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俊口述 （口述历史-7）
邱明执笔
那天，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一个家属与服刑人员的新春联欢活动，我是以法制报记者的身份参加的，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联欢会会场，虽然干警和大多数服刑人员，都还熟悉，但已经是被像客人一样招待着了。联欢会一如往年，包饺子的大多是家属，演节目的基本上都是服刑人员。
节目的质量并不低，并不完全是因为，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从未间断文化课和法制课的学习，而且有不少服刑人员，本身就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
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被一曲京胡演奏“雷”到了！
演奏者身材不高，也不挺拔，精瘦的面孔，纵横褶皱，看上去，像是老叟，唯两只眼睛在演奏中，始终半眯着，却掩不住精芒，然而当乐曲缭绕之时，身高面相都被虚化了，只有乐曲，摄人心魄。
一把京胡，两根丝弦，便是满座皆惊的梨园神韵，仅凭弓弦，便将京剧演绎得淋漓尽致，高音穿云裂石，低音如泣如诉，快时疾风骤雨，颗粒分明，慢时行云流水，绵长悠远，一弓一音皆有章法，一揉一滑尽是功底。我虽然不通音律，却也震撼到不由自主地浑身起鸡皮疙瘩，直到曲终，我还在微微颤抖。
我问监狱长，你们怎么会有这种宝贝，比专业的还要专业，而且这麽老了，是不是不好再关着了吧？
监狱长告诉我：“ 此人并不太老，五十多岁而已，也不算罪大恶极，诈骗罪，金额不小，已经关了几年了，开始表现不怎么好，胡吹乱侃，近两年好些，闲了就拉琴，也不胡乱吹牛了。”
我说：“在你们这里，拉几年琴，能拉成这样? 就算我是外行，我也不能相信，因为他的水平，是很多专业琴师都远远赶不上的。”
监狱长说：“ 他就是专业的琴师。”
我说，我想采访他，监狱长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他满肚子都是话。”
琴音洗净灵魂
蔡俊口述
我叫蔡俊，1933年在武汉出生，父亲叫蔡忠和，原来在瑞士洋行当经理，解放后负责各大使馆从南京迁往北京。我是长房长子，二娘生了个弟弟，三娘生了个妹妹，父亲 属于民主人士，到了北京后，是原东城区政协委员，1963年去港，在香港办事处做政协的代理。二娘跟着父亲一起去的，1965年弟弟和我妈妈也去了。我留在国内，一年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70年父亲在香港病逝，当时我正在被专政，没有行动自由，所以没有去奔丧，在家族中，落下一个不孝之名。
弟弟当时在客轮上当大副，足迹遍全球，后来跟美籍女士结婚，搬到纽约去定居了。
我刚说了，我出生在武汉，后来长江发大水，我们举家迁到了上海，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小学在江师小学，是童子军；后来到了滨海中学，最后到了华侨中学，解放后就跟着父亲迁居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考入了煤矿文工团演话剧，因为不会讲普通话，演不了话剧，其实也可能是我个子不高，也不漂亮，反正演不了话剧。就去考学校，考上了宁夏干部学校，离开了北京。后来父亲很想念我，帮助我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音乐班。
我上戏校的时候是16岁，学校说我和一个女同学很接近，让我停课反省，我感觉很冤枉，我父母跟那个女同学的父母是好朋友，通家之好，子女之间走动多一些很自然的。但我自己又没法辩解，说了也没有人听。
当初，在煤矿文工团的时候，正碰上搞肃反，我年轻，而且正是逆反的时候，对舅舅有很大的不满，我就揭发了我的舅舅，说他在中正中学当教务长有枪，我舅父临解放的时候。把枪放在我的枕头下。我还说，我父亲跟日本宪兵队有来往，我父亲因此非常恨我。
我是公子哥的脾气，为了跟女同学走得近就让我停课反省，我根本就不服，逃了。学校当然不能容，就被勒令退学了。
戏校虽然没怎么上，但是我爱上了京戏，后来母亲通过梅兰芳的夫人，帮我拜师徐兰沅，他是梅兰芳的姨父，也是著名的京剧琴师，戏曲音乐家，长期给梅兰芳操琴和编曲，我是他的关门入室弟子，住在师傅家里两年，跟着他我学会6种乐器。
在琴师当中，我纵横捭阖，没碰到过对手，四大名旦都让我给他们拉琴，名演员也让我拉，由于我父母和梅家的关系，各大剧团也都抢着请我去，我没上戏校科班，但我拉琴比科班的强得多了！
1963年父亲去了香港之后，我在京剧界青年一辈中，是佼佼者，我直到1963年30岁，才结婚。
1960年我还在铁道兵京剧团，这个团后来改成了一个兵团式的剧团。
家里母亲靠父亲寄钱生活，我是长房长子，自知在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对父母，对弟妹都是好的，婚前我的男女关系乱一点，自己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思想深处感觉对男人来说，这是正常的，自己家里比较阔绰，来往的人也大多是同一个圈子里的，接触女人很多。
我自己对女人的标准，是年轻貌美有本事的，所以接触的大都是京剧演员，只有父亲的好朋友黄道夫的女儿是弹钢琴的，我与她没有更深的接触。
我曾经在风雷京剧团工作过，但我这个人非常随性，不受约束，我是不辞而别离开风雷京剧团的，是铁道京剧团薪水高，就把我给挖走了。
后来我又回到风雷了，我是很多单位花钱都请不到的琴师，他们对我不辞而别的事完全不追究。我1961年回到北京，认识了张君秋的徒弟，现在她是我的妻子。她经人介绍，到我家吊嗓子，就认识了，知道他师父是张君秋。她父亲是国民党留用人员，文革中我被专政的时候，她爸爸也被专政，她爸爸冯希超是国民党员，郑州铁路局局长的秘书。不过她的哥哥姐姐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我父亲不同意我和她结婚，非要我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就是不干。
后来她的嗓子坏了，唱不了了，我们就结婚了。当时她跟我一共挣130块钱一个月，但花不了半个月，就得接债。
文革中风雷京剧团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美蒋特务，我看了很生气，当场就把大字报撕了。结果立刻就把我扭送革委会，批斗了一番。
1980年文革以后了，我被判刑，有一个钱伯伯从香港来看我，他的两个女儿叫钱优平和钱楚平，在《中国青年》当编辑，还有一个是中国女篮选手，别人都认为我们家海外关系多，在剧团的时候，让我当业务员，因为我总吹嘘自己，别人买不来的东西我都能买来，那时候开始比较多地和金钱打交道了。这与过去花父亲的钱，感觉很不一样。
1975年我妈妈给我来信，说我是她唯一的儿子，从1965年她离开北京去香港，至今10年没有音信，她说她活得很惨，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同她通信，我自认为10年没有尽孝，对母亲，从此之后，无论是风霜雨雪，都有我顶着。
那时候，大家收入都不高，我母亲过去跟着父亲，过惯了阔气的日子，又在香港住了10年，她受不了穷日子，而且我一直是公子哥的脾性， 加上业务员的工作便利，所以我什么钱都敢借，也敢花。
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问人借了钱，地震后他走了，500元在我身上，当时我的薪水是60元/月，500元很好花啊，我从那开始借钱，1978年开始申请去香港，妹妹被批准了，没有批准我去，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琴艺太高，真走了，京剧界是有损失的。妹妹回来之后，带了好几千元人民币，却只给了我100元，其他什么也没给我，还把妈妈带回来了。风雷只给我60块钱薪水，也不给我涨钱，我在外面混，弄钱，工资就交给家里，有老婆还有母亲要养。我自觉生活没有指望了，这是二娘干的事，她就希望把我妈送回大陆，她可以独吞在香港的家产。
1979年宣武法院判我管制三年，当时说，这应当是你一生最后一次的经济问题，要好好认识问题，改过自新，我不敢跟家里说。
后来1981年，我还在劳动管制，爱人也觉得生活没啥希望了，说要把孩子送到香港去，要跟我离婚，我没得选，就离婚了。
直到1985年才批准我去香港，可是我前妻要去美国，同美国人结婚。
我二娘身边没人，她儿子娶了美国媳妇，在美国定居，她年纪越来越大了，迫切希望我的孩子去香港，我的二女儿嗓子很好，在音乐方面有前途，又根本不爱读书，我爱人为了孩子舒适深造，想培养这个小女儿成才，想心全放在她身上。
大女儿1985年3月入团，8月考上大学，她每月收到香港的20块钱学费，但没有一点零花钱，所有的零花钱都让我，她姑姑和表姐要走了。孩子过的辛苦，却没有嫌弃我。
女儿盼我早出去，常有信来，希望我好好改造。想想孩子是真争气。
我的罪名是诈骗，金额6000多，以业务员的身份，借买东西为名，借单位的，也有个人的，当时就想好了赖账不还，后来扣我工资每月38元，我气不过，说：“ 你风雷用我，就得给我补上！我是顶级琴师，在京剧界，在北京市是第一流的前三名。” 我说，“ 来你们团，是给你们面子，你们必须给我把这钱补上。”
当然，人家不给我补，那时候，6000元可是不小的数目，我就只能被判刑了。
其实，我真的是有这个天赋的，那会儿戏校特想要我，但又觉得我不能教学生，三观不正。外地剧团缺人才，5年，年年来人来看我，求我帮他们调教演员，那些年，我没花过我爱人一分钱，只花过妹妹的100块钱。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路，年少轻狂，大少爷习性。文化大革命要我交代历史问题，我曾经在抓特务的年代，大义灭亲，受到了表扬。
文革中说我是特务，材料都是港台来的，就被罚去扫厕所，烧茶炉，去伙房，1972年平反就不背包袱了。不是特务，可以回到群众当中去了。
那个时候就有了孩子，但是，还是大少爷心性，也没有责任感，当初被批斗，被抄家、挨打，侮辱，罚站。心里头晕得很，百思不解。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劳动也没有得到改造，以为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后来帮着各剧团学样板戏，1972年让我去跑业务，接触到了钱财，从那时开始，我就真的变坏了，为了钱什么都敢干。
我跟你说，我出去之后，要给自己写悼词，可以为孩子留下一点精神上的东西，比如他们跟邻居吵架，就能说“ 我爸爸怎么怎么样，他出狱后，自己干得可好着呢！全国著名的琴师，调教出很多著名演员！”
那就是我的安慰了，我也会使后代人认为，他们因为我而光荣。过去我拉琴是为了露脸，裘盛戎、马连良、张君秋都是我给吊嗓子。
我真的跟师父学了不少真谛，但年轻的时候拉琴，只想自己，并不想演员，只享受那种琴音。后来演出的时候，只想观众，生怕出错，提心吊胆。最后才学会了用琴去烘托演员，去弥补演员的短处，发扬他的长处，是为演员服务了。
50岁以后我开始替别人想，常常反省自己，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
劳改是消灭阶级，我蹲监狱也算赶上好时候，这里把犯人当人看。
我很希望我的艺术造诣能有传承，我小时候到歌舞厅听音乐，就发现我的艺术感受力比较好，爱上了音乐。我父亲喜欢京剧，四太太梁小鸾老让我去她家里玩，后来发现她的小女儿圆圆跟我长得相似。后来是靠梁的关系考进了戏校，55年拜了徐兰沅后，跟着师傅，我同梅、裘、张都成了朋友，这是艺术的缘分。
师父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如果我只是拜最好的师父，学到极致，也不过是一个中等琴师，要想成为顶级的最好的琴师，必须听师父的话，去各家点香，给裘、张、马……各家各派最好的角吊嗓子，要的就是取各家所长，长自己的见识，学各派的绝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超越别人，超越师父，成为最好的琴师。
我戏校时，理工科数学、政治、地理都不好，爱踢足球左右脚都可以踢足球，打乒乓球也打得好，象棋，围棋都来得，爱看张恨水的书。这都是做琴师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到了监狱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极为简单，外界的诱惑都被高墙屏蔽了，我就开始钻研影剧评、音乐理论、乐理，也可以静下心来，在演奏中，找到不和谐处，也就改了些曲子。
我爸爸是洋派的，他教我一些英语。我的模仿力极强，天赋极好，独立作琴师，挂头牌待遇也好，曾经一心想成龙成凤成名成家。自己非常狂妄，感觉别人都不如我。后来爱上了这行，感觉它是艺术，更是符合人性的东西。再听自己的演奏，对那些炫技而不走心的东西，一下就能分辨出来，并且改掉。
我犯罪，骗得不义之财，没有羞耻之心，但是改造要有盼头，有盼头才能好好改造，社会人们恐惧、每天都担心。可为什么担心？怕孩子学坏，想到这些，我反过来了恨自己，是我自己造成人们的担心。世界上有许多事可以自救，唯独犯罪不能自救，难以自拔，劣根性无形膨胀。
现在知道。艺术不能为钱，不能为私欲。开始在狱中，一操起琴来，心情就不好，怎么拉都不对。直到女儿来监狱的那天，我心有所感，情不自禁操琴，几乎全部的心血都倾进去了。琢磨过去的短处，想将来遇到什么唱法，怎么拉？把周围的一切都忘了。忽然感觉，这一刻是一生最高峰，艺术上的黄金时刻。
摒弃了过去的花天酒地，庆幸能有这样一所学校，可以心无旁骛地拉琴，长进技艺，我一拉起琴来就飞了，心飞了，飞出高墙电网，觉得我不是犯人，我真真切切地知道，我的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拉得好，我深深地感觉到，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泯灭，现在是京剧的逆境，也是我的逆境。在逆境中前进，才更有力量、更有重量、更深远。
我在这里，歌、舞、诗、画各方面都用心涉猎，加上又读了一些文艺理论，我时时刻刻感觉到，我艺术上正扎扎实实地更上层楼，我相信，我出去以后一定会弄出好戏来的，小时候住在师父家学琴，一天一天关在地下室学，一拉一整天，很沉醉，很投入，甚至连饭也不吃，但长进的只是技艺，以后多年，虽然被人追捧着，抬举着，自己也觉得自己拉得非常好，站在巅峰，少有对手。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当我的心灵被琴音洗涤得干净、透亮之时，一切技艺都不见了，炫技的心没有了，我的琴声每一颤都在心灵之中。我真的知道了，最好的琴师，不是技艺的展现，而是心灵的共鸣，当乐曲结束的时候，听不见掌声、甚至听不见呼吸声，只有余音不绝，那就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