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十年代生人来说，俄苏文学意味着陈旧、过时和落伍。这代人对它怀着深深的隔膜，甚至茫漠的敌意。当我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的时候，书店充斥的是欧美现代派和日系作品。就这样，我们错过了俄苏文学，错过了吸纳它的滋育的机会。要命的是，我们还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莫名的敌意和故意的忽略心理。对我们来讲，就真的是不幸了。说来惭愧，在刚开始读这部《重估俄苏文学》（上下卷，李建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10月版）时，固有的对俄苏文学的僵化印象使我心理上不免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不就是那些老套东西吗，那么沉重、神经质，好像世界离了他们玩不转了……无知无畏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吧。
在这本著作的带领下，我又再次重读了一些俄苏作品。越读越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浅薄。正如康德在他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谈到的，他认为法国和意大利是优美感的代表，而英国和德国是崇高感的代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俄罗斯文学一定还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如果一定要分优美感和崇高感，俄罗斯才更应该是崇高感的代表。尽管这个民族“是世界上侵吞别国领土最多、掠夺别国财富最多的”。
“俄罗斯，俄罗斯，你这个驾着三套车的民族、跳着芭蕾舞的民族、喝着伏特加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气质和性格？你这个欢乐而忧郁的民族、优雅而恣纵的民族、敏感而鲁莽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思想？你这个慵懒而停滞的民族、热情而冷酷的民族、自负而贪婪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它似乎是最有艺术气质和最能创造诗意生活的民族，但却常常深陷平庸生活的泥淖，缺乏超越残缺生活的热情和能力；它似乎是谦卑而内敛的，却极端傲慢和自负，没有学会与别人平等地交往，和睦地相处；它似乎相信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动不动就流泪，就自责，就忏悔，但转眼间，便故态复萌，我行我素，并不在意末日审判的到来；它似乎热爱自然，爱好和平，但却更迷信马蹄和军刀的力量，常常用不计后果的手段来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的。几百年来，它的双头鹰的目光，冷冷地窥视着东方和西方。它命令哥萨克们披挂齐全，倚马待命，随时准备冲向远方，冲向那些性格温和的邻居。”
这一大段文字引自《重估俄苏文学》。这是一段特别值得留意的文字，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命意，就在于解释以上的矛盾，即用俄苏文学里面的形象和思想，阐释这个谜一样的民族和他们伟大的文学传统。
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体大思深，亦论亦史。全书83万字，写作时间历经十四五年，涉及数十位作家和批评家，以及大量的文本和事件。全书分六章，第一章“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第二章“文本解读与经验开掘”，第三章“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上）”，第四章“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下）”，第五章“观念异变与路向转换”，第六章“接续传统与创造辉煌”。结构匀称，逻辑缜密，彼此关联，前后呼应。单就作家作品论和文学批评部分来看，就足见这部以文学为本体的著作的恢宏深透。
几十年来，我们出版了多种俄苏文学史，但让人觉得平易亲切的，似乎并不很多。家中就有一本厚厚的俄苏文学史，那漫长而机械的线性结构上来就把人吓退了。伟大的作品和充满魅力的作家，被分割在条块区划里，用僵硬的观念进行阐释，使人很难体会到感性、生动等文学的本质属性。而有些批评史，又太注重理论和思潮，作家作品不但成了说明思想的例证和数据，也失去了作为文学的温度和表情。当然，这些著作类型都是必要的，尤其对专业人士来说。
《重估俄苏文学》却呈现出别样的风貌。它不仅在结构类型上有所创新，又拓深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批评的研究深度；既尊重文学史实，又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于俄苏文学的研究个性和原创性；既博闻强记、旁证博引，表达了作者精辟的美学见解，又感受精微，别有会心，兼顾了文学的生动、感性和细腻；整部著作强烈地传达出作者关于文学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却又不正面强攻，而是知人论世、徐徐道来。本书论述清晰有趣，文采粲然，大可以雅俗共赏，是一部既有深度又亲切可人的著作。
比如，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读者以为必要出现大段巴赫金的复调、杂语、狂欢、独白和梅尼普讽刺等概念。然而，在《重估俄苏文学》的“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一节中，没有一次提到“巴赫金”这三个字。要知道，巴赫金诗学几乎是建立在陀氏文学上的。然而，通篇读完，读者要为作者别开生面、构建中国学者的俄苏文学批评的努力喝彩。历来陀氏的文学就被视为“激情燃烧”型，复杂、激烈而极端。然后，作者却从陀氏那里看到他要写美好人物的初衷。作者所谓的“美好人物”，并不是那种道德上毫无瑕疵，人品纯洁的人物。实际上，陀氏笔下的人物不是小偷、妓女、杀人犯，就是一些疯子、荒唐的人，但就是这些人物，最后也爆破出人性的光辉。如拉斯柯尼科夫所说，虽然我是一个杀人犯，但我要一辈子做个勇敢和诚实的人。他果然做到了。他为自己的行为受尽了良心的折磨，他忏悔并最终投案，接受惩罚。从罪恶的深渊实现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救赎，这就是美好人物的意义所在。通篇文章资料翔实、论证有力，逻辑自洽，结论合理，充分彰显了《重估俄苏文学》作者自己关于文学的伦理价值观。
作者提出了“托尔斯泰难题”，并解答了这一问题。与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作者看到了作家的灵魂深处，从根源处解释了托尔斯泰的文学，也阐发了自己关于托尔斯泰式“不以暴力抗恶”难题的困境以及最终的仁爱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和分析托尔斯泰，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脉络，应该是探到伟大传统的根本了。
契诃夫，似乎是作者私心最钟爱的作家。在俄苏文学群星灿烂的光谱图里，作者是这样形容的：普希金倜傥风流，让你感受到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自由精神，但却如云间的孤鹤，让人觉得高不可仰，邈不可期。托尔斯泰有着基督般的仁慈，他的内心盛满了人类的苦难。但是，他的充满宗教性质的庄严和神圣，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常常显得遥远而隔膜，有的时候，用契诃夫批评《克莱采奏鸣曲》的话来说，甚至显得“可笑”和“不近情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内心世界激烈、混乱、煎熬一般的冲突和痛苦，有着无情的拷问和展示。但是，那些痛苦，那些罪感，对一个无所畏惧的东方无神论者来讲，也多少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至于果戈理，如果没有契诃夫，我就会把他当作最感亲切和亲近的作家——他的讽刺里，固然也不乏感伤的诗意，甚至不乏温柔的同情。但是，在契诃夫的比照下，他的犀利的讽刺，就多少显得有些夸张。
可以说，整部书随处可见这种作者对俄苏文学体恤到精神深处的精辟理解。他将契诃夫比作“低掠水面的海鸥”，与高尔基战斗昂扬的海燕形成比照。事实上，在整整一节的篇幅中，作者都是在将契诃夫与别的作家的比较中完成的。他引用库普林揭示道：他既不使用比喻，也不借描画……，不让他在文字的泡沫中浪费掉。这段评价的珍贵之处在于，不仅隔着中俄文化的差异，就是放之世界，懂得文学的人，就应懂得这个评价的异常珍贵。看看我们当代文学中的那些文字泡沫吧。契诃夫时代已经过去了多少年，我们的文学超越了他吗？
契诃夫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一次偶然看到《带阁楼的房子》的油画连环画，便爱上了这位天才作家，以后读遍了他所有的小说和剧作。契诃夫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具世界性的，看他，完全没有文化上的隔膜，有的只是心灵上的最大程度的可通约性。诚如李建军先生的描述，从文学精神上看，他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集大成式的作家。
“要做的应该是把人从奴隶地位上解放出来，给他们自由，和我们一起献身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只让他们看懂酒馆的招牌和灵书。”
“我只跟您说，”莉达说。 “人不可能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但尽力去做，那就是对的。”
……可是我们的智慧全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消耗了……”
“真理还远得很，人类仍旧是最残暴的动物。我们的才能只是给罪恶凑趣，（“米修司，出去。”）我不想工作。 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这是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里的一段对话。在这短短的一段对话里，我们几乎看到人类发展几千年仍然没有解决的所有痛苦。世间的不公、暴力、混乱和邪恶，一直是悬在俄苏作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俄罗斯作家怀着怜悯和同情，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痛苦、尊严、平等、幸福。跟那些轻飘飘的文学比起来，实在堪称人类文学的典范之一。契诃夫在俄罗斯作家里，还算是优雅、轻盈型的，然而，在《带阁楼的房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作家深海式的愤怒和不满。俄苏文学似乎从来不抒写个人的愤怒，或者个人的愤怒于他们而言，远没有他人的痛苦和不公能引起心灵的震颤。
十九世纪以来，俄苏文学的星空是浩瀚的。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别车杜、赫尔岑、奥斯特洛夫斯基、扎米亚金、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乌斯托夫斯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名单贯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直至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名单建立起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而这个传统永远需要有识之士去重新挖掘和评估。
李建军先生的这部重估之作，旨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吸纳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的那些可靠的标准？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转向和断裂，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又该如何来克服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与伟大传统的弥合与接续？”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梳理和深析。其中的有些问题，甚至是拦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路径上的拦路虎——不直面俄苏文学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形塑与影响，不搞清当代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追根溯源，何谈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无法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是谁，又何知自己向哪里去。
所以，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最近一百年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罗斯去追本溯源，去寻找理解的入口和阐释的线索……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从刘绍棠、张洁、王蒙、路遥、陈忠实、从维熙、蒋子龙、史铁生和张承志等人的充满诗意和道德热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见契诃夫、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肖洛霍夫、亚·恰科夫斯基和尤里·纳吉宾等人的影子，看见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作家巨大的经验支持。
这些就是《重估俄苏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对伟大传统庄严的致敬，也是对我国当代文学的一次追本溯源的寻根之旅。它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子。
何英简介：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在读）。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曾担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首届二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评委。2006年获新疆第二届“天山文艺奖”。2013年获《文学报·新批评》新人奖。2013年入选自治区“四个一批”人才,获新疆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等。2016年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文学自由谈》《时代文学》《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多家报刊发表约15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批评的“纯真之眼”》《呈现新疆》《深处的秘密》，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有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等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