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永涛的小说

       近几年，几个出生于72年的青年小说家引起我的兴趣与关注。他们是浙江的海飞，甘肃的张学东、新疆的卢一萍和刘永涛。06年应《福建文学》之邀，我曾给张学东写过一篇评论文章，09年我和海飞在《作品》上作了一个访谈，卢一萍和刘永涛的小说，则令我再次确证，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需要亮相了。
　　与海飞、张学东、卢一萍都不同的是，在刘永涛那里，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深厚的支撑和背景，亦或是作为一种文化洐生出来的文学样式或形态，这样的“地方特色”是不明显的，甚或是不存在的。新疆这块土地的文化的混杂多元显然令刘永涛的写作有种背景资源上的迷惑和挑战，但这往往也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和可能。
　　刘永涛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他一上来就直接进入生活，看他的文字，你看不出他是哪里的，新疆文化的归依应该是什么样，也许这本身也是一个建设中的命题，每个作家都将参与到这个建设工程中来，我们需要建立或是找到自己的一个传统、一个想象中心，正如山东作家以鲁文化为依托，河南作家以中原文化为想象，上海作家有沪上传统，山西作家也可以找到“山药蛋”的渊源，以及北京的京味小说……，等等，面对这些有传统可循有根基可依的强势文化区域，我们应怎样找到或建立自己的话语想像中心？
　　刘永涛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直接进入生活。他的生活不仅是新疆的，甚或是不带新疆符号的，但他显然懂得某种程度上搁置或超越地域，他找到另外的资源依托。他走的就是九十年代以来又回归的新写实主义加心理小说的路线，说小说重回老路也好，说刘永涛继承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经验也好，他的小说以一种成熟、亲切的面目出现在国内刊物上，为新疆小说的另一种面貌实践着突破着。
　　《尘土飞扬》是一个刊发于2008年《清明》第４期上的中篇，我把它看作是七十年代作家自我群像的一部心理力作。作家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我”是一个编辑，整日过着恍惚、无所谓的日子，和推销保险的白晓同居，但根本没想过要结婚，昔日的兄弟刘军已成亿万富翁，总编为了广告业务，命令“我”去与刘军接洽，“我”母亲曾有恩于刘军，“我”也当他是兄弟一样，可是刘军对“我”做过不可原谅的事情。“我”与一个女子网恋，最后还是忍不住见面，原来这个女子即是大学时的初恋，当年吴静为了留在大城市，与刘军做了背叛自己的交易，被“我”亲眼目睹。从此，“我”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任何人。当“我”再度与吴静重逢，白晓闯了进来，见到“我”和吴静的一幕，正如当年“我”撞见吴静和刘军的一幕，刚死了母亲的白晓冲了出去，被车撞死。悲剧是重复的，刘永涛试图表现人的创伤之维，别人伤害“我”，“我”无意其实潜意识里还是想报复，“我”再伤害别人，灾难的不可扼制，人性恶的不能自拔，这些就是刘永涛小说的心理情结。《尘土飞扬》的故事是简单的，可是，当它的形式尽可能地完美起来，结构尽可能地服务于讲述，细节的真实，描述的逼真……，所有这些小说所以是小说的特质还是令我们被一个普通的故事征服。故事在最后通过意外，其实是深层的必然，将一个关于伤害的寓言完美呈现。刘军试图赎罪，最后他签了合约，但他明白他无权因为给了“我”恩惠而赎罪。白晓死了，“我”连赎罪的对象都没有了，这是“我”无可挽回的悲剧。除了故事结构的精湛，描述的细腻准确之外，生活的质感也表现得相当精彩。人们要想知道七十年代人的生活、心理状态，看看这篇小说也许会找到那种代际感觉。而作家对人被重创之后的心理刻画也是小说的一大亮点，刘永涛准确地写出了那种无处不在的痛感，痛感只有宿命地终结在别人的痛感之上，这可怕的深度被作家以一个简单的故事测量出来。
　 《共同遭遇》也是一篇关于痛感的小说，死了儿子的吕丽将痛感转移到婆婆身上，只因为出事时儿子是被婆婆带着的，尽管吕丽知道婆婆也曾有着和自己一样的丧子之痛，还是抑制不住地与婆婆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呈现痛感的超强能力，表现人的痛感，文学这古老也是原初的领域和功能，在刘永涛这里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而小说也让我们深思：为什么恨是那么容易那么天然甚至那么理直气壮？而爱的建立则是那么艰难？人将怎样重拾爱的能力？
　　《天边大火》则更极端甚至是残酷地写到人对同类、异类的施暴和伤害。这篇小说一改刘永涛温情、现实的风格，完全以一个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伤害、赎罪的主题，而小说的结局也以被伤害者的最终自焚，惨烈地宣告了恨的不可战胜。悲剧的意味、批判的锋芒由此见出。
　　除了伤害、痛感等关键词之外，刘永涛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弱者。弱者如何过自己的人生，找到精神寄托，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刘永涛的笔端。刘永涛绕过了地域文化背景，直接进入了生活，他找到自己的文化、精神资源，那就是人性深度的刻画与挖掘。而表现弱者又是文学的一个古老领域，刘永涛在这个领域里游刃有余表现突出。《天堂里的树》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天堂里的树》甚至提出了弱者之间的竞争，故事的结局以一对竞争者最后的和解与理解，上升到一种宗教境界。小说的最后一段：陈安的眼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那棵树透过泪眼，闪出无数道斑斓的亮光。陈安就觉得那是天堂里的树了。体察人心之细，提炼细节之功可见一斑。刘永涛的小说善于从小处着眼，诗人的修养也使他非常懂得运用意象与象征，使小说在描述现实之上，更有了动人的诗意和深度。
　　刘永涛将自己小说的表现领域定位在痛感、伤害、弱者等范畴里，这使得他成功地摆脱了使新疆作家或许会感到无所适从的文化依附问题，他找到小说的心理钥匙，攻下小说的人性难题，在这个领域里纵深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疆作家建构新疆文学的另一种方式，也为七十年代作家走向成熟清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