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终于踏上前往陕北的旅程时，我是多么激动，在此之前，曾经有两次去陕北的机会，但阴差阳错的丢失了。这一次，竟然是被邀请去，而且是去路遥的家乡——延川。
　　延川，我的确不熟悉，但路遥我是熟悉的，甚至是迷恋和喜爱的，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文涛说，他听过路遥、贾平凹、和谷、王蓬等人的讲座，还会说《人到中年》的作者是谌容，而不是头一天说的湛容。那个时候，就知道路遥了。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住着两个陕bei姑娘，他们总给我说起黄河、醉枣和路遥，也常常吃到她们从家乡带来的醉枣。那是一种饱满的、酸酸的、甜甜的枣儿。还会说到刘巧珍和高加林，说到电影《人生》的某个镜头是从哪个地方拍摄的，有时会为画面中的冰柱和街巷属于哪个县而争得红脖子涨脸。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路遥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和仰慕感的。
　　大浪淘沙，岁月流年，当我也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小说该如何写得更吸引人的时候，路遥——这个不得不面对的巨人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我是多么后悔，后悔为什么不早点阅读《人生》，早点研究《平凡的世界》。我喜欢大气磅礴的《平凡的世界》，更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和他们的家人朋友，我为少安少平能以少年之心，少年之躯与命运抗争，与苦难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为小说中描述的贫瘠土地而震撼。不屈的人们，顽强的生命，浓郁的民风，吸引着无数文学爱好者，也吸引着我。对小说中描写的一个个山峁，一道道沟梁，包括通往山西的那座黄河大桥都情有独钟，所以，当我在2006年6月10日，沿着延安通往延川的道路前行，并且从路遥家的窑洞前经过的时候，心情难以平静。要知道，他的老母亲至今还居住在他家的老窑洞里。
　　延川的日子，令人难忘，难忘火红的太阳，难忘一整天没有水喝的煎熬，难忘知名作家的轶闻趣事，难忘延川的沟沟峁峁。最难忘的，是延川的文化和延川的人民。
　　几年前，就知道陕北有本《山花》杂志，听说是当年路遥、曹谷溪、闻频等人办的，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延川，在明亮宽大的展厅里，展示着一头远古时代的动物骨架，墙上挂着鲜艳夺目的剪纸画和布堆画，延川已经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画乡，全县十多万人口，有一万多人拿起剪刀会剪纸，掂起锄头能种地，放开嗓子会唱歌。在巨大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一本本发黄的，卷页的，粗糙的，黑白的，一直到规范的，彩色的，装帧精美的《山花》，从一张简报式的油印纸到漂亮的杂志《山花》，一溜儿排开，阵容很庞大，气势很恢宏，原来，书本也像军队一样，可以列队出征的啊。是的，从《山花》起步，培养出了一大批作家，路遥、史铁生、曹谷溪、闻频、陶正等。在这次笔会上，我见到了北京知青陶正。他五十出头，保养非常好，很白净，一口标准的京腔。我告诉他说，非常想见到史铁生老师，希望在延川见到他，不知他现在身体可好。他说，大家都希望见到他，史老师的身体还行。
　　我问：《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原型吗？
　　他抬起胳膊往外一指，说：我们村的名字就叫清平沟，基本上是真的。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似乎有点奇怪。我更奇怪，补充了一句：你在那个村待过几年？
　　他说：四年。
　　我说：一共四年时间，然后你就回北京啦？
　　他说：是的。
　　我一直张着嘴巴，惊讶的再问一声：你在延川只待了四年，就说“我们村”。
　　他说：是啊，我们村！不对吗？
　　他睁大眼睛不解的望着我。
　　那一刻，我真的想哭，为那个眼神，那个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为一个叫陶正的北京知青，三十多年后再回陕北，依然把插过队的村叫成“我们村”。为那个叫史铁生的青年，欢蹦乱跳的走进清平沟，两年后，被人抬出清平沟，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再也站不起来的史铁生——我爱戴已久的作家，黯然伤神。人生多磨砺，坚强的人，富有瑰丽人生的人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黄河漂流结束后，我们在一排窑洞前相聚，太阳挂在西天，金色的阳光照耀在乾坤湾上，将乾坤湾渲染得更加伟岸逶迤，更加气吞万里如虎，更加金色灿烂，黄河蛇曲地质公园就建在这里。很多作家、摄影家在乾坤亭拍照留念，从这里看乾坤湾是俯瞰，其实整个陕北的山都是黄土山峁，人能站立的地方大多在山头，所以在陕北看山，是从山顶俯瞰，而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山，都是从山下仰望山顶。这就是陕北山峦与别处的不同之处。
　　傍晚还没来临，就看见从四周的山峦上，沟壑里，突突奔腾而来的拖拉机、摩托车，大约半小时以后，院子里就集聚了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长衣服的，着短褂子的，穿裙子的，穿大裤衩的，什么样的都有。我以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平时怎么能一下子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知名作家呀，知名人士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一道风景。可是他们并没往我们这儿走来，干脆连望都不多望一眼。他们在忙自己的事，他们脱了自己的上衣，穿起了色彩鲜艳，红红绿绿的衫子，撑起了花伞，扎起了白羊肚手巾，打开了扇子，还没等篝火燃起来，他们就跳起来，唱起来，舞起来，随着一个打伞的人蹦跳旋转。打伞的人叫伞头，伞头跳到哪里，长龙似的队伍就跳到哪里，一圈一圈，一遍一遍，卷心菜一样围着篝火跳动。伞头唱哪首歌，后面的队伍就合哪首歌。原以为来看热闹的山民成了主角，而主角的作家们此时此刻却成了标准的看客。继而，大家走下主席台，成为长龙的尾巴，跳进了欢乐的海洋。大家唱呀，跳呀，没有了男女之分，没有了农民与作家之分，震天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秧歌扭起来，高亢的歌儿唱起来，作家与农民的歌声笑声融合在一起。在队伍中跳跃的我，忽然想起史铁生，想起路遥。史铁生再也跳不起来了，路遥不可能在人间跳跃了，那就让我代替他们唱一曲吧，把他们扭到一半的秧歌续接上，把他们没有走完的路走下去。那一刻，我是多么悲壮，多么伟岸，多么豪迈与气度不凡。因为，我发现自己有点像男人，像那个歌之舞之蹈之的伞头，那个统领整个篝火晚会的长者。如果，如果史铁生在晚会上，如果路遥在晚会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满足，多么荣光。与他们同歌舞，与他们共进餐，该是怎样的景象哩。
　　从始至终，作家与农民欢天喜地。星星繁密了，月亮清淡了，夜深了，山民回家了，我们住进了窑洞。四个女作家同睡一个炕头，窑洞里没有水池，没有卫生间，没有茶几板凳，甚至没有一只茶杯。只有一个灶台，一个大炕，炕，既干又硬。洗脸洗脚都要在院里进行，在一个水缸边，把一瓢水舀进脸盆，发现盆底有只细小的软体红虫，随着水波扭动，我吓得赶快倒掉盆里的水，再舀一瓢，尘土漂浮在水瓢里。我握着水瓢，不知将水倒在地上，还是倒进水缸。窑洞的主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正指挥她年轻的儿子从井里抽水，我四处望望，没发现水井，我说，咋没看见水井？女人指着一个小平房说，井在那儿。
　　依然举着水瓢，依然不知所措，水井在房子里，被低矮得不能住人的房子保护着。房子边有一卷淡蓝色的塑料水管，还有一个水泵，妇女和她儿子一人握住塑料水管，一人发动水泵，水从房中的井里抽到水管，经过水泵抽进水缸。我呆呆的望着，手里举着水瓢，一直举着。这就是陕北的水，养育了路遥、史铁生、刘巧珍、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的生命之水。这种方式抽出的水，比作乳汁难道不恰当吗？这样珍贵的洗脸水大概只有陕北才有，这种住宿条件，只有在作家之乡，才显得浪漫而富有诗意，陕北给了作家如此深刻的体验，是与会作家的财富。
　 次日，徐贵祥、汪国真一行上了会峰寨，石祥一行在和几个农民演唱陕北民歌，县长的司机按捺不住喜悦，坐在车里，对着送话器放声歌唱，他一唱，石祥老先生激动不已，合着他的音调打着节拍，嘴里也哼唱着。有人让司机从车里出来，站在旷野歌唱。他大大方方的站在山峁上，唱《小寡妇哭坟》，他边笑边唱，石祥老先生说，唱这种歌不能笑，得哭。边说边作示范，并且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作出哭坟状。国宝级的摄影家陈宝生，边指导司机怎样扎好白羊肚手巾，边按动快门。
　　作完示范，唱完歌的石祥老先生说：原来《白毛女》中“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曲调原型就是这首歌呀。
　　有人说《东方红》的曲调也取自陕北民歌哩。是啊，陕北不但因为红色根据地而名垂青史，也因为陕北文化中外扬名。路遥故乡——值得牢记的地方。
　　 200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