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雁翎

1976年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早春时节，经过漫长冬眠的文学也随之进入了解冻期，各种禁shu陆续重见天日。这时我正处于小学到初中阶段，记忆中，这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3本书。不过，这3本书当时都不是我自己读来的，而是听来的。

　　第一本书是《第二次握手》。大约是小学五年级的夏天，麦子黄了，我们到附近农村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农劳动：捡麦穗。第一次离开家的我们，像一群放飞的小鸟，白天顶着烈日戴着草帽兴高采烈地在田间捡麦穗，晚上则在农村教室改成的大通铺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天晚上，一个大眼睛的女生忽然说：“大伙儿别闹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第二次握手，我听我妈妈讲的。”她的母亲是厂里的技术员，算是工人堆儿里的知识分子，女生也因此有了几分书香气。快讲！快讲！大家催促道。于是，那个女生在白炽灯昏黄的光晕笼罩下，讲了起来。

　　我们围绕着她坐下，周围安静极了，只有她的声音在汩汩流淌，每人的眼睛里都亮晶晶地闪光。几个晚上，就在这个故事中度过了，为丁洁琼和苏冠兰的爱情，每个人都感慨唏嘘。后来我才知道，《第二次握手》是当时著名的手抄本，流传极广。这种高雅脱俗的爱情，丁洁琼、苏冠兰心心相印爱而不能的痛苦，在当时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

　　第二本书是《青春之歌》。大约是197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午后1点播出《青春之歌》，我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记得播音员浑厚的男声，随着情节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令我非常着迷。现在能从记忆里打捞出来的细节有几个：一是余永泽称呼林道静为“静”，“静——”拖着长音，多么深情、温柔、甜蜜！那是我们早已听惯了高音喇叭里义正词严的大批判：打倒×××走资派！必定是连姓带名，声音里充斥着火药味。在学校里我们被老师同学一本正经又漫不经心地称呼大名，在家则是被父母兄妹叫着小名，第一次听到用单字称呼一个人，感觉非常新鲜。这样的称呼简直近似耳语，散发出一种私密的气息。我很快就知道了这更多是恋人之间的专利，是不能乱用的。不仅是口头称呼，这个单字更多地出现在情书的开头：静或亲爱的静——不用说，这肯定是一封情书了。光看这个开头，就够让我脸红心跳、心驰神往的了。还有书中几个革命青年演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个剧名，曾使我浮想联翩。手持一把香扇的少奶奶，该是怎样一种形象呢？我马上浮现出抽着烟、头上歪扣着船舰帽、拖着软绵绵长调的女特务，是妖媚风情的坏女人，但又透着一种奇怪的魅惑。当然，这部小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道静与卢嘉川的革命爱情。卢嘉川是个坚毅成熟的革命者，对林道静无异于兄长、导师，引导她这个软弱的小布尔乔亚一步步走上了革命之路，而这条道路两旁，还开满了美丽的爱情鲜花——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因其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更闪耀出一种崇高纯洁的光芒。

　　第三本书是《红楼梦》。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腿有残疾。她似乎是过继给了她的姨妈，单身的姨妈带着她两个人过。她住在一个仅能放一张小床的小黑屋里，四周没有窗，即使白天也很昏暗，节俭的姨妈不允许她白天开灯，她就在这个黑暗的小屋读《红楼梦》，做着怀春少女的旖梦。就是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我第一次听她说起《红楼梦》。她对《红楼梦》非常熟悉，对我娓娓道来宝玉、黛玉、宝钗等等这些大观园里的人物故事，对众多的人物关系和王熙凤的心机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十分佩服。在我眼里，她俨然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仅懂得爱情，更懂得人际关系的种种微妙。不久，电影《红楼梦》开始放映，我鼓了好大的勇气逃课去看了《红楼梦》。虽然那越剧的腔调道白我听不大懂，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深深沉陷进去，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位女同学的讲述，我已从她那儿知道了人物和故事的轮廓。我买了一张《红楼梦》的电影剧照，之后很长时间，这个剧照成为我的心爱之物，我常常对着它，不知不觉地陷入宝黛那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之中，不由得心潮起伏，最后悠悠长叹一口气作罢。

　　这3本书，让我懂得了爱情，虽然只是纸上谈兵。

　　先于生活而从书本上感受爱情，书就这样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爱情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