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洪子诚教授，是在1993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一个诗歌会议上。那时候洪教授儒雅又有些衿持，发言时声音轻轻，却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年读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和《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两书时，心情特别愉悦。
       我喜欢洪教授行文的干净、清爽，更喜欢他在书中不断有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语词。比如他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中说：“文学所关心的应是寻找灵魂归属的位置，创造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心灵自由得到确立，生存个体从暂时的生存体制中得到升华的世界。”洪教授的这段话，对当时正迷惘的我十分管用。于是我很认真地读完这部书，书中的某些“经典”，到如今仍能朗朗背诵。我想这关键在于作者在此书中，关注了作家的文化性格与精神状态的缘故。它使我明白一个作家不能什么都要，要学会放弃与坚守。
       那年我读完洪子诚教授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才知道洪教授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他在书中说：“在‘十七年’及其以后几年的时期，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农村生活，即‘农村小说’，一是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生活，即‘革命历史小说’。”这让我很快想起“三红一史一歌”的小说，就是在那样的创作背景中产生的。
       其实，研究当代文学史并不容易。尤其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段时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比较低。这对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难题。然而洪教授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在他早年出版的著作里便已经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我虽然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个外行人，但很是期待洪教授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1997年初，我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洪子诚教授在香港青文书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便把它借了下来。书中第21页有这样一段话：“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制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的作家的心理意识，而成为作家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此书主要关注作家的文化性格，精神态度；也关注体制、制度、文学机构、刊物、出版、作家经济来源、作家身份、批评和“经典”审定程序等等的问题。这本书看似薄薄的，只170页，却有些份量。它几乎形成了洪子诚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个性与风格，也突破了制度化文学史的写作模式。读完全书我有些激动，很想与洪教授说些感想什么的。但我人在美国，有几年没有与洪教授联系了，连他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满怀通话的希望只得作罢。
       我再次与洪子诚教授联系上，已经是2003年春天了。那时正值“萨斯”时期，我一天天在家读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读着读着，便想着远方的洪教授是否平安、康好。于是赶紧与洪教授联系，寄上自己的拙著，写上自己的电话和邮址，然后就期待着洪教授回信。几天后，洪教授传来了电子邮件。他说：“谢谢赐书。因我已退休，很长时间没有去学校，书近日才拿到。谢谢关心，我很好。祝好！”自此，我与洪教授恢复了中断几年的联系，心里洋溢着温馨与快乐。
       2003年秋，我18岁的女儿被浙江大学公派到香港的大学去做交流生，正好洪教授的某个学生也在那里的文化研究系任教。很多事情我都向洪教授咨询、请教，联系自然就多一些了。特别是我将女儿从香港传来的文章，转传给洪教授看后，得到他的赏识，让我既高兴又欣慰。他在2003年10月1日的电邮中说：“你的女儿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我读过许多大学生的文章，虽然有的很有文采，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多是一些儿女情长，‘小资式’的小体验和自我陶醉。你女儿有这样的关注，这样的关怀，这样的思考的深度，确实很难得。替我谢谢她的这些文字。”经洪教授这么一说，我也对女儿刮目相看起来。
       2004年7月初，我陪女儿到北京旅游，终于在相隔十年后，第二次见到了洪子诚教授。那天我们一起在北大蓝旗营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午餐，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的环境十分优雅、安静，半圆形的褐色餐桌以及半圆形的褐色沙发，别具风味。 一支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轻轻地回荡在我们耳畔，让我有一种回到夏威夷海边的感觉。我惊讶北大蓝旗营竟有如此好地方，坐在那里感到温馨安静极了。
       洪教授那天穿着深蓝长裤，浅灰T恤，戴着宽边眼镜。尽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看上去很健康，很有学者风度。我们坐下来一边喝卡布奇诺，一边聊天。洪教授说话的声音轻轻，但一字一句很清晰。他的说话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干净、清爽。闲聊中，我知道洪教授的音乐修养相当不错。但他总是谦逊地说：“音乐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而且对音乐非常外行，不懂乐理，音乐史也所知不多。听音乐就是一种休息。”洪教授喜欢听马勒交响乐，这与我的喜欢不谋而合。马勒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存在价值确实越来越不容怀疑。
       我们的聊天很安静、随意。聊到体育锻炼时，洪教授说：“年轻的时候经常长跑、游泳，‘文革’时期几乎天天都上颐和园游泳呢！”有一个好身体，对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望着洪教授不错的身体素质，便想起他的几部著作。那些著作都是他长久坚韧地工作，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实践，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富于启发性的范例。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我读过两次，并且做过大量笔记的著作，无疑标致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从“集体撰史”向“个人撰史”（“独立撰史”）的转变，提升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层次。同时也可看出洪子诚教授理解的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趋近“真实”的过程。这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严谨和自觉。因此书中既有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的资料清理和评判，也有著史者对自己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的自觉。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写作。洪教授写作态度严谨，又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因此这部著作在叙事、文学史构成、文学史观等方面，都做得恰如其分。对文学现象、文学创作、作家作品的描述，也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注重文学史资料的挖掘与文学史知识的叙述，力图增加读者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洪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结构，仍然是传统模式。比如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等几大板块，在编排顺序上也是以时间为维，将当代文学分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两个阶段。然而传统模式经洪教授踏实、严谨的抒写，让最基本构成的方式，解决了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作家作品在“历史情境”中得以恢复原貌，被赋予了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也在文学作品与作家自身得以具体化和印证。这便是洪子诚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独特之处。它让我们看到了洪教授的学术眼光，其视野显然已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
       我们喝完了卡布奇诺，又要来了海鲜意大利面。这个面条很好吃，就像我从前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百依沙奴意大利餐馆吃到的一样，是上等面筋面粉做成的，加上海鲜和素菜配料，颜色与形状都相当漂亮，让人口目一新。然而洪教授不喝酒也不抽烟，他的生活十分俭朴。我感觉他最有兴趣的还是文学与音乐，我们聊着聊着又回到了文学上。他说：“新时期确实有一些不错的作家，如：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但80年代末以来，有一批年轻作家技巧很纯熟，而技巧的操作占了相当重要的成份。我觉得文学没有真诚的东西不行。另外，人们感觉到‘文革’后复出的一些‘右派’作家，和一些知青作家，精神状态似乎非常满足，非常得意。对自身、对外界感觉不是很敏锐。作家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可能再有更深入的、更高的创造。很多作家现在已经不能超越自己在80年代前期的创作。80年代以后写作的自由度比较大，为什么写不出更好的作品呢？”洪教授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它让我想到一个词：“反省”。
       那天我们离开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已经是午后了。与洪教授告别后，我们去了北大蓝旗营万圣书园，在那里我们买了不少书。回到宾馆，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洪教授的新著《问题与方法》。书的封底上说：“本书以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的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角度，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生成和建构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
       逝水流年。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由于忙，也未与洪教授联系。然而，最近我又一天天地捧着洪子诚教授的这本《问题与方法》了。这是由洪教授在北大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书。读着它，仿佛我就是课堂里的一名学生。洪教授口语化的叙述，明白易懂。他所提出的不少问题，也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尽管洪教授在书的第14页很谦逊地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法一直不是很明确，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没有形成有‘穿透力’的眼光。”其实洪教授的眼光是力透纸背的。 从全书七个部分的讲稿来看，在复杂的文化矛盾与冲突中，洪教授照样写得完整、丰富和纯粹。他在书中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立场和方法问题等等。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当下“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孤芳自赏的局面。文本中那些细碎的、感官的、日常生活的东西，缺乏批判、质询现实的力量；缺乏应有的震撼力。正如洪教授所说：“现当代文学再不可能有如80年代那样的承担，再不可能有那样的广泛的社会关注了。说是‘败局’也可以。80年代的那种通过现当代文学来参与到对历史的阐释、创造的热潮，现在成为我们的温暖的‘怀旧’材料，也成为一些人用来责难目前文学的依据。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基本格局。”
       洪教授是广东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现状批评，中国新诗等课程。洪教授的演讲亲切、平等、幽默、机智。他是那种完全以学术安身立命的学者。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电邮，他说：“谢谢你对我的书的肯定。读书、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让我每天有些事可做，也能从中找到一些乐趣，使自己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不至于变得委琐，过于庸俗……”洪教授说得很真诚自然。许多时候他都让我感到他的诚恳与良知。
       我知道洪教授是一个低调的人。他是国内头衔、职务最少的著名学者之一。拿他自己很谦逊的话说，便是：“我是一个‘无力’的人，会更多从那种思考、形象和语言中获得呼应。”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形成了洪教授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形成了他自身绝不随波逐流的品质，形成了他很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一位个性独特的学者，洪教授其幽邃的灵魂和敬业的气韵，使他的人格力量正代表着北大精神的另一种深藏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