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1942》出版之后，有朋友说这是我继《重回1937》《再回1949》之后的第三部主题出版作品。还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要写这样类型的作品？是关注战争吗？其实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我不太关注战争，但我关注战争中的人。
主题出版，这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事。但是《重回1937》出版之后，正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策划选题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陈彦玲找到我，她以出版人的敏锐视角意识到，新中国一路前行70年，该让今天的青少年知道曾经的同龄人在那样特殊的一年中生存与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孩子们有着怎样的坚守与梦想。而这本书的书名《再回1949》，也听从了她的建议，延续了以年代命名的风格。有了前两部，这本《沁源1942》便顺理继续下来。1942这个数字，或许不像1937、1949那样一眼便被读者熟知其背后的含义。大多数人可能会问，沁源1942，发生了什么？
这就够了。曾经，我对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是没有概念的，然而随着《重回1937》与《再回1949》的书写，我深刻体验到脚下这片土地上被尘封与遮蔽的太多了。当然，其中涉及到很多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一贯容易被人忽略，然而正如海洋是由无数小水滴汇聚而成的一样，世间最强大的力量，都是由无数的小构筑起来的。
也因此，相比于名人，我更愿意去关注那些被大多数人遗忘与忽略的默默无闻者。他们以几近沉默的付出，以巨大的牺牲，合力成就了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大事。因了曾经的牺牲，有了今天的安宁；因了不屈的气节，铸就了今天的民族自信。
历史远了，英雄走了，记忆还在，精神永存。沁源离我的家乡武乡只有短短75公里，但我之前一直没有去过，对沁源只是耳闻，包括沁源围困战。决定写这本书，首先是源于沁源的邀约，那是继沁源围困战发生75年之后，又一任县委书记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对英雄的追忆与缅怀。于是我怀着一份感动，以及一份好奇心踏上那片土地，我想看看与太行山并肩相连的太岳山中，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沁源人为什么敢说，抗战时期没有一个人当汉奸？
行走，与以往任何一次一样不易。与《重回1937》一样，又是一次纯乡间的翻山越岭。犹记，到学梦村遇雨，泥泞中浇成落汤鸡；秋日山中，摄影师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在高过人的玉米地中蹒跚穿行；两攀召则垴，在蔓到半腰的杂草中向山而行，遇蛇，遇虫，几度惊扰了山间的鸟儿；坐着护林员巡视山林的皮卡车穿行在深而长的乌木沟中，在无路可走的山中像当年入山的百姓一样重新探路，追寻烧人沟。桃卜沟、马森后岭、支角、霍登庙凹、圣佛岭、二沁大道……沟沟坎坎，坡坡岭岭，我走进曾经书中与百姓口中的那些名字，行走中感受，感受中感悟。我跟着一个个沁源人一遍遍丈量脚下这片土地，感知太岳山的雄，沁河水的柔，土地的宽广，英雄的伟大。
前几天，一位写小说的朋友私信来，“写报告文学就是一个感受：受罪。”我知道他最近接到一项纪实作品的任务，体验过后说出心里话。而于我而言，早已习惯了这种方式。这样的行走，一步都不能遗漏。好多地方，甚至不能通过一次行走就能读懂。我深知，有脚力，才能开拓眼力与脑力，才能有客观而扎实的笔力，这是纪实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也是纪实文学对我产生诱惑与魅力的关键因素。
从春到冬，通过一次次行走，我对沁源这片土地有了深刻的认识，动人的大转移，大山深处的炊烟，吊桥下的黑山羊，后花园的火，二沁大道的冰与雷，奔跑的少年，1945年春节的黄昏……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画面，电影般翻转在我心里、脑中。记得第一次来沁源后，我写下一篇文章《沁源的绿有多远》，印象最深的是灵空山，是花坡，是沁河源头，那一次我的脑子里布满绿。然而现在再去，我从那夺目的绿后面，会看到红。我也才知道，沁源的绿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用英雄的鲜血滋养出来的。再看山中那一片一片的油松，我总觉得就是当年一棵一棵的“树树哨”，山中散落着一片一片的窑洞，就是当年沁源百姓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当然，通过行走，通过了解，我也知道了沁源人为什么敢说没有一个汉奸。那就是因为有核心的领导，正确的把控，科学的引导，把那些可能出现或者刚刚发现的状况及时控制，进而镇压，掐灭在萌芽状态。
一直觉得，书写是最好的学习。这样的书写，更是我精神上洗礼的过程。沁源围困战，不是简单的保卫家园战。翻阅当时《解放日报》对沁源多达104篇的报道，能深刻感知这场围困战对整个华北抗战的重要意义，乃至对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典型意义。
因此，我要感谢沁源，让我再一次行使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将那些尘封的英雄再一次挖掘、呈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再一次读出他们光辉而闪亮的英名。
还是曾经说过的，我不是完成了又一部作品，而是以文字的方式，再一次向英雄致敬。
作为一名太原市的作家，我也希望努力遵循“名家、名作、名品”这一创作原则。在创作中坚持以“名家”为榜样，以“名作”为目标，争取以优秀的作品为太原助力，以有力量的文字书写山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