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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与碑学书风的现代拓新

作者:朱中原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21910      更新:2013-12-05

 

——姚奠中的学术与书法


(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三位大师级的人物是我们至今乃至永久都不可忘记的: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被称为中国“百科全书式”人物,是中西融会、开宗立派的学术领袖,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其在诸多领域的影响都是前无古人的;王国维是运用西方学术研究中国学问的宗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国学的开山祖师,章氏之学,既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古代学术的总结与整理,又是对现代学术的启蒙与阐扬。此三人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融百家之学于一体,都在国学方面承前启后。但若说到国学造诣,又以章太炎为最。
  此外,此三人又都是民国时期文人书法、学者书法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康有为之后又一个碑学的集大成者,王国维的书法,是学人书法、文人书法的彰显,章太炎的书法,以篆籀为基,集篆隶行草于一体,古拙而奇崛,富有金石之韵,还有一种倔强之气。另外,此三人的学术造诣与书法艺术,又都对后世影响广泛。章太炎传播国学的方式迥异于王国维和梁启超,王国维和梁启超毕竟出身名校,在当时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色彩,而章太炎则是以私塾授学的形式传播学术,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以民间形式传播学术且影响最广的学人,章太炎是以最现代的教学方式,研究最古老的学问,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对中国学术与思想广有影响,但是传承至今的关门弟子却几乎都断绝了,而章氏之学影响既深且广,至今犹存。姚奠中先生即是章氏之学至今的传承者。
  令我惊异的是,在地理文化都处于相对偏僻的三晋大地,竟然还能出现像姚奠中这样的学问大家。其学问之渊深,非当下学院派腐儒所能及也。三晋大地自先秦即诞生学问家,荀学思想的策源地。我对三晋学术的最大体会就是,既渊源有自,又博大渊深,融百家之长而自成体系,且能将先秦儒家学说中的实学与近代格致之学相融会,生发出现代思想。这与三晋大地地处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密切相关。三晋是中原通往塞外、内外蒙古、俄罗斯及欧洲的必经之地,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可以说,这里的文化与学术,恰恰体现了一种南北交融、兼收并蓄、大气开张的特色,再加之姚奠中先生得太炎先生之真传,将此种学术精神传扬了下来。可以说,姚奠中先生是通过中国民间教育传承学术的一位典型学人。
  姚奠中学术的最大特点是:贯通百家,博观约取,由博反约,先通后专。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要旨,又是中国现代学术所缺乏的。传统学术基本不生产专门家,虽然每位学者都有专擅,然皆须融会百家而成一家之言,又以一家之言而影响百家。先秦之学,既是哲学,又是文学、史学,同时也属古文字之学,当然还有经济、生计、兵事、政制等诸学,这些学问的前提要件便是“小学”。“小学”关不过,无以谈先秦学术。“小学”即是章太炎和姚奠中治百家之学的基本功课。故此,姚奠中在年轻时候,即在太炎先生的指授之下,打下了坚实的“小学”关。但“小学”过了,不等于先秦学术就做通了,若不通中西学术之源流,则先秦学术易流于繁琐的考证和无谓的性命之辩中,乃成儒学末流。故传统学术须讲求“微言大义”,做国学若不能“微言大义”,则会陷入学究式的偏狭学问中而不能自拔。好在三晋学术有一个传统,自古即重功利之学,此处所谓“功利”非当下之功利,乃言社会与民族生计之功与利也,而功利之学又尚侠义。功利之学多出墨家,与南方尚老庄的“玄虚之学”形成南北思想之两大端。此南学与北学之分立也。姚奠中学问当然是“北学”的典范,姚氏事传统国学,但他更关心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故能将国学中先秦的诸子学说与当下的社会民生问题相结合,从而进行新的阐发,这是延续了章太炎先生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时也延续了梁启超学问的为国家与民族计的精义。唯其如此,学问方能在泥土中生长,发扬光大,深入民间。
  功利与格致之学尽管关涉国家、民族生计问题,然却并非是对政治的依附,而恰恰是要从现实政治束缚中超脱出来,成为独立之学。此一点,不论是傅山,还是姚奠中,都堪称楷模。追求独立人格乃学人之根本。
 

(二)


  国学虽讲求百家之融通,然终须有所专攻。不能专攻者,则不能通百家。融通百家的前提须是术业之专攻。只有在对每一个领域都有较高的造诣,深研其学术方法后,方能谈得上融通百家。就此而言,姚奠中的国学造诣,虽以“小学”为基,但他最专擅的,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先秦诸子的文学梳理,并由此而向古典诗歌、散文、文化等领域延伸。姚奠中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往往能跳出文学或诗歌的范畴,从大的宏观视野来观照古人的精神世界。故而,姚奠中的古典文学研究,不能说是古典文学领域的专门化研究,而是站在更高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进行爬剔梳理。姚奠中由古典文学入手,由此延伸到对学术史、思想史、典章制度、民族沿革等领域的探究,其论古典文学,往往言简而意赅,以三两言总括某一时代文学史之脉络。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专家刘毓庆先生对姚奠中讲古典文学课的精彩片断多有回忆,他曾回忆姚奠中讲盛唐李杜诗之优劣,为我们研究姚奠中的古典文学造诣提供了很好的史料片段。在文革政治话语的笼罩下,由于毛主席和郭沫若等人的提倡,一度出现了李白诗优于杜甫诗的论调,而姚氏独抒己见,并以极简练之语拈出杜诗高明之处,令人拍案,他说,同样写白帝城,李白是写个人情感,而杜甫是写社会,不见得杜甫没有李白高明。杜甫诗以极精微的叙事见长,而李白以极豪纵的抒情见长,“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杜诗比李诗的意义还要大一些。但这也不能说杜诗就比李好。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姚氏实乃精辟之论。
  刘毓庆先生在文章中说,姚老讲屈原,用“任、疏、放、迁”四字概括屈原的一生,并围绕这四个字讲述其经历;讲汉代散文,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个字概括其发展情况;讲汉代文学,用“赋地位强,散文大家多,诗成就高”三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诗、赋、文创作;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散文变成骈文,大赋变成小赋,五言诗创作兴盛”三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化。于此可见姚奠中先生对古典文学造诣之深。今之学人,于古典文学有深研者自不乏人,然能有如此之高屋建瓴者实属寥寥。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教学片断而已,然从这个小小的教学片段中,不难发见姚氏古典文学造诣之精湛,他是以极深邃的文学史观来综括各个阶段的文学史特征,而不是纠结于文学史中的一些枝节问题,可见,他的学问是有大气象大境界的。姚奠中不但是学问家,文学史家,而且本身也有较高的诗词造诣。现在很多学者虽然研究古典文学,但是不通音律,不谙诗词,不擅文章之法,所写文章大多干瘪、枯燥,缺乏文采。姚奠中既有为学术的严谨和理性,同时又有文人的真性情,能诗能文能赋,其诗文情感浓烈,文采斐然,饱含笔墨深情,具有一种难得的性情之真。学问追求的是真理,探宇宙之本源,而文章则是求情感之真,探人类心灵之奥秘。此二者,虽一为理性,一为感性,然终殊途同归也。姚奠中没有学问家的刻板,他虽然传承了旧学的诸多要义,但他不是一个守旧的学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
  姚奠中治学的会通精神,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之评判可见之一二。其通会文、史、哲,著有《庄子通义》和《中国哲学史稿》等书。他在《论治诸子》一文中说:“至欲去诸子之所蔽,则又必出其藩篱,尽脱羁绊而后可。儒墨之是非,儒墨不能自定也,而必兼知儒墨,不囿一方者始能定之。各家之是非,各家不能自定也,亦必兼知各家,不囿一隅者始能定之……‘大知观于远近’(《庄子·秋水》)而后能知‘道通为一’而后各家之得失,乃有可言。故凡世人之固陋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又说:“极异之中有其同,极同之中有其异。求其异,所以得其特点;求其同,所以观其会通。能异则精深,能通则博大。”先生此论可谓治学之至论也。仅从其治学的只言片语中,即可见其博学宏通之识,先生论学,不圉于一隅,能统摄诸家之长,而避其所短,具有超越的学术识见。况先生此论,亦有摈弃中国学术门户之见之要义。门户之见,既为中国学术传统之优势,因了门户之见,而有百家之争鸣与辩难;然又因有了门户之见,乃有百家之互相贬损,此中国学术不能发扬光大之故也。学术之光大,须扬门户之分,而弃门户之见。姚奠中师出章门,自有其门户,然又能出于门户,可见其学术之包容心。
  论姚奠中国学之脉络,不妨梳理一下中国学术传统之源流。先秦学术异彩纷呈,尤其儒、墨、法、道、名各家学说互有异同,甚至互有排斥者,再加之儒家学说经荀子等人改窜后,穿插附会者颇多。孔子学说在先秦至汉代,即已逐步开始异化。谭嗣同甚至有“中国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中国二千年来之孔学皆荀学”之论断,虽有过激之嫌,却为一至论也。儒家学说的几经变异与改窜,为后世研究先秦儒家学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古文经学派诸如刘歆、孔安国等诸生对于先秦典籍的窜乱,伪造儒家学说,以附于王莽的改窜政权,受到了今文经学派的讨伐与批判。但今古文学派之争,却并不能因此而罢息,而是波及于两千年来之学术。直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与以俞樾、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争论,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两大学术流派。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皆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姚奠中治学以朴学为宗,以小学为基,综合融会清季朴学之大宗,于吴派、浙派、皖派及扬州学派皆有所汲取,扬其所长,弃其所短,超越于门户之外,尤能借国学而发今世之幽情,又非清季腐儒可比也。
  就学术取向而言,姚奠中沿袭了章氏学脉,自然属于古文经学一脉。笼统言之,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学说的时代性发挥,这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及谭嗣同的《仁学》为代表,而古文经学近于史学,偏于考据。事实上,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虽然在学术上主张古文经学,其学术研究是对乃师俞曲园先生朴学的尊崇,但他的言行某种程度上却更倾向于革命与经世致用立场。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问家,章太炎是毕生恪守其古文经学之道的。作为章太炎弟子,姚奠中当然也必须恪守章氏的古文经学之道,但与章氏相同的是,姚奠中也并不是一个笃守书斋、空言学问的学究,而是一个置身于革命热潮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家,他虽然主张学问不干政治、政治不干学问,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情怀与救世情怀的学者。故氏治学,亦主通会与变通,所谓变通,乃是指古与今的结合,中与西的结合,考据、词章之学与义理之学的结合。这也是姚奠中国学思想能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若步步以乃师为圭臬,而不离传统半步,虽有承续,然终不能开新也,无异于以今人之口鼻,发古人之陈见也。此学术之大弊。
  故姚氏之学,以我观之,不妨用几个字综括之:一曰情真;二曰性善;三曰博约;四曰朴厚。此四者,皆学问之大旨也。凡治国学者,若失情真,则失其要义,若不能求性命之善,则成害人之学,若不能博观约取,则不能融会贯通,徒有门户之见,若不能朴厚,则易流于漂浮,徒成江湖野道。其《论治诸子》一文,有感于从胡适、冯友兰以来,从思想上研究诸子的学者,多喜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架,套用于中国学术,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且已形成一种通弊。20世纪西学的介入,对于重新整理中国学术遗产,有着重要的学科指导作用,然而,胡适等人的西学,往往也带有一些弊端,这一点,早已为梁启超等人所批评。但学术的开新,不能排斥西学,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西学。这里有一个方法与本末的问题。治诸子之学,未尝不能用西学,诸如谭嗣同之《仁学》,即是融会中学、西学、佛学三者于一体,因而予以分析批判,提出了研究诸子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姚奠中的《书注与读书法》一文,有感于经传以下书注之流弊,古籍之难读,有“使民族精神竟坠于地”之叹,提出了注释应必备的功能。正如其弟子著名学者郭金万先生所言,其“行文之中,常具对中国文化生命之深切同情,笔底间,时见道义承担的使命精神。”姚氏治学,皆为有用之学或格致之学,借旧学以阐发新见,生命精神与民族道义,贯穿其学术之始终。
  而对于文革时期乃至后来对孔学之误读乃至诬蔑,姚奠中予以了深刻地批判,他认为应该通过对先秦原典儒家学说的研究来重新认识到孔学之要义,面对“四人帮”的威胁,他敢于说真话,不畏强权,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人格风范。20世纪中国学术最大的异化便是对孔子学说的误读和诬蔑,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消极一面所遗留下来的文化毒瘤,那么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认识孔子与儒家思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窃以为,要重新认识到孔子与儒家学说的真义,需要姚奠中这样的国学导师作引导,回到国学本身,以还原儒学真实的面貌。


(三)


  晚清民国,举凡在学问上有较高造诣者,其书法皆达到了上乘;而举凡书法上乘者,其学问和文章基本都属一流。故此,谈论姚奠中的学问,不能不谈及其书法;谈论姚奠中的书法和文章,又不能不谈及其学问。学问、文章与书法,此三者为相辅相成之关系。就当代人而言,会写文章,当然不一定会做学问,会做学问,当然不一定会写书法,但是,没有学问,书法品格一定不会高。姚奠中虽生活于当下,然而,他基本可以算作是民国时学人,他的生活、学术、文章与书法,都基本体现了一种民国气息。民国书法之特色有二:一是学者、文人书法盛行,二是以篆隶和北碑为代表的金石书风的勃兴。姚奠中和其师章太炎正属于此范畴。很多人以为他的书法不好,实际是不懂章太炎。章太炎的篆书水准,在民国时期是绝对一流的。写篆书要有一个基本功底,那就是必须懂古文字,不懂古文字而写篆,则基本属外行。章太炎是国学大师,懂古文字自不在话下,但其篆书水准在同时代人中也属一流。民国时代,即使是学问家盛行,但真正下笔写篆书的人并不多,主要是比较谨慎,怕写错字,梁启超古文字功底很深厚,但他从不以古文字学家自居,他是出于谦虚。当今书法家太不谦虚,以为自己很懂篆书,所以写篆的人很多。事实上,即便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姚奠中,真正的篆书作品也不多,而多是篆隶行草结合的杂糅型书体,当然,这个比写篆难度也许更大,因为它需要融合之功。
  金石学与碑学是进入清季以来中国书法的又一现代性嬗变。可以说,清代中叶以来,事书法者,莫不言金石,莫不言碑学。清代金石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朴学,清代朴学重镇,莫不是金石巨匠,诸如康有为、赵之谦、梁启超、吴昌硕、俞樾、章太炎、李文田、李瑞清,莫不以金石名家,金石书风、金石画派也成为晚清民国书法绘画的重要流派,金石学的兴起,让勃兴了一千余年的帖学望而却步,挽救了书法的颓废、萎靡之风。而这些金石书家们,又大多是清代学术的旗帜性人物,他们既是朴学的推动者,又是碑学的始作俑者。有清三百年,没有产生多少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却出现了不少朴学与金石大家,碑帖考证与鉴藏之风一度波及到日本,并进一步影响到日本的书学、史学研究。而反过来,日本的书学与史学研究,又进而传播到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姚奠中的书法正是继承了清代碑学与金石学的余绪,从而使得晚清民国以降百年中国的碑学运动在姚奠中这个链条上得以传扬光大。
  总体来说,作为一个朴学传统的继承者,姚奠中的书风无疑是碑学书风的延续,但亦非纯粹的碑学书风,而是走的碑帖融合之路。故其书既能得碑之古拙厚朴,又有帖之儒雅蕴藉。在整个中国书法史链条中,帖学所占的时间比重虽然有一千余年,但总体来说却不能说是很长的,魏晋以前的书法,以秦汉篆隶及三代古文字为基,杂以简牍、章草、隶楷等书体,基本与帖学无关,而只有魏晋南朝士人书风的崛起,或者说只有王羲之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帖学书风,严格来说应是由于梁武帝和唐太宗等帝王的大力推崇,二王一系的书风才得以真正传扬,而到了宋代,帖学书风的内蕴虽然被宋代文人们以写“意”的精神提升到了较高层次,却在技法的精熟度上远逊于晋唐,到了明代,帖学书风虽然被董其昌、王铎、张瑞图、倪元璐们在笔法、墨法、章法和形制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试图挽救萎靡的帖学书风,然而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们毕竟为后来的中国书法艺术开启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这可以用同为山西人的傅山的“四宁四勿”来概括。这个“四宁四勿”美学思潮是以碑学和金石的复兴作为铺垫的,这说明了书法审美的嬗变,一定要有学术作为支撑。没有学术作支撑,所有的书法变革只能是形式上的变革,而没有内涵和精神层面的变革,从而将篆隶和北碑写得粗野不堪。姚奠中的金石书风正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养基础之上。
  试看其论书诗曰:
  殷甲周金汉魏碑,
  锺王以下亦争奇。
  工夫端在临池墨,
  骨力风神各异姿。
  由此诗可见出姚奠中的书学取向,姚奠中更为崇尚碑学及金石一路的书风。若以魏晋为界,则姚奠中偏向于魏晋之前的书法史,属古拙一路,而对于以钟王帖学为代表的妍媚一路书风也不排斥,但表现出作者鲜明的审美立场,从他的书法创作及书风取向亦可见出,姚奠中走的是古拙厚朴一路书风,其书以篆隶为筋,以北碑为骨,以帖学为脉,筋骨血肉兼备,化碑为帖,以帖融碑,碑帖兼融,追求金石书风与文人书风的相得益彰,堪为现代文人书法的典范。作者诗中说“钟王以下亦争奇”,对钟王书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仍然能看出作者对于魏晋以前秦汉三代书风的偏爱,这是书法界相对比较忽视的。姚奠中论书作书重视骨力风神的结合。金石书风尚骨力,帖学书风尚风神韵致,骨力风神兼备,方得书法之妙。于此诗可见姚奠中论书没有门户之见。门户之见于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理论史而言,是不鲜见的,崇帖的往往排斥碑,尊碑的往往贬低帖,北方书风往往排斥南派书风,南派书风往往排斥北派书风,有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就像今古文之争一样,往往打得不可开交,学术争论当然是好事,然而,中国的很多学术争论,有时往往是意气之争,并因意气之争而上升到门户之争。这种争论,往往不利于学术的理性发展。其实关键在于中国人缺乏理性和超越性意识有关。我期待着有更多像姚奠中这样的具有理性和包容心的学人的出现。
  再看他的另一首诗:
  巧媚排除始得真,
  苍松古柏肖为人。
  参旁篆隶知奇变,
  不与宋元作后尘。
  这是他读傅青主书法后写的。诗中强调了书法之“真”,书法之“真”源于为人之真、学问之真。此诗强调对篆隶的推崇,而篆隶正是雄健、宏伟、敦厚、宽博、雍容大度的气质;最后强调了超越“宋元”,因为“宋元”的书法,总的看“巧媚”多,傅青主反对“巧媚”,姚先生说“巧媚排除始得真”,可谓的论。于此可见姚奠中对于书法史的超越识见。可以说,姚奠中的书法风格正是遵循了“奇变”、“古拙”、“宽博”、“敦厚”等风格。这些既是他的书法风尚,也是其人格精神的表征。当今书坛,恰恰缺少此种精神风貌。中国书法的碑学进程,至姚奠中,尚能见其复兴之象,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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