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冲破内心的藩篱
这些天因为搬家，翻阅旧时藏书，让我忆起往日情景。譬如手头这两本《世界文学》，一本是1979年4期，“1979年9月20日购于杭州延安路，定价七角。”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边走边翻书，一篇《索尔•贝娄——当代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吸引着我，还没有回到家就读完了。之后，延安路邮局每月必去，是我通向文学世界的一个起跑点。
《世界文学》对我个人经历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读了《世界文学》，原本打算继承母业做医生的我，突然改变主意报考中文系了。1980年秋天，我如愿以偿地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因缘。之后，整个八十年代，《世界文学》都伴随着我，影响着我。我有了创作热情开始写诗歌，很快我的诗歌习作就写满了几个笔记本。这年深秋，我幸运地结识了冯至先生。他赠我的《冯至诗选》，后来让我受他的影响而喜欢上了德语文学。
1980年6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王佐良《诗人勃莱一夕谈》的文章，还附罗伯特•勃莱诗歌十首。勃莱说：“我认为美国诗的出路在于，向拉丁美洲的诗学习，同时又向中国古典诗学习。”勃莱的这句话，触动着我的神经，我想我不能放弃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这一期的《世界文学》还刊登了罗大冈译的法国阿波里奈的诗歌，吕同六译的莫拉维亚短篇小说，秘鲁作家胡•拉•里贝罗的短篇小说，非琴译的苏联作家米•普里什文的散文《大地的眼睛》，以及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的诗选等，内容堪称丰富奢侈。我与《世界文学》相遇，它直接影响着我走向文学道路，这许是某种宿命。除了诗歌，我还阅读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影响的年代、激情的年代、梦想的年代、成长的年代。我经历了许多人和事，选择了从事半生的职业；梦想过，并且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1981年早春，经冯至先生介绍我结识了当时的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黄源先生。那天我拿了许多诗歌习作来到葛岭山上黄源先生的家，他翻看过我的诗歌习作后说：“写得不错。年轻人要多读多写。”后来的一段时间我是他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该认识浙江诗歌界的朋友们，比如：陈继光、楼奕林、高钫等。”说着，他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找当时《东海》编辑楼奕林女士。《东海》杂志在省文联里边，我进去问的第一个人正巧是诗人陈继光先生。他看了我手上的纸条，引领我来到了楼奕林女士的办公桌前。我见到两位诗人有点拘谨，脸红红地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诗歌习作后，便落荒而逃。走出办公室，我远远地看见一堆人正在讨论着什么，也看见诗人陈继光步履匆匆地走了过去，我呆呆地站了片刻，听说那是“我们”诗社在开会，有很多诗人聚在一起呢！然而出于胆怯和自卑我没有走过去，我心里想黄源先生提到的三位诗人，我见到两位了，非常荣幸了。
其实，在1980年的深秋我已经开始向编辑部投稿了。《北方文学》1981年3月发表了我的处女诗作，接着《鸭绿江》、《芒种》和《西湖》都先后发表了我的诗作。在《西湖》上发表我诗作的是编辑胡丰传先生。因为编辑部在西湖边，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就去《西湖》杂志探望胡丰传先生了。后来，在他那里结识了诗人魏德平。不多久，魏德平给我邮寄来一封邀请函，邀请我参加莫干山诗会。我拿到邀请函后，就着手请假事宜。我是在校学生，请假也不是很麻烦，麻烦的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结果母亲反对我上莫干山。理由是，我不能请假离开课堂学习。母亲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我报考中文系已属大逆不道，岂敢再和她对抗呢？莫干山诗会没有去成，让我非常遗憾。这期间，我正在阅读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弗罗斯特有句话特别吸引我：“林中有两条路。为什么我走了这一条，而没有走另一条？”八十年代，我受过许多西方影响，无论是人生观、美学观，抑或是文学观念，方法论等方面都在我的思想深处留下了痕迹。当我回想八十年代的经历，就会想到美国诗人勃莱。现在我找出勃莱出版于1962年的原版诗集《雪地里的宁静》和1969年的《身体周围的光》，这是我让旅美亲戚买的，扉页上写着我亲戚的字“送给英子。1985年秋。”从1980年6期上读勃莱的诗到收到这两部勃莱诗集，虽然时间已过去五年，但真正喜欢他是拿着词典阅读这两部诗集开始的。
1985年秋，我在《西湖》编辑部认识了诗人董培伦。他很热情地邀我去参加当时在杭州五云山疗养院的浙江诗人诗会，我心里却是胆怯先婉拒了。因为，在此前我从没有参加过文学活动，去了不知如何是好，怕应付不了人多的场面。然而诗人董培伦再三邀情，我就跟着他去了。后来我在诗会上认识了不少诗人，有诗人柯平、高钫、程蔚东、陈云其、王彪等。午餐时诗人们很热闹，大家敬酒聊天，我也喝了不少啤酒，大概是喝多了，只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于是正好找到借口先回家去了。与我一起离开诗会的还有诗人程蔚东，我们坐在一辆汽车上，由于陌生感彼此默默地也没有交流。
回到家里，我捧读勃莱的诗：“风穿树林而来/象暮色里骑白马奔驰/是为了国家打仗，打英国人/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听树的声音/整个早晨我坐在深草里/草长得能遮住我的眼睛/我从树下抬头/听树叶里的风声/突然我发现还有风/穿过深草而来/宫殿/游艇/静悄悄的白色建筑/凉爽的房间里/大理石桌上有冷饮/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还有：“黑夜来到阿希贝的芦苇里/虽然湖面上仍是白天/黑暗渗透了蔽阴处的沙子/它叫我想起多少别处的黑暗/婴儿生下后的那片刻黑暗/一只野兽颈部流着鲜血/一块单薄的金属飞向月球。”
勃莱诗笔新颖自然赋予情感，联想丰富，把抒情叙事、山水奇想、写实政治融于一炉，显现出他独特的风格是我喜欢的原因。还有他喜欢中国的白居易、李贺、陶渊明让我感到亲切，以及他在诗歌论著《谈了一早晨》中对古代中国诗歌的阐述：“在古代中国，各个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它们不是象冬天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不知怎的都流在一起了。我以为古代中国诗仍然是人类曾经写过的最伟大的诗。”勃莱的诗歌和诗论都让我喜欢。勃莱一直在影响着我，然而勃莱到底影响我什么呢？回顾过去的文学生涯，我发现勃莱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文学态度和文学价值观。那句“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让我受益无穷。
1986年夏，北京《诗刊》社的编辑王燕生、朱先树、王家新等来杭州，诗人董培伦邀我一起去拜见了他们。王家新送我的诗论集《一切的峰顶》，令我爱不释手，直到现在捧出来阅读，仍然是好文章。1987年4月，《诗刊》在洛阳有一改稿会，我被应邀而去。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与我同房间的学员是兰州女诗人匡文留。《诗刊》社的王燕生、朱先树、李小雨、寇中鄂等老师都来到了洛阳，除了改稿和讨论，更多的是观光旅游，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路径上海，我还去探望了诗人黎焕颐。诗人黎焕颐在《文学报》任编辑，这年5月我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由黎焕颐老师发表在《文学报》上的。
杭州遭遇巨大台风是1988年夏天，台风之后重建家园的感觉让我兴奋不已。那阵子我写了不少有关“风”的诗，“风”这个字一时间让我着迷。9月，“风”送来了第一批来杭州观光旅游和交流的台湾《创世纪》诗人。这是台湾诗人和祖国大陆相隔40年后才得以团聚的，多么不容易。我的小外公，也在那年从台湾回杭州探亲来了。那天诗人董培伦邀我去“华侨饭店”，他说：“台湾诗人洛夫等人来了，去认识一下吧！”因为是好奇，我想去看看台湾诗人什么样子，并且想听听他们的谈论，于是与诗人董培伦约好在“华侨饭店”大门口等。晚餐后我踩着自行车去“华侨饭店”，诗人董培伦见到我说：“洛夫不在呢，只有张坤在。”他把我领到了张坤面前，还没坐下来交流听说辛郁来了，他便顾自己去拜见台湾诗人辛郁了。其实，台湾诗人洛夫、张坤、辛郁我都是第一次知道，一切都是陌生的。
诗人张坤是台湾《创世纪》诗刊成员中年纪最轻的成员。那天他拿出几本《创世纪》诗刊给我，还有他的几首复印件诗歌。我欣喜于《创世纪》诗刊漂亮的装帧，也非常喜欢诗刊的名字——《创世纪》，它让我的思绪飞驰到了遥远的中古时代。应该说，诗人张坤很健谈。他谈台湾的建筑、市场、水果铺、明星、作家、还有普通百姓等，并且说：“台湾七十年代中期经济才好起来。”他说的话非常实在，尽管象聊家常，却是给了我比较多的信息。我告诉他我的亲戚也在台北，如果可以探亲我也想去台北看看呢！
张坤几乎没有和我谈诗，亦没有谈他的诗观，我也不便多问便打道回府。他一直送我到大门口，说：“我们还要过几天离开杭州，还想再见面。”我不置可否。他说：“明天游湖，你来参加吧！”那天晚上，我读完了张坤给我的几本《创世纪》，也读完了他那几首复印件诗歌，感觉不错，心情很是愉快。第二天一早，我按着他告诉我的地址到达了湖畔，一眼就见到了诗人黄亚洲和编辑胡丰传等，以及《创世纪》的诗人们，原来是作协安排的游湖活动，真是兴会淋漓。我一下子见到了其他五位台湾诗人：洛夫、管管、张默、辛郁、碧果；还和他们合了影。与诗人张坤，已经是一回生二回熟，几乎整个游湖活动都在和他探讨诗歌。我们的某些观点也能达到共识，且我也喜欢他现代派的诗歌表达中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
有了与外界交流，就像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的诗歌开始在台港和东南亚等地发表，为此我拥有了不少海外读者和朋友。1989年12月，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董事长蓝海文先生为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火的雕像》。这本装帧考究的诗集，让我欣喜不已，也让我得到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他们称我为湖畔女诗人。确实，我的这本诗集是用现代派的手法融入中国古典韵味而表达的一个女人在湖畔的思索。当然诗集里，除了写西湖也有写别的。譬如《圆明园》一诗。《圆明园》这首诗，2002年还被收入南京的高考模拟卷，收入其他版本就更多了。全诗是这样的：
我还是来看你了
看你残壁下的小花
断柱旁的茅草
唱你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你的圆，不会再圆
宛如一弯残月
钉死在历史的冷空
现在想想八十年代到达尾声时，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出版诗集，该诗集还获得了杭州市优秀作品文学奖。有此收获，应该是一冲破内心的藩篱，二机遇。正如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说的“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二， 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进入九十年代，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启动自然也面临着挑战。有些写诗的朋友下海经商做生意去了，而我却开始尝试着写小说。在写小说前，我阅读过不少吴尔夫和杜拉斯等作家的小说。我尤其喜欢吴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和她明快的诗歌语言。于是，我也采用诗歌语言来写小说。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空谷》，写一个中年知识男人，妻子出差去了，他自己为想偷情折腾着，折腾了半天，机会来了，他却没有胆量和勇气。这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6月的《东海》上，责任编辑是许胤丰老师。第二个短篇小说是《精神病患者》，这篇小说写一个女孩的精神状态，驾驭起来比第一个小说轻松多了。女孩的心理与动机，对我来说一目了然。这篇小说发表在《钟山》1991年4期上。1991年11月被《小说月报》选载。这大大鼓舞了我的积极性。我又写了短篇小说《黄莺小唱》、《夏日的玫瑰》等，先后发表在《钟山》杂志和《天涯》杂志上。接着，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无家可归》，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用的是女主人公，我发现同为女性，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这个三万多字的小说，我采用了意识流：在一个十分诗意的框架中，天马行空地表达着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主人公“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心灵的漂泊者，“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那样无家可归”。“我”来到埋葬着“我”的初恋和爱情的小镇重游，完全是一次精神祭祀。主人公以一种追忆的形式反刍自己的情感历程，在展开叙事的同时抒写了女性心灵的成熟史。而小说中那个老人作为智者的化身出现，从而使“我”的寻找故事具有一种宗教和宿命意味。
1993年2月，我第一次参加了小说笔会。那是在海南岛的“椰城”笔会。在这个笔会上我结识了叶楠、谌容、方方、赵玫、池莉、蒋子丹、韩少功、和谷等作家。我第一眼见到谌容时，她穿着蓝色长风衣，剪着短发，风度翩翩，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心里想这就是写《人到中年》的女作家，真是有大家风范啊！叶楠是写电影《甲午风云》的剧作家，虽然年过花甲，但他一身牛仔装看上去很有艺术质感，比他的真实年龄年轻多了。我是第一次到海南岛，那些天沐浴着三亚的海风在海滩上赤着脚与方方、赵玫一起玩沙虫，捡海贝，真是快乐无比。
从海南岛回来，我又参加了几个小说笔会，觉得写作真好，笔会真好。1993年5月，我十分幸运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该协会的会员让我感到自豪。这一年，我阅读和重温了不少经典名著，徜徉在小说世界里，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心很宁静，想的问题和思考的东西自然就多了起来。有时闲来无事，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湖滨路56号的外文书店，再去西湖边的三联书店，这两家书店是西湖边的文化景点，也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记得从前的外文书店设有“内居书屋”，上那儿的三楼可要向楼下的传达室大伯出示工作证才行。那里有价廉物美的原版书，也有内部出版的外文影印书。买书是我的一大嗜好，手里捧着一大搂书回家，心情总是愉悦的。当然除了买书，我还喜欢看电影。九十年代有不少好看的电影，譬如：阿飞正传、半生缘、霸王别姬、胭脂扣等。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冰淇淋，是非常惬意的事。
那些年我的女儿还小，教育孩子和写作就是我的头等大事。写作是想象的事，而生活却是现实。在现实中难免有不如意的事，可一但进入想象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我发现想象与现实之间伸手可触，俗世生活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我每天踩着自行车上班去，下班干着琐碎的家务，只有到晚上才能进入自己的写作时光。这时光就是我一天最美好的，仿佛天地万物都在我的内心蕴绕，而笔端汩汩地流淌着。这样的日复一日虽然宁静而安详，但也会感到寂寞。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主办方来找我参加笔会，我就会有选择地去参加某一个。1995年6月的青岛笔会，因为只有复旦大学教授李振声、上海女作家蒋丽萍和我三个人参加，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可惜蒋丽萍英年早逝，她留给我的印象便在那一年的笔会上定格了。
那一年蒋丽萍风华正茂，在杭州钱江电视台《大家》栏目做主持人工作。她来我家采访我时，我们便认识了。后来我们有了共同参加一个笔会的机缘，又同居一室，两个人有不少共同语言。那几天我发现她是那种不容易婉拒他人好意的人，晚餐时主办方很热情，她就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白酒，我替她担心，她却说没事。晚餐后，我们又被主办方邀去游泳。我是旱鸭子坐在岸上观看，她却在水里游得像鱼儿一样。可是不一会儿她就爬上岸来，我扶她进更衣室后，她呕吐得很难受。回房后，她就睡下了。睡梦里，她说着乱七八糟的梦话。我心里想都是白酒惹的祸，明天一定告诫她不能再喝白酒了。可是第二天晚餐她依然喝着白酒，我的告诫没有用，我自己这一晚也喝了不少白酒，直喝得房子也晕眩了起来。半夜里醒来，我发现自己没洗脸没刷牙，赶紧进卫生间洗刷。洗刷后我怎么也睡不着了，而此刻她也醒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一直聊到大天亮。笔会后，我们都忙于各自的事，偶而发个邮件问候一下，便没有再见过面。2010年夏天，我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某一天我上网看见她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真是难以相信，这么一个鲜活的人怎么就消逝了呢！
青岛笔会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珠海参加了由《女子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女作家笔会。在这次笔会上我认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作家，譬如：殷慧芬、朱蕊、乔叶、何玉茹、李兰妮、毛竹、胡丹娃等，还认识了从美国旧金山回家乡探亲的美籍华裔作家黄运基先生。我不太适应珠海湿润的气候，穿在身上的衣服仿佛有一种潮湿的味道，但我喜欢珠海的海岛风光。那天珠海特区报的朋友带我们珠海澳门环岛游，女作家们聚在一起个个风姿绰约，美丽无比。我坐在轮船上尽情享受大海、蓝天、珠江、濠江、澳门，心情飞扬而愉悦。
会议结束后，我去了深圳游玩，第一天住在我的朋友赵小燕家里。她是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也是一位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女作家。赵小燕皮肤白皙，圆脸蛋上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那天她的先生出差去了，她的儿子大约七八岁，她为我煲了一锅汤，里面有猪排、山药、黑沫儿、油面筋等，还手脚麻利地炒了许多菜。晚餐时，我们边吃边聊，很是开心。第二天一早我正要搬去宾馆住，她的先生回来了，我和他点头打着招呼，她便送我去宾馆了。一路上，我们闲聊着，聊着家庭、事业和文学。在我的感觉里赵小燕是一位非常有生活质感的女人，一位能干的主妇。然而几年后，我听深圳的朋友说她的丈夫去世了，她也改嫁了，这让我惊讶，同时也让我感到生命和生活的无常。
九十年代中期，我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后，有不少对我小说的评论。第一篇对我小说的评论来自《文学自由谈》1993年3期叶楠撰写的《骚动不安的灵魂》。他在文章中说：“顾艳写小说，虽说是近几年的事，然而她起步却极为坚实。最可贵的是，她的笔无时无刻不在撩开人物心灵的遮掩物，使灵魂坦露出来。我看到一位小说家们的劲敌，在崛起。”这虽是鼓励我的话，但却是坚定了我继续写小说的信心。
1996年初夏，我开始思索着写长篇小说。我觉得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写才能写出独特、别致有新意的小说。这个事困绕了我整个夏天，直到秋季的某一天，我铺开稿纸写下《女人》这个题目，开始写第一章“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第一小段是这样的“黄昏的时候，我在自家阳台上享受着夕阳苍白无力的光芒的抚摸。这一瞬间我敢发誓我触摸到了我的灵魂，我蓦然产生的狂喜在我眼里呈现出一片蓝色火花。”我定下了小说基调和语言风格，并且感觉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内心对这部小说的要求。这时我心里充满着激情，一鼓足气就把这部长达23万字的小说初稿在三四个月内完成了。与此同时，我还在办赴美访学的护照和签证。
本来我不应该把这部初稿马上寄给出版社，然而我要去美国了，又很想马上出版这本书，便连看一遍的功夫都没有了；仿佛书稿寄走，这事就与我无关了。1997年初春，我去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学，接着又去了夏威夷大学。第一次赴美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在美国访学期间我写了不少散文随笔，还与夏威夷大学的w教授一见衷情地谈起了恋爱。夏威夷实在太美丽了，在美丽的风景中能遇上相爱的男人，实在是一种福。何况w教授是那么的帅气又思想深刻富有哲理，与他在一起让我感到温暖和宁静。
我们常常在海边漫步，海风吹拂着我的裙裾和长发，而他牵着我的手，呵护备至。当然作为学者、教授、诗人、哲学家于一身的他有着多重侧面：喝醉酒砸破杯盘发疯的诗人是他，苦思冥想进行哲学思考的是他，对女友无微不至关怀的是他。他忽而宁静、忽而烦躁，烦躁的时候他晃动肩膀，在偌大的室内不知道如何踱步——像一头野兽！我知道他很孤寂，一种真正的、深刻的孤寂。我也知道他不愿意随便找个人来相伴。谁能理解他这种秉性，谁又能与他对话呢？！他开车很稳，我坐在他右边与他聊天，有时手痒痒的，就握着方向盘开上一阵。那条沿着海边的长长的公路，是我相当熟悉的路程了。驾车在海边奔驰是一种快感，也是一种浪漫；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更是一种幸福了。
很多时候，w教授喜欢给我讲他对人生、人格和生命的理论。有一次他说人格有五个由低而高的层次组成：一、肉体，二、情感，三，心智，四、灵魂，五、神圣。他的理论总是那么深奥，而他之所以有兴趣与我谈一些深奥的哲学话题，关键是我的回答能让他满意。他提问我回答，成了我们的一种交谈方式。后来我的演讲口才逐步提高，就是来源于我们这样的一种交谈方式。确切些说，我仿佛就是他的学生，一个令他得意的学生。
当我沉浸在夏威夷之恋中时，我已经完全把那部投寄给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忘记了。某一天我突然接到编辑的来信，建议我把《女人》的书名改成《杭州女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毫无疑问，我马上同意把书名改成《杭州女人》。没多久，我收到了编辑寄来的出版合同和《杭州女人》的封面图，这让我十分欣喜。不久，我从夏威夷飞回了旧金山；盛夏时，我又从旧金山飞回了中国。
《杭州女人》出版后，出乎我意外地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成了畅销书。评论家孙侃为《杭州女人》写了评论文章，浙江青年报编辑王珍女士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评论文章和图片。庆春路新华书店还给我办了一个签名售书活动，那些坐着火车老远赶来买书的读者，让我感动。应该说，这是我写长篇比较好的开端，必须继续下去。于是，我开始写第二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一年后书出版了，评论家胡志军写了篇《顾艳：疼痛的飞翔“女人”到“人”的灵魂炼狱》的评论。后来，这部小说还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提名奖。
九十年代，我最梦想的是出版散文集和小说集。早在1996年时，我经方方介绍认识了主编《跨世纪文丛》的陈骏涛先生。然而我和他联系后得到了婉拒，这并不影响我后来成为他的学生，一直友好地联系着。那年梦想在《跨世纪文丛》出版小说集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后来我幸运地加入了云南出版社主编的《她们》文丛。当年《她们》文丛在全国很有知名度，且书的封面装帧得很漂亮。我有三部书稿加入《她们》文丛，即：散文集《欲望的火焰》，小说集《无家可归》，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这三部书出版让我非常欣慰。后来，浙江文学院还为我的作品开过研讨会，让我充满感恩。
1999年，二十世纪末到了，我内心惶惶地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新世纪。这时候我女儿刚考入杭州高级中学，每天给她烧可口的饭菜便是我的任务。我为写作和教育孩子忙碌着，大约有半年没有出门了，正憋闷得慌时突然接到中国作协向前女士打来的电话，邀我赴台湾访问。这真是天上掉下个陷饼，让我惊喜不已。
我在八十年代末梦想着去台湾，却在九十年代末实现了此愿望。由此，我想梦想与现实就那么一步之遥，只要努力梦想都会实现。1999年7月3日，我坐飞机到北京，然后随团经香港赴台湾。我们团有十几个人，团长是翻译家屠岸。团员有：李小雨、傅天琳、李琦、吕进、梅卓、杨克、娜夜、陆萍等。除了研讨会，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再从台中到高雄，一路与台湾诗人交流着，并且观光了台北101大楼、台北故宫、台北诚品书店，以及日月潭、阿里山、台湾民俗村等景点。在我看来，台北诚品书店是台湾最重要的风景之一。那天我们去了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它以24小时营业闻名于岛内。书店干净、明亮、宽敞、舒适，摆满琳琅满目的书籍。台湾的书印刷和装帧都做得很漂亮，我买了五本书，每一本都爱不释手，心里梦想着如果某一天我也能在台湾出版书，并且放在诚品书店的书架上该多好呢！
三， 夜上海
《夜上海》，是我新世纪之初的一部长篇都市小说。没想到，我就因为写了长篇小说《夜上海》而实现了在台湾出版书的梦想。我虽生活在杭州，可我的祖父母生活在上海，我的父母都在上海出生长大出国回国，我的童年也在上海度过，我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因此写起《夜上海》来也就得心应手。当然，反映大上海的时代气息和精神脉络是我的定位。我当年在书的后记中说：“我需要我的作品既是时尚的，又是精神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灵魂的；既是平凡的，又是高贵的。”那年《夜上海》的书稿完成后，《新民晚报》便从2002年秋连载到2003年春。2003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九歌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夜上海》。为此，我还配合出版社做了一些访谈和电台与电视节目。
新世纪初，我对读书写作仍然非常痴迷。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我办了留职停薪。虽然有压力，但我还是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那时光浙江文学院有签约作家，每月能拿到一千多元补贴，我就申请了。后来我的申请被省作协文学院领导批准，成了签约作家，我的内心充满感激。那两年，我先后出版了随笔集《到莫干山看老别墅》，散文集《岁月繁花》，长篇小说《夜上海》、《冷酷杀手》、《我的夏威夷之恋》，小说集《艺术生涯》，以及发表了十来篇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随笔；并且有短篇小说被选入《小说选刊》，有散文被选入《散文选刊》，有诗歌被选入诗歌年选。
2003年12月，我被邀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女性文学会议。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国女性文学会议。这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陈骏涛老师、学者艾云、诗人马莉等朋友；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是在承德的女性文学会议上。许多年过去了，重逢真是很高兴。我与艾云住一个房间，我们对文学和学术有了交流和共识。我喜欢她具有学术性的散文，也喜欢她的理性与沉稳。 她的文章总是从小处着手，步态稳健、有条不紊地探究问题的实质，并且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后给人以启迪。在我眼里她是睿智的女人，是懂得时间的黑洞正在大口吞噬生灵，必须好好活着，无论是否拥有光荣与梦想都必须敬畏生命的女人。
应该说，女性与女性彼此的心灵是用感觉触模、沟通、接近的。我知道艾云是那种不会被日常生活的烦琐，乱了方寸的女人。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种付出，更是一种承担。她知道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让坏情绪影响写作；因为文字不相信眼泪，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这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的聊天即有共鸣又有互相提升的东西，这是维系我们“惺惺相惜”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每当一部书稿完成后，我总是要修整一段时间，让自己过得悠闲一些。譬如：听听音乐、看看书，出去散散步、逛逛商店买漂亮衣服，邀朋友们一起吃吃饭，或者参加笔会旅游去。我觉得悠闲是能让自己在写作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持久一些，而不少好文章也是在悠闲中得来的。我知道我喜欢过悠闲的生活，可现实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忙忙碌碌的，所以必须逼着自己放下手中的活儿。那年完成了一大堆书稿后，女儿刚好到了考研究生阶段。于是为了能让她考上心目中的北大，我劝她首先放弃浙江大学得到的保研名额，然后与自己的人生作一次拼搏。她欣然同意，我就做了她最好的陪伴。
后来，我每天和她背对背地坐在书房里。我看书，她做题，遇到难题两个人商量着解决。功课做累了，我到厨房烧一些点心，或者我们一起吃一些零食，聊一会儿天，彼此心情都很愉悦，这时候考北大的压力也不再是压力，因为我和女儿说过：“如果考上，那是你最值得珍惜的福；如果考不上，也没关系，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是你奋斗过了。真的，如果考不上就找一份工作，做一个俗世的女人，柴米油盐，儿女情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很好呢！”我给了女儿一个很好的退路，她便没有心理压力了。其实，人生当自强时则自强，不能自强时则自弱，自弱的退路便是不会想不开，更不会走绝路。2005年6月，我女儿解芳以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我也在此期间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然而我的陪伴依然没有结束，女儿进入北大后，我也有了到未名湖散步的机会，有了到北大图书馆看书做功课的机会，有了重新回到大学时代坐在教室里听夏晓虹教授讲课的机会。这种陪伴实在是一种福，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2006年元旦过后的第三天，我就飞北京去了。因为女儿要出国留学考GRE，我就飞过去陪伴她，也因为马上要放寒假了，我可以住在她寝室里，可以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可以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当然更令我乐意的是每天可以徜徉在北京大学校园。我从燕南园低矮古旧的灰墙外走过去时，会情不自禁地向园子里张望。那些形体各异、小巧玲珑的别墅式精舍，还有幽深的绿树、翠竹和扶疏的花木。小小的燕南园住着十多户人家，却是极其静谧的，仿佛有看不见的幽邃学魂，与敬业精神的气韵在园林深处隐匿着，放射出无形却强悍的教诲和感召力。我不得不屏气敛声、小心翼翼地轻轻行走。那宁静的氛围中，神秘、空寂、孤独、苍凉还有落寞，都使我感到这里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北京的冬天屋子里温暖如春，写作不用像杭州那样手里抱个热水袋。那年女儿复习功课，我因为早几个月与出版社签约了出版评论集的合同，便坐在女儿邻桌的位置上写评论。到了晚上寝室里真安静啊，同学们大部分都回家过新年去了，而我们却要留在学校里。到了年三十，学校给每位留校学生发一盆“年夜饭”，即：大鱼大肉，还有蔬菜；足够我们两个人吃了。我们一边吃，一边听着北京年三十晚的鞭炮声。我想我和女儿团聚在北京，日后女儿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养孩子，尊重孩子，莫过于此了。
从北京回来，已到了2006年的春天。冬天过去了，杭州已春暖花开，真是一个好季节。我手头的评论集，已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寝室里完稿了。此刻，也正是我需要悠闲地休息一阵的时候，可是我确实也是个劳碌命。我去了上海，当然不是游玩，而是带着对自己的挑战写一部《陈思和评传》，采访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陈思和教授。那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去上海。我在《去上海》的诗歌中这样写道：“穿过广场/沥青的路面涂满橙色/我走进车站/四月，海绵般饱满的心情/春意阑珊……”采访回来，我正好与刘醒龙同坐一列火车到杭州，他是经上海到杭州演讲，下了火车我和他同去了杭州文化圈著名的纯真年代书吧，书吧主人是浙江文学院盛子潮院长夫人朱锦绣。我们在书吧里吃了味道很好的面条，还与盛子潮、谢鲁渤一起喝茶聊天到深夜，我才打道回府。接下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了，大约三四个月完成了初稿。秋天《芳草》杂志刘醒龙主编，全文发表了我撰写的《让苦恼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发表后反响还不错；2009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这让我十分欣慰。
照理完成《评传》后，应该是我停顿的时间。可是那年我与省作协签约了撰写长篇小说《荻港村》的合同，后来该书的选题又被入选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植作品。我就马不停步地到湖州南浔的荻港村采访去了。我先后去荻港村采访多次，渐渐地我对那块土地有了很多的感情，因此写起来非常顺利。完稿后，中国作协重点扶植作品办公室还找专家阅读给我提出修改意见。我修改后，《红岩》杂志2008年三期和五期全书刊登了出来。2008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后来，《荻港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邮寄到荻港村时，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村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互相打趣说：“这写的是你吧？这就是我吧！哈哈哈。”那个村庄负责文化旅游的章金财先生，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开《荻港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这是我们村庄的荣耀，你来参加吧，你千万拨出时间来参加。”我婉拒了。因为书出版了，就上了社会的轨道，就有着它自己的命运，无论好坏，它就像一个有生命的载体，去面对一切风雨；而我的目标是撰写下一部书稿。
2009年初，当汶川地震过去半年之后，我还依稀记得五月我为汶川写的诗歌《废墟》：“……亡灵和生还者的呻吟/撕裂着我悲恸的心/我忘不掉睡在瓦砾上的孩子/绣花鞋上飞旋着蝴蝶/那是载着她的梦去天堂。”而此刻，我刚完成《孩子，你如此优美》的书稿。想想书中我的孩子真是幸福，有书读、有琴弹，还时不时的闹情绪，要哄着、呵护着呢！《孩子，你如此优美》，2009年4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谈教育的一部书。出版后，得到许多孩子妈妈的喜欢；也有不少机构邀请我去演讲——谈谈我对女儿的教育，而此时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已经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了。 面对这么大的女儿，再去演讲对她的教育觉得不妥，便婉拒了不少讲座。
《荻港村》之后，我又和省作协精品工程签约了撰写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的合同。这部书稿上半部在杭州完成，到了写下部的时候我一边做着去美国访学的功课，一边正遇上我的小说集《九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此撰写下部书稿的任务就停顿了下来。2009年秋，我再次去美国访学时思绪翩翩。期间，我重访了1997年访学过的伯克利加州大学，遇到了从前的老师，他们虽然年老了，可是依然有着可人的精神力。
在美国读书、工作、生活是非常忙碌的。我有些担心下半部书稿是否能比较好的衔接起来，因为这下半部书稿跟随我行走了不少地方。秋天从杭州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夏天又从斯坦福大学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在英语世界里，很多个夜晚我在图书馆里写着我的方块字《辛亥风云》。幸运的是书稿完成后，许多同行朋友阅读后觉得没有断“气”的感觉。《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先生阅读后给予了肯定和支持，2011年6月辟出版面刊登了这部小说。2011年9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风云》。与此同时，我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中心邀请，作了题为《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辛亥革命的前世今生》的专题讲座。2012年6月，我从美国回到了杭州。
回来快一年了，我也有一年多没有写作了。2011年10月，我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就成了孤寡老人需要我的照顾；而我的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的儿子，去年我回杭州时把他抱到了中国，让他长大后能说一口中国普通话。
三十年的文学生涯，弹指一挥间。我已五十出头了，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再写上三十年吧！三十年后的我是什么样子呢？我像个年轻人那样对未来充满想象、期待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