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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品读

作者:姜美玲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106      更新:2014-03-25
文/姜美玲

《花间集》是我国选录晚唐时期结集面世的第一部词集,曲调颇多,词量丰富,词作者在当时都有一定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词的兴起,对后来词的振兴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开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风气之先。古往今来学者们对《花间集》的研究时有涉及,然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大多囿于词的风格流派和词人个案。本文试从《花间集》所表现的思想及在词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一粗浅的解读。

缘情花间呈绮丽
被誉为“玉台遗响、婉约先声”的《花间集》,是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选编的晚唐至五代文人词作集。为有别于民间曲子词,被编者称为“诗客曲子词”。其功用在于供“绣幌佳人”当筵面是唱,以取代“莲舟之引” 那一类民间词。其文词清绝,区别于南朝宫体诗和妓女所唱的低俗的词曲。入选的十八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以外,其它均是西蜀或流寓西蜀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派词人。词内容以闺情别怨为题材,或写对情人的怀念,对美人形态、服饰与感情的刻划,在描状风物中寄托情思,温庭筠是花间集作者中年辈最长的一位。他的词作多以艳情为主,词句婉约绮丽,充满诗意。较之前传唱不衰的民间曲子词更有风采,受到官僚和知识阶层青睐,据说他的多首《菩萨蛮》唐宣宗也颇为赏识。他在《花间集》之中开风气之先,一举奠定了此后曲子词的方向和基调,为后世带来一股浓丽、含蓄、委婉、唯美之风,可谓花间鼻祖,在词史上掀起一股唯美的浪潮。他向上结束了唐诗的残局,往下开启了词学的端绪。词史历来将韦庄与温庭筠并称,韦庄早年寒酸,后来发迹,对温极为推崇。他的词也与温一脉相承。花间集风格一脉相承,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花间这样子。《花间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绮丽文化音乐的热爱,也表现了在社会动乱中没落官人学士片面的处世心态。

香艳花间多浅思
《花间集》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这是为后世所公认的,然而词的思想性和社会作用,则与其它流派词相比有些逊色。《花间集》,多以擅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著称,其中只有少数几首是描写南国风土人情、边塞生活及戍边战士的怀乡情思、农村景物与农村生活、怀古伤今情怀与亡国哀思等。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说:“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栩庄漫记》则说:“叙事层次井然,叙情淋漓尽态,而着语尚有分寸,以视柳七、黄九之粗俗不堪,自有上下床之别。”故只要情真,虽作艳语也无伤大雅兴;若是游辞,纵使能贞仍一无可取。故花间之词,美在敷色,使得词藻浓艳,故有“缕金错彩,炫人眼目“之誉。意尤含蕴,而不觉其空泛;辞尤顿挫,而不见其痕。写景不累,写情不累,伤逝怀旧,不落俗套。
叶嘉莹先生说:“早期的《花间集》是写给歌妓们的唱词,没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有人便于此提出质疑:凡是诗歌,本质上都是言志与抒情,首先应该是文人,歌妓本身只是从属阶层。这样的观点可以理解:凡是诗词,总会表达一定的思想,词人格调不高列在其次。这里我认为叶先生所谓的“思想”,是指《花间集》格调不高,题材狭窄,感慨不深,超妙有余,切实不足。因而作品中找不到能表现出的那种“大写”的思想性的作品。的确,花间集作品基本上情调一致,表现的是浪漫的情爱,女性的美态,怨旷与伤逝,离情与别恨,入世怀抱怨,出世进桃源。连陆游都说,“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诗言志,歌咏言,万古如此。作为词,发源于民歌,文人模仿而为却又不屑之,视为末技耳,即一开始就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形式与内容相互影响,词的句式灵活,适于表达曲折的感情,故文人最初多以之抒写春恨秋思、儿女情长,取材极为狭窄,极大地限制了词的发展空间。
不过,比起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在艺术上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无容置疑,《花间集》自有思想艺术价值,它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花间词并不能代表词的主流和词的全部。它只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婉约花间显风流
“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栩庄漫记》说: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缕金错彩,褥丽擅长而意在闺幛,语无寄托也,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调亦疏朗,杂记风士者,德润一派也。”细观《花间集》中,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裙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毛熙震其五《浣溪沙》“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又见其《临江仙》:“纤腰婉约步金莲。妖君倾国,犹自至今传。”可见花间词带给我们的婉约之美,它美在和顺谦恭,美在委婉含蓄,美在柔美简约,美在悠扬婉转。
以婉约著称的柳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在继承花间词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单单像花词人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柳词从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转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这不能不说是花间词的本质性飞跃。到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花间词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那些流传千古的爱情题材,也是吸取和借鉴了花间派的精华。他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近人夏敬观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但我认为,这种儿女情多,秀雅在骨,风致高远,浑圆深婉的真源,根本上在于继承了绮艳高华古典唯美的花间词风。

走出花间看长帆
花间派的词集,开词作的一种风气,以至形成一种流派。其有积极的一面,即提升了曲子词的文学品位,由俗向清艳的转变。最早的曲子词可见诸南梁君臣文士的《江南引》,《采莲曲》之类词作,后来逐渐转入低俗。花间的词人们,则实现了词的这种文人回归。历史往往给人以错觉。很多人被花间的香气所风靡,认为词的先宗就是这种艳体。其实,花间集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过于局限片面,缺少阳刚之气,成不了主旋律。好象是美丽的后花园,比起前边更为广阔的自然风光,社会生活,政治活动,民间景象,文化场面就相形见绌了。刘熙载说:“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
请看先于《花间集》作品的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再看隋炀帝的《纪辽东》二首:
(一)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二)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丸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渔歌子》描绘了春天秀丽的水乡风光, 塑造了一位渔翁的形象,赞美了渔家生活情趣,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而《纪辽东》表现出一种王风帝气,这都与《花间词》形成鲜明对照。直到现在,有很多人不屑于那些有闺中之气香花彩蝶以至有没落情调的词。《花间集》那些词的生命力远不及后来的辛、苏等人的“万里气吞如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此说,《花间集》从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说,是词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瑰丽篇章,但只是一个方面。代表一个流派,而不代表主流;代表一个地区,而不代表民族:代表一个阶层,而不代表社会;代表一个阶段,而不代表时代。但《花间集》推动了词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其历史地位和文学艺术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我们珍惜。
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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