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就是虎榜山了。山上有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山上的学堂，其形状一直有一种意象伴随我的念想，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那句遥远的歌词：“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一直叫它学堂，而不愿叫它学校。感觉学校似乎是外面的世界，是陌生和无知的代名词，而学堂就在家门口，不用担心害怕什么。我们的学堂主体是用老土墙加石灰造就，老土墙被白石灰刷得粉白。里面有一年四季冰冷的石头桌子，每个石头桌子大约长1.2米，宽在50到60公分不等，很厚，离地面很低，而小凳子都是由同学们自带。同学们的凳子有的高，有的矮，相互之间经常交换凳子坐。学堂的教室分两排，一边坐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边坐着高年级的同学。
我每天上学，从山底下爬坡到山顶上，需要半个多小时，遇到刮风下雨，则要披塑料薄膜做的尖帽子衣服，光着脚丫，拄着竹棍子走上一个多钟头；若是遇到酷暑的狂热天，我常常会用山泉将自己的头发和裤子全部打湿，让山风不断送来阵阵凉意，让透心的凉驱散骨子里的躁热，可见山上的学堂之于我的情感记忆何等的刻骨。
我和姐姐从幼儿园开始进入这个学堂。
山上的学堂具备一定历史，有人说以前这里是座庙，有上说是谁家的祠堂，但谁也说不清这里真正的历史。这些都是从学堂附近含糊不清的老人那儿得来的。老人说不清，哥哥就更没什么记忆了。
哥哥在虎榜山上的学堂里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勉强认得一些生活之外的简单的字，这导致了后来哥哥进入繁复的生活，彻底输给一些大字不识的生活之内的硬道理。据说，哥哥上学经常和老师干架，村子里的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哥哥伙同几个孩子曾经抓沙子，撒向鼻梁架着黑边框眼镜的老师，之后就再也不进学堂了。于是那个老师通知了父母去学堂。后来得知那个胡子拉渣的老头姓杨，是个代课老师，他不仅教过哥哥，还教过姐姐，是我同桌杨老五的父亲。
我有个姐姐在学堂里念到小学五年级毕业了。而另一个姐姐小学也没毕业，大概是因为我要继续念书而导致了她的学业提前荒废吧。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姐姐曾经有个讨论，原以为是她成绩不好，她自愿放弃学业。而姐姐的说法则是因为父母交不起几块钱的学费，她不愿每期都成为申请免费的那个很没面子的学生，还有一个原因是姐姐更不愿老师每次留下来催交学费的学生中有她，她看见老师那张催交学费的脸与父母一时半会拿不出学费的脸，心里比父母和老师都要着急，于是老师只好通知父母去学堂。父母又一次厚着脸皮放下农具从庄稼地里赶去学堂，给老师办个交涉，说好下次什么时候将学费补上来。往往父母答应的时间，却不一定能够兑现。
于是姐姐决定不读书了。
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我读书。
从幼儿园跨入小学一年级时，我已经八岁了。一年级至三年级，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八名，这样的名次走亲戚时被人问到，也不会脸红，因为班上一共有五十多名同学。似乎从四年级开始，我们班上的老师就像换鎌刀把那样频泛了，有时甚至半个月，也见不到老师。我们常常只能被其他班的老师招呼几句自习，像一群没娘带的流浪孩子。家长们知道这种现象后对学堂也是埋怨声起，但无济于事。因此我的理科开始跟不上趟了。每次测试，很少及格，一直到小学毕业，数学都成了我难以启齿的可耻学科。
比起数学，语文倒成了我骄傲的资本，记得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名叫谢义超的代课老师，他个子小小的，穿的衣裤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棱角分明，看上去特别有气质，尤其是他的一手潇洒的钢笔字成了我当时效仿的对象。那样镌秀的字体一定是影响过我字迹的，后来我写的字几乎和他的一样，弄得他常常语无伦次不知该如何表扬我。同时，令谢义超老师感到欣慰的不是我学他的字有如此的几分神似，而是我的作文在那时所展现的与众不同，一次次得到他的微笑认同，有时他利用一节课的时间讲评我的作文，听着他比村头大喇叭里更严肃的声音朗诵出自于我笔下的语句，在五十多双羡慕的眼睛里，我真不知该如何表情。就是这位被我一本正经写进过作文的代课老师，却常常受班上几个大高子男生欺侮，有时在课堂上，他们会与谢老师扭打在一起，撕破衣服，抓烂脸皮的事时有发生。谢老师忍无可忍的是，那几个成绩很糟糕的大高个子男生可以骂他，但不能骂他的母亲。谢老师说骂自己母亲比伤他自己更疼痛。不知后来谢老师是否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小学毕业后的一次赶集，遇见谢老师低着头，挑着一担大米走在街上，我很想上去喊他一声，但我的步子终没有听我使唤。
另一个有印象的老师叫何秀英，称得上我的发蒙老师，好像当时是我们的班主任。每次全乡的文艺调演通知下达学堂，她都会通知我去她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该出个节目去替学堂拿个奖回来？何老师应该是听过我歌唱的人，加之她的家挨着我们队，即使没有经常听我的歌，也在其他人那里有所耳闻吧，她对我的信任助长了我的文艺细胞，所以她的笑容与眼神对我时常有所抚慰，那一定是其他同学眼睛里没有接收过的眼神与微笑。我有时会选择独唱的表演，有时会约上几个同学，排练表演唱，那时我们学堂里根本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班上的音乐课一般情况下是谁会唱一首好歌谁就可以教大家唱唱。记得我排练过四个男声不同声部的演唱《黄土高坡》，现在想来真是斗胆呀，对音乐一窍不通，居然选择了如此复杂的唱法，在乡中心校的舞台上获得掌声阵阵，而且拿回的名次也不低。这样以来，我就成了学堂里的文艺积极份子，在低年级的同学眼里，算是一个有点名堂的人，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出众。
何老师除了对我表演上的认可，还为我主持过两件公道的事情，在此不得不记录。
一件是同学文先与另一个同学发贵在课堂上打架，课桌倒地将我的一支金星钢笔压碎，无奈之下，我伤心地将此事报告何老师。何老师郑重地将我们仨通知到办公室，先是将俩同学批评一通，然后问他俩怎么办？结果，俩同学低着头，愿意接受何老师的判罚。何老师责令他们下午不上课，陪着我去乡上的供销社买一支与受损同等的金星钢笔。那支钢笔花了五元钱，他俩一人赔了二元五。那条从乡上到村里的路，我们归来时在细雨中走到了天黑……
另一件事，是放学路上与几个女同学不知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她们把我揍了一顿，我倒在路边的玉米地里呻吟，被路过此地的何老师扶起。第二天，几个女同学在课堂上全部被罚站，她们躬着腰篷头盖面的样子，像是法庭上被审案的罪犯。
山上的学堂，偶尔也会遇到一点新鲜事。记得有一天乡中心校来了一个初中班女生，是我们学堂一位同学的姐姐。她在我们学堂课间休息时，表演了一个节目，很多人围观，她唱的是：
把你的手儿拍一拍
快点跟我来呀
把你的眼泪擦一擦
笑容露出来呀
把你的头儿甩一甩
忘掉那失败呀
抛开了你的烦恼
一切从头来呀
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
每个人都会有失败
只要你坚强地去努力
成功就会来
来……来……
快把握美丽的现在
创造幸福的未来
歌声很有节奏，是我们在学堂里的人从没听过的，她的手舞足蹈十分劲爆，后来才知她的行为叫《拍手迪斯科》。许久，有几个羞色的女生也加入了她的队伍，人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学堂里的人都跟着她摇摆起来了。放学后，我也高声地唱着这首充满律动的劲歌，飞快地朝家跑去，玉米地里干活的人拦住我问，为啥这么高兴？我说，我们学堂里来了跳迪斯科的人。
这件事让我们兴奋了好久。至今还记得一个阴天的下午，学堂里来了一个年轻的江湖艺人，他的特技是表演吃蛇。我们学堂的人全部搬出板凳集中坐在一起，围成一个圈，看他在中间惊心动魄地吃一条扁脑壳蛇，那条蛇将他的舌苔咬得鲜血淋淋，他的舌苔肿涨得像一个大红苕，怎么也收缩不到嘴里，我们在台下紧张得一个个屏住了呼吸，时间慢得快要静止，那个人的双手终于将蛇的嘴巴控制，然后吞了一支玻璃管水，舌苔一下子就恢复正常，缩回到嘴巴内。顿时，我们的惊叫声沸腾了！显然，那支玻璃管水成了魔术的神奇解药。不久，同学中便有人找来了几条小蛇，但他们没有研究出玻璃管水，不敢模仿那个吃蛇人的玩法，而是趁机放入某些女生的课桌里，他们仅仅玩了一回心跳。
关于那支神奇的玻璃管水，我们议论了好长一阵子。直到电视里播放《武则天》，一个六年级的高个子女生，突然在头顶盘了一个与武美人一样的发式出现在学堂，我们的注意力才从吃蛇人转向这个女生。她是我们唱《黄土高坡》里面一个男生的姐姐，她的妆束的确很像武美人，课间休息时间很多男女生都不愿与她走在一起，她行为上的大胆与夸张当时与我们的学堂格格不入，甚至与我们未知的外面的世界，都有可能尚属超前，她因模仿武美人的装扮成了学堂里的焦点人物。
噢，山上的学堂，曾经我在场的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当地老百姓其实不怎么叫它学堂，叫沙堰塘。学堂背后有一座竹林掩影的堰塘，而堰塘的竹林间还有一口水井。夏天，我们渴了的时候，常用芋头叶子去捧井里的水喝，天旱年间，井里的水常常发浑，我们却喝得那么甜。
有一年从兵营归来，我带着相机上山，只见山上的学堂早已被夷为平地，上面长满了杂乱的野草与一排排桑树。风把蝉声嘶哑地送进我耳朵，阳光稀薄地打在脸上，仿佛有一种现实恍如隔世。学生娃娃都到哪里去了？曾经那个披头散发腰间围着兽皮忽然随风冲进教室的疯子还记得这个地方吗？我弯下腰，一地野草淹没了我的膝盖，旧年学堂里的半片残瓦也没寻到，走着走着，年少的心就彻底荒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