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华欣兰口述
整理好40多年前的采访笔记之后，发现华老师的生平太普通了，当年大大小小或多或少有一点权力的人家，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塞进华老师的班里，这里面也包括我的女儿。如今回过头来看，连给这篇文章取一个标题都难，好像找不到闪闪发光的东西，也没有震撼人心的事迹。
于是我打开AI询问： “1980年代，史家胡同小学教师华欣兰。” 希望她多多少少能留下一些走过的足迹，使那些被她送上各个重点或者普通中学的学生，可以想念她的启蒙教育。
我得到的答复如下： “公开互联网史料、史家胡同小学校史文献、80年代报刊资料里，没有收录 ‘华欣兰’这条人物公开档案。有两种现实情况：1.华欣兰是1980年代史家胡同小学在职普通任课教师（班主任），不属于特级教师、校级领导，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媒体报道记录，因此网络无资料；2. 你记错了她的名字。
名字记错肯定不可能，那就是说，她因为太普通了，走过了就走过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如同她每天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文字，擦掉了就没有了。
还有谁会记得她呢？我知道，我的女儿是记得的。我的那个丢三忘四、逃课和隔壁胡同的姜武（就是那个演电影的姜武）钻防空洞打地道战、挥舞着树枝满大街喊着： “妈妈，我今天得了一个2分儿！”的女儿，她记得华老师，而且每次回国探亲一定会去拜访退休了的华老师和她的儿子。
那是在她是树苗的时候，将她扶正了的，人生的第一个园丁，也是最重要的园丁。
我决定无论怎么平淡、无论如何普通，我还是要在我自己心中的粉笔字迹被擦掉之前，把华老师的口述历史写下来。
我是跟着我女儿去到华老师家的，她曾经到我家家访，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并没有请她到家里去坐，只是在门房里和她聊了一会儿，至于谈了些什么，全都忘了。后来女儿又带我去了华老师家，说是还要好好谈谈。估计是在我家里谈，她不太自在吧。
华老师的家离我家并不远，是个大杂院，进了大门曲里拐弯绕过各种各样的小厨房、杂物间，蜂窝煤、大白菜堆，才到华老师家门口。
敲开房门，屋里很暗，久久才能适应，看到那房间，真的好小啊！无法想象四口之家，怎麽住啊！这就是无数家长，争相把孩子送到她班上的，炙手可热的老师的家吗？
这就是看到孩子需要修剪枝丫，生怕小树长歪了，一而再追着家长谈话的老师的家吗？
对，这就是我女儿第一个人生导师，让她长成正直、有担当、善良好学的人的第一个老师。
她跟我谈我的孩子，我约她明天我来，听她谈谈她自己。
华欣兰口述
我叫华欣兰，我们家应该算是教师世家。我父亲是中学老师，哥哥也是中学老师，我是小学老师，我的二叔三叔都是中学老师，还有一个是中学校长。我的女儿现在也是教员，我大姐、二姐还有我哥哥都是老师。只有我三姐是一个工程师。
我爸爸是天津铁路中学的教师，教生物的生物教员。
我1940年生在天津。小时候家道小康，后来渐渐不济，奶奶和妈妈的首饰都卖光了，只留了一些房子和地。现在那块地在天津市内的河东区。
家里过日子用的，几乎都是奶奶的陪嫁变卖了贴补家用。奶奶娘家的父亲是个盐商，很有钱，所以奶奶的陪嫁很丰盛。她的爷爷是绸缎行的掌柜，不时给些玫瑰香的肥皂什么的，所以奶奶也存了一些家底。
有一次奶奶回娘家去，小姑姑撬了奶奶的箱子，寻出一些财物，奶奶回来就打我妈妈。
奶奶死了之后，续了一个继奶奶，是个天足，人长得非常漂亮，但因为大脚，所以嫁不出去，她就嫁给我爷爷了。和我爷爷生活了6年，爷爷就死了，爷爷死了之后，两个姑姑也相继去世，都是死于脑炎。我的继祖母带着十来岁的我父亲一起生活，一直到90岁去世。
父亲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就当教师教书，挣钱很少，不够生活。我们的地无偿地被划入了法租界和比利时租界，地没了就更穷了。
我出生以后，父亲不知何故失业了，就到唐山去教书，一周回来一次。下面的妹妹，弟弟，每两年生一个，一共生了九个孩子，生活日渐贫苦。后来有两个夭折，都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剩下的七个活着，靠父亲教书，尚可果腹。
我外祖母嫁给我继祖母的表弟，她把女儿嫁给了我爸爸，就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妈妈。
1956年合作化之后，外祖父家的地交公了。以前外祖父家有菜地，经常接济给我们家一些蔬菜什么的。外祖父的地交公以后，菜什么的都没有了。七个孩子，衣服都是大的穿完了小的穿，所以无一例外，衣服是破破烂烂的。
那个时候我在天津铁一中上高中，初中是在天津六中上的，高中保送了到了父亲的那所学校铁路一中。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道小康，1947年上小学还是高高兴兴的，老师叫于大军，北京人，他很喜欢我们。
到了二年级寒假，平津战役开始了。学校里住满了伤兵，仲冬时节，胡同里几乎都堵死了。炮声连天，国民党一个战地指挥所，占据了我们家，我们被赶出来了。日夜空袭打炮，国民党征兵，我哥哥虽然18岁，但是因为是高中生，不征兵，所以必须要出民工，不出工就要缴五斗棒子。我们家出不起那么多棒子，就只能去修工事。修工事就是往碉堡上浇水，等水冻成了一层冰，再浇一层水，再冻一层冰，这样这个碉堡就很坚固。
后来有一天，解放军进了城。满街都坐满了军队。天很冷，有一个军人挨家挨户敲门，没有一家给他开门的。
那个人从我家大门缝往里看，看见我，就叫我说： “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后奶奶就出来了，解放军就说： “老乡，我们这里有伤员。失血很多，在外面会冻死的。”
奶奶说：“ 咱们是老百姓，搞不清是哪一边的人。但是人伤了，不管是哪边的，总是不能让冻死在街上的，还是进来吧。”
后来继奶奶就张罗着腾房，让他们住。住了几天，家里的粮食全都吃完了。到了第五天。东北运来了高粱米，他们就还给我们高粱米。
后来天津不打仗了，军队走了。开学的时候，一个历史老师当了教导主任，其实他是地下党的。他说： “ 军队开走了，但是仗还没打完，孩子们还没法安稳读书。”
他就常常带着我们演习躲空袭。后来又带着我们欢送解放军去江南。在马路边上，摇着小红旗，唱歌送行，送吃的、送鸡蛋和枣儿。
从那时开始，上课课本就用解放区的课本了。
1950年开始抗美援朝，要我们分别到同学哥哥家动员他们参军，弟弟妹妹讲话都特别有用，一动员一个准儿。学校组织我们在街头演戏，宣传抗美援朝。
我哥哥是1949年考入保定一个学校的，他没去参军，1951年以后就开始学习苏联了，学校教学就正规起来，采用了五分制了。
1952年三反五反抄家，我跟着看热闹，看到了金条，看到了金元宝，平生第一次看见那玩意儿，特别高兴，我们其实啥也不懂，就跟着起哄。学校基本上是以政治运动为主。回家也还是没空念书，那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还惦记着抽空玩儿，所以就不怎么好好念书。
上课时候，老师说： “你看看你这个字儿，你爸爸还是教员呢！我都替你爸害臊！”
这话让我有点难受，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我就想要给爸争口气，开始用功了。
1949年的10月1号，海河上就搭起了浮桥，我和姐姐一人一个五角星的灯笼，桥上桥下、河东河西的跑来跑去。
四年级以后，我就开始考第一了，同学老师们就都开始夸我。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第一这么好，有点荣誉，心里会这么舒服，所以这就成了动力，后来就开始很用功。没什么高大上的动力，就为了这点儿荣誉。
一转眼，就要考中学了，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去，交5毛钱考试费，就可以考。5毛钱考一次，考了3个学校，花了1.5元钱，就再也没有钱了，所以就只考了3个学校。 铁一中和女一中都没考上，考到了天津市第六中学。
当时考进去的是200个人，有150个男生，50个女生。上了初一的这一年，我一直是在操场上度过的，我极度热爱体育。直到初三，开始准备考高中了，家人晓以利害，我就非常用功了，后来结果保送到铁路一中高中了。
上了高中以后，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母亲生病住院，为此我缺课不少。我自己也开始生病，月经流血不止。结果期末考试四门儿不及格。
学校让姐姐回来陪母亲住院，这样我可以去复习功课，补考就都及格了。我们都知道，留级是留不起的，多一年读书就多花一年的钱，家里没那么多钱，白白养我一年。
高二以后，反右开始了，互相整来整去，我又不懂政治，搞不清楚他们在斗什么。我就想好好学习，毕业就去学医，因为父亲是教生物的。所以我生物课学得很好，就想考医学院。
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大跃进，铁路部门成立了铁路师范学院，学校在北京，当时没有学生，就从天津和北京的铁路中学，开始招收学生。当时刚刚反右，组织分配不敢不去就去了。
师范学院就是为了培养教师的，我原来并不想当教员，但是一家子教师，所以我也不反感，从此就走上了教书这条路。
上的是铁路师范，选学科，我就选中了中文。上了大学有大把课余时间了，又开始上操场混了，玩儿杠子，后来进了学院的体操队，从此就可以名正言顺进体操房，而不必在操场上风吹日晒了。后来我的体操达到了一级运动员的水平，田径也不错，成了三级运动员。当时就准备留校当个体育老师，大学的体育老师很舒服，我选女子体操和化学、数学、物理，三个学科。
我很喜欢女生体操，但是后来我想，如果老了跳不动了怎么办？运动员是一个短命的职业。为自己找条后路，我就开始自学数学，学习不是教学，又不必批改作业，所以学得也不艰苦。业余时间就去看芭蕾舞、看话剧、看音乐会、晚上就滑冰。实实在在过了几年快乐的舒心的日子。
到了1962年，学校就停办了，刚开始校址是在石碑胡同，后来就搬到南苑，因为没钱，这个学校就关门了，怎么办呢？就让我们暂时去小学当老师，说好了 “以后我们还会让你们回来，教大学”。
就这样，我就分到了铁路一小，说让我教体育课。报到的时候，我忽然不想教体育课了，就说：“ 我选修了中文、数学、化学和物理，所以除了音乐和体育，让我教什么都行。”
当时学校的体育老师怀孕了，让我去四年级代体育课，后来有一天，说有老师请假，让我去代一节语文课。
一节课代下来，学生们都嚷嚷着，还想让我教。下一节课我还想代，校长就说不用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学校的一次考试，想试试我的能力。
接下来，就让我接了五年级的一个住校班，我和孩子们混得挺好，他们晚上折腾都不睡觉，我管他们也管不住，后来干脆就说：“你们要不想睡觉就别睡了，咱们出去数星星。”
孩子们高兴，我就带着他们悄悄地溜出宿舍，大家就坐在院子里，我捎带脚的就给大家讲点天文知识。
我这个班期末考试第一，比别的老师带的班都高，比第二名高出12分儿。下一年，学校取消了住校生，都改成走读了。这些住校的学生就搬到了铁路二小去了，我又接了新的五年级。
1963年我结婚了。丈夫叫做李文琪，我怎么认识他的呢？他是铁路师范，中专班的师范生，我们俩同校不同系。我有一阵教了体育课，1961年这个李文琪到铁路三小实习，我给他当指导老师。虽然我比他小，但我是他老师，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1962年铁路师范解散了，我就被分到铁路一小，又碰上他了，我们俩感觉挺有缘的，1963年我俩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俩不想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就调到了铁路六小，一直到1973年。我在铁路六小干了9年。
我内心还是记得学校的承诺，让我回去读完师范，然后当一个大学教师。可是这11年了，铁路师范解散了那麽久了，人都去向不明了，更别提还有没有人记得当年的承诺了。我知道当大学老师没什么希望了，看来就是一辈子的小学老师的命了。
1973年铁路小学归了地方，后来又要回归到铁路的时候，我就不想回铁路了。换到了北京东城区。当时，我丈夫在东城遂安伯小学，我就进了新开路小学。
从1964年到1967年，我教的学生，基本上是文革以前，还算有些成绩。我当时是满腔热情，没什么顾家的概念。1964年我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往婆婆那儿一放。全部的精力还是放在教学上。我教的学生没有留级的，别人的留级生，就都送到我手里，而且经我教导之后，进步都很大。我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很爱我。
那个时候我特别认真，天天记课堂日记，每节课下来我都会记笔记，每个孩子的表现我都一一记下来。而且对学生的注意力，是很平均的。在我的班上，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学生是差生，对我来说， “差生”是教师的耻辱。
后来就是文革开始停课。我们教研室老师也都无心教学，我就抽空给五年级讲完了六年级的数学。学校已经不管什么教学大纲了，我就又给孩子们讲了初中的基本知识。就跟抢时间一样，趁着还能听讲，能教一点就教一点。
学生出了教室就分成两派，跟着大人闹造反，到了课堂上，我说：“ 在外面你们是小将，红小兵，不管是哪派的，在课堂上，在我的名下，就是一派。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派。” 我这麽说，别人也挑不出毛病，这是毛主席的话，就说是毛主席这一派。
虽然是小学，但是因为别的课都不上了，就在我这儿，我绝不糊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只要没把我从讲台上拉下来，我就坚持讲课，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新课本，我就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些初中的知识。
1973年，到了新开路小学以后，赶上教育改革，新开路小学，就改成五年制了。给了我四年级、五年级到初中班，都是我一路带上去。
到了1974年，我就入党了。还让我当了革委会的委员，但是我不想参与派系斗争，正副校长之间有矛盾。校长一直想打击副校长，因为这个副校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刚刚发展我入党，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校长跟我谈话，布置我在革委会上发难，来攻击副校长。我真是为难，原以为入了党，可以更好地搞好教学工作，谁知道还要搞这些名堂？这个副校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真心没看见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事情，可是碍于 “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古训，如果路线错误，也不能避亲、避仇，所以我不好意思说我没的可批，只是不点头也不摇头。
但是因为校长频繁地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劝说我批判副校长。这个副校长看在眼里，起了疑心，觉得我跟校长走得近，忘恩负义，就对我开始怀恨在心了。
当时有一个人防工程，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有一个防空的工程，家长就反对让小孩子弄混凝土，开工那天，就有好几个孩子没来，结果人防指挥部就有意见了。那个副校长就训斥我，我和他顶撞起来，说小孩子的确干不了混凝土工，他向上级反映了我公开顶撞的情况，结果我就挨了批评。我不服，拒不认错，那校长就罢工了，说革委会委员刺头，顶撞领导，他管不了，不来上班了。我就以革委会委员的身份，顶上来管理学校日常工作了。
但是，他毕竟是副校长，他说： “我跟华欣兰势不两立，有我没她有她没我！”
为了平衡领导班子，学校派我一个人，带着一个班的50名学生下去，到农村去学农。结果学生全都得了痢疾，病倒了一大片。打电报让校长帮忙解决，他说： “那是你的责任，你解决不好，不能回来。”
我没办法，就向当地的银行求援，他们用大卡车把孩子们全都拉回来，集中隔离治疗。我照顾那些学生，几天不吃不睡，寸步不离这些孩子，请求各医疗单位前来救治。这样子才保住了所有孩子的性命。
我回来之后，就调离了新开路小学，调去了春松小学，那是1975年。那年正是学黄帅的时候，黄帅是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1973年黄帅因对班主任老师严苛的教学管理方式有意见，写信向报社反映情况，信件经刊发后，她被塑造成“敢于向旧教育秩序挑战”的典型，掀起全国大范围效仿浪潮，对中小学师生关系、校园教学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年被舆论裹挟放大的“反师”导向，冲击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小学生借机放飞自我，学校也上不了什么课。
当时学校就想让我当校长，但是又不敢下任命。只是让我负责全校工作，但是不给职务。我连一个 “代校长” 的头衔都没有 。
后来从康生开始，到主席一个又一个的追悼会，每次都借用清真寺来开追悼会，清真寺在北京不多，但也还是有，毕竟是少数民族的寺院，禁忌和规矩挺多的，我必须严格约束学生们，小学生很不容易约束，工宣队又左得要命，我和工宣队就天天打，天天吵，搞得焦头烂额。
那会儿天非常冷，有一天下午四点，农民就打个电话要求搬白菜。我说小学生，10岁上下，正在长身体，这样的天气，孩子们没有棉手套，也没带干粮，请他们找中学生去。工宣队说： “你们要急贫下中农之所急。”
第二天，学校派人来找我说，工宣队把学生带到农村去，既没有棉衣，又没有手套，也没有吃的，现在拉回来了，让我代收钱和粮票。我很生气，说不打招呼就把学生拉出去，完全不考虑孩子们的安危和健康。
后来工宣队召开学校领导干部会，就整我，说我看不起工人阶级的领导，目空一切，我一言不发。他们说： “你入党时，指出你有什么缺点了？”
我说：“不说那时候，说现在有什么缺点吧。”
后来他们动不动就开会批我，批这批那都批烦了，一直到1977年工宣队撤走，革委会自动解散了。
1976年大地震，居民要在学校操场上搭抗震棚，跑到教室里，要用学校桌椅去搭。我就守着，不让他们搬，结果保住了学校的教学用品，没有被抢走。
有一个产妇，很紧急，我就让她家人把她搬到学校里，搭了一个棚子在那儿生了孩子。
之后，我又回到教学岗位，教四年级和五年级，这时候又开始大办重点学校。较有经验的中年教师调去办重点学校。当时我就想调到中学去，也算是接近一点自己的理想，因为我是想当大学老师嘛。可是领导非让我去史家胡同小学，他说这是党的需要，要办一所高质量的重点小学，那我就服从吧，就进了史家胡同小学。
我到史家胡同小学，是快要40岁的人了，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荒废了，我就想钻研一下，搞好教学。
正好改春季入学为秋季入学，交给了我的这个班，是个乱班，接手之后3年就变成了优秀班集体。只要有比赛，准是第一名。
我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用心培养班干部，不用事事都自己操心。学生的集体荣誉心很强，班里的活动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毕业时考试成绩在东城区也是名列前茅的。
史家胡同小学，不是语文算术全都一个老师教的，我专门教语文课，开始摸索教学的方法。我做作文指导慢慢有些心得，做出一点名气，学校经常组织我的作文指导的观摩课。每次观摩课之后，我从听课的人的恭维中，发现我的问题和值得发扬的方法。所以观摩课并不只是其他老师观摩我的课，也是我通过他们的眼睛，观摩自己的课。
这样，我慢慢就总结出来一套理论，就是用发现法来教作文，后来，这成为北京市东城区语文教员课堂上普遍采用的方法。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专门讲小学教学的书籍里有介绍，我只是把它实操应用起来而已。
布鲁纳发现法：
主动建构，拒绝被动灌输，不喂素材不套文，自己找事自己寻，不直接给题目范文，先带孩子看实物、逛生活、找细节，让他自己觉得“我有东西可写”。
让孩子们学习观察，先抓第一眼印象，再抠细节，先问“第一眼你最大感受是什么？”，再慢慢由粗到细逐层挖掘。
写真心事最动人，表扬独特小发现，最好的学习动力不是分数、奖惩，是探索本身带来的成就感。只要是孩子真实观察、独有的发现，哪怕用词朴素、比喻另类，优先鼓励；先保住写作表达欲。
讨论法，也称辩论法，是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辩论讨论课文。
以争议话题、正反两种观点为载体，先用小型课堂辩论打开思路，让学生充分搜集理由、事例、细节，再把辩论的逻辑、素材整理成文，写成议论文或者观点类记叙文。用辩论倒逼孩子主动思考、多角度找论据，解决小学生写观点文空洞、只会喊口号、无话可写的通病，是发现法在思辨作文上的延伸。辩论逼迫孩子必须找事实、细节、亲身事例支撑观点；既明白己方立场，也能看懂对方不足，作文更客观、有层次感，为了更有趣味性，可以分组立论，自主找论据，辩论不是目的，最终要收拢思路，搭建作文结构，把辩论转化为文字。这样的作文课，是孩子们最喜欢，最感兴趣的，也是课堂气氛最活跃的。
不仅是孩子喜欢，观摩教师也都跟着孩子一起兴奋，教育局有一位姓张的试导员，他说：“听这种课是一种享受，这不是上课，这简直是艺术！以后，从这方面下功夫，我们的孩子们怎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做不出好成绩来呢？”
这个时候70%涨工资了，我是教研组的组长，教六年级，作为教学骨干，这个工资理应涨上去，在这里论教学，我是第一名，史家胡同小学，我是大专生。一个月58块钱是高工资的，别人大多没有这个学历，是一个月37块钱或者42块钱，我还要有4块钱的附加费，所以我一个月62块。
到了要涨工资了，都说我的工资已经够高了，这次涨工资就不该有我的份儿了，结果不给我涨，我很生气。不说几块钱的事，因为这就是不承认我是骨干嘛，而且也没有人跟我谈。
1963年曾经涨过一次工资，下放小学的优先，但是我让了，让给快退休的老教师了，这次又不给我涨，我找他们去理论，他们说： “好啊，不是没涨工资吗？不是没拿你当骨干吗？我可以不用你，去教三年级吧！”
我教三年级，体检查出了子宫肌瘤，但是没时间治疗。一直忙全区三年级老师的观摩课，全区三年级的语文教师都来上我的课，题目是分析怎么教看图写话。要编东城区的三年级语文教材研究。
拖到春天，我就不行了，子宫已经长到怀孕十周大小了，必须手术了。手术取瘤以后，身体就越来越差，血小板下降。这时父亲又得了膀胱癌，我又去父亲在的医院陪住，兄弟姐妹全都来了。
一下子两个病人，家里经济困难，心情很不好。母亲在1964年就去世了，她是1960年中风半身不遂，瘫痪在床四年。1964年我母亲走了以后，我负担就轻了一些。父亲到1977年都没有再续弦。
他是讲生物课的，1966年，有一次讲光合作用，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太阳，也不知道哪儿画得不对，结果被批斗了。后来在1967年，被赶下乡了，他就去了汉沽找哥哥去了。后来，他哥哥的儿媳妇儿虐待他，没有办法就又回到了天津，去伺候奶奶。1977年奶奶走了，1978年遇到了他的表妹，就是我表姑，不知怎么，俩人铁了心，非结婚不可，表姑就成了我们的继母。
这个继母为了钱和我哥哥嫂嫂打架，卖了不少奶奶的首饰，抢走了我姐姐的缝纫机。1980年，爸爸生病了，继母不给饭钱，爸爸住院没钱吃饭。靠小外孙子把自己的零花钱五块钱给了姥爷吃饭，后来爸爸就想跟这个继母离婚，继母不同意，没离成。父亲是癌症，医院建议手术，继母就坚决不同意手术，死都不肯签字，把父亲都快要拖死了。继母就找我们兄弟姐妹，找到我们家，要地契，想把天津的那块祖传的土地（法租界和比利时租界的地）卖了。让爸爸写遗嘱，将地留给她。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
这个时候我这个班升五年级了，我就开始专心的来调理这个班，公开教学是数不清了。教学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多的时候要把课堂搬到礼堂去上课，礼堂坐满了人，几乎天天有人来听我的课。我还有张秋梅，我们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合作来搞一个试验，从1982年到1984年，整整三年，到了1984年底，我们班两年先进。我们这个班，三年级的时候，水平就超过了五年级，到了六年级，又测试了一次，39个学生，27个作文是一等文。
测试的时候，请外校老师监考、判卷。一类文占了60%。
后来我又实验，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自学课。到了六年级，几乎都让学生自己学，活动都是自己搞，有的孩子诗写得很好，就组织朗诵会。
每到过年把教室布置的特别好，学生自愿结合，一桌桌自己弄吃的，到了六年级，我生病了，他们自己布置，剪了松竹兰梅给我送到医院，我很感动。后来因为我病倒了。没送他们毕业，全东城区语文95分以上的，只有三个人，有一个是这个班的。
送走这个班之后，我又接了一个五年级，和张秋梅的之间，开始有矛盾了，我因为生病了，张秋梅一个人就干不了，就说再提拔一个语文老师。校长就反对提拔这个老师，他把这个反对意见说成是我反对。张老师很生气，说我占着茅坑，还不让别人上。
后来今年出国去日本，没让张老师去，让别人去了，她就更生气了，我住医院养病，并不介入这些事，但领导迁怒于我，让我教品德课，不让我教语文了。
我想这下可以休息了，毕竟品德课不是升学考试的科目，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休养一下。
盘算的挺美好，赶不上变化。李老师要考大学，请假复习功课，又临时让我教五年级语文，说是两年送他们走，
在其位，谋其政吧，我又开始研究作文，试验让学生自己评改作文。1984年，我做了一节东城区各校公开课，讲的是《紫竹院一瞥》，是一个写景的题目，一节课下来，大受各校听课老师赞赏。
1985年，我就开始教你女儿了。只一个学期多一点儿，我就又生病了。你女儿这个班，缺的不少，我想研究一下，搞一个京都博览，来补他们观察力方面的缺。但是没弄成，我就又生病了。
就这样，在讲台上过了27年。
讲讲我们家里，我们家里很民主，爱人当小学校长，他从体育教员一步步走过来。我们生了两个儿子，我原来想要个女儿，但是太累了，不想再生了。
家庭生活也很民主。我们住北竹竿儿胡同，就您看到的这个大杂院儿。里边的屋子19平米，孩子小的时候，勉强能住，长大了，俩大小伙子，跟父母住一个屋不好，就在外边儿盖了个小棚儿，小哥俩住，13平米。
我俩结婚的时候，单位在鹿园儿分了一间房，是一个两居室单元房，住两家。我们住一间小的，后来那家老教师快退休了，想要我俩这间小房，给他家孩子住。就动员我和丈夫让房，我俩一合计，这房子9平米，我们将来有了孩子，也住不下，让了吧。
我俩就去奶奶家，我们住一间5平米的，奶奶住一间六平米的。
1981年教育局分的这个房子19平方米，一直住四口人，今年儿子24岁，20岁两个，怎么办呢？这19平米4个成年人住，实在是太小了，没办法，也没有关系可以走后门儿搞到房子。我俩就用买冰箱的钱买了砖、白灰、木料、旧瓦请小工花了700块钱，盖了一个13平米的棚子。这棚子非常冷，又遮住了原来的那个房子的光线，采光就设计了一个天窗。两个小伙子，冬天在屋子里要穿大衣、生火炉，手还是冻僵了。
我的工资现在是97块钱，1960年是49.5块，结婚以后是53块，1977年是58块，1983年是78块，1987年是97块。
我是不想再卖命了，教育事业，是不是我的事业，我越来越搞不清楚了。持续卖命二十多年，搞了6到7年教育改革，但结局并不好，除了一时的恭维之外，身体也拼垮了。虽然成绩也得到了承认，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成就感，有时候就想，就单凭经验，我也可以干得比别人好，对付着得了，太累了。就算这麽累、这麽拼，自己家的日子过成这样，孩子们也没有过上像样点的生活，我都不说好日子，像样一点儿都没有。
真想就拖着这病怏怏的身子，混满30年的教龄，可以拿100%的退休金，就算了。
但是见了学生，一个个眼巴巴看着我，这个 “混”字儿又说不出来了。学生对我是很抱着希望的，小学不起眼儿吧，可是学生是把一生都交给我们了。
评职称的时候，群众评我是高级教师，领导也承认够格，并且选为评委，但对我也就已经无所谓了。高级教师最低工资97块钱，我现在就拿这个数了，所以评不评得上，也不要紧。
要说我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就是和学生在一起。看见学生，烦恼就都忘了。生病了躺在床上，就是想学生，一个一个的想。再有就说每讲完一节特别成功的课，看着学生们高兴，我心里也特别愉快、自己的孩子有成就的时候，当然我也特别高兴。
老大在建华公司当人事组长，他是25中毕业，毕业前他分到了中班，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毕竟不是好班，差了30多分儿也没考上大学，家里经济困难，他不想再复读，说： “ 上大学不是唯一的成才之路。”
就去建华当临时工，推小车卖苦力，后来提拔到了工地的人事员。他很正直，能够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后来公司发现他有气魄，让他当了工区的人事组组长，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后来他考夜大，学统计学，越来越有出息了。
我的小儿子喜欢艺术，画画儿，雕刻，我们就让他去钻研这个了。初中毕业之后怎么办？他坚决要学玉雕，因为大学没有教玉雕的，他就情愿去当工人，也要学这门手艺。
他在166中考试总是第一名，在东城区少年宫学了不足一年的画。以后就自己画。现在分到了玉雕厂，是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这贫穷了一生，但是家庭是很幸福，人家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我们家，从来不吵架，我先生勤俭能干，两个孩子孝顺自律。你看，我现在坐着的这个床，下面是砖头，上面是一块木板儿，就是一张单人床了。我丈夫，下了班回家，就是忙着做家务，桌子、书柜、床都是他自己做的，家里唯一像点样的家具，就是那张双人床，也是我先生自己做的。
我回到家里，他做家务，我写材料分析教材，我边写边读给他听，他呢，边做家务边帮我分析，我有时候被他说服了，就修改。有时候我会跟他辩论几句，他觉得我说得对，就顺着我的思路细化和完善。
我知道，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说白了就是一个职业，在社会上，并不是很光鲜的职业，在很多人眼里，甚至是十分卑微的，退休了，死了，就如粉笔灰一样散去，微不足道。孩子们走出小学，进入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生会有很多很多老师，在电视中，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人物，我常常会想，不知道他的小学老师是不是正在看着电视中的他，想起他认第一个字、算第一道算数题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