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英 海飞

何英：看你的作品有时真想不到你是一个七零后（对不起，这种分期虽然有集体化之嫌，但也只有这样了），你小说中的沧桑总让我想起“少年老成”这句话。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就能在现代文学长廊里留下自己人物的肖像，我感到你的小说也有种早熟的彻底性。这在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里是不多见的，你没有“学生腔”，没有“奶气”，没有一般你这个年龄的小说家通常会犯的“幼稚病”，这跟你过早直接融入社会生活有关吗，也许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加起来比同龄人多活了很多年？
海飞：我对我的小说不太自信，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十分适合写小说的人。我比较崇拜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之中大部分有着强大的文学理论，熟读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和他们交流，我感到脸红，并且无法插嘴。我不认为七零后作家的作品有“学生腔”和“奶气”，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创作正在日趋成熟，而且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七零后已经不小了，七零后正在或已经进入中年，七零后作品也许或正在走向成熟，甚至这个群体将要成为主要创作力量。我认为，一个中年写作者，他的作品可以稚嫩，但是他作品中人物的心智和人性复杂不应该稚嫩了。
　　　现在想来，过早融入社会是命中注定。我从14岁开始走向社会，农民、军人、工人、小贩、文书、记者、编辑等等经历我都有过，所以碰到、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事情比较多。这可以让我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塑造情节时少受障碍。我与其他七零后写作者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普遍读书多，可我除了生活经历稍丰富以外，别无所长。

何英：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你在沧桑的成熟之中又显现出一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的追求。这在你文字、句段、氛围和情节的经营设置上可以看出，你跟传统小说、甚至先锋小说不一样，也仍然保持着与人们审美上的“集体惰性”相对抗的艺术自觉。比如你的小说通常情节并不复杂，你在客观地叙述故事的同时，更多心力用在了主观的心理层面，用在了氛围的煊染、语言的风格化上，对此你是否一直有自己的想法？
海飞：其实我对传统小说与先锋小说的概念很模糊，这与我缺少文学修养有关。但是反过来说，我认为写小说和熟知这些概念没有多大冲突。我承认我的小说可能会与审美的“集体惰性”相对抗，但这不是刻意的，与我的固执有关。我固执地以为许多见刊的小说有问题，特别是想象力和故事构架上的问题。我们能想象一匹马在路上飞奔，但是从来不想象一匹马有一双翅膀，能随意伸缩并且低空飞行。想象力的缺失，和为了描慕“当下”、“现实”而进行的家长里短式的文字铺阵，让我们的小说失去了动感。我认为小说可以“轻”，但是需要“动”。
　　　我还承认我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更多地注意氛围的渲染和语言的风格化上，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心理层面的描慕，语言的风格化，既能凸显个性，更能有效推进人性和个性刻画。但是我一直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考虑到故事情节，是为人物服务的，而不是人物为故事服务。说到底，小说就是在写复杂人性，而我却在死胡同里打了多年的转，不断地炮制自以为是的故事，使自己的小说永远浮于表层。曾经有一位编辑批评我，是我的语言让他的阅读愉快，而让他忽略了故事。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欺骗性”。
　　　所以，我认为两者的和谐结合，将会使一个小说的质地更加优良。不过我始终坚持的是，好的文字是会动会飞的，是像画面一样，一幅幅定格在读者的脑海里的。


何英：你的小说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到处都是骨头》、《干掉杜民》，我喜欢这种极端化的写作。《到处都是骨头》中李才才六次（我数了一下好像就是六次）听到树叶飘落的声音，这种“闹中取静”的心理刻画像把流水阻断的漩涡一样，直探人的心灵深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六次李才才听到树叶飘落的声音（树叶当然没有飘落），这篇小说就不会有灵魂的深度，李才才在混乱人世的孤独、做一个好人的艰难，滑向一个罪犯的瞬息，生命像一片落叶，这一切的挣扎便都没有了价值。你当时是如何想到这一细节的？你的小说通常都会带点象征意味吗？
海飞：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刻意地让小说带一点象征意味。我认为这是小说写作过程中自然从笔端流出来的一种意象，并且作者会认为这样的意象会给小说带来一种特别的韵味。有朋友也提出，这一“树叶”运用巧妙。我只能告诉他，这样的巧妙纯属是偶然，是常年写作的作者自然运用的一种写作方法。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场由李才才主演的电影，他背着骨头，他奔跑，他在雨里冲撞，他从高空坠落，在这样的情景中，是不是需要由帕瓦罗蒂的高音来配音，而一片又一片的树叶，在这样的高音中，缓慢地落下。树叶是轻的，这样的轻，有时候是另一种沉重。
我到是更愿意谈谈你说的“极端化”的话题。在我可能是错误的认识中，认为小说就像是海浪，环环紧扣，一浪盖过一浪，把故事推向极致，再极致。极端化的写作中，最容易出现寓言化写作的倾向。这一倾向其实考验着写作者的想象力和叙述能力，但是会遭致传统读者及部分编辑、批评家们关于“可能性”的质疑。这样的质疑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如果这样，卡夫卡的“甲虫”应该被抓起来枪毙，因为人没有可能性变为甲虫。我有一个关于奔跑的小说，就遭到过“可能性”的质疑。而我个人却认为，这样的小说，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何英：我读过你的那个关于奔跑的小说。但我认为《干掉杜民》也是你小说中比较极端的，是这样吗，小说究竟要说的是什么，我感到它的意义是丰富而多元的，而你在把握小说的节奏、叙述的转换上显得游韧自如，你把善恶悬置起来，假设一方的正义，但其实正义与邪恶都是不确定的，两者在斗争中相互转化渗透，最后一切还原到生活最初的样子。了不起的构思啊，你在写作这篇小说时想到最多的是什么，你关于人性的探询和诘难是如何触发的？
海飞：我对这个小说比较满意，坚定地认为这是我数目少得可怜的好小说中的其中之一。故事曾经有一个壳，民国年间在我生活过的村庄里，曾经有一个被认为“混混”的家伙，被族人用锄头棍棒打死。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法不责众，在村子里全民参与的背景下，无法把村民们统统抓起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而这个小说中，无论故事和语言，都丰沛流畅。小说情节环环相扣，波澜四起，从极致到更极致，把想象中的信念之战推进到死胡同里。我想说的不是善恶，我认为善恶是天生的没有由来的，比如无端的恶，就是可以成立的。我想说的是一种搏杀，除了心智以外，更重要的是信念。击垮一个人的肉体容易，击垮一个人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胜利。当然，除了信念之争以后，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从古至今，人们的物欲、情欲、人性之种的种种贪欲，都永植心间。无论是小说中的“我”，还是杜民，在心智搏杀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些“欲”的无限追求，真实而悲哀。这是我的想法。
　　　另外，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男人的心境中，都有一个少爷情结。少爷与杜民的心智和信念的较量，和一场君王间的疆土之争没有两样。许多男人，需要的仅是这样一种酣畅的过程，结果却被忽略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发生这样的故事，都很有现实的意义。


何英：很多作家都会在写作中泄露自己的精神系谱，即受到了谁的影响，但是我很难看出你受到了谁的影响，你不会就这样天生地长的吧（笑），能谈谈你的阅读，或者你喜欢读谁的书？
海飞：你说对了，我就是天生地长的。其实我非常渴望受到谁的影响，可是却真的说不上来我受了哪位作家的影响。孙悟空没人生他，他就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写作和石头无关，我只能说，可能我玩的是迷踪拳。除了在少年时期因为舅舅家只有几本川端康成的作品，无聊的我顺便读了一些以外。直至一、两年前，我没有读过任何外国文学作品。
　　我为我自己的阅读量感到自卑，并且对自己曾经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浪费大把光阴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认定自己在文学的墙上，自己就是一棵墙头草，看似茁壮成长却头重脚轻。现在当我读到福克纳、巴别尔、麦卡勒斯等人的作品时，即便是翻动每一页，我都会有一种惊讶。我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阅读可以丰沛我的写作，从来都拒绝朋友推荐的一些好书？我对自己的阅读与写作作了总结，可以用又恨又喜来形容。痛恨的是，我懒散、不好学，让我在十来年的写作生涯中瞎子过河一般找不到要领。喜的是，我正在充实中，这就像战场上的援兵到来般，让我看到了后续的力量会汹涌而至，大约这就是所谓的上升空间，这让我对写作有了些微的自信。
　　曾经有一种写法，我认为是自己独创的。但是在翻阅一本多年前的外国小说时，我看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写法。我可以肯定没有受到过此作者的影响，也没有受到过国内先锋作者的影响。我只是感叹，所有的写法，没有不被前人玩过的。


何英：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你对精神性问题执着的偏好。你没有迎合至少不有意迎合一般时下小说的媚俗倾向，《看你往哪儿跑》这部中篇集子几乎每一篇都提出一个精神问题，都有自己的“痛感”，我认为这正是你文学性的保证。今后你是否仍然有意于此，会不会在世俗性与精神性中寻求一种更高的平衡？
海飞：我曾经写过一个写生活、写现实、写家长里短的中篇，这个小说四处转载。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小说不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但是读者认同。而且，这其实是我写了很多小说以后的第一次对此类小说的尝试。因为，我粗粗翻了一些文学杂志，看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小说。我想检验一下，我能不能写这样的小说。
小说发表以后，让我真正明白，过去多年的坚持，一直在写的仅是自己认为的小说。我更认为《干掉杜民》、《到处都是骨头》这样的小说，是具有精神的、骨头的、文学性的小说。或许我会偶尔客串，写写杂志特别欢迎的现实生活，我想这不能算是一种妥协。但是，我一生追求的，必定是纯粹性与文学性，就像追求远在天边的姑娘。


何英：我上网看了你的博客，知道了你写作涉猎的范围很广，小说不用说了，散文、影视文学都有不错的业绩，那么你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内心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或者你认为这些写作尝试都是相长的，你可以在其中自由穿梭转换？
海飞：那是一个懒惰的博客，已经数年没有更新了。我和博客告别，就像和散文、小小说告别一样。我认为我的精力不是很多，不能什么都去掺和着，好象很有在场感的样子。我和散文、小小说告别，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把此类文体结集出版。
　　至于影视作品，我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编剧，也属于偶尔客串。我非常清楚时下的小说家，对影视作品不屑一顾。我也知道许多编剧，对现在中国的小说现状同样悲观。我身居其间，比较客观地认为，中国影视作品走在了小说的前头。并且你扳着指头细数，好些作家都能写好的剧本，比如邹静之，比如朱苏进，比如麦家……以前有个叫张继的青年小说家，也曾经把小说玩得风生水起，现在他把剧本玩得风生水起。
　　当然，我喜欢的必定是小说。我认为只要处理得当，小说和剧本两种文体，其实有许多互补和共通之处。我的朋友畀愚，写了一个叫《胭脂》的小说，发在《十月》头条，被买断了电影和电视的版权。他告诉我在写作的最初，就是把这小说当电影来写的，所以这小说里面有许多电影元素。我这样的说法，很多小说家会不认同，所以也许是错误的。我不太想去搞懂这种想法的对与错，只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而我愿意左右穿梭。


何英：近期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我有一个朋友远在新疆，他非常喜欢你的小说，他自己多年来也在写作，他是六二年的人，我想，他那个年龄段的人喜欢你的作品，况且他自己也写了二十多年，有非常高的鉴赏眼光，所以，在你不知道的远方尚有期待你的人，对此你是否会有一种写作的焦虑呢？你现在的写作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海飞：有一个长篇小说，正在构思中。原先的故事走向，被我推翻了。我想要写的主题是精神、承担、救赎。谢谢你的朋友，他的厚爱令我汗颜。说到写作的焦虑，这不太可能。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写作充满自信，而是因为我的小说本来就不是流行的小说，就像家境贫寒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去想过有一天富裕的事。他要的仅是一件棉衣和若干粮食。我可以在文字里寻找温暖，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
　　我现在的写作基本上在晚上进行。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上班，处理杂事，雷打不动的午睡片刻。晚上会沿着运河快走或慢跑一小时，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读读、写写、停停睡睡。我比较迷恋办公室，长久滞留其间，以至于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一定是想省下家里的电费。这样的迷恋，就像蜗牛不愿舍弃它的壳一样。我的工作是主持一本浙江省作协的机关刊物，办公室在一幢大楼的第十七层，通过窗户每晚都可以看到杭州城的灯火。我认为灯火的背面或者远处，就是小说路上的千山万水。矫情，但肯定不失美好，我非常愿意这样生活。
　　
　　　海飞，男，1971年生。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2008—2009《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后巷的蝉》《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长篇小说《花雕》《壹千寻》《花满朵》；影视作品《铁面歌女》《最高特赦》《旗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