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季玛口述 （口述历史系列-6）
邱明执笔
1985 年我兼职在《中华英烈》杂志工作，当时有一个选题是采访秦邦宪的子女，我极力要求去采访秦季玛。
季玛姐姐是我儿时的偶像，我刚上北京育英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在大礼堂看见在舞台上唱歌的季玛姐姐，完全被迷倒了。当年穿着统一发的棉衣棉裤，袖子挽了两折，裤腿也挽了两折，梳着统一的娃娃头的我，看见穿着布拉吉，辫子上扎着美丽的蝴蝶结的季玛姐姐，还有她好听的歌喉，兴奋得不得了，跳起来大喊：“季玛姐姐！……” 紧接着就踩到了自己的裤腿，摔了一个大马趴，嘴唇都磕破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感觉到疼，只是遗憾季玛姐姐没有听到我充满崇拜的呼唤。后来我考上了女附中，却并没有看见季玛姐姐。再后来，学习党史，也读到其中关于季玛父亲的事情，但是这一点都没有减少我对季玛姐姐的崇拜。
时隔30年，当我忐忑地敲响秦季玛的家门时，想象着季玛姐姐现在的样子，当大门打开时，门里那个美丽的女子，还是那个让我神魂颠倒的季玛姐姐。当我告诉她，我为了能让她听到我的呼喊，摔得嘴唇肿了好几天的事情，我俩笑了半天，气氛一下子轻松了，我们既是育英小学的校友，也是女附中的校友，自然容易打开心扉。
可惜我当年做记者的经验不足，没有更好的提问经验，很多现在想知道的事情，都没有想起来询问。
现在想想，季玛姐姐应该是80有余，90不足的年龄，好希望她还健在啊！
秦邦宪的子女
我叫秦季玛，我父亲有6个子女，老大叫秦钢，钢铁的钢，老二叫秦摩亚，老三也是秦刚，刚强的刚，你别问我为啥这样取名，我可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老四是秦新华，老五是秦铁，我是老六秦季玛。
父亲遇难的时候，老三秦刚、老四新华和老五秦铁是在延安，老大秦钢在香港跟着奶奶，老二秦摩亚在老家，她是1933年父亲去江西前放在老家的。我是出生在苏联的，出生之后，赶上了战争，就把我放在了孤儿院，其实当时国内并不知道我的存在，父亲不知道，党内其他人也不知道，所以比我小五个月的秦铁就是老五，后来我回来了，大家已经习惯秦铁是老五，我就是老六了。
当时老五秦铁是在妈妈身边的，老三那时只有9岁，老四也只有8岁，他们俩都在抗大小学读书，平时也都是在老百姓家抚养长大，放假的时候，由警卫员把他们接回家。
我父亲其实就是整天在工作，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都没有来得及陪陪孩子，听他们的笑声和问问他们的学习，有一天，他就突然没了。
老大老二我都没有见过，据说他们也都没有见过爸爸。其实从1932年以后，奶奶也没见过爸爸。奶奶很早就没了丈夫，一生守寡，带着一个孙子，守着，等着儿子。
老二摩亚二姐一直在无锡老家住在姨妈家，妈妈是跟贺子珍还有阿金一起去的苏联，我妈妈身体不好，本来是要去休息的，而贺子珍阿姨伤重，需要治疗，阿金阿姨也是患有肺病和胃病，她们三人一起去了苏联。到了苏联， 打仗了，她们三人也就分开了。
妈妈生了我，就放在了孤儿院，后来她去世了，当时又是战争时期，并没有人知道秦邦宪还有个孩子，在苏联的孤儿院里。
当年，有一天，二姐摩亚13岁的时候，偶尔上街，看到卖报纸的，听到卖报的人，喊出“博古”的名字，她就偷偷的买了一张报纸，看到报纸上登了爸爸的消息，她知道家里人禁止谈论关于爸爸的事情，她就偷偷地把报纸藏在灵堂里。
然后她又偷偷地告诉给了姨妈，后来姨妈找到了那份报纸，又偷偷地给了姥姥，直到这时，姨妈和姥姥才终于知道了二姐秦摩亚父亲的消息。
在1950 年，苏联清点在孤儿院的孩子，把33个中国高级官员的孩子一起送回来中国，其中就有我，我们都被送到了北京中直育英学校。
我生下来的时候，妈妈病重，苏联又在打仗，妈妈不可能带着我，但是又担心将来她不在了，我真成了孤儿，所以给孤儿院留有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这是群先和博古的孩子。“
我在孤儿院被取名季玛。我也知道了我的母亲是“群先”，后来才知道，她叫刘群先。
后来我就在育英小学，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等家人来认领我。我知道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也不知道谁会来“认领”我，但是我被告知，会有人来认领我。
老三秦刚生在延安，他是1937年出生的，父亲去世以后一直在学校长大，他的学校跟延安保小合并，就是延安保育院的那个保小，然后转战离开延安，多次转移，这个学校后来叫做育才学校，三哥秦刚就跟着育才学校到了北京，然后又上了101中学。
四姐秦新华后来就上了女附中。
终于，有人来认领我了，她是我的二姐秦摩亚，她去找我的时候，我13岁，我有了一个真实的姓，我姓秦，秦季玛。因为我父母都没有音讯，实话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就和二姐跟着姨妈，姨妈很穷，姨父也没有工作。
但是姨妈和姨父都记得，当年妈妈说：“ 孩子们吃喝穿戴都随你们，我绝不强求，但无论如何，穷也好、富也罢，一定要她上学，实在负担不起，至少也要上到小学毕业。”
姨妈就给人洗衣服赚钱，家里除了我和二姐摩亚，姨妈和姨父也有几个个孩子，家里七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姨妈坚决要我和摩亚上学，她说这是“ 群先死前唯一的要求。”
姨父却不喜欢我，他嫌弃我又给家里增加了一张嘴，还非要上学不可，我当时也不小了，在孤儿院长大的我，很敏感，我能感觉到姨父不喜欢我。当时，碰到了一个商人，他和我聊天，听我诉说，特别耐心，我就把我的烦恼讲给他听，他说要帮着我找妈妈，我说我妈妈早就死了，他问我是不是亲眼看见妈妈死了，我说我那时刚出生，不可能“ 亲眼看见” 。那商人说，其实妈妈并没有死，是把我放在孤儿院，自己去打仗去了。
我想，反正姨父嫌我多余，不如我就跟着那个商人去找妈妈吧！这样我就偷偷地跟那个商人去了重庆，那人把我送到一个人家，当了一个小丫头，他就消失了。那时我15岁，在那个人家里干活，干了一年多。
当时姨妈突然发现我不见了，不知道我的去向，急得天天在那儿哭。挂了鞋子哭着喊：“ 鞋儿摆，魂儿来，季玛啊，跟着鞋儿回来吧！”
后来我在那个人家受了很大的气，他们对我很不好，我又不会给人家当下人，我受不了了，就给姨妈写了信，姨妈才知道我的下落。
后来姨妈拿着我的信，找到了重庆驻军司令部，解放军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无锡，当时无锡市政府周铭，曾是地下党，他知道我父亲的身份。他觉得让博古的女儿被人卖到四川去当下人，是件很大的事。周铭就找到了姨妈，要她把我交给政府，姨妈不同意，他们就说姨妈虐待我，还要把我卖掉，要把姨妈关起来，后来姨妈把我的信拿出来证明，才没有追究她。
周铭把我的情况上报到北京，我回到无锡姨妈家呆了一个月，无锡市委副书记到北京去，汇报了我的情况，回到无锡之后，就把我带回北京，上了华北小学。我当时17岁，上小学五年级，后来上了华北中学，最后进入了师大女附中。
老五秦铁，一直跟着妈妈（不是刘群先，是老五的亲生母亲张越霞），到了上学年龄就上了育才，后来上了育英，又上了101，毕业后当了海军。文化革命被折腾了一阵，现在是在远洋轮船上。
大哥秦钢，一解放就从香港接回来，开始是住在陈云同志家里，上了大学在清华，后来在清华死于肺病。老二摩亚姐姐，是北京一中当老师教语文，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是山猴子幸免吧。她是1955年在女附中入党的。
老三秦刚是1956年入党的，他1955年毕业，后保送去苏联留学，1962年初留苏回来，到北航机械工厂当厂长，在文化革命当中是被弄成了修正主义分子、狗崽子、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说他到苏联去就到处找妈妈，是想要叛国。
他毕业是全优，但工作分不出去，当时七机部想要他，但是组织上不让去。刘有光说这孩子分数是够的，内务部长很爱才，也到家里想要秦刚，最后他分到了北航。1976年才恢复党籍。
秦刚哥哥1964年到南口农场劳动1年，1968年关了3个月，监督劳动3年，1971年下了干校一年。1979年当了实验室主任，1984年当了京峰公司的经理。今年（1985）当了工厂的副厂长，搞了一个项目，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老四秦新华，北医毕业，分到了四机部，嫁给了李铁映，学了中医针灸，后来去了石家庄，在那里挨批斗，一个批她右倾，一个批她左倾，左右都全了！这些批呀斗的，斗掉了一个孩子。后来到了四川，在四川又死了一个女孩儿，后来就去了辽宁。
老五秦铁，哈军工1965年毕业分到大连造船厂当军代表，后来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他爱人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部长，闹革命闹到了大连，清理阶级队伍就把秦铁给清出来了，军代表当不成了，也给他复员了。
他原来学习非常好，可以留校当研究生，现在军籍也没有了，没人要他了。后来分配到佳木斯，一到那里，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整了半年，他只能把儿子扔在了老家，那时儿子只有4个月大，自己就到了沈阳，整完了阶级队伍以后，就分到佳木斯一个小晶体管厂，干了8年，当一个普通工人。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时候，给我们的父亲落实了一下政策，五哥秦铁提出了要回来，1976年6月就回来，夫妻双双去了交通部，先是搞资料，后来到人大法制组研究苏联法律。
老二秦摩亚的爱人，是计量科学研究院总设计师，他的姑父是我们父亲秦邦宪的老战友，是新华社的副社长余光生，后来就是他做了铁道部副部长，秦邦宪死了以后，一直在照顾我们。我跟着余光生过了两年，后来就认了余光生做干爸爸。他每每出差来北京，都会来看看我们。刘家农从新加坡回来，也常常跟姑父一起来玩儿，这样就认识了。
他有一个儿子，从甘肃大学毕业，在成套机械设备设计公司，他和老三在苏联也曾经是同学。
我是1967年结婚的，我公公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琦，公公婆婆都在被批斗，李海渊当时处境很不好，过去的熟人也都避而远之，我就提出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同甘共苦了。
老五秦铁的妻子郭少妹，是101中的同学，他们俩六年同窗，在中学就是好朋友。老五在东海舰队挨整，说是现行反革命，最后处理意见是“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令其复员返回原籍。但是无锡的政府决定：“ 不予接收”，遣送盐城劳动改造。半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吃了很多苦，“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才分到远洋公司，并从新按照转业待遇。
郭少妹在五哥秦铁在盐城劳改的时候，提出要结婚，很困难，没人敢批准，少妹找了王震，王震批了：“ 博古的儿媳妇，理应照顾，” 因为和劳改人员结婚，很难安排，王震写道，“ 如果她婚后回来，安排不了，请安排到铁道兵工厂。”
我的妈妈张越霞，是我这一生唯一见过面的妈妈，她在组织部工作，北京解放后，她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私营企业局秘书长、合作总社、废品局副局长和物价局副局长。
解放后，我们都住校，周末回家，曾经住过的地方，梅竹胡同、礼士胡同等。
文革中，妈妈一直挨整，受了很多苦。挨打、挨斗、还站高板凳。因为她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是属于知情人。曾经同帅妈妈（帅孟奇）、张妈妈（张琴秋）、夏妈妈等十个大姐关在一起，受造反派的折磨远比监狱难受，可是她就硬生生的就顶下来了，当时不敢也没处讲心里话。她告诉我说：“ 我不能死，我1926年入党，那是党的最困难的时期，我选在那个时间入党，党籍就是我的生命，我必须活着，一定要把党籍夺回来，随便开除我党籍是不行的。”妈妈就是很有骨气，曾经三次被捕，她都扛下来了，她一直都很坚强。
妈妈对我们的身体也十分关心，六个孩子，不管谁有病，她都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周末从学校回来，尽一切可能给我们做些好吃的。她35岁守寡，一直守到底，妈妈长得非常漂亮，对父亲博古很有感情，她1979 年死于心脏病，享年69岁。
文革中在农村劳动，天天挨整，结果中风了，当时根本没钱，每个月是26块钱生活费，我们几个孩子给总理写信，请总理救救我们的妈妈，几天后妈妈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并且补发了工资，后来恢复了一些说话的能力。
季玛姐姐从小在苏联生活，中文是后来学的，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甚至她的父亲到死都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听起来很让人心酸，但是她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善良的人，而且也非常美丽。她也是幸福的，有关心她的周恩来伯伯，王震伯伯，还有像亲生母亲一样疼爱她的妈妈和哥哥姐姐。秦铁和季玛都是1940年出生的，季玛是6月4日出生的，秦铁具体出生日期我刚查到，是1940年11月，所以实际上季玛应该是老五，秦铁是老六。不过在采访时，季玛姐姐一直称秦铁为哥哥，因为再找回季玛之前，秦铁一直就是老五，而季玛与秦铁是同一年出生的，季玛回来，就成了老六。所以我也就按照她的口述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