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恐怖，超过这冰冻太阳的寒冷残酷，和这象太古混沌似的茫茫黑夜。——法国 波德莱尔

       那年春节，我父亲没有回家过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到乡下某个采石场去劳动改造了。也就是说，他要在这个采石场敲五年的石子。我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一下泪流满面。是啊，五年的徒刑，无论对我父亲还是母亲来说，都是太漫长了。然而再漫长，也必须熬过去。那时候他们几乎每一天，都是“熬”的。
       1958年大跃进时代，我母亲在工厂里，突然忙了起来。那倒并不是医务室工作特别忙，而是她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 比如：出黑板报宣传先进事迹。腆着个大肚子去参加游行。还有车间里人手不够时，她要顶上去做一个挡车工。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积极。我母亲因为是“劳改犯”的家属，就表现得更加积极了。她想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工作，改变别人对她“劳改犯”家属的不良看法。然而她的这一想法，当然是徒劳的。在那个讲究政治的年代，“劳改犯”家属仿佛没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有一天中午，我母亲在厂里出黑板报。突然厂里的某一个领导走过来对她说：“沈医师，你不用再出黑板报了。”
       “为什么？”我母亲当时不解地问。
       “因为你没有资格出黑板报了。”
       我母亲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右派家属身份”。心里倏地一下矮了一节。像做错了什么似的，怯怯地说：“哦，我知道了。”
       其实不出黑板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我母亲不是这么想的。她的心里从此有一道阴影。让她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了。这天她回到家里呜呜地哭，哭得很伤心。女佣罗莉劝她别哭，她倒是越哭越厉害了。她心里苦啊！她与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不到一年，就沦落成这般光景。她蒙受屈辱，但又能与谁去说呢？罗莉关心她肚子里的孩子。（那没有出世的孩子，就是我）她这么伤心地哭，对胎儿没好处。
       小米夏是我的哥哥。他被妈妈的哭声弄醒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说：“妈妈不乖，哭哭。”小米夏的话，让我母亲很快止住了哭声。这是她的儿子。她知道自从自己丈夫坐了牢，家里的担子和责任就全落在她肩上了。一个女人支撑一个家，本来就不容易，加上外在的政治压力，就更不容易了。
       这天晚饭罗莉煲了一锅汤。里面有花生米、红枣、椰子肉、猪排、鸡脯、牛肉、鸡蛋、党参、黄芪。我母亲一样样吃过来，还没有吃饭就先饱了。罗莉很高兴地发现，我母亲喝过汤后气色不错，心情也好了不少。我母亲对她笑嘻嘻地说：“你看我这肚子，是生女儿还是儿子？”罗莉脱口而出：“是个女儿吧！”罗莉说“女儿”，我母亲就笑了。平时我母亲下班回家，总是很勤快地为肚子里的宝宝编织毛衣。那毛衣的颜色全是红的。
       大概，又过去了一个星期。我母亲很沮丧地对罗莉说：“我现在是一名正式的挡车女工，厂领导已不再让我呆在医务室了。”
      “那谁来当医生呢？”
      “不知道。领导说已另有安排。”
      “这简直是不公平。一个留美回来的医生，怎么就去做一个挡车女工？”
      “这年头就是这样的。”母亲平静地说。
       我母亲自从做了专职挡车女工后，每天回家都喊累。这也难怪，一个大肚子孕妇，让她整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确实难以支撑。我母亲是咬紧牙关撑过来的。有一天她告诉罗莉，她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喝开水时错喝了机油，整个人难受极了。
       这就是大跃进年代的工作状况。
       如果不是“右派”家庭，没有政治压力和精神负担。那么大多数人在大跃进年代，都是干劲十足、充满青春活力的。尽管又忙又累，但心里是舒畅的。他们的邻居王先生，夫妻俩都在医院里做医生。他们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回来却是乐嗬嗬的。他们的门窗里，不是飘出来欢乐的笑声，便是西方古典名曲悠扬的旋律。这让我母亲很羡慕。还有什么比夫妻团聚恩爱更好的呢？！
       我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即将临产的她，身边没有丈夫，没有父母。她凄楚的样子，按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小寡妇的模样。
       杭州五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我母亲由于大着肚子站着做挡车工，大腿和小腿上的静脉全部曲张。那一条条像蚯蚓一样湛蓝的静脉，凹凸在皮肤的表层，让她觉得从此不能穿裙子了。于是她用绸料，做一条很宽松的孕妇裤。然后在一个厂休日，她与罗莉和小米夏去乡下采石场，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我父亲。那是他们第一次去采石场。他们坐了几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又走了很长一段田野路，才总算到了采石场。采石场很大，他们找到我父亲的住宿地时，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很严肃地把他们阻挡在门外，要他们出示证件。小米夏被他那副样子，吓得哇哇大哭。于是，罗莉哄着小米夏。我母亲便从皮包里掏出户口簿和工作证。等到验证结束，这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把罗莉阻拦在大门外。其原因是户口簿上，没有她的名字。
       罗莉不能进去见我父亲，感到非常遗憾。罗莉望着我母亲领着小米夏远去的背影，心里想先生见到即将临盆的沈医师和他的宝贝儿子，就是心里有千万个冤屈，一定也会高兴和激动的。然而，事实与她的想象完全两样。我父亲一见到我母亲，就责怪她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他、不给他信、也不给他寄钱。他说他都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被亲人遗弃的孤儿了。我父亲的抱怨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不向妻子抱怨，那么向谁去抱怨呢？
       当然，我母亲是受委屈的。她，一个女人，怀着身孕不仅要上班，还要承担“右派”家庭的政治压力。她带着小米夏，又热又累地跑那么远来看我父亲，本来就是一片心意，却遭到了我父亲的抱怨。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一家人好不容易有片刻的团聚，却是在抱怨和哭泣中，度过了宝贵的时间。等到看守宣布会面结束时，他们却来不及说些具体的事情。也根本没有时间，表达彼此的思念和担忧之情了。
       那天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米夏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妈妈为什么哭哭？”我母亲一时竟回答不上来。那个年代被孩子问住了的事，多半都与政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