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丽丽口述
邱明
苏子元 ，东北早期中共党员、隐蔽战线情报工作者，辽宁辽中人 。是1925年入党的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一般的党史资料中，极少提到他的名字，战场上有福将、生活中有幸运儿，当然也有命运多舛的人。而苏子元，在他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将近30年是在监狱、流放、批斗和靠边站当中度过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苏子元名不见经传，但作为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华英烈》主编，温济泽先生，确十分了解苏子元，他亲自安排我采访了，苏子元的女儿苏丽丽。
这就够了
苏丽丽口述
我叫苏丽丽，1950年出生在西伯利亚。我们家是鄂伦春族。
我的父亲，论党龄、论资历，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了。父亲苏子元他是1923年加入共青团，早年做教员，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进步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哈尔滨，任中共哈尔滨地委宣传干事，以青年会干事为掩护，办平民教育，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担任绥芬河光华学校校长，建立绥芬河特别支部 。
1927年他被派苏联海参崴接受军事情报训练，转为共产国际、苏军总参的情报人员，往返中苏之间开展地下工作。
抗战前后，父亲曾以龙井《民声报》记者身份做掩护，搜集东北军政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在齐齐哈尔以龙江医院为掩护，建立情报站，搭建覆盖东北多地的情报网络，搜集日军军事部署情报，支援反侵略斗争。
1936年，苏军情报机关派苏子元化名“王义之”到北平，建立华北情报网，联络东北流亡人士、国民党爱国军官，搜集日军情报，工作一度得到苏方嘉奖。
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席卷红军情报系统：远东伯力情报科的主要负责人大批被捕，整个远东情报机构被清洗。海外派出的情报干部，陆续被命令调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很多人一回国就被捕。父亲苏子元接到调令之后，历尽周折，经武汉、香港、法国绕道返回苏联。1938年1月29号抵达莫斯科，住进新莫斯科旅馆，随即被逮捕，逮捕令是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签署的。不是他工作犯错、不是叛变，是肃反扩大化对苏军情报系统的全面清洗。很多为苏联做情报工作的中国籍干部，同一时期遭遇同样命运。我的母亲是个报务员，叫做朱绍华，也被同时召回逮捕。
法庭给我父亲扣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日本间谍、向关东军输送情报、参与反苏阴谋集团等，一开始判处死刑。我爸坚决不认罪，当庭申诉、坚持上诉。
1939年6月11号，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厅改判：15年劳改苦役；我母亲朱绍华改判5年劳改。
先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多地劳改营伐木、修铁路，干重体力苦役。那里极其寒冷，气温可以低到零下40-60摄氏度。1942‑1945卫国战争时期，仍然关押没有释放。直到1952年9月，15年刑期期满，但并不允许他们回国，被继续强制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以北的布拉茨克地区，属于刑满后的流放定居，仍然不能自由离开当地。
在这段漫长岁月里，父亲他不断写申诉信，写给苏联法院、苏共中央，也尝试给中共中央写信，很多申诉材料被内务部没收，而写给国内党组织的信，也石沉大海。
这18年，他与国内党组织完全失联。中共方面很长时间并不知道他的生死状况。
苏子元是东北建党早期骨干，同时属于共产国际系统的情报人员，和东北抗联多条战线有交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既属于中共早期党员，又长期执行苏军情报任务，是北方隐蔽战线上一位重要人物 。他是中共党员，同时属于苏军总参第四局（格鲁乌）的国际情报人员，1938年落入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罗网，前后监禁、劳改、流放合计18年。
1953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时期冤案。由于我父亲苏子元多年来持续申诉，同时求助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5年9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正式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解除流放身份。
1956年3月，父亲苏子元终于回到中国北京，结束18年境外苦难生涯 。
同期还有不少东北抗联、国际情报系统的中国同志，在大清洗中遇害或长期关押。
母亲生我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因为难产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去世了。
父亲独自带着我到一岁多，当时是以流放犯人身份，做铁路工人的工作，高强度的艰苦工作又要带我，很艰难，常常因为没有人照顾，我病到奄奄一息的地步。很多人都劝他把我送人，父亲不同意，后来，有人说有一个中国妇女很好，父亲刚好刑满释放，申请回国不获批准，就带着我去了伊尔库斯克。
当时，他在一个集体农庄劳动，是流放期满释放就业的，当了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
父亲找到那个中国妇女，对她说： “ 救救这个孩子吧，她妈妈难产死了，我是流放期满刚释放的，这孩子从生下来，就没吃过一口奶，现在都快死了！”
那个女人看我很可怜，就收留了我，对我很好，我们相依相伴，比亲生的还要亲。
斯大林死了之后，父亲反复上诉。伏洛稀洛夫亲自为我父亲平反，在1956年把我父亲释放，让他回到中国。
当时我都已经六岁了，父亲就找我的那个养母，问：“我要回国了，你要不要跟我回去？”
养母说： “我怎麽舍得和孩子分开呢？孩子也离不开我呀！不过，没名没份的……”
父亲说： “ 我平反了，可以给你个名份，不辱没了你。”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为我做了几件衣服，一家三口到了莫斯科。
3月28号从莫斯科启程，那天正好是我六岁的生日，4月5日到了北京。
为了我，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母亲就做了绝育。
1956年回国以后，像我父亲这样资历的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封侯拜相，或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或拿着丰厚的待遇“泛舟江河”。
新中国建国已经7年了，我父亲缺失的不是7年，是整整18年，他与组织完全失去联络18年。
但是，回来了，就要工作，要弥补缺失的那18年，当时，我父亲已经是52岁了，应温老就是温济泽老先生之邀，到了广播事业局工作。正式职务是苏东部主任（苏联‑东欧部主任）。苏东部是国际广播电台内部的业务部，负责俄语、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全部对外广播。
我上的是育英小学，学校条件很好，住在学校，母亲负担轻了很多，因为在西伯利亚长期劳累，身体不好，就经常外出疗养。父亲工作起来没白没黑，像是要把流放耽误了的时间追回来似的。我每星期回到家中，家里总是没有人。睡觉的时候父亲不回来，醒了的时候他已经上班走了。
我星期天就不爱回家，在学校好歹有饭吃，回家我就没饭吃，也见不到人。我常常纳闷，为什么别人的父母都那么年轻，我的父母会那么老。
后来一次又一次运动，反右、反右倾，父亲总是沉默寡言，算是平安度过。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父亲有长期在苏联工作、苏共党员的经历，又从事对苏广播，属于文革中被重点审查的对象。 遭到冲击，停止领导职务，被要求交代早年在苏联、共产国际情报系统的历史。正是文革期间组织要求写历史交代材料，父亲就将那段时间的经历写下来，于1970年4月完成的长篇自传手稿《陈年往事》 。
在文革中，母亲是1968年就去世了，当时每天有很多人来外调，一拨又一拨，纠缠不休。蛮不讲理，拿着编好的稿子，逼着父亲照着念，讲已经编好的话，父亲非常生气。
早上我要上学，当时社会上比较乱，父母不放心，每天都一起送我，可是要走了，母亲也没出来，我就去卧室叫她，我敲门，说： “妈妈，我去上学了，您别起来了，爸爸跟我一起去就行了！”
她没回答我，我又叫： “妈妈再见！”
她还没有回答我，我推开门一看，妈妈没在卧室，我又去卫生间叫她，说：“妈妈，我走了啊！ ”
她也没有回答，我推开卫生间的门一看，她已经倒在厕所走了。我抱她起来，发现母亲已经很瘦很瘦了，我把她放在床上，去叫父亲，父亲叫车，到医院就已经走了。
父亲对我说： “你今年18岁了吧？” 他说， “爸爸知道，这18年，爸爸欠你很多，你小时候跟着妈妈生活，一直管我叫叔叔，后来决定回国，到了莫斯科才改口叫爸爸。你那时候6岁，你记得吗？”
我记得，但是后来父亲告诉我，我的生母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父亲把我托付给了母亲，为了一辈子对我好，母亲一回国，就做了绝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很震惊。
18岁过去，我基本住校，回家也见不到父母，对他们并没什么感情，但是了解真相以后，我对父母十分敬佩，开始变得很有感情了。
母亲去世了以后，我深深懊悔，又没有办法报答她，就下决心，一定要使父亲过一个好的晚年。
母亲的死，父亲受打击很大，开始大量喝酒，原本在西伯利亚，苏联人就非常爱酗酒，父亲在这种极其苦寒之地，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需要烈酒。但是回国之后，一心扑到工作上，很久都没有喝酒了。
现在母亲去了，自己靠边站，又不能工作，心情十分郁闷，喝醉了就躺在床上发呆。
我很想念母亲，父亲说，从我不到两岁起，就寸步不离跟着母亲，我一直认为她是亲生的母亲，现在这个比亲生母亲还亲的母亲不在了，我应该代替母亲照顾父亲，父亲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是64岁。
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满腔热血，写了个作文，模仿邓拓的言论和观点，批判了父亲的言行，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的作文，写的很好，老师给你5分，但是，” 她把我的作文从作文本上撕了下来，说， “不要给别人看了，这几页纸我给你撕了吧，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父亲是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了，你将来会知道的。”
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老师这是在保护我。母亲走了之后，想起这件事，我羞愧难当，觉得很内疚，对不起我的父亲。原来我准备跟学校一起去东北兵团，母亲走后父亲说： “丽丽，你走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对母亲，于我就已经是 “亲不待”了，我不能让自己再留下终身遗憾了，我就不走了，留下来陪爸爸。
我们家搬到了甘家口去，我跟父亲一起学习生活，相依为命，做饭炒菜。我真的是有心照料他的，但是不太会做，虽然父亲从不抱怨，但是好坏我自然知道。我就用心去学，学做饭、学做家务，只为了能让父亲的晚年不再受苦。
我非常想念母亲，有时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醉倒在地上，我又搬不动他，就只能为他洗干净，垫上枕头、盖好被子，弄好以后就默默流泪，心里想着妈妈，从甘家口一个人边走边哭，走到东四，再走回来， 凌晨四点了，就开始给父亲准备早餐。
1969年，我开始跟广播学英语，1971年认识了赵世英，他介绍我到南苑一个小学当代课老师，每天往返奔波，教高中班的政治课。后来有了带帽儿，我就教初中的英语。
1974年汽车市场招售票员，学校就推荐我去，后来我就当了汽车售票员，但是我从小体弱多病，当售票员，饮食不规律，我得了胃溃疡。但是我放不下父亲，决心不住院、不手术。
我就看中医，我的溃疡是0.7乘以1.0，我大量的便血，造成严重贫血，必须卧床在家休息。父亲反而特高兴，说： “这下多好，能够天天跟爸爸在一起了。”
我说：“是啊! 我小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你！”
父亲说： “现在补回来，爸爸天天陪着你。”
养病期间，我和父亲，我们互相陪伴。但是，一老一病，不能不吃饭啊，所以我病好一点，就去上班；稍一劳累，又生病、又休息；又好了、又上班……折腾的结果，形成了网状溃疡。医生提出了强烈的警告，说必须改变工种，但申请调岗得不到批准。
这时，父亲的关系转回到了广播电视部，退休待遇提升为副部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就要求调到广播电视部工作。
父亲知道了很生气，说：“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这是走后门！是不正之风！”
但是部里还是考虑到，需要有人照顾父亲，决定把我调到广播电视部来了。
父亲身体越来越不好，常年的折磨，到了晚年一并爆发，发高烧昏迷不醒，我和爱人就轮流看护。
我跟他结婚前，就已经说明白，我们是一定要住在父亲身边，照顾和陪伴他的。我爱人心很细，对我父亲照顾得很周到。
我跟他谈恋爱时，父亲开始说他是奶油小生，可别是一个绣花枕头，他就暗下决心要干出个样儿来。他一步步从工人->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调度长一直干到厂长。一路踏踏实实走过来，使父亲对他十分器重。
在家里对父亲也很体贴孝顺，父亲爱喝俄罗斯烈酒，有一次他买了莲花白，父亲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就跟他父亲讲： “爸爸，您试试莲花白吧，它是传统北京老酒，粮香纯正，入口干爽，微甜，香气清淡。酒味比伏特加更浓，伏特加是蒸馏烈酒，经过多次活性炭过滤，几乎无明显香气，本身味道很淡。您喝一口试试！”
父亲一试，果然比伏特加更香醇，觉得极好。
父亲住院的时候，每天给父亲带的东西，都一一准备好了，我临出门，他还会追到门口，再检查一遍；每次遇到父亲外出旅行，他也是一件件，仔细看过，收好。父亲为我有这样的女婿放心也自豪。
我的公公也是早就没有了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为了不让我们俩两头牵挂，父亲说： “你俩都是独生子女，把你公公也接过来同住吧，省得你们两边跑。”
就这样两个老头儿，加上我们两个，一起生活。下了班之后，两个老头儿都需要照顾，也互相作伴。四间房子，两个老人各住一间，一个小孩和一个小保姆，我们两夫妻，家里十分和谐和睦，十分幸福。
父亲常说：“你妈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好！她看到了小露露，该多高兴啊！”
好日子过得太少了，上我上夜大，晚上9点到家，进了门，先到两位父亲那里报到，家里马上就开始热闹了。爱人给我拿包，女儿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话，父亲拉着我的手不放。
看着孩子陪姥爷、爷爷玩儿，小手只要一摸姥爷的脑袋，老人家就笑开了花儿，全家人一块儿看电视、全家人都陪着睡前照顾，看着他们吃药、洗脸、脱衣服、用热水袋捂着肚子……
大家也是边说笑边看着我爱人给他们刮胡子、洗头、洗脸，我爱人说： “我将来老了，也要我女婿孝顺孝顺。” 非要女儿 “观摩”不可。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笑，生活有说不出的甜蜜。
我公公是搞机械的，是工程师，精神负担很重，才60多岁，比我80岁的父亲还要显老，他常常关门，一个人闷在房子里，我也常常开导他，劝他做点户外活动，晒晒太阳，可以开阔心胸。傍晚让我爱人带着老人到外面坐着，走走，不时看看热闹，心情也就开阔多了，也开朗多了。
我们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我爱人和我女儿，都是病人，但是我们全都觉得很幸福，父亲的生命，从1925年加入共产党算起，60多年走过来，论资格、论功绩、论职位，无论怎么评价，都没有看到父亲脸上有什么笑容；比自己资格浅、功绩小的后辈，都比自己职位高、权力大，自己要服从他们的命令，这样并没有看到父亲有任何不平或者不甘，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苦寒之地的劳苦和折磨，各种怀疑和审查，莫须有的罪名无法洗刷，浑身的病痛得不到治疗，也没有看到父亲绝望。而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却每天都可以看到父亲的脸上绽开的幸福的笑容。
“丽丽，爸爸有你们，足够了！”
作为女儿，父亲的资历、父亲的地位、父亲的权力能带给我什么，我并不知道，也不重要，只有父亲的脸上那幸福的笑容，才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拥有彼此，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