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和散文家的话题

文/新青年

艺术的双重奏

从《背影》到《离别》，两篇著名散文佳作引起的强烈反响，进而谈论散文家朱自清和林非，已是近年来文坛广为流传的佳音。我坚信艺术的功用是可缔造良机结下绝缘的，往往超越时空跨过国界，但这种结缘必定又产生在具有相同精神气质与审美水准的人和人之间，并以此成为知音的范例，从古到今，从域外到本土，不胜枚举。譬如：因受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训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创作了英雄史诗般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把他对大师无尽的感念谱成既悲壮又高亢的交响曲，这便是震动心弦的《贝多芬传》。大唐年间，“诗中两曜”—李白和杜甫的劈面相逢，无疑是世界诗歌史上最灿烂夺目的时刻，然而两位大诗人在好友范十的府上，在星光隐约的瓜棚下，有酒宴为他们助兴，两位先贤直抒胸臆却有颇多不合。
朱自清于1925年创作《背影》时，林非还未降生，在他终生都喜爱翻阅的浩如烟海的书籍文献中，《背影》是最早读到并反复咀嚼和回味了大半生，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抒情小品。受《背影》的影响，60多年后林非写出了《离别》，隔着60多年的心路历程往回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茫茫天宇日月更新，惟有人间真情几经淘洗，依然如故。无论时空的跨度如何辽阔，无论思想的流派如何繁杂，无论翻新的事物如何丰富，人们的性情和心魂总能通过艺术作品的熏染，无声无息地达到默契和感应的效果，正像俄罗斯大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这样，“散文总是牵着读者的手，把他领进那个境界。”
《背影》经久散射的磁力，一圈一圈地荡开，在多少颗诚挚和善良的心儿间，引出了数不清的点点荧光。通过对原有文字的感受与领悟，在泪水中得到了净化，“能用朴素无华的笔墨，写出异常真挚与至诚的情感，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点，肯定就会长久和清晰地打动读者的心弦”，⑴ 于是林非和朱自清结下解不开的缘；通过对“背影”的惜别与难舍，在命运的谜底里，“生活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异常严酷的，在万分错综的人生旅途之中，原先是浓烈的父子深情，也可能会出现令人叹息的伤痕”，⑵ 事理有必然的结局：林非和朱自清成了“同声相应与击节赞叹的知音”。 ⑶ “知音是一种向着人生很高境界的追求，这既要有创作或演奏出色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又得有饱含着高度的文化涵养去领略与鉴赏它的受者。”⑷
林非在他的文化随笔《话说知音》中，借用伯牙和钟子期的典故，劝导人们“艺术的途径必须不懈地坚持下去，在任何声色犬马的诱惑面前，都不能动摇和沉沦。”所以当他看到“历尽沧桑，甚至闯过多少生死的关隘”，获得了卓绝的艺术技能的伯牙停止鼓琴时，“我多么想唐突地劝慰他，依旧要不断地奏出震撼人们灵魂的声音，让多少人更透彻地理解智慧的灵魂和丰盈的情感，是多么地值得怀念和尊重。”⑸ 林非继承和发扬了朱自清在《背影》中的写实传统，却又在思想和情感上得到了锤炼与升华，于《离别》文间把知音二字的分量变得更重，直至在异邦觅得更多的知音。《背影》经过韩国著名诗人、学者许世旭教授的翻译，已被选入该国中学的语文教科书，《离别》分别由许世旭、金惠俊、李旭渊三位著名的汉学家译成韩语，相继在韩国发表与出版。《背影》和《离别》都收录在许世旭教授两年前选编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书里，此书译出了从鲁迅、胡适到余秋雨、贾平凹等23位作家的46篇散文作品。韩国的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推荐和评论的文章，影响广泛，堪称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桩盛事。
有评论家把林非的《离别》称为当代的《背影》，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古人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离别》与《背影》并无可比性，如果执意要进行生硬的比较，只能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所有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哪能为个人所左右。《离别》和《背影》两文的艺术表现方法是相似的，语言平实自然，感情真挚浓郁，那么他们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我看是作者心理素质与精神内涵上的差别。
朱自清写《背影》，有他的缘由，“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章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引文参见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每看见父亲“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的眼泪就来了”，他笔下塑造的背影是泪光里的背影，看似虚幻，其实是真切的背影。这背影虽浓缩了家事的变故，“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但更多的还是人生的无奈和困苦，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说：“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引文出自朱自清：《背影》）。疾病与衰亡的损伤，往往会把还在抽芽吐丝的灵魂卷入沉寂的冰谷，为了造更生的路，只能像鲁迅所说的这样，“与黑夜捣乱，与黑暗抗争。”朱自清有诗作证，“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 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诗句出自朱自清：《光明》）。而林非笔下描绘的背影，是“一个高昂和挺拔的背影，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硕大的背影”，尽管这个背影带走了一家几代人的希望和多少值得回忆的往事，还有欢乐的时光，当他“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消失在候机大厅的尽头”时，林非夫妇身旁有个也在送行的母亲，“瞧着她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呜呜地哭了起来”，作者的心“变得沉甸甸的，猜测着自己的儿子，此时已经坐在飞机上了吗？”触景生情，情不能自抑，林非突然想起几十年前，母亲送他去上海的中学念书时的嘱咐，觉得“沉甸甸的心，在往下坠落啊！”，却又“绝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振颤，泪水会掉下来。”⑹ 林非在他和他们的一代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会后，送儿子去美国负笈留学，在“高昂和挺拔的背影”之中，他重新捡起遗落的青春的梦，拂动的心事渐渐地印染成一朵温馨的血花。这是隐忍的歌吟，比流泪、哭泣更为感人的精神力量！
在全部论说《背影》和《离别》的文章中，有两家放言，不能忽略，在此我要作为重点，加以匡正。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教授季羡林在《散文家喜爱的散文》一书中，导读《背影》时说，要把她置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底里去分析，才可理解作者著文的衷曲，才能发挥教育后世的作用。季羡林的论点提升了《背影》的高度，使她走出“小我”，获得了“大我”的人类意识，但此论点与朱自清­——人的本质不符。对任何一篇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必须遵从作家的个性特征及思想风格，万不可横加臆断，否则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朱自清的性情是温柔敦厚的，体现在作品里的是中和与平静的意境。“为什么中和而平静呢？我说是无‘我执’之故。……竞争状态中的情绪，力量甚强而范围甚狭”（引文参见朱自清：《文艺之力》）。朱自清的美文作用的对象只是人的心魂和性灵而已，至于以文承载什么道德或者以文宣扬什么主义，对他是不能负担的责任。《东方文学》杂志主编邱洁，论述《背影》和《离别》时说，为什么就不能称《离别》为当代的《背影》呢！他强烈的主观意愿，无非是想要证明：《背影》和《离别》，两篇文章，一个高度，同样出色。我不可否认，林非是在受《背影》的影响之下，才写出《离别》的，但他“十分明确地嘱咐自己，必须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独有的风格来。”⑺ 如果《离别》是《背影》的复制品，那她还有什么值得存在的价值。绝不要用某种死板的套路来圈点独特的散文，“让它在生活的长河里，用广阔的触角去自由地探索，去寻觅和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吧。”⑻
抛开这些扰人的观点，我的声波才能畅行无阻，我也才有希望，以评论家的“冷静思维，科学态度”给自己喜爱朗读的《背影》和《离别》下一个相对准确和合理的结论。《背影》和《离别》是在自然的气候中，生活的土壤里，经过作家心灵的栽培，真情地浇灌，从同一杆枝节上生出的两朵奇葩。由于两文的作者都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又是此管弦乐中的双重奏。

游记有独创

一部丰富浩瀚的文学史，宛如奔腾直泻的长江，有实人生的悲欢离合，少了大自然的万千气象，总会使苍穹黯淡，星月无光。游记就是此领域的造化。大凡称得上是杰出的作家，都有几幅好笔墨，既能抒情又能写景。但各有千秋，各有佳作，有时还可能出现个别“怪”现象，让人扼腕叹息。
同是鲁迅钦佩和推崇的大家巨擘，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把读书和游历看得同样重要，他的一生几乎走遍了伟大祖国的广阔领土的全部，然而他写出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著作，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于是有了《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令我读后拍案叫绝的篇章，却未曾留下什么充满光泽和华采的游记，这真是一件千古的憾事。远在他200年左右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这位“带着镣铐跳舞的诗人”（闻一多语），竟写出了异常壮美的风光，如《涉江》中的“森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有着相似命运的天才，为何有着如此异样的文风？据我考究，做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不知是权力狭小，说话不中用，还是行使了权利得不到人的重视，总之他心中装不下不公平的事。他又是厚道、耿直、诚挚，自甘贫贱，不屈富贵的高士，遭李陵之祸足见他的本性。他一旦心中有气，便坐卧不安，食不能饱，愁肠百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撰写游记，谛听天籁的闲情雅致。囚禁斗室，时有朝廷风波袭来，他在冷月清灯下磨砺思想的兵器。比起多少有点儿“犯傻”的司马迁来，屈原要“精明”和“圆滑”得多，他可以奉陪昏庸的楚怀王观赏美女起舞，谈色论奸，他也能和楚怀王忠诚的奴才，那些白面书生们吟诗作画。可当他驾车远游，一旦与自然相遇，他狂傲和激烈的性情便发作，诗人的洁癖也横行起来了。他把悲愤写进云层，他把权贵扔向粪坑，他用鞭抽天国，还要问他个为什么！“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引文出自屈原：《天问》）。从屈原到司马迁，从他们的命运到结局，屈原行吟江头，葬身水底；司马迁痛失男根，奋笔疾书，而后惨死。从话剧《屈原》中，宋玉花前溅泪，顾影自怜（这是风流才子的普遍特性）到秦腔传统剧《苏武牧羊》中，苏武放牧北国，跪劝李陵（这是北国忠魂的具体表现），他们的血液和骨子里是否也有地域文化，乡土风情所形成的某种性格？比利时著名诗人艾米勒·费尔哈伦，酷爱大自然，在严冬季节就开始吟唱春天。可他最钟爱的自然风光，对他却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折磨，这便是由对花粉的过敏引起的疾病。他不得不逃离鲜花烂漫的春天，隐居山林。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种族、环境、时代，是评判作家的三原则” ，是适合评判上述几位作家的。
深受屈原和司马迁的启发，我总结得出：游记是作家心性的结果，与境遇血肉相连。乐山乐水，物我交融的陶渊明，不为世事所困，不为人情所累，性灵自由，他才写下了《桃花源记》等传世名篇。生活在动荡年间的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真的猛士便于斗争中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没能偷闲，放松自己。自然景物只是他情绪化的表象，难以成为完整的游记。
上述引证的话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下文，现在回到原题中去。朱自清和林非，都是学者和散文家，朱自清先写诗和散文，后写杂文和评论；林非先写评论，从理论研究走上了散文创作的路。
朱自清到欧洲旅游，是为了休假养心，“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去了欧洲一年”（引文参见朱自清：《写作杂谈》）。从作者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态是对教书生活倦怠后的自我扩展，又有自由的环境，不受限制的选择。没有负荷的压力，也就是沉痛感，这里指30年代社会的风雨如晦，人民的颠沛流离，具体对个人又无什么忧郁苦闷的情绪抑或对域外风情瑰奇灵敏的心理，加之他作文时想自觉地“从客观方面着手，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引文参见朱自清：《写作杂谈》），所以他的两本游记，《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幅幅导游图罢了，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在身边琐事以外，反映“一种风格、一种人情、一处风景”，给读者们增添“新知识”和“新情趣”的意义（引文参见朱自清：《内地描写》）。朱自清真正的游记始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止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薄薄的清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这是多么迷人和销魂的景色，这是多么精妙和卓异的文字！朱自清“颇不宁静”的心，在这静谧、洁净的氛围、意境中，“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他享受着“独处的妙处”（引文参见朱自清：《荷塘月色》），得到了自我超越，从现实人生进入理想世界，这真是“圆满的刹那”（引文参见朱自清：《文学的美》）。写《荷塘月色》的朱自清与写《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的朱自清，为何有着如此大的差距？好像两个艺术天地中的人。这总归他不愿叫出“人生的意义”，但愿用“人生的语言，使人从心眼里受迷惑，以达到那‘圆满的刹那’”（引文参见朱自清：《文学的美》）。与朱自清齐名的郁达夫，这位“咳血”的诗人，他的心性是激昂的、诗意的，面对海兽般狰狞和恶浊的世界，他徘徊在黑暗与荒寂的旷野，像灯蛾扑火似的寻找光明，因此他最擅长写景，用心造境。在“死灭的静”中，我们仿佛真的遇到了严子陵的幽灵，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引文出自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在“清极奇极的雁山夜月”下，我们仿佛真的目睹到时代的漂泊者，“他们一个个小影子渐渐地被月光岩壁吞没下去”（引文出自郁达夫：《雁荡山的秋月》）。
客观性，对学术和研究是有利的，是适宜的；可对艺术创作是多余的，是有害的。游记离开“我”的介入，不用主观感情去审美，不用善感心灵去感受，不用独特思想去提炼，那么自然界的风景，就无法成为映在“我”眼中，活在“我”心里的风景。
林非写游记，他的心性是健康的、活跃的，带着问题，探索真理，“大自然中的种种风光，像日出和日落、云雾和闪电、月光和星辰、高山和大海、小溪和幽谷等等，都分别给人一种壮美和柔美的感觉，怎么去思索和描摹这样的奥秘呢？”受心性的驱使，进入广阔的领域，却是诸多问题、让他忧思的境遇，“人类从远古走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艰辛和顽强地奋斗，才逐步形成了以科学、民主和法制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社会，却依旧存在着野蛮、专制和贪赃枉法的情况，以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者任意地发动战争，侵犯与屠戮着无辜人们的惨剧。还有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空气的恶化、水源的匮乏，沙漠化的不断蔓延，严重地威胁和损害着人类。人类在大自然背景面前演出的一幕幕悲歌慷慨抑或凶残暴虐的活剧，显示出人类的命运既闪烁着辉煌的光亮，又充满了幽黯与丑陋，有的令人欣喜和欢歌，有的令人悲怆和浩叹”⑼ 对此他运用现代观念，这盏思想的明灯，烛照自然景物，“游记确乎应该着眼于启示读者更热爱自己生长于斯的大自然环境，跟它异常和谐与融洽地相处下去，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游记创作应该充满正义地去谴责大自然环境的破坏者，生动有趣地写出美丽而纯洁的自然风光，写出跟它相互烘托的人类的高尚心灵。游记还应该在审视人文景观的时候，审视先人的创造，审视历史迁徙的足迹，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通过自己对崇高的审美理想的追求，去审视和否定这样的对象，从而提醒读者去辨别真正的美究竟何在？”⑽ 引导人们在美丽的风景中，建设更加美丽的心灵世界。林非游记，将万卷书中的知识，通过几十万里的游程，进行了思想实践，从而得出种种真知灼见，并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所以它是作家独创的游记。自成一家，光彩照人。
《武夷山九曲溪小记》、《普陀山纪行》和《从乾陵到茂陵》，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怎么会有这样弯弯曲曲的溪涧，缠绵地围绕着苍翠的山崖？怎么会有这样清清秀秀的丘壑，紧密地偎倚着碧绿的流水？”，作者见到武夷山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忘我地观赏着它们异常迷人的神态，“这深情地荡漾着山峦倒影的微微水波，这倾心地张望着一汪碧潭的小丘小壑，似乎永远都默默地诉说着蕴藏在心理的爱情”，还于赏心悦目之际思忖着通向美的途径往往充满艰辛和危难， “如果正眺望着旖旎的山水时，一不当心掉进绿色的深渊，死亡会立即在毫无准备的精神状态中降临，原来在笼罩着美的氛围中，在寻觅、追求和浏览的美的时候，竟也悄悄埋伏着死亡的危机”，他结合自己的人生之路和治学经历，衷心地劝勉人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去创造美，绝不要跌落在平庸和琐碎中间，浪掷自己的青春和生命”。⑿当作者在普陀山“浓重的香气和弥漫的烟雾”中，看到多少香客跪下拜佛，他便发出痛心的呼喊，“曾有人这样振振有词地说：‘人为什么要长膝盖呢？据说就是为了能够跪拜。’不，人不应该跪拜，人应该挺立着生活，挺立着去追求真理！”⑾ 迈步行走在历史古都——西安的土地上，“这片令人心醉的土地，实在是太阔大了，在这儿可以顶着天，踩着地，干出多少事情来！”作者尽情抒怀的世界，几百年前专制帝王们却想在此建造辉煌和雄伟的坟墓，高过万民伸向云层的坟墓。“他们生前也许不会想到，千百年后竟有许多平凡的人们，站在他们的头顶，缅怀往昔和瞻望未来。让他们的幽灵在地下哭泣吧，多少平凡的人们。终将拨开专制的迷雾，走向自由和平等的坦途。”⒀
真情当歌，游记似画，关于散文和散文家的话题，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但他们都在创作的关键几步，决定了整个艺术人生的走向和归途。




2005年5月30日至6月2日初稿
6日修改8日定稿唐家岭
2006年发于中央电大学报
2013年8月韩国高丽大学学报全文转载









注释：

1、引文⑴、⑵、⑺出自林非：《背影对我的影响》参见《读书心态录》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2年8月第1版.

2、引文⑶、⑷出自林非：《渴望着追求更多的知音》同上.

3、引文⑸出自林非：《话说知音》同上.

4、引文⑹出自林非：《离别》参见《林非散文选》广州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5、引文⑻出自林非：《散文的昨天和明天》参见《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8月第1版.

6、引文⑼出自林非：《话说游记》同上.

7、引文⑽出自林非：《话说游记》同上.

8、引文⑾出自林非：《普陀山纪行》参见《林非散文选》广州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9、引文⑿出自林非：《武夷山九曲溪小记》参见《林非散文选》广州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10、引文⒀出自林非：《从乾陵到茂陵》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