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从父母家回海南，母亲要把一盆茂盛的米兰送给我。江南人喜欢朵小颜色浅的花，花不着眼但香气隽永。我移居海南二十年这种花已移出日常生活，每次看到都是在母亲这里，每次，都因想起旧事而将此花感叹一番。这次母亲执意要送给我，我也想从父母那里接手一些活的东西。我知道，那场痛恸的告别终会来到，届时，我希望有一些活泼的生命转交到我手上。米兰从盆里刨出时掐头三分之一，但根部要尽量多留，母亲边帮忙边说，“要多带点老母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词。我已经忽略从父母那里学词儿，我从书本里网络上儿子嘴里学新词，却忘了父母嘴里那些千锤百炼的词汇。这个“老母土”，像拔出的植物带出的壤，我的内芯皮发“唿——”地暄热。泥土味儿，产血味儿，奶汁味儿蜂拥而至。我蓦然撞见，这个词指给我的精神脐带：母亲、祖母、外婆。年轻时我们总是反抗，自以为是家族里独一无二的那一个。“我是谁？”的追问总想往伟大的人类精神上靠。人到中年才蓦然明白：血缘和基因已经在受精前存在了，我们不过是把某个源远流长的谱系延长罢了——我需要厘清的“老母土”首先是女性的，算是对自己性别再次做的、可能表现过激的力争。
壹
在我空间寥廓、时间捉狭的童年，我所知道的长辈和亲戚都是母系这边的，大凡因为那里能提供充足的“奶水”和“资产阶级”般的欢乐。在生命最初的七年，每当有人我问你有奶奶吗？我都会像小大人似地不耐烦地说：“我奶奶已经死了。”有时还会加上一句，“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那位浪漫的大而化之的母亲说到远在江南的公婆，就一副防止对方扫荡的坚壁清野的神情。我也学了这种口气，一副别想在我这里听到什么消息的小大人样儿，这样子，曾在外婆的客厅里，引来姨妈舅舅们的哄笑。我的父亲，似乎也不提自己的父母。这就给我个印象，也就是，在我出生前，自己跟那个巨大阴影没什么瓜葛，我撇得干干净净，它湿溜溜霉乎乎的藤蔓不会爬到我身上。事实上，祖父母很少被我们提及，还有藏在吴江县城的那个大宅子，他（它）们就像一个大地雷，随时都可能爆炸，殃及我们。避开的方式就是从不提它，也不来往，像电影里的地雷一样，再用点草把它伪装起来。我们在外面不提，在家里也不提。母亲偶尔跟娘家人说起也是用上海话，有时用英语。这种警惕，不傻就能学会紧闭嘴巴，坚壁清野。
我第一次看到祖母的照片是在七岁。家里有许多钉死封存的东西，在一个春光眩晃的日子，趁着家里晒衣服，我把其中一个纸包偷出来，于是，我看到了两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人：一个是穿长衫拿折扇的旧式文人；他旁边是个梳着纂儿的、披流苏披肩的女子；他们在行走；女子不看我们，要径直走出画面似的。我为这长脖颈的、素洁的女子惊着了，这人收得太紧了，紧得都光艳了，像瓷一样，像薄玉一般。她眼睛不看你，随时准备从你身旁走开，也似乎准备着从“你们的生活”旁边走开。我入迷于她的脖颈和尖尖下颏，在迷离春阳中，躲在树下，望着它发呆。我脑子里似乎是第一次有了、关于未来的阔大而虚空的遐想，而我所有的惘想中都会有这个女子。她除了给我提供在镜子前舞骚弄姿的新姿态，还提供了成长方向：我可以把自己收紧；我可以不看你及你的生活；我可以径直而去。
这年暑假，仿佛是心血来潮，母亲突然要带我们回那个大宅子省亲。吴江到外婆家只两三小时车程，我们每年从北方回上海，似乎也没谁想起要往那个方向偏偏脚。这个决定像冒险一样刺激。当时，我们刚从下放地回到城市，父亲还没回家。几年前狂轰滥炸的高音喇叭现在因大批人马未归而销声匿迹，校园像个空城，母亲似乎受不了无人监管的松弛，急急忙忙要往人群中间扎。我还以为这是我第一次回原籍省亲。又是火车又是船，在一个上午来到两扇黑黢黢的木门外。我从没见过的姑母表姐迎出来，接下行李，我们随后进入的三进院子，便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地方。这确乎是个巨大的阴影：高墙、青瓦、霉墙，墙上有爬墙虎，天井里有水井。从屋子里出来的人轻得像剪纸人，他们脸上的灰霉眼睛里的阴湿，让人说话声都小了。这里，现在已成几家人伙住的杂院，姑母会密友的小凉亭，父亲逞少年之强的月亮门已经不见，有的只是七十年代初普遍的生活场景。但那种华美、精致、没落的气息还是浓重的，每天除了炒菜的气味能暂时压过它，其余时间，它像一张披在身上的湿被单，无处不在地贴着你，即使走到院子外，那霉班贴身的感觉还钳在后胛。
我很快便在东厢房的正墙上再次见到那帧照片，没什么疑问了，这旧式文人是我祖父，素洁女子是我祖母。这次再见没有春天那次震惊，只是羞怯地想：自己不堪的、“臭老九”家庭，还有这么体面的祖辈。回身看看雕龙刻凤的房梁屋椽子，便也能想到，体面的祖辈体面的房子是父母今日不堪的缘由。而这缘由在当时语境里无法辩驳也无法解脱，它像一种遗传病，种植在家族各成员的基因里，我们这些子孙，将世代携带着它，受惠或遗害于它。另一天，姑母专门拉我去东厢房，指着墙上一位老妇人说，这是你奶奶！照片里的祖母，大家闺秀的雍容已经不见，有的只是沉重苦难带来的灰暗、沉郁，但那种对什么的拒绝还是有的。她盯着从没见过的我，既是殷切的，又随时准备拒绝。奇怪地，就这么一眼，我就认了宗。
但，随后涌上来的是委屈。在老家的二十多天里，我不喜欢去东厢房。那里，走一走，整个房子吱吱嘎嘎；动一动，房顶掉灰下来。这可能是一百年前的灰，二百年前的灰；灰里有股尸臭味，扒在你身上，浸到你肉里。比这还难受的是老妇人从墙上望着你，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走近，她都会从四面八方盯着你，严厉的目光让你不断检讨自己。姑母把我当作这个人丁稀少家族的嫡孙，她认为有些话要单独跟我说。她甚至认为我母亲是靠不住的，援手圈在“牛棚”里的父亲和这个败落家族，得靠我这个七岁女孩。她搂着我的肩膀，一一告诉我哪个是祖母睡过的床，哪个是她的梳妆台，哪个是她陪嫁的木盆，哪个是她过年用的糖果漆匣；她还告诉我，那些已经住上外人的房子以前是做什么用的，那些临时建筑上，以前是种着竹还是养着梅；她跟我说祖父不仅仅是地主，还是苏沪的教育名流。我很紧张，不仅害怕听到的，还忌讳姑母搂我的动作，单独跟我交谈的方式。她用扣陷的眼睛盯住我，我感觉墙上祖母的眼神寄居在姑母的眼窝里，来自这一脉女性坚脆、洁净、苛刻又隐忍的秉赋，通过姑母盯视传给了我；或者说，她的盯视唤醒了我某些秉赋，我不仅要认宗，还要在精神气质上和这个家族连脉。
我惊慌厌烦。姑母一定要我有所承担、有所承诺的眼神让我张皇，她说：你妈妈是好人，但你妈妈不是杨家人。这话让我抗拒。我跑开了，很沮丧。如果在此之前我可以下个乡、当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也能得过且过的话，这墙上的妇人和败落的宅子让我过不下去。而我又能怎样呢？一个地主狗崽子，除了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还能有什么前途呢，我想不出来。无前途感便在七岁时就笼罩了我。我整天胡思乱想，把命运想象得无比悲惨，终于有一天，这狂想击倒了我，那种奇怪的病又找上我。我开始神经性呕吐，每天就要吐，只要呆在房子里，只要闻到那股气味就要吐。姑母一家给我求医问药，又是刮痧又是拔火罐的都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受不了老房子的压抑，向姑母一家撒了谎，带着我们，飞也似地逃回上海。
外婆的客厅再一次收容了我们。能说英语的外婆用“苦是常态”的平静安抚她的女儿；而对我们两个刚从乡下回城的土姑娘，则用粉红色蔷薇花的奶油蛋糕慰问。她说，“难过了就吃点糖。”
不管怎么说，我呱呱坠地七年后和父系祖宗连到了一起。这之后，如果母亲再打我，虽拿不准该不该说，多半我也会孤注一掷地反抗：“要是奶奶活着，看你还敢打我？！”我的喊叫常常招来母亲的暴怒及女人们的嘲笑。我的护身符是那么可耻和子虚乌有，大家可能认为我跟激烈的、“屡教不改”的父亲一样，除了需要彻底改造，别无他法。我则对她们的哄笑耻之以鼻。我虽是个小投机者，但冥冥中感到，我姓杨，在母系家族的一片汪洋中，要维护父系这边的一些什么；那时我还不知道血缘、基因这些东西。
贰
我出生后，父亲就被各种“运动”搞，我不能常见到他。不能常见到他的另一个原因是，母亲招架不住上课、运动、“运动员”父亲、姐姐和多病的我，她可能采取的是断肢求生法，或者纯粹为给难养的我能有更多的蛋白质和果汁，我被经常运送回上海的外婆家。外婆不知烧了哪支高香，她那“军阀”父亲连累了所有子女唯独外婆没受太大冲击，她在交大的高知小楼里，一点点出让住房面积，一拨一拨饲养营养不良的第三代。教会学校出身的外婆一辈子都把自己当成嬷嬷，不管哪个子女管不过来第三代，都可以一个火车托运回上海。她有八个子女，当时有十几个第三代，她把自己家弄得像育婴堂，将票证供应的食物分成两、分成钱，平均分给寄养在她那里的第三代。当然她还能变戏法般地弄到咖啡、可可粉、果汁露和奇异的甜点。孩子们似乎什么都不缺就缺糖，有了这些东西，外婆家就是天堂。上学之前，我夹着小包裹来来回回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流窜，有时跟着大人，有时一个人，带着水、饼干和痰盂。
六九年初冬，我提前结束育婴堂生活，一个人被放置在火车上，从上海回北京。我在车上并不怕丢，而是怕上厕所，虽然自带痰盂，但不愿当众使用。不使用的办法只能是少喝水不喝水，我全部力气都用在忍耐渴上，快到北京时，我觉得自己快渴得昏过去了。母亲接到我后，并没给我太多的安慰，甚至要我忍到回家才喝水，我对水的渴念差不多都产生幻觉了。两周后我们又坐火车走了。这次坐的是闷罐子车，好几家人在一起，车厢里有我们的家当，有的人家还带着猫、鹅、八哥。我们这是被下放了，名曰：“备战疏散”。
从北京到河南驻马店，不知走了几天几夜，车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雪越下越大，大地越走越荒凉。大人们可能感觉像流放西伯利亚，小孩子照样像过节，车一停就下车玩，欢天喜地的。后来出了一件事，孩子们不敢再疯了。这伙人中有位父亲，在车子驶入漯河境内时从没关门的闷罐子车厢跳下去；跳下去并没摔得怎样，在前后车厢的大呼小叫中爬起来又趔趔趄趄往另一条铁轨跑。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停，我们看到：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均速前进，那位决心要死的父亲一头扑进飞驰的车轮。那位父亲，在我们目还能及的地方，像一副木头玩具，横着飞了出去。一个调皮男孩甚至还笑一声。所有的人都不吭气了。后来车停了，车上的男人们向回跑。那位遗孀没有去，甚至都不敢哭，好像哭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是罪恶。那家的女儿，比我们大好几岁，几天来一个人闷闷坐着，这时一个劲地打她妈妈，赶妈妈下车去看撞飞的父亲。那个女人，在大家的敌视中，发了疯似地照着女儿的脸一顿乱打。闷罐子车厢里一阵耳光声，死亡在母女互殴的耳光中退到了第二位。
那年我母亲三十三岁，带着我们姊妹俩下放。父亲在学院的“学习班”里，已早于我们在农村。
我们下放的地方叫驻马店地区遂平县东风公社界牌大队。农民把一间仓房腾出来给我们住。房子后面有条河，屋前二百米的地方有一口井。父亲在河对面的“学习班”。刚到的第一天，母亲让我站在河边一直站到傍黑，当这样的事第二次发生时我明白，这是让父亲看见我。
我们在叫界牌的地方住了两年半，因为没人管我提前上了学。小学中学在同一个院子，我看见父亲的时候除了在河边，多半是他在学校里挨斗。当然也有这样的时刻，挨完斗，他走出围着的圆圈拉上我的手，把我送到连接两岸的那座桥上，我在左岸走，他在右岸走，我们歪着头笑，然后我回了家，他钻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棚。“备战疏散”就是把大城市的大学搬迁至二线、三线地区。父母的学校想搞“一次到位”，直接进了村。安置在东风公社的是一个系，连职工带“留校闹革命”的学生带家属二百来号人被分散在各个村；“死硬派运动员”被集中在“牛棚”里，“牛棚”就在河对岸。这情景农民看着奇样，我们自己必须适应。
母亲在适应农村生活。她有时在大队卫生所给人看病，农忙时到田里耕种或收割，有时被叫去抄写大字报，形同一个杂工。我这位洋气而浪漫的母亲，早在运动之初就脱掉洋装，换上布鞋，忍耐着涌向她的各种潮汐。我也听到过她哭，她的哭声好像能把心脏咳出来，但哭完还是去打草，抢收，给农民看病，去托儿所管孩子。她打草的本事从半晌二十多斤提高到二百斤，她能自己把这二百斤青草从野地拖到大队部。
我不在意母亲干这些活，即便那个年龄我也能观察到，干活压不垮母亲，重压母亲的是对父亲的批斗。我很为母亲担忧。我每天早上一起床便看妈妈在不在，如果不在就往门后的小河跑；如果还不在就往井台跑；如果还不在，我那一腔要哭的喊叫，就堵在喉头上，堵在脸上，堵在眼睛上，闷不作声地在村子里乱跑。于是，村里人经常看到这个小孩一起床就往井台跑，她看上去很不懂事，即不穿好衣服，也不洗脸梳头，一起床就往外跑，大家都认为这孩子贪玩，不知有没人猜到，她是怕妈妈跳河或投井。
母亲情绪波动大的时候，我除了守着井和家门后的小河，还藏了家里的剪刀、裁纸刀、锥子、螺丝刀，我以为藏好这些东西母亲就不会用它们自杀。母亲经常找不到剪子，找不到就吵我，说我偷偷摸摸、鬼头鬼脑。我还藏了家里的绳子，因为搬家，家里有很多绳子，我不可能藏起所有绳子，仅把一根比较短的、光滑的、母亲用于晒被子的藏了起来。我可笑地以为母亲要上吊也是会用这根，把这根绳子藏好，就杜绝了母亲上吊的可能。除了刀子剪子绳子我还担心另一件事，就是，担心终将回家的父亲忘了怎么说普通话，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是说一口河南遂平话。我经常一个人练习说普通话，以备父亲最终回家时，帮他找回语言。
我终成了一个神神叨叨的孩子，嘴里嘟嘟囔囔、自言自语。时间一长，那些既来自想象又来自现实的压迫，把一个孩子压垮了。我开始呕吐，而且像晴雨表，母亲情绪糟糕时我呕吐得就剧烈，她平静了我也就不吐了。她认为我是“作”，专门跟她作对。我也认为是自己“作”，别的小孩似乎已经不让母亲操心了，而我到处乱转，经常忘了回家。
又一个冬天到来，田地里已经无草可打，母亲被安排到学校替农民办的幼儿园里，村民们也愿意送孩子，只需自带干粮，谁不愿别人替自己管孩子呢？重要的是，教师们还捎带着看病，甚至捎带着给送孩子的家长看病。母亲也似乎从中找到了快乐，我有时生病被母亲带着上班，我感觉，除了吃什自带，那里似乎是外婆育婴堂的翻版，而母亲被叫“老师”时的满足，好像可以拿我去换。
叁
祖母钮氏在自己三十三岁上，因日军侵略，祖父要随学校内迁，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撤出，先撤到苏州，再撤到太湖边的吴江。吴江县城有一座杨家老宅，乡下还有几亩田产，这便是最后的老母土了，从“退”的角度说这已经是最后；祖父他们那样实际上是“逃”。祖父从上海取道江西，过湖南、广西，因染疟疾滞留半途，半年后才到昆明，教师职位只有等到下学年了。他的盘缠损耗殆尽，也许因为饥馑，落下严重胃病。后虽说谋到教师职位，战时那点薪水即便能攒下几个，也很难捎回家。祖母纽氏，这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小脚女人，在那座百年老宅里，开始支应全家上下六口人的嘴巴。我父亲当时三岁，隔年他就记事了，他说：“母亲常常背着人一个人掉泪，年前总要抽个晌午，换上出门的衣服，带着礼，去乡下的二地主家。坐在人家堂屋客座上，用手绢揩着泪，希望明年多加两担谷子。与其是希望，不如是恳求。”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才断断续续听点祖父母的事。后来才知，地主和二地主差不多是股东与经理的关系。通常是，势强的主儿年前招二地主来家，宣布明年地还包不包给他，分大小年每年订个分红比例。势薄的，只能哄着二地主经营，商量着多争取一点红利。那时候兵荒马乱，家里又没有男人，地主坐在二地主家堂屋的客座上，恳求多分两担谷子，看二地主脸色想也想得到的。我长大后想过这事：国难时，有义节的男人为不当汉奸可以逃到敌后去，难是难，但敌后终还有份教书的工作；而留在敌占区、毫无经济能力的小脚女人，要喂饱三个孩子，侍奉规矩森严的公婆，想必比流亡更艰难。据说，祖母后来放下绣针养起了桑蚕，原来种梅竹的地方种起了桑树。头一年，是二地主负责把蚕茧卖到缫丝厂，第二年，祖母连给二地主的那一成也舍不得，她和她的婆婆，挺着小脚，把蚕茧直接卖到工厂。我七岁去老家时还见过几个大筛子，祖母在合作社时期又用它们养蚕。
中日战争后期，祖父带着浑身贫苦病辗转数月回到老家，他要回乡恢复学校，这恐怕是“保种保文字保文化”的理念吧。他和一般同仁在废墟上重建了吴江县中学，任校长至五一年去世。祖母大概不再需要养蚕济生，但战时的饥馑窘迫已经让她失去一个孩子；即便挣钱的回家了，她也没放弃这营生。
肆
那次省亲又过去很多年我才知道，祖母是自杀的，就在东厢房的梁上，用大家闺秀常用的方式，吞了金子，然后上吊。
祖母自杀时已经悉数过完女人一生历经的苦难：处女膜破裂，爱情的逝去，妊娠，分娩，操劳，孤独，耻辱，战争，离乱，亲人的下落不明和孩子的死亡……大凡一个女人一生要经历的，也就是这些了。老实说，很长时间，我厌恶那个老宅，恐惧祖母那张雕龙刻凤的紫檀木床。一个女人所有的快乐和苦难都在床上，但它最终也没为她送终。她选择了家里的梁，画有桃园结义才子佳人的、祖宗的梁，她让自己赴身祖宗了。我还恐惧那个描金的、有许多小抽屉的梳妆台，我先验地认为，在那张发毛、发黄的镜子前站久了，一二百年来的祖宗们就会在身后飘出来。这面镜子映照过年轻祖母的脸庞，那个像瓷一般光洁的女子，后来变成东屋正墙上目光严厉的妇人，再后来变成一把霉烂的白骨——多少女人都会从柔曼的女子变成坚硬的老人，那令人生厌的衰老和丑陋，让我避恐不及。这之后，我居然二十五年没再回过老家，事实上我再也没回过那栋老宅，当我因一次笔会绕道吴江，那里早已是“人还在，家不见。”届时，我已经自定义是书写者，也在找“你立足的地方，你将要书写的地方”，便发现自己已然是，在五六个省十几个城市乡村住过的、不会任何方言、融不进任何居住地的外乡人；出于对故乡的歉疚，我后来一直说自己是吴江人，但老家我只去过一次，我所有有关江南的骄傲都仿佛是自定义。当我这棵长在异乡的树花瓣落尽，不得不也结点小果子时，我试图用文字寻找我是谁，同时也给自己拉得太长的“后青春期综合症”，找个自愈的办法。
我扑回“故乡”。我渐渐看清，与其在身外找理由，不如在身内找源头。我们不过是血缘和基因这根藤上结出的又一个瓜。对我来说，要清理来路，就不得不面对祖母为什么自杀这问题。我感觉，弄清祖母为什么自杀能理出一条精神气脉，而这条精神气脉如果能跟我对接上，我才能认清自己的“脚后跟”。
我想知道祖母的最后处境。她有儿有女怎么就不愿活了；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这世界。她是1965年死的，已经做了十四年的寡妇。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守寡应该算不得什么大事，她怎么就难以为继呢？我慢慢连缀起一张祖母晚年的生活图，我知道从1950年起，她一点一点陷入困局：她的房子充公了，乡下的土地分掉了；丈夫因胃病于五一年去世；两个孩子1950年同时考上大学，她不得不放弃一个；她还算劳动人口，必须进合作社参加劳动。祖母虽进过现代学校，但在吴江及湖州娘家的老宅里，浸淫的是另一套思想和文化。她想不通卖劈菜的、卖开水的、收马桶的为什么能住进她的家；她可以在家养蚕但不愿意抛头露面在合作社里养；她必须一点点变卖软货供儿女上大学（姑母在父亲毕业后再上大学）。她认识的人有限，她过去认识的人要么被镇压要么被统治，剩下的唯恐避之不及，她还得依靠那个二地主。这个靠一张嘴吃了一辈子杨家的，依然叫祖母东家，却用几个小钱把祖母打发了，那些字画瓶瓶罐罐不知哪去了。
祖母不能接受的现实可能是，她女儿一定要嫁给投递员的儿子，就因为他漂亮？还有个工人阶级的护身符？祖母可能已经对出身没脾气了，她看不上那个漂亮的工人子弟是因为他游手好闲，且有流氓无产者习气。但她的反对如此无力，仅一个出身就让她无话可说。她只能沉默地看着女儿结婚，沉默地看着她生儿育女，而那位女婿热衷于衣着光鲜，酒肆茶楼，手头没钱了就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带出去变卖，换来可笑的奢侈品：哔叽呢、香脂、发蜡、电梳子。母亲听奶奶说过：家里养了一个贼。女儿对母亲的怨恨永远是：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爱情。母亲对女儿的哀怨只有一个：这个人值得你的爱情吗？非到女儿自己人到中年方才理解母亲，而祖母到死可能都没原谅姑母。
祖母不能接受的可能是秩序和礼的丧失，那百年老宅和她娘家显赫的身份给了她一套理序，她循规蹈矩，不能背离。她责怪的人当中可能也包括她疼爱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父亲毕业后留在北京，他娶了一位上海女子为妻。上海女子把上海以外的地方都看作乡下，她不愿回吴江老宅，即便去了，也难耐两天就逃回上海；而宠惯的儿子也跟着逃走了。这也罢了，母亲总能原谅儿子。她不能原谅的是，住进她房子的人，过去叫她杨太太或钮先生，现在叫她钮氏、地主婆。他们用了前后庭、中庭的西厢房，在原来种桑的地方盖起了自建房，鱼池填掉，果园的桔子和青梅自己是再也摘不到了。之后，住西厢房的那家又以人多要占一半堂屋，占就占了，已经没有阶级可言，有的只是谁家人多更困难。祖母不能容忍的是，占了半个还要占一个，原来这家人只在自己半边吃饭，现在把饭桌摆了个满堂，能把屋子吵翻顶。祖母不能容忍的可能还有，宅子里有两口井，一口大家用，另一口祖母自己留着用，别人要用时祖母也是给汲水的，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规矩，你要感激或心存感激，早晨的第一桶水要留给主家用；第一桶水你不留便也罢了，至少你不能偷懒往井里倒脏水，错了还死乞白赖、强词夺理；祖母厌恶的是这种无赖相。祖母最不能容忍的是，邻人和亲戚对她的出卖：偷窥偷听、通风报信、揭发以及由此带来的批斗、游街。祖母最不能原谅的还有，我们全体对她的嫌恶和疏远。因为她的出身（财产已经没有了）和由出身带来的对她十几年不间断的“革命”，她的儿女不愿回吴江，她的兄弟跟她划清界线不来往，她的邻人把她当作刻薄的地主婆，她丈夫教出来的学生抄她的家、革她的命。这宅子就剩她一个人，当她想到一个寡妇要承受两个家族的命运，她发现这非常不公，发现可以不承受，可以弃之而去。
祖母是捱到再次批斗前上吊的。在此之前两个月，她儿媳妇抱着出生几个月的二女儿回来省过亲，她是抱过那个孙女的。她对儿媳说：“这小囡，像伊阿公。”她把这句话说完好像在世间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那天晚上，她烧了一大锅水洗了个澡；她甚至把换下的衣服都洗干净，凉在绳子上；她把喝过水的茶杯洗干净，扣在茶盘里；她换上一件薄皮短衫，爬上红木凳子。那百年老屋的梁上预设了好几个钩子，她一定提前相中了那个最后要她命的钩子。最后，她连一挂白绫都没有。祖母放了手，这个宅子最后的礼序、清高、尊严也随她去了。
祖母在她六十一岁上放了手，她拒绝了这个无常的、混乱的世界，坚决地找她的清静去了。我敢肯定，我父亲和我身上都有这种对坚贞洁净气质的近乎偏执的追求，都有江南人的隐忍和祖母那种斩钉截铁的拒绝，这让我们看上去都比较顽固。
伍
“备战疏散”渐渐地变成无稽之谈。仗始终没打起来，而我们成了当地公社和农民的负担。我们要吃商品粮，还要买菜，二百来号人除了开会学习开批斗会也没有更合适的事情干。散兵游勇们渐渐成了三不管人员，大家各自窝在自己的生产队，由学校发工资，随农民出工。渐渐地，除了特定时段是农民看热闹的笑柄，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当地人欢迎的，至少出工不要工分，看孩子不要钱；既能给人看病，也能给鸡、猪、牛看病。男教师学会了骟鸡的本领，女教师学会了孵小鸡。母亲用热水袋和电灯泡孵出了个头最大的小鸡，很快，村里的妇女拿种蛋来让她孵，母亲后来还孵出了鸭子、小鹅，两只鸟。当夏天到来时，母亲养的鸡居然是当年新鸡里最早“开窝”的，“莱杭”种鸡产蛋之大之多，让河两岸的妇女羡慕。父亲还是间隔性地被批斗，这会让母亲难受两天，邻居们会在这两天里下意识地不跟我们说话，但鸡是不划界限的，我们家的大公鸡还是趾高气扬地在院子里溜达，在墙头高鸣，邻居家的母鸡还是会被追得快活地大叫。邻居们不跟我们说话的时间越来越短，我都能感觉得到。到第二个冬天到来时，他们开始劝慰母亲，说：“国家的事哪说得准？别管它！你把你自己、把俩孩子弄好就行了。”还有女人这么说：“男人让他胡弄去，你就当他死了，你过你的。”这对母亲似乎是崭新的逻辑，她在大学里是听不来的，听来也会嗤之以鼻的。但这种逻辑，还有一些触手可及的：我们姐妹俩、曾经的好光阴、关于将来的渺茫希望以及食物、收音机里的歌曲、女儿们的新衣裳、鸡、孵小鸡技术、幼儿园里还被称作“老师”，都让她放弃曾动过的自杀念头。
“备战疏散”在这一小群人中持续到1971年春，就再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回城闹革命”势在必行。我们于春天回到城市，夏天，便有了那趟省亲之旅。当我自己处在“后青春综合症”也急不可待扑回故乡时，便明白，当年为什么还没从下放的惊恐中恢复过来母亲就带我们省亲，它至少是寻求宗亲的认同和安慰，再往深里说，这是再次从起点处汲取营养、找到活下去的动能吧。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还在襁褓里祖母是抱过我的，她说：“这小囡，像伊阿公。”我肯定跟她有过深长的对视，这种相互确认带给我的就是，仅只一眼我就认了宗，仅只回过两次大宅，在我张皇时，我首先是寻找与它的关系，来确认故乡的方向。
我想，母亲是出于恐惧出于忌讳或者其他什么，将我是否见过祖母这个事实混淆了，淡化了，后来甚至完全不提了。母亲可能天真地以为，如此这般，那个家族的阴影就不会投在自己孩子身上。这恐怕是女人护犊的天性吧。我得承认，在我激烈的少年时代，我对这一做法嗤之以鼻。但到我护犊时，我开始理解母亲。父母这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除了死，是无法保持灵魂高洁的。灵魂都给你清洗了，个人也被抹杀了，而且把你改造得认为，只有清洗和抹杀才是最好的生路，于是，你在很多事情上是不能考虑灵魂得安的，求的是生存和延续子孙。母性可以让女人放弃灵魂的东西，甚至也可以放弃肉体的东西，这便是我们生生不息的缘由吧。
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之后，第二天还是照样爬起来，给我们做早饭，给我们煮红烧肉，给我们做棉袄，甚至还学会了做布鞋，让我们不能穿皮鞋时也至少有布鞋穿。她在农村学会了养鸡并把这技艺带到城里，在空城般的校园里，她养的鸡就跟神助了似的，不仅下蛋又大又多，还有专门下双黄蛋的鸡，有两天下三个蛋的鸡，有两只鸡因下蛋太多无力造壳，还间隔性地下软皮蛋，甚至下无黄蛋。家里的鸡蛋太多，母亲把从外婆那里继承来的乐善好施发扬了光大。她慷慨送人鸡蛋，送人自制咸鸡蛋，自制松花蛋，那批从农村回来的营养不良的教师们，驻扎在学校“支左”的小士兵，许多接受过她的鸡蛋，一些农村兵甚至是平生第一次吃松花蛋。下放回城后，母亲获得一种强大的营造日常生活的能力，这能力虽不能保住她四年后再次被清出北京，但拯救了她自己，也拯救了父亲和我。我不是省事的孩子，如果母亲有个意外，我的下场不会好，我会做出激烈反应，不与别人为敌，也会与自己为敌。我那才高八斗坚硬又脆弱的父亲，那时候就是风口浪尖上的“运动员”，之后也少不了波折，但他八十岁还在家里怡然自得地完成年轻时心愿：写章回小说，母亲当然是捞他出海的那个网。
母亲终于把不堪的生活忍受下来，甚至接受下来，是的，是接受。她最终放弃了古典主义追求洁身自好的人生，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采取了妥协。让她打草她就去打草，让她到学院小工厂当检验工，她就去当。她把书斋和校园生活哺育她的东西藏了起来，让自己认命而顺从——女人的认命，小知识分子的顺从。她从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蜕变成承受得起这个悲惨世界任何风吹雨打的女人，她怀着对人生的悲悯和彻底放弃自己的坚强，给我们以最后的后方。
陆
我自己的生活，在三十岁以前结成了一个大疙瘩，它不至于像癌一样要人命，但对人的损耗将是持久的，在我尚无能力应对它时，我的选择恐怕更像祖母：我不要你了，我砍断与你的联系。于是在三十岁那年，我把全家东西打包、装集装箱、托运走，跟有限的几个人告别，带着二岁儿子下南方。海南正在搞特区，我不算什么人才，孩子他爹是人才，还是硬才人，我跟着硬人才，逃也似地飞南方。有个小插曲大抵可以说一说：我和儿子本是乘飞机去的，这要说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却因大雾，娘儿俩在机场滞留了六天。十二月，我穿得单薄，一条秋裙加一件呢西服，本以为一下飞机就是热带了，却在机场进进出出了六天。此时，我在北京已经没家了，东西也都托运走了，熟人也都告别过了，更主要是，我不想再让这个城市牵拉我，我像那些发誓再也不回家的逆子，只想扮演绝情。我冻得浑身骨头疼，身上只有二百块钱，这是我离开时的全部现金。我不能买棉衣也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告诉鞭长莫及的父母，算着钱，把它喂到儿子嘴里。六天的辗转到最后都有点喜剧色彩了，后来也都当成故事或笑话说给父母和儿子听，但其中透出的冷寒再次让我父母伤心，那种，不再想与之发生关系的决绝，也至少延续了十年。
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像个巨大摇篮，把一些人的梦想、野心、失意和创伤放进去，慢慢地，摇成一个热带节奏：慢节奏，简单节奏，抒情的节奏。海南岛给了我巨大的平静，当然也有巨大的沉闷，正适于我这种患有“后青春综合症”的人，当然我得找到一个打发时间的活计。这活计要跟替人孵小鸡、养鸡、送鸡蛋相似，首先惠及自己，最好还能惠及他人。而我仿佛不适于养鸡，也不能养蚕，也不便把家里办成育婴堂，我选了一个不扰着别人、自己能完成，其结果无害、甚至不占地方的活计；这活计，现在正在做（一笑）。我用十年时间自愈我的童年病青年病，用的是心理医生常用的办法：诱以倾诉。我不需要向别人倾诉，那些医生不见得有我专业，也不见得有我敬业。当我知道心理治疗一个重要手段是打开童年阴影时，我试图了解我父母，了解祖父母、外祖父母，慢慢地，一切过去不能理解的，都理解了。
我母亲出生上海，外公留法，后任职上海交大直到退休。外婆，其父是军人，本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无业。我母亲在十八岁之前住在交大宿舍，校门往南八百米便是徐家汇天主堂。母亲说，她虽没皈依，但周末会去教堂听管风琴。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婆一辈子像嬷嬷一样济人以粥浆，母亲像基督徒一样隐忍和坚毅。她们可能不把受苦看得那么无辜，但又顽强地在生活中找到鲜花和温暖。
四十岁之后我才爱上江南，爱上园林，爱上霉渍斑驳的马头墙老房子，忏悔和寻乡由此而至。我曾和父亲一起回过吴江，那座在八十年代末就市政拆除的老宅已经旧貌难寻，只能依稀辨出一个街拐角的方位还似曾相识。有一年，我看了从美国回来的表姑辑录的家族史，自己跑去湖州，那是祖母出生的地方。在湖州市勤劳街，我找到了“纽氏状元厅”以及隔溪而望的本仁堂。状元厅是湖州人士纽福保于1838年5月18日中“戊戌科”第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第八十四名状元后将宗族祠堂改建的。祖母是这位纽福保的第四代嫡孙。隔苕溪，占地两千多平米的本仁堂是祖母出嫁前的家。这个地方已经破败不堪，因读书传统源远流长，这家的男儿们被一代一代送出去读书，以至送到海外；女子们，到民国时也能送到现代学堂里，祖母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出身如此就不难解释，祖母不愿滚身泥淖的心性和最后的决绝了。所谓，愈清洁愈坚脆吧。这就是我的老母土，两支女性的血缘让我既有江南人的灰湿、隐忍，又有祖母那种世家女斩钉截铁的拒绝。我偏居海南二十年，用笔清扫雾霾，细数时间和变化；相信每一朵花的开放，都会在时间的远处有所照应。
我将从母亲那里接手的米兰，种植在热带欣欣向荣的阳光里。十二月，我的阳台绿色葱茏，芽该发的发，花该开的开。我试图从家族的培养基里抽出自己的“独立的豆芽”：离开中心，使劲生长。如果还能撑出一小块荫，给周边施与几滴雨露，那便是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