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正是“文革”时期，梳两根小辫子的姚老师喜欢穿花布衣衫。她每天身上洒着淡淡的香水，香喷喷的，和其他以穿军便装为荣的女老师极不一样。上课时，她讲普通话的嗓音清脆嘹亮，就像百灵鸟在教室里旋转。同学们都喜欢她，背后叫她小辫儿老师。小辫儿老师那时才十八岁，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她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每到周末下午她会带上我们几个班干部去她家里玩。
       姚老师的家，在城东一条弄堂里的一扇黑漆墙门内。这是一座欧式小洋房，有着青石砖瓦和百叶窗，还有着红漆地板和雕花护栏的楼梯扶手。小洋房的后院里种着桑树、枇杷树和葡萄树等。姚老师的父亲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当时正被“隔离审查”去了。姚老师的母亲是一位有着大学学历的家庭主妇，看上去很有文化味，但脸上不乏苦涩和苍伤感。
       我们通常就在姚老师家的后院里玩，所谓玩也就是听姚老师讲故事。姚老师讲的都是一些鬼怪故事，大白天在太阳底下也能让我们听得脸色煞白；但我们依然很有兴趣，百听不厌。故事听完后，姚老师为了给我们压惊，还带我们一起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这时候后院里就响起了我们的嘻戏声，那些快乐开心的哈哈笑声，在后院的天空盘旋。
       做完游戏，姚老师的母亲会端出她早已煮好的红枣汤给我们喝。因此我们这几个班干部，每周最盼望的就是周末到姚老师家玩。姚老师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周末生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只觉得生活是那么地美好，却不知姚老师和她的母亲，因为姚老师的父亲“落难”正遭受着身心的压郁和苦闷。
      姚老师作为班主任对学生非常严格，只要在课堂上同学们都怕她，不敢做小动作和打瞌睡。然而有一天，我却在姚老师的语文课上打起瞌睡来了。原因是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本叫做《古丽雅的道路》的书，看得太晚了；然后心里梦想成为古丽雅似的人物，一下子不能进入梦乡。
       春天阳光灿烂的下午，就是不通宵读书对十岁的孩子也很容易打瞌睡。我趴在课桌上，太阳暖暖地照着我，我就哈欠连连地睡过去了。睡梦里满是古丽雅的形象——小明星、参加革命，然后牺牲。
       “啪”地一声响，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看见姚老师拿着教鞭打在课桌上，吓得我惊恐地揉着眼睛，一声不吭，只听得姚老师说：“上课怎么可以打瞌睡？站起来到教室前罚站墙壁角反省去。”于是，我就很难为情地到教师讲台左边的墙角去站壁角反省。这一次站墙壁角给我敲了一次警钟，从此我再不敢太晚睡觉，更不敢上课打瞌睡了。
       半年后，姚老师不再找我们班干部去她家玩了。她的脸上也再没有笑容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她发生了些什么事，见了她也不敢问。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你跟我回家去吧！”
        “我？就我一人？”我惊讶地问。
        “是，就你一个人。”姚老师说。
       这天下午放学，我跟着姚老师一起回家。一进她家的门，我就看见她母亲的遗像了。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心一紧，悲伤涌上心头。姚老师对我说：“我妈妈自杀了，是跳到后院那口井里自杀的。”她一边说，一边流泪。我说：“那您怎么不挂黑袖章呢？”她说：“居委主任不让我挂，要我与父母划清界线。”我听她这么说，只感到事情的严重；但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她；只知道许多“问题”家庭的孩子，有不少与父母划清界线的。
       我默默无语，感觉着姚老师的悲伤是那么深深的。她让我帮她一起整理她母亲的遗物，并且把她母亲的遗物在后院里用一把火烧了。这时后院到处烟灰乱飞，一股凄凉景象。我第一次感到人死后的寂寞悲凉，以及落难人的无助。我看见美丽的姚老师那饱含泪水的眼睛是那么汪汪的，让我心一酸也眼泪汪汪起来。
       第二年美丽的姚老师调走了，连家也搬走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可我一直惦记着她，眼前老是闪现着她汪汪的泪眼。小学毕业前，我和同学又去了她原来的家，可这时已是别家的住户了。后院也不再苍凉，而是花团锦簇了。然而在我心里这后院是属于美丽的姚老师的，也属于她汪汪的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