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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俄苏文学的意义

作者:何英      阅读:2782      更新:2019-04-10

       对七十年代生人来说,俄苏文学意味着陈旧、过时和落伍。这代人对它怀着深深的隔膜,甚至茫漠的敌意。当我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的时候,书店充斥的是欧美现代派和日系作品。就这样,我们错过了俄苏文学,错过了吸纳它的滋育的机会。要命的是,我们还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莫名的敌意和故意的忽略心理。对我们来讲,就真的是不幸了。说来惭愧,在刚开始读这部《重估俄苏文学》(上下卷,李建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10月版)时,固有的对俄苏文学的僵化印象使我心理上不免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不就是那些老套东西吗,那么沉重、神经质,好像世界离了他们玩不转了……无知无畏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吧。
       在这本著作的带领下,我又再次重读了一些俄苏作品。越读越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浅薄。正如康德在他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谈到的,他认为法国和意大利是优美感的代表,而英国和德国是崇高感的代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俄罗斯文学一定还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如果一定要分优美感和崇高感,俄罗斯才更应该是崇高感的代表。尽管这个民族“是世界上侵吞别国领土最多、掠夺别国财富最多的”。
      “俄罗斯,俄罗斯,你这个驾着三套车的民族、跳着芭蕾舞的民族、喝着伏特加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气质和性格?你这个欢乐而忧郁的民族、优雅而恣纵的民族、敏感而鲁莽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思想?你这个慵懒而停滞的民族、热情而冷酷的民族、自负而贪婪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它似乎是最有艺术气质和最能创造诗意生活的民族,但却常常深陷平庸生活的泥淖,缺乏超越残缺生活的热情和能力;它似乎是谦卑而内敛的,却极端傲慢和自负,没有学会与别人平等地交往,和睦地相处;它似乎相信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动不动就流泪,就自责,就忏悔,但转眼间,便故态复萌,我行我素,并不在意末日审判的到来;它似乎热爱自然,爱好和平,但却更迷信马蹄和军刀的力量,常常用不计后果的手段来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的。几百年来,它的双头鹰的目光,冷冷地窥视着东方和西方。它命令哥萨克们披挂齐全,倚马待命,随时准备冲向远方,冲向那些性格温和的邻居。”
       这一大段文字引自《重估俄苏文学》。这是一段特别值得留意的文字,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命意,就在于解释以上的矛盾,即用俄苏文学里面的形象和思想,阐释这个谜一样的民族和他们伟大的文学传统。
       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体大思深,亦论亦史。全书83万字,写作时间历经十四五年,涉及数十位作家和批评家,以及大量的文本和事件。全书分六章,第一章“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第二章“文本解读与经验开掘”,第三章“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上)”,第四章“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下)”,第五章“观念异变与路向转换”,第六章“接续传统与创造辉煌”。结构匀称,逻辑缜密,彼此关联,前后呼应。单就作家作品论和文学批评部分来看,就足见这部以文学为本体的著作的恢宏深透。
       几十年来,我们出版了多种俄苏文学史,但让人觉得平易亲切的,似乎并不很多。家中就有一本厚厚的俄苏文学史,那漫长而机械的线性结构上来就把人吓退了。伟大的作品和充满魅力的作家,被分割在条块区划里,用僵硬的观念进行阐释,使人很难体会到感性、生动等文学的本质属性。而有些批评史,又太注重理论和思潮,作家作品不但成了说明思想的例证和数据,也失去了作为文学的温度和表情。当然,这些著作类型都是必要的,尤其对专业人士来说。
      《重估俄苏文学》却呈现出别样的风貌。它不仅在结构类型上有所创新,又拓深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批评的研究深度;既尊重文学史实,又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于俄苏文学的研究个性和原创性;既博闻强记、旁证博引,表达了作者精辟的美学见解,又感受精微,别有会心,兼顾了文学的生动、感性和细腻;整部著作强烈地传达出作者关于文学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却又不正面强攻,而是知人论世、徐徐道来。本书论述清晰有趣,文采粲然,大可以雅俗共赏,是一部既有深度又亲切可人的著作。
       比如,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读者以为必要出现大段巴赫金的复调、杂语、狂欢、独白和梅尼普讽刺等概念。然而,在《重估俄苏文学》的“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一节中,没有一次提到“巴赫金”这三个字。要知道,巴赫金诗学几乎是建立在陀氏文学上的。然而,通篇读完,读者要为作者别开生面、构建中国学者的俄苏文学批评的努力喝彩。历来陀氏的文学就被视为“激情燃烧”型,复杂、激烈而极端。然后,作者却从陀氏那里看到他要写美好人物的初衷。作者所谓的“美好人物”,并不是那种道德上毫无瑕疵,人品纯洁的人物。实际上,陀氏笔下的人物不是小偷、妓女、杀人犯,就是一些疯子、荒唐的人,但就是这些人物,最后也爆破出人性的光辉。如拉斯柯尼科夫所说,虽然我是一个杀人犯,但我要一辈子做个勇敢和诚实的人。他果然做到了。他为自己的行为受尽了良心的折磨,他忏悔并最终投案,接受惩罚。从罪恶的深渊实现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救赎,这就是美好人物的意义所在。通篇文章资料翔实、论证有力,逻辑自洽,结论合理,充分彰显了《重估俄苏文学》作者自己关于文学的伦理价值观。
       作者提出了“托尔斯泰难题”,并解答了这一问题。与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作者看到了作家的灵魂深处,从根源处解释了托尔斯泰的文学,也阐发了自己关于托尔斯泰式“不以暴力抗恶”难题的困境以及最终的仁爱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和分析托尔斯泰,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脉络,应该是探到伟大传统的根本了。
        契诃夫,似乎是作者私心最钟爱的作家。在俄苏文学群星灿烂的光谱图里,作者是这样形容的:普希金倜傥风流,让你感受到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自由精神,但却如云间的孤鹤,让人觉得高不可仰,邈不可期。托尔斯泰有着基督般的仁慈,他的内心盛满了人类的苦难。但是,他的充满宗教性质的庄严和神圣,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常常显得遥远而隔膜,有的时候,用契诃夫批评《克莱采奏鸣曲》的话来说,甚至显得“可笑”和“不近情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内心世界激烈、混乱、煎熬一般的冲突和痛苦,有着无情的拷问和展示。但是,那些痛苦,那些罪感,对一个无所畏惧的东方无神论者来讲,也多少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至于果戈理,如果没有契诃夫,我就会把他当作最感亲切和亲近的作家——他的讽刺里,固然也不乏感伤的诗意,甚至不乏温柔的同情。但是,在契诃夫的比照下,他的犀利的讽刺,就多少显得有些夸张。
        可以说,整部书随处可见这种作者对俄苏文学体恤到精神深处的精辟理解。他将契诃夫比作“低掠水面的海鸥”,与高尔基战斗昂扬的海燕形成比照。事实上,在整整一节的篇幅中,作者都是在将契诃夫与别的作家的比较中完成的。他引用库普林揭示道:他既不使用比喻,也不借描画……,不让他在文字的泡沫中浪费掉。这段评价的珍贵之处在于,不仅隔着中俄文化的差异,就是放之世界,懂得文学的人,就应懂得这个评价的异常珍贵。看看我们当代文学中的那些文字泡沫吧。契诃夫时代已经过去了多少年,我们的文学超越了他吗?
       契诃夫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一次偶然看到《带阁楼的房子》的油画连环画,便爱上了这位天才作家,以后读遍了他所有的小说和剧作。契诃夫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具世界性的,看他,完全没有文化上的隔膜,有的只是心灵上的最大程度的可通约性。诚如李建军先生的描述,从文学精神上看,他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集大成式的作家。
     “要做的应该是把人从奴隶地位上解放出来,给他们自由,和我们一起献身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只让他们看懂酒馆的招牌和灵书。”
      “我只跟您说,”莉达说。 “人不可能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但尽力去做,那就是对的。”
       ……可是我们的智慧全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消耗了……”
      “真理还远得很,人类仍旧是最残暴的动物。我们的才能只是给罪恶凑趣,(“米修司,出去。”)我不想工作。 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这是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里的一段对话。在这短短的一段对话里,我们几乎看到人类发展几千年仍然没有解决的所有痛苦。世间的不公、暴力、混乱和邪恶,一直是悬在俄苏作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俄罗斯作家怀着怜悯和同情,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痛苦、尊严、平等、幸福。跟那些轻飘飘的文学比起来,实在堪称人类文学的典范之一。契诃夫在俄罗斯作家里,还算是优雅、轻盈型的,然而,在《带阁楼的房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作家深海式的愤怒和不满。俄苏文学似乎从来不抒写个人的愤怒,或者个人的愤怒于他们而言,远没有他人的痛苦和不公能引起心灵的震颤。
       十九世纪以来,俄苏文学的星空是浩瀚的。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别车杜、赫尔岑、奥斯特洛夫斯基、扎米亚金、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乌斯托夫斯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名单贯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直至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名单建立起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而这个传统永远需要有识之士去重新挖掘和评估。
       李建军先生的这部重估之作,旨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吸纳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的那些可靠的标准?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转向和断裂,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又该如何来克服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与伟大传统的弥合与接续?”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梳理和深析。其中的有些问题,甚至是拦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路径上的拦路虎——不直面俄苏文学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形塑与影响,不搞清当代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追根溯源,何谈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无法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是谁,又何知自己向哪里去。
       所以,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最近一百年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罗斯去追本溯源,去寻找理解的入口和阐释的线索……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从刘绍棠、张洁、王蒙、路遥、陈忠实、从维熙、蒋子龙、史铁生和张承志等人的充满诗意和道德热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见契诃夫、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肖洛霍夫、亚·恰科夫斯基和尤里·纳吉宾等人的影子,看见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作家巨大的经验支持。
       这些就是《重估俄苏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对伟大传统庄严的致敬,也是对我国当代文学的一次追本溯源的寻根之旅。它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子。

何英简介: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在读)。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曾担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首届二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评委。2006年获新疆第二届“天山文艺奖”。2013年获《文学报·新批评》新人奖。2013年入选自治区“四个一批”人才,获新疆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等。2016年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文学自由谈》《时代文学》《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多家报刊发表约15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批评的“纯真之眼”》《呈现新疆》《深处的秘密》,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有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等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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