子都要成家了，你就不着急？我们这个穷家用什么娶媳妇？！”爷爷有了那二两白酒垫底，酒的红润把脸一遮，也不让步：“我挣的钱，我喝酒管你什么事？我又没吃你喝你的，你嫁过来，带什么来了？！”爷爷说这话也是有所指的，她的叔伯堂哥当年娶西南乡刘翰林的侄孙女时，女家的陪嫁队伍足足有两里路长。而且女家为官的父亲大笔一挥：“拨良田百亩，给闺女做胭脂粉钱”，那是何等的荣耀啊！后来堂哥家败落，女家父亲仍责成管家记得给大小姐家每年送布匹十段、谷、麦十石”，堂哥尽管拮据但有后盾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自己却娶了一个破落户家的穷女子，心里便有些愤愤不平，才说出那番话来。奶奶不乐意了：“当年是你们家上赶着我们家，八抬大骄把我抬进你家门的，又不是我硬要向你家钻，今天倒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来，不想过就拉倒！”老两口的唇枪舌战从傍晌一直持续到太阳偏西。爷爷的酒喝完了，架也吵完了，然后起身走出屋外，从檐下摘下他心爱的画眉鸟笼，托在手上，口中哼着“王登云我来到上房前，”-----在村前屋后愜意地溜达转悠。每每这时奶奶便在爷爷身后“呸！”的一声，一口唾味打在尘埃。
　　 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在这周而复始的争吵中度过。这正应验了前人总结出的“穷争饿吵”之语，这只是他们因为生活窘迫引出的诸多烦恼的一种释放方式而已！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践踏，国民政府又不管不顾百姓死活，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家家挣扎在贫困线上！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又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坛坛罐罐都空了，每天指望干石匠活的三爷挣几个子儿维持家用。在攒够了一包豆腐的本钱后，奶奶就决定做豆腐卖，赚钱多少还在其次，那盆豆渣可是全家人维持温饱的最好食物！于是，决定作出后，每天半夜鸡叫头遍三娘和我的母亲就起床推磨，早上太阳一露脸，一包豆腐就做好了，然后把豆腐框搬到大街南门口，稳稳地放在“岁进士”的旗杆垛子上。历史就是这么会戏弄人，曾经让族人引以自豪的旗杆垛子现在成了卖豆腐的墩子。十岁的五叔在那儿守着。或许“岁进士”本身是一个很强势的无形资产，是一个招牌，也或许是奶奶干净利落也或许是经营有道，反正豆腐生意做得很红火。每天的豆渣维持了八口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那天早上，奶奶和两个媳妇正忙着把做好的豆腐向外抬，门里进来讨饭的母女俩，母女二人蓬头垢面，衣衫破烂，女儿穿的那条破裤子裤角被谁家的狗撕扯掉了一块，露出虽然贫穷却遮掩不住的青春活力，一双大脚四平八稳地站在那里。那母亲哀哀地求告奶奶：“行行好吧！救救我们娘俩，我们快饿死了。”爷爷大声呵斥：“去、去、去！我们自己都没有吃的，哪有东西给你们！走走走！”当时我的母亲是刚过门一年的新媳妇，也许是母亲的聪慧机灵，也许是爷爷奶奶爱屋及乌，特别偏爱在外革命的儿子，所以他们对我母亲总是另眼相看，母亲在公婆面前说话也就有了份量。母亲扯了扯奶奶的衣角:"娘，这闺女家里穷，没梳冼打扮，看上去不咋样，其实模样还不错，身板又好，是不是给俺大哥留下？"一句话提醒了奶奶。是呵，老大奔三十的人了，该成家了呵。奶奶点点头:"我看也行。"奶奶和爷爷嘀咕了半天，然后把我母亲叫过去说:"四媳妇，你去跟她娘俩说说看？"母亲跟闺女的娘说:"大娘，俺家也很穷，但还没到讨饭的地步，如果您老愿意，就把您这闺女留在俺家，给俺哥当媳妇，怎么样？"那母亲喜出望外——闺女总算有活路了！闺女留下来了，奶奶给她“准亲家母”端上一块热腾腾的豆腐："快吃吧！闺女在俺家你放心，俺会把她当亲闺女待的。"
从此，大爷有了媳妇。
　　 我应称之为大娘的这个女人，当时很年轻，二十来岁，身强力壮，是干粗重活的好料子。只是人有些木讷，干活粗手笨脚，虽能吃苦耐劳，起早贪黑的干活，但总不讨爷爷奶奶的喜欢。因为是讨饭讨上门的媳妇，爷爷奶奶从骨子里瞧不起人家。“想当年，我的曾祖是拔贡岁进士，书香门第，如今竟娶要饭女子为媳，唉！家门不幸啊！”爷爷常常这样感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家人也就分了个三、六、九等。
　　 不用说，大媳妇就是那最下等级的人物。在这个封建残余思想还很严重的家庭里，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遇有什么不顺心顺眼的事，大娘就成了出气筒。
　　 那年盛夏的一天，大娘天蒙蒙亮就起来去高梁地梳打高粱叶子，让高粱地通风透气，庄稼长势才好，打下来的叶子晒干可是烙煎饼上好的燃料。太阳两杆高的时候，大娘背着一座小山样旳高粱叶回到家，放下，摊开晒起。汗水打湿的上衣泛起层层白渍，她很累，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如注的汗，一屁股坐在门坎上喘息。恰巧被从屋里出来的奶奶看见。奶奶破口大骂：“丧门星！你倒会享福！不干活净落吃！你哪来这么大的福气？！不打你你是不长记性！老大！给我狠狠地打！”奶奶顺手抄起一棵刚从地里拔下来的鲜活的青秫秸杆（高粱秸杆），从中间一折两截，递到大爷手上，“给我打，狠狠地打这个穷贱货！”
　　大爷三十岁才拣来这么个媳妇，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已有了感情，大爷觉得下不了手，但母命难违，不得不敷衍。这更惹怒了奶奶，她一杷夺过秫秸，亲手打。也不知这小脚女人哪里来的这大力气，把大娘打得皮开肉绽，嘴鼻流着鲜血。其时正在厨房烙煎饼旳三娘和我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出来阻拦，被奶奶捎带着一人挨了一下重打！任奶奶怎样打，大娘既不求饶，也不吱声，默默地承受着这封建残余思想对她无情的鞭笞。她倒在那堆她刚背回来的秫秸叶上，用低低的声音跟我母亲说：“弟妹，给我一口水喝。”母亲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清清的水递给她，她咕咚咕咚一气灌到肚子里。等全家人吃完饭时，才发现大娘不见了。又干活去了？但是一直到天黑也没见她回来。
　　大娘被打跑了，头也不回地走了，义无反顾。
　　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穷人的生命和尊严如同地上的蚂蚁一样，任人践踏。我的这个大娘在经受了一番家规的毒打而失踪后，没有人想起去寻一寻或打听打听她的下落或死或活，恰如那只被路人碾死的蚂蚁！特殊年代里的人都活得没有尊严，更何况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多年以后，村里有人在他乡见到过她，说她从那个虽然贫穷却守着封建残余冥顽不化的家庭里逃出来后，又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四
　　
四二年，天灾，庄稼颗粒无收。到了四三年的春天，家里已揭不开锅。那年我们家除了我父亲革命在外，老老少少有十口之众。三爷的女儿和我姐姐都不满三岁，大人自不必说，孩子们每日饿得哭闹不休。眼看要饿死人了，无奈的奶奶开始撂挑子，对三娘和母亲说："眼看这饥荒难渡，你们各自带上孩子回娘家暂住些日子，逃个活命，等收了庄稼再接你们回来。"其实她们的娘家日子更不好过。我父亲不在家，母亲别无牵挂，背上女儿就回了娘家。我姥姥家的生活也极度困难，一下添上两口人，姥姥的压力就十分大。母亲心中不忍，坚决要回婆家，姥姥心疼女儿和外孙女坚决不让走，说"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母亲留下了，过了漫长的两个月夏收结束时才回到奶奶家。
　　 三娘的情况就不行了，三娘的父母都已过世，回娘家只能投靠哥哥和嫂子。三爷送三娘母女俩回娘家的那一天，她哥嫂家刚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三娘的哥哥家有五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七岁的脑瘫女儿，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但特能吃，人类同情弱者的天性让这个残疾孩子挤兑掉了其他孩子应享有的粮食。夫妻俩痛定思痛，如其大家一起饿死，倒不如把这残疾女儿处理掉，省下点粮食保全其他孩子。活虽这么说，但两口子总有点于心不忍。傍晚时份，妻子抹着眼泪给残疾女儿穿上一件小花褂，丈夫趁着暮色将她背到村外的河滩上，搬来一块石板让女儿头枕在石板上，上面再盖上一块石板，父亲把眼晴一闭，举起镢头猛地向石板上砸下去！听着孩子凄厉的哭声，父亲把手中的鐝头一丢，一把抱起孩子，踉踉跄跄又奔回家去。小孩的头皮被砸脱，头骨外露，奄奄一息的孩子指着嘴要吃东西，是夜，这个头受重伤的脑瘫儿在吃完了两个煎饼后痛苦地死去。三爷送三娘母女回到娘家的这一天，正是这残疾女孩死亡的第二天，三爷夫妇见状，二话没说掉头就返回了家。
　　四三年的春天，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救了全家人的命。从它露出嫩黄的"榆钱"开始吃起，而后榆叶，再后就剥它的皮，榆皮被剥下來后，一块块放到石碾上碾成细细的粉，糠菜全靠这榆粉粘合在一起成为菜团。一家人才终于渡过了那个令人难忘的、饥饿的春天。来年，那棵榆树又长出了新皮，仍然生机勃勃。由此我才知道，我们当地人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栽有榆树，原来它是一种"救命树"，生命之树！
　　
　　五
　　
那是一个被沉默尘封了七十年的真实故事。在此之前之所以保持沉默，是不想在受害亲人那伤痛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触及她们的痛处，也顾忌到她们的情感和脸面。如今她们都已作古，所以才勇敢地打开这尘封的记忆，还原历史，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些国恨家仇，不要忘记耻辱的血和泪的历史！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山东很快沦为鬼子占领区。鬼子在我们村子的北面约一里的镇上建了炮楼。这下可苦了我们村，鬼子一高兴就来我们村“串门”，骚扰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在山东大地上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奴颜卑膝的中国败类一一汉奸们更是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和帮凶，残害欺凌中国的老百姓一一他们的同胞。
　　那年秋后的一个中午，奶奶和我的三娘、母亲正在房中盘算下午的活计，忽听村北边有狗的狂吠声，继而又听见妇女孩子的哭喊声。坐在炕上的奶奶惊慌失措地说：“莫不是鬼子又来了？！”话音刚落，只听“咣当”一声，门被踢开，三个鬼子和四、五个汉奸破门而入。三娘怀抱着刚一岁的女儿在吃奶，我的母亲很机灵，在听见大门被踢的响声后，“哧溜”一下就钻进了横卧在屋角墙根的一张破苇席筒里。鬼子和汉奸来到房间一眼瞅见我三娘在喂孩子吃奶，不由分说一把把孩子夺过来扔到炕上奶奶的身边，狞笑着：“花姑娘的有，花姑娘的有！”然后鬼子汉奸蜂拥而上把三娘按在地上，撕扯三娘的衣服。三娘大声哭喊、挣扎。狗汉奸大声呵斥：“再叫就捅死你！”坐在炕上的奶奶吓得面无人色，抱着哭闹的孩子浑身象筛糠似的抖着。鬼子的刺刀尖顶住三娘的胸膛：“花姑娘的干活！”汉奸在一旁狰狞地威胁着：“快点！快点！要不太君会杀了你全家！，”明晃晃的刺刀闪着阴森森的寒光在奶奶眼前晃来晃去，惊恐的奶奶把眼一闭颤颤地说：“孩子，你就依了吧，要不我们全家都没命了啊！”
　　北方的秋天，秋高气爽，瓦兰瓦兰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就在这光天华日之下，在老人的眼皮底下，这群丧尽天良没有一点人性的野兽们，在三娘的挣扎反抗中强行将她轮奸！事完之后，日本鬼子淫笑着：“花姑娘，希大乃！希大乃！”（脏的意思），便扬长而去！
　　三娘声嘶力竭地哭天怆地，她觉得对不起三爷，没脸再活在这世上。她不吃不喝，寻死觅活，奶奶整日惶恐不安，派我那十多岁的五叔寸步不离地盯着，生怕再出意外。三娘再也从那场恶梦中挣扎不出来。终于在一个月黑天高的秋夜跑到族林地用她的裹脚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我的母亲在破席筒中耳闻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其时适逢月经来潮，因惊吓过度致使月经失调，在我姐姐七岁之后，我才有幸成了母亲的第二个女儿。
　　
　　 六
　　
一九五零年初秋的一天，刚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母亲，疲惫地坐在门槛上。这时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堂伯，他是村干部，后边跟进来一个陌生人。堂伯一脸无奈地对母亲说:“四份家，这是区民政所的同志，找你谈点事情。”
　　母亲很愕然：区上的干部找我有什么事呀？
　　来人严肃的谈话开始了：
　　“你叫付某某？”
　　“是。”
　　“你有两个女儿？”
　　“是。”
　　“你丈夫给区上来了信，要求和你离婚。”
　　 母亲更加感到愕然了。当时村里有几个在外革命旳人先后来信和家中妻子离了婚。那些被抛弃了的女人们寻死觅活,痛不欲生的样子，实在叫人怜悯。可是没有想到厄运这么快就降临到自已的头上。她感到一阵眩晕，心中作呕，用颤抖的声音问：“为什么？为什么和我离婚？！”
　　“因为他革命在外离家乡遥远，妻儿子女不能团圆。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他说你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而且还是缠足！”
　　 区上的干部和堂伯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母亲全然不知。她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无助的泪水象断线的珠子落个不停。她觉得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十几年的夫妻情倾刻间被活生生地扯断。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丈夫临走时曾和她执手言说:我此次奉命南下，时日虽长，但只要胜利了，我就回来接你们娘儿仨。
　　 父亲于一九四七年冬随军南下，至五零年秋与母亲离婚，约三年时间与家中断绝联系。母亲的牵挂无以言表。她祈盼他平安，望眼欲穿地盼他回来。她白天在地里劳作，晩上纺线到半夜，挣钱养育两个女儿，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为父亲算命。五天一个集，她每集必去，算命先生说平安无亊，她的心也跟着平稳几天。这种期盼在煎熬中过去了三年，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书。母亲的心碎了。
　　 多年以后，我在父亲保存的那份离婚书上看到签署日期是：一九五零年八月一日。那年母亲刚刚二十九岁。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母女三人的生活更加困苦，然而，情感上受到旳那种伤害更甚于生活上的困苦给我们带来的折磨。
　　 一九二一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母亲出生在鲁中一个偏僻而又贫穷的小山村里，自幼丧父，兄妹五人全由我的外祖母拉扯成人。因生活贫困，我的大姨和二舅早年夭亡，三舅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所以，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只有大舅和母亲兄妹两个人的概念。
　　我的外祖母张氏，中年守寡，在艰难的生活面前自强自立。她在有钱人家当过佣人，她带领儿女们闯过关东，在东北给人家放过猪，开荒种地，但仍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母亲，自然也就具有很强的自力能力，她乐善好施，心地善良，一生口碑极好.
　　出身贫寒的母亲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但天性聪惠悟性极好。父亲南下以后，她为了能和丈夫交流，她进了识字班。她憧憬着一旦有了丈夫的消息，就可以写信互通信息。三个月的速成识字，她居然可以写简单的信。
　　母亲思想进步。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村里为数不多旳妇女党员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她积极参加支前，纺线织布做军衣军鞋。解放后，在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和初、高级联社过程中，都率先参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积极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主动申请下放农村，为国分忧。
　　母亲一生坎坷，晩年疾病缠身，严重的心脏病折磨了她十余年。
　　母亲走的很突然，等我回去看到她时，她已安祥地躺在那个冰冷地世界里，她眉宇舒展，没有痛苦，也没有了哀怨。我那颗悲痛的心才感到有一丝宽慰。
　　在烈火熊熊燃烧的炼狱中，母亲的灵魂回归天国。母亲彻底解脱了！天国里的母亲啊，女儿愿您永远幸福！永远快乐！
　　
　　 七
　　
一口气写了六节我父母的故事，很多朋友都认为那是我在写家史，我没有更正。我认为写家史必须依据翔实的史料，汇总成一个家庭的兴衰发展史，那是历史真实的复制，而不是信手拈来的朝花夕拾。更何况，一个家庭的兴衰过程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自思才疏学浅，既无史料又无将家与国的兴兴衰衰做出为人称道的分析论证能力，所以，我不具备写家史的条件。这六篇短文充其量不过是我们那个大家庭百年历史长河中，我用双手从其中掬起的几朵浪花。它们是真实的。把它们写出来的目地，是让我的后代记住这些国恨家仇。虽然我对那个曾给予我们母女三人造成极大情感伤害的家庭没有多少好感，但对发生在那个家庭中的那些人间悲剧，我还是寄予很多同情，用我的心和真情去描述。
　　我的父亲三八年参加革命离开家，就极少再回家。我母亲十七岁嫁入李门，忍饥挨饿，“共匪属”的帽子压得她居无宁日，历尽艰难。十七岁，在今天还是个在父母面前撒娇使性的花季少女，而我的母亲却过早地承受着生活的种种磨难，特别是父亲南下以后，一纸休书将才二十九岁的母亲和两个女儿抛弃之后，我们母女三人从此跌入痛苦的深渊。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每夜都是在母亲彻夜纺车发出的"嗡嗡"声中入睡，我的玩具，是母亲用麦秸杆给我编制的蝈蝈，鲜活生动，母亲把它插在我的小辫上，一走一颤，恰如戏台上小姐夫人发髻上的金钗凤簪，我称之为"步摇"的东西。母亲用她那双勤劳的手和那双裹了又放的"解放脚"拼命劳作，养活两个女儿。小孩子都喜欢过年、盼年，可是我从不盼年，因为那时是我们母女最难过的时候。人家鞭炮齐鸣，虽清贫却不失人间亲情，一家人厮守在一起，那种其乐融融溢于言表，相形之下，我们的家是那样的残缺不全，尤其是姐姐被父亲接走只剩我和母亲两人时，过年的凄凉有谁能理解？这时母亲躲在门后悲痛哭泣，当我看见母亲哭的刹那，抱住母亲的腿大哭，相依为命的母女就是这样渡过一年又一年。
　　更伤害我们母女情感的是，那做了官的父亲在有了自己的新家和妻子儿女后，仍不忘手足情意，每到腊月给他老家的四个兄弟们寄回二十元钱，每家一份，每份五元，唯独没有我的那份。他们在得到钱以后露出的那种得意和暧昧的神情，刺痛两颗受伤的心。我常常想:妻子可以随意抛弃，但父女间血浓于水的亲情难道也可以一刀两断吗？！我长大以后，就想问一问父亲，这种近乎残忍的举动是谁所为？是你，还是她？如果是她，我完全可以理解原谅，如果是你，父亲啊，你知道这样做对女儿的伤害有多大吗？我恨我太善良，每次想问时，望着他那满头的白发又却步。
　　 以上如是说，未免有声讨父亲之嫌，不是，我决不是声讨一个与我有着唯一血缘关系的父亲，我是为从小缺失父爱而悲伤，为呼唤父爱的回归而呼号。唉！我总是在不能释怀的前嫌和言不由衷中游弋，深感大度和宽容做起来的不易！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极大的同情心去写家中的那人那事，为他们的悲剧而时时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老伴和孩子们劝我"收手"吧！可我却欲罢而不能。所以，我感到身心疲惫。是的，我应该从情感的痛苦中抽身，让身心得到片刻的休息。与其无谓的挣扎在痛苦中，倒不如让自己身心解放，去体味那宽容与大度。
　　因此，写此《后记》》，算是一个结尾，也算是非家史的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