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庆芳

水娃，姓什么、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具体住在靖远的糜滩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在我还未长满枝丫的记忆空间，他留给我的唯一符号就是——水娃。
水娃是我们家房东的儿子。
1969年我还是个乳臭未干黄毛丫头，城市中的家门被大字报铺天盖地的糊了一层又一层，母亲带着我和1岁多的弟弟来到了水娃家。刚踏进水娃家的农家院落，一位憨实的庄稼汉子接过母亲手中简单的行李，沉闷不响地帮忙把行李放置在炕上，大步流星迈出了门槛，木门槛好高，幼小的弟弟要出门，必须抓住门框才能迈出去，可铁塔般的庄稼人一抬腿就“飞”了出去，临出门丢给母亲一句话：范老师，有嘛哒就寻我。
一个6、7岁的男孩依在门框上，用一双好奇地眼睛窥探着母亲和我，母亲从黑色手提袋里掏出几块糖递给小男孩，小男孩并没有接过母亲给他的糖块，一扭身跑到院落中的一棵杏树下，抱着树干像个猿猴似的三下、两下爬上了树梢，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敞开的房门，至到庄稼老汉高声地喊了声：水娃，回屋。我才知道这个猴精的男孩叫水娃，帮助母亲提行李的就是水娃的大，生产队的队长。
房东为我们母子三人腾出一间不足10平方的房屋，这间房子过去是水娃家放粮食和农具的仓房，我们来时，水娃的爹早已把仓房内的杂物清理干净，房子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大土炕，地下能走动的空间仅能容下一个大人，如果俩人一起在地下走动，就只能一个人先爬到炕上才能转过身。炕上放了两个农村用的旧式柜子，外面的颜色是褐黑色，用手摸上去有凹凸感，上面雕刻着许许多多好看的花，我问母亲那是什么花，母亲说是牡丹。母亲毕竟是知识女性，习惯大城市洁净生活方式，再说我们来时没有什么过多的物品，能带到农村的就两个字：清贫。
母亲被安排到村里小学教书，一个人带几个班的课，她没有时间照顾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就像是山上的野草自由生长。我们谁也不认识，水娃成了我的依赖和伙伴，也成为我和弟弟的保护神。
“我大说了，你们是坏人，不叫我和你们玩。”水娃一双眼睛透出疑惑的目光，坏人，在他幼小心灵上也只是一种概念，他还没有成熟到能区分坏人和好人的年龄，他还不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心态和虚假，只是他大这么说，他就照本宣科地重复他大的话罢了。
我打心眼里也没有瞧上这个农村娃，看他穿着补了补丁的衣服和裤子，脚丫子捅破了鞋面，黝黑的小脸上被汗水画的一块白一块黑的，上嘴唇还挂着令人作呕的鼻涕，难看死了。他时常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有一把小铲，村里的大人、孩子都有背背篓的习惯，遇到田间地头有牛粪、马粪，都要拾回家，既可以囤积起来冬季做燃料烧炕取暖，又可以堆积到自家的院落当肥料，水娃还有一把不离手的“装备”：弹弓。
听到水娃说我们家人是“坏人”，我马上给他严厉的反击：“你才是坏蛋。看你脏了吧唧的一点不讲卫生，谁要和你玩！”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故意显摆地从屋里取出白砂糖，用手指头沾上白砂糖放到弟弟的嘴里，弟弟也不嫌弃手指上有我的口水，津津有味地“吧嗒、吧嗒”吸吮我的手指，我和弟弟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白砂糖，水娃依在门框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姐弟吃白砂糖的甜蜜表情，我真的看到水娃的口水流到了下巴。到底都是小孩，我倔强地要水娃认错，保证以后不许说我们家是“坏人”，我就给他吃白砂糖，水娃乖乖地、声音极小地在我耳边说：“我不说了，你给我吃点可以么？”“行！”于是我找来一张白纸，折成一个小三角，给水娃结结实实地包了一小包白砂糖。其实我是人小鬼大，即解除了眼前小男孩的戒备心理，又起到以后我们在一起玩时他要服从于我的作用。不需要使用“美人计”，这才是当时最实际的“糖衣炮弹”。
为了这一小包白砂糖，水娃受到了柳条的抽打。
水娃没舍得把我给他的白砂糖一次吃掉，结果藏起来的白砂糖被他大发现，经过“审讯”，他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整个要白砂糖的过程，他大非常气愤地把水娃拎到院落中心，折断一根柳条抽打水娃的屁股，水娃的裤子被他大脱掉挂在院落的杏树上，光光的屁股任凭他大的抽打，他大的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娃没脸，我叫你嘴馋。”我被这残酷的一个画面吓得躲在屋子里，趴在窗棂上，看着水娃挨打，直到母亲下课回来，看见水娃在挨打，迅速夺下水娃他大手上的柳条，我看到了母亲涨红的双颊和眼中的泪水。母亲把水娃抱回我们屋里，取出药水为他涂抹，母亲的泪水滴落在水娃的屁股上，看见母亲哭，我搂着弟弟也哭，水娃却没哭，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舍不得吃，留给我妈吃嘛。”水娃妈妈有病，长期居住在水娃姥姥家，隔三差五他们父子就去看水娃妈妈。母亲摸摸水娃的头说：“你是好孩子，把你的想法要告诉你大呀。”“我大说来，你们可怜，不许要你们的东西。”我们可怜？在我是心里，我穿得要比农村的女孩漂亮了许多，白白胖胖的弟弟，小胳膊像一节节嫩白的鲜藕，喝的是北京带来的葡萄糖粉，我们家里还有难得一见的上海 “大白兔”奶糖，我们家还有我的花裙子，漂亮的红绸子“蝴蝶结”，这些东西在农村是根本见不到的，水娃的大还说我们家可怜？我不明白。
水娃被他大抽打过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我们一丁点东西。随着季节的变化，水娃大时常从地里回来，就会给我们家门口放一把韭菜、一把油菜、一、二个萝卜，母亲总会默默地把这些菜拿回屋里，为我和弟弟做出好吃的饭菜。
水娃家的门前有一条日夜流淌不息的沟渠，沟渠的水有时浑黄，有时清澈见底，我被母亲牵着走过几次，因为沟渠的两岸由几块木板搭了座“桥”，人走在上面“忽悠、忽悠”的震颤，为了安全，母亲严厉地警告我不许带弟弟过“桥”。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搂着正在桥上洗衣服的妈妈的脖子，妈妈的手刚伸到沟渠的水里，小女孩的重心倾斜，一下掉到沟渠里，瞬间被激流卷走，几个大人顺着沟渠寻找小女孩的身影，但是，留下的只有女孩妈妈伤心欲绝的哭泣，世界上从此消失了女孩天真的笑脸和醉人的呢喃。
水娃遵照他大的“指示”，把我和弟弟“看管”的很严，我带弟弟每到一处去玩，他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我们身边，而且真的像是保护神，时刻保护我们的安危，从未带我和弟弟走过“桥”。
春天的土地迫不及待地敞开胸膛，让庄稼人忙碌地在田间地头耕耘，播种着希望和未来。弟弟在我的背上酣然入睡。水娃腰里别着弹弓，头上戴着柳条编制的帽顶，领着我来到大片的土地捡棉花杆，水娃告诉我说棉花杆可以烧火做饭。农村伯伯翻腾的土地露出崭新、潮湿的土壤，一根根棉花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里等待我们捡拾，水娃光着脚丫在地里留着一串串凹下的脚印，他敏捷的身影在朝霞中不时闪现着黄色的光芒，带着一串串余晖，好看极了。沉浸的土地蕴藏肥沃，掀翻的土地翻出来一些精灵，水娃从地里竟拎出一个白生生的骷髅脑袋，那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哪辈祖宗的尸骨，水娃将骷髅挂在高高的槐树枝杈上，从腰间抽出弹弓“啪啪”地将其打碎，我惊恐地责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笑嘻嘻地说：“打碎了埋到地下就看不见了，你就不害怕了。”我把水娃的“恶劣行径”告诉母亲，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发，爱怜地对我说：“好好和水娃玩，不许欺负他啊。”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可是答应母亲不久，我就把水娃摁在院落的杏树下面“捶”了他一顿。
时值初夏，水娃家院落的那棵杏树，若隐若现地长出了拇指大的青杏，青杏在太阳的照耀下，故意显现出诱人的色彩，晃晃悠悠地不停地挑逗我采摘的欲望，我把背上的弟弟放在树下，三下两下爬到树上，为树下垂涎欲滴的弟弟采摘青杏，还没有来得及摘几颗青杏，就听到水娃在树下大声地吼叫：“呱娃，谁叫你摘的，下来。”我被他的吼叫吓了一跳，低头看见被惊吓得坐在地下哇哇大哭的弟弟，我连滚带爬地从树上掉下来，腿上被树皮划得出现了血痕，气恼至极，从地下爬起来，顾不得腿上的疼痛，像一头发威的狮子，一头扑向了水娃，弟弟的哭声让我钻心地疼，就像导弹发射按钮一样，不顾一切地把水娃压在我的身体之下，狠狠地用手打他，水娃在我的身体之下拼命扭动挣扎，我不给他一点反抗的机会，直到水娃的大下工回来把我们俩分开为止，这场战争才算结束。水娃他大问明情况后，火冒三丈地又把水娃打了一顿，委屈的水娃艮着脖子大放悲声，那哭声震的杏树叶子都哗哗地动，我听到水娃他大骂他：“几个烂杏，什么时间都能摘，女娃摘了就摘了，你看把个女娃摔坏了……。”水娃边哭边嘟囔：“杏子没熟不能吃嘛……”战争虽然以我胜利而告终，可我也为此次战争的胜利付出了“不许吃晚饭”的代价，晚饭我就跑到水娃家，结结实实地吃了顿“散饭”。水娃用不屈服的眼神瞪我，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再敢惹我弟弟哭，我还打你。”
我随母亲带着弟弟回到了城市。
城市早九晚五的工作，成家立业的烦恼，庸庸碌碌的生活，沉积的岁月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那段糜滩在水娃家的日子，渐渐地在脑海中淡忘，偶尔路过糜滩，也不曾记得住过的那家院落是否还在？那棵杏树是否还在茁壮地生长？那条木板搭建的小桥下的河水是否还在流淌？但想念更多的是水娃，水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继续种地？还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打工，是成了享誉省市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家？还是拥有大型资产的富商？在茫茫人海里，在涛涛黄河岸边，我没有忘记水娃，有时我幻想着见到水娃的那一刻，我想：如果水娃的生活环境不佳，那我会用最真挚的那段感情，给予他无论经济或精神上的温暖，用童年的愉悦换回他快乐、纯真的生活；如果他早已腰缠万贯，我会感谢他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带给我的幸福，保存好我们那段美好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
忘不了院落中的那棵杏树，忘不了那木柜上的牡丹，忘不了带露水的韭菜、萝卜，也忘不了水娃。
水娃，你还记得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