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
那个穿靛衣的中国女人选择的是“盘巧造字”，这是“女书”成字传说之一，另外的传说还有瑶姬改编天书，九斤姑娘造出写土话的女字，以及宋时荆田村人胡玉秀，入宫为妃遭冷遇，根据女红编女字。“盘巧造字”是“女书”起源传说中最生活化、最故事性的，可能也是最让女人们接受的。我们现在吊吊书袋：女书是湖南江永、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
女人们更愿意神话或传说中的女人不要高高在上，跟她们差不多，甚至比她们身世更苦些，这样，她们在现世的悲惨人生就有了比照，也有了生活希望。穿靛衣的中国女人选择它，还可能是为了故事的延展，比如可以书写的自然环境：萧水，江永，以及两山之间的盆地，盆地上的柚子林、柑橘林、稻田和田埂上的竹子，年纪越大越注重一个事件产生的自然环境甚至政治环境，正如我们年轻时都以为，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将不幸、逆境归咎于亲人、环境、生态和政府。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女人选择“盘巧造字”，可能更是因为这个故事有男性的直接介入——盘巧因遭强人奸虏、围困无处申述而自造“女书”，满腔苦情织绣在巾帕上，传递出来，在女子间流传——女字的制造者和传播者需要（愿意）树立一个假想敌，不希望把这个传奇事件归结为同性间的自哀自怜，她们需要一个强大势力的打压，这个势力，在阶级、国家这些概念还没进入江永妇女脑瓜里时，便是男人和多以男人扮演的强人。自古以来，男性是女子的敌人，也许真的是敌人，由于男性的强行介入，才迫使女子自造文字，以隔绝男性，挡住男人们的视线！
把男性隔绝在外，挡住他们进入的视线，才是“女书”在最恨处、找到最解恨的办法。我包裹起来，我不与你联系，我吃自己的，同性之间互诉衷肠……“女书”就这样产生了，它是用注音标注当地土话；一般用七言句，诉的是女子的苦情、私情。
女子是有苦情的，另外还有私情；苦情私情总要说，所以女人爱唠叨，所以女人们站在马路上或村子边就说个不停。当“说”也被禁止，也要被打，被骂，被沉水，被关猪笼，便有女子不服这个命运了，便女子自创“女书”，便有女子自小学习女书，呕心沥血写出来，织在巾帕上，捎给其他姐妹，或留做自己永远的心事。江永的女人赶庙会时，聚集在一起是咏唱的，万众一声唱着对自己的祝福。书写、编织、咏唱、捎递、自己留存，写女书的女子，用自己的办法形成了一个文化传统。
不过，江永的女子又是决绝的，不仅书写时把男性隔绝在外，死时，连同性也隔绝在外。那些“女书”在述主死前都会被烧掉，许是担心自己的心思外泄，许是她们的传统只在意此时此刻、今生今世，反正她们来不及想历史，她们也没有历史，那些大山深处的女人，可能从来不认为民众有历史，或女民众有历史，她们诉完一腔生命便是罢了。多少女人的一腔生命和情义也就那样罢了。万幸的是，还是有不愿让自己消失的女子，她们把心思留了下来。据载，“女书”留下两千多个字符，20万字左右的作品。那些深山的女人，意外地记录了江永、道县、大瑶山一带妇女几百年来的心思，意外地贡献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领域研究的史料。
■两极
那个法国女人如果不到中国来，可能一辈子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江永女人非要创造自己的文字，才能书写自己的心思；就像她不能理解，江永的女孩为什么要结一种生死交：“结老同”，同龄的女孩相互发誓，一生不嫁，相携相守，共度一生。结婚就那么可怕么，与男子交好就那么可怕么，处女膜的破裂就那么可怕么；同样她不能理解的是，江永的女孩为什么会认为嫁与男人就要“下桃源”，这是“下地狱”的委婉说法，而一生为处子，不生育，才能“上花楼”，也就是上天堂。她以为这是残酷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她没说，这多少是出于陌生，也出于法兰西一贯的仪式化的礼貌。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让法国大机器生产方式得到大发展，让物质大丰富，充沛的生活资料从贵族、富人流向平民，也让两百多年后的大多数法国妇女忘记了贫困。二战的丧国和物资短缺是短暂的，大机器生产让这一页迅速翻过去了，妇女们不必为食物发愁至少五十年了，这多少奠定一种底色，这底色让那个坐在中国女人对面的法国女人，看上去像少女一样天真。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孩在贫苦人家的女孩面前常显得缺乏常识，即便这个法国女人也四十开外了，但对由贫穷引发的诸多灾难，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引发的种种捉狭，还是露出天真的表情。她没有掩饰自己的表情。
另一方面，1952年，西蒙•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从这一年开始甚至更早时间，法国妇女伴随女权运动一直在为性权利斗争，斗争到最近二十年，性权利已经属于（基本属于）男女平等的权利而归还于法国妇女，至少是知识妇女，所以，这个成长阶段有丰富蛋白质射入的健康、有力的法国女人，应该是掌握自己的性权利的，她对江永女孩如此那般处理自己的性权利，处理与男子的关系大惑不解，她觉得，这个中国女人讲述的是童话，是传说，是Long long age的事。
这是中法作家《两仪文舍》的两极作家对垒，同题作文是《迹》。中国女人写了一个“结老同”的一方背叛另一方、那个“剩下”的女孩要杀女伴、最后自己服毒自尽的故事。这个法国女人不理解，为何江永的女孩对女伴和自己这么残酷。
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摆脱了贫困并掌握了自己性权利的法国中产阶级妇女，离妇女悲惨历史太远了点儿，离饥饿年代也至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可以改变我们的记忆。
但是这个中国女人的处境却完全不同，即便她是作家，即便她讲述的是Long long age江永的事，但是，江永妇女的处境从来没从这一代妇女（这个中国女人五十多岁了）身上消逝：比如贫困，贫困在二十年前还困扰着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依然困扰着半数之多的人民；比如说强权、恶势力和男性群体的挤压，这个挤压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被挤压的女性也可能听之任之，但表现出的身心自由、健康和舒展程度，是一对比就看的出来的；再比如性权利，一个现阶段的中国女知识分子，基本上能保证“我不愿意”的权益，大都做不到“我要……”，这是一个分界岭，没有享受其充分的福利，可能理解不了它的好。
我要说的是，这个讲江永故事的中国女人离女性悲惨的来路就近多了，她本人就曾经受和正经受不仅仅属于女性的煎熬，那种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处境，那种战争、离乱、专制、国门的突然打开和经济飞涨的泡沫都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痕迹，所以她挑选和写出那样一个扭曲的、残酷的、背叛的故事是不足为奇的。江永的女人以“女书”留下自己的“迹”，这个温厚老实的中国当代小说家也把自己留在了这个《迹》里。
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迹”，他自己的生活印记，无不留在他身上，最后落到写作里。
■迹
在《迹》的命题下，法国女人写了一个失败的女演员企图自杀的故事。那个法国女人说，拿到《迹》这个题目她首先想到怎样才能“无迹”，没有痕迹，她便想到自杀和大海。听上去，“无迹”是法国女人拿到题目后闪出的第一个念头，这仅仅是写作技巧，还是女性写作者的本能？如果是本能，倒跟“女书”的创造者们十分相像，江永的女人死时要销毁自己的“女书”，不留下痕迹，让旁人和后人不了解自己的心事。这种抹去痕迹的做法惊人地相似，这是意外，还是女性共同的心里轨迹？如果执意抹去痕迹，为什么女人们拼死拼活留下“迹”（当演员的初衷跟书写一样，是留下迹），最后又销毁自己的“迹”？这是书写者的情形，我们再看文本。
文本中，准备自杀的女演员跟作者的心思几乎一样，她嫌弃“陆地上到处充塞着尸体”，更愿意找个干净的地方，没有痕迹地消失，于是她“游”向大海——她不是等着海水淹没她，而是游向大海，在游不动时，让大海把自己淹死。江永的故事也是死亡，但这个死亡，要找一个很女性化的原因，要有一套很仪式化的过程，还准备找一个同归于尽者，最后是，服了毒药之后，又走进深潭——
女演员死的理由是，“她看错了生活”，我想说的是，她把死的责任自己承担了，没有怪罪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甚至不愿连累一块出行的伙伴。这个故事很西方。那个江永的女孩之所以死，是因为“结老同”的女伴背叛了她，要跟男人结婚，而她们约定一起“上花楼”的，她对背叛的失望和报复就是，准备了毒药，写了情书，要跟女伴同归于尽，最后，她把自己杀死了，淹没在深潭里。这个故事很中国化，这里的女孩也很中国化。不过，不论是法国女演员还是江永女孩，她们都选择水作为自己最后归宿，她们都以不留痕迹作为对人生的报复？
这也是意外的相似？这次似乎不是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抹去自己的生命，抹去生命的痕迹，最后，连遗体也抹去的做法，对于女性，是一个“元”的心理，是女性心理最深远的来路。女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秘密永远自私的、尊严地留给自己；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甚至遗体）自私的、尊严地留给自己；以封闭的、握得紧紧的自己，对抗身外的一切。
从创造和留下“迹”，到抹灭“迹”，无论是一群几百年前大山里的女人，还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女性，女人们走了几乎相同的心理历程，这是一个“元”的心理来路。
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观察一下女人们为什么写作。如果说，写作的男性是一群相貌平平又热衷于性、进而热衷于控制和政治的男人，把女人、虚拟的疆土、人们的思想吸引到自己身上的手段，那么女性写作，最原本的动力，恐怕跟江永女人创造“女书”的动力相似，就是：诉说；在能够理解的人中间传递；以及留给自己一些秘密。如果说，男人写作的最大意图是对更多人、对今后社会生活有指导性的话，女性写作，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留下“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事。
可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吧，“两仪文舍”选择了这个题目，由他们认为的两国顶级女作家来书写。中国是蒋韵，法国是帕斯卡尔•罗兹。
■楔入
我特别想描述9月19日下午，华东师大双子楼A212室、长条木桌外侧的情形，我特别注意到他们是靠一角（而不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核心人物坐中间，两方分坐长桌两侧）几个人簇拥一起，像个小岛。这个核心有六个人吧，坐在家长位子的是发起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分坐她身边的，是两位女作家，两位文本翻译家和一位现场翻译。这六个人里，除了帕斯卡尔•罗兹女士，其他人都会说汉语，这让与会的中国作家和学者们，对自己的母语充满了喜悦的信任。
首先是声音，安妮•居里安左派知识分子式的低哑嗓音和现场翻译田蒙女资产阶级般华美雍容的嗓音，像主歌和副调一样此起彼伏；安妮的嗓音和整个人，特别是她围的一条单色毛麻围巾，让她看上去仿佛我满怀诗意想象的、1968年“五月风暴”中走上街头，反对独裁政治和资本对文化、艺术家压制的女知识分子；田蒙女士曼妙的嗓音朗诵一般，那吐出的绿玻璃溜子般的法语，像蕾丝窗帘下，有人对你朗诵的爱情诗篇。
帕斯卡尔•罗兹说话时，她的身体参与进去，仿佛是，整个身体都在说话，仿佛是，她的话语表达的是整个身体的意见。这让我想象她写作时的状态，她在书写女演员游水和挣扎时，自己的身体一定随着思想和语言带入叙述过程，也就是身体的任何感受都会在叙述中有所反应，呼吸的起伏、长短表现在文本的节奏上。我有点不放心译者诗歌般光滑、简洁的译文，根据帕斯卡尔•罗兹现场说话的情状和呼吸的节奏，我试想法文原文是否更为粗糙发热、生命力澎湃，那毕竟是跟大海搏斗，关乎自己的生命。
蒋韵的声音有着中国女性的内敛和光滑，瓷一样，所幸的是，我们能看到《迹》原文，能看到《迹》以外她的其他文本。她的书面语跟她的嗓音一样，光滑华美，身体的参与不着痕迹。所以，我看到的《迹》，是隔了一层的眺望，是大脑的写作，没有那种现场感，作者的脉搏和气息显得远了。不过这可能正是中国作家的特质，像中国画，讲的是意境。
这就四位女性了，第五位是帕斯卡尔•罗兹文本的翻译，在法国的中国人徐爽，她诗歌一样的译本和沉静的面容和声音，像她身上那件暗色的丝绒旗袍。
她们在那个恬静的小岛上，上海不太明亮的下午阳光，纱一样弥漫在身前身后的空气中，她们相互遥望着，就构思过程、创作意图、文本解释、对方文本解读、翻译技巧、译者对文本的解读进行交流和打望。她们的眼神由远到近，由认同到理解；也有不理解的，但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和热心的倾听；这些年级已经不轻的女子，脸上竞有女孩子们在一起时相互认同和欣赏带来的羞涩、信任和互诉衷肠般的亲密。
香巧第一遇见英秀，望着对方快活地说：秀英啊，你可是 含下村的那个英秀。 英秀就笑了，这一笑，万籁俱静。香巧想，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这是蒋韵笔下两个“结老同”的女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种女孩子之间的心心相印，也仿佛发生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小岛上，有一瞬间，我觉得，那里宛若萨福带领女孩子谈诗学艺的勒斯波斯岛。
像楔子一样楔入这自给自足、亲密和谐气场的，是蒋韵文本译者，一个法国男人。他对蒋韵文本解读时指出，男人是“结老同”故事的侵入者，只能破坏和撕碎女人之间的温情脉脉。接着他出乎意料地引入“毛语录”、“革命”以及作者那代人的成长背景，指出，江永妇女对“女书”七七四十九天的解读，很像六十年代中国人对“红宝书”七七四十九天的背诵，并把江永妇女对“女书”学习、背诵、编织和对其他女性的强制，看作作者那代人对权威的崇拜和驯服，并延伸为，作者试图对世界的控制。
这突然进入的男人，是对恍若勒斯波斯岛的裙裾飘飘、芳香四溢的女性世界的楔入，他自己就仿佛破坏者，撕碎了女性特有的温情脉脉，那种灿烂阳光下眼神和表情的亲切交流是再也没出现了。
■ 集装箱
据说，萨福是因为热爱的女子背叛，要嫁给男人，郁愤至极，而投海自杀的——这跟江永女孩的情形惊人地相似：“结老同”，背叛，最后一搏争取之，自杀——女性的来路多么相似，任何写作，都会在更深远的地方找到源头。不知萨福是让自己迅速沉入海底，还是像女演员，在筋疲力尽中死去。对萨福死亡的想象，不正可以演绎女演员的自杀过程？——关于《迹》的写作，中国人和法国人仿佛找到同一个女性写作的“母题”。萨福是欧洲女性写作祖师爷分量的人物吧？
我们现在说说那个女演员最后的结局。女演员最后没死，当她游到筋疲力竭，当死亡已经漫过半个身体，她不想死了，那么她剩下的游水就是跟大海的搏斗，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争取，就是对自我、从心理到身体的战胜。最后，是一个漂浮的集装箱救了她，她抱着可能跨越了几大洋的集装箱，等到了经过的船只……作为封闭、内敛、内燃、写意的、甚至宿命的苏州人，即便是出于叛逆和打倒自己，我也更认同这个女人。江永女孩，用死作为对生活、对别人的惩罚，很像我们苏州过去的女孩，它来自于一种封闭、内敛、内燃、写意的、宿命的文化。这已经超出小说文本，变成对人生的讨论了。
而走出封闭、内敛、内燃、写意的、宿命的文化需要“集装箱”。据载，欧洲最近评选最具二十世纪代表性的建筑物（包括构建），集装箱当选，这里的寓意应该是，打破封闭，多方交流，建立理解。华东师大双子楼A212室里正在交流，即便女子们多么愿意把心心相诉的时间拉长，但这个会场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对勒斯波斯岛式的女性氛围，已经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法国男翻译家把文本引向政治，可能是法国知识分子对“毛时代”不减的兴趣，他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最近十几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没有他们想象的热衷，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以及“弘扬祖宗派”倒是一直辩论着，但热度真不像外间传说的那么高，后来发言的中国男作家男学者，不约而同把话题引向“迹”的词源、汉语翻译和对法语的打望，多少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
尽管男作家男学者没有一个将“迹”引向女性写作、女性处境，但女作家们一直试图和男作家交流。在“迹”这个题目下，中法女作家这个“两仪”交流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男性女性这个“两极”不管交流起来有多困难，别无他法，只能是主动交流。就像安妮•居里安女士率领一群法国作家和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交流、理解。
我最后想说的是，帕斯卡尔•罗兹小说最后还有个交代，十年后，没有死的女演员爱情、事业也没多大起色，但她对生活淡定从容了。我看中的是这个女人勇于成长，失败、无聊、甚至死亡都是成长，最后完成自己的一生。而怎样战胜女性的局限，帕斯卡尔•罗兹找到一个很好的象征物，集装箱，它可以为我们找不到出路的狭窄生活，找到出口。
我徜徉在丽娃河边的杉树林里，太阳穿过湿漉漉的林中空气，照在我的膝盖上。我抱着一本420页的书，《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已经看到284页。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我在等一个可以深度交流的人，在枯叶飘旋的深秋里。戈达尔是法国国宝级的电影人，“新浪潮”主力艺术家，创建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亨利•朗格卢瓦甚至说，整个电影史可以划分为“戈达尔前”，“戈达尔后”，电影的现代主义尝试，从戈达尔开始……中国作家对法国作家、艺术家不陌生，向来不陌生，不知法国作家是否像我们了解他们一样了解我们？不知法国作家认为下面四十年，是什么思想、通过何种手段，影响人们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那个可以深度交流的人这么咕噜，哦，这是关乎人类前途的问题，我忘了问了……
背景资料：两仪文舍,是法国汉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所主持的一个中法当代文学交流项目。法文全名为Atelier Litteraire Bipolaire,(简称ALIBI),直译为“两极文学工作室”。中文取“两仪文舍”的意思:“两仪”出自“太极生二仪”,以“两仪”喻“两极”,既是指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种文学的“两极”,也是指参与活动的作家和译者两个群体。“文舍”指的是正在进行的写作、思考和对话的过程,即作品如何在创作中、讨论中、互动联系中逐渐成型。“ALIBI”的拉丁词源还有“别处、他处”之意,包含中文与法文、创作与翻译等两个不同的“极”之间的转换、游移和交流。
“两仪文舍”已经举办了十四期，就名字、引文、幸存、颜色、死亡、街区、孩子、文物、土地、迷宫为题展开创作和讨论，今年的主题是“迹”。两国作家是：蒋韵（中国），帕斯卡尔•罗兹（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