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不久，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师生被迫流亡迁徙，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后因时局紧迫，于1938年初再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时，正值我国抗战的紧急关头。家仇国恨，使联大学生更加关心时局的变化、国家的存亡。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民主进步活动，在联大迅速开展起来……
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报道之三
（本篇采写于2005年）
我选择了2005年6月一个多雨的早晨，走进了云南师范大学。这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小鸟呢喃，处处欢声笑语，一派祥和的景象。当我的脚步迈向校园东北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赫然醒目，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联大原址庄严肃穆，闻一多、李公朴及“一二·一”四烈士的墓地左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体背面由闻一多先生篆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刻有当年参加抗战的西南联大834名学生的名单。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首调寄《满江红》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仿佛在风中回荡，这支歌，概括了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在艰难岁月中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
在这座高大的纪念碑上，记者找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彭国涛。彭国涛是1944级的西南联大学生，后为昆明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已离休。在云南财贸学院，记者又找到了另一位联大学生：周锦荪。两位已80余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烁，华发童颜，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笔锋苍劲，一举手一投足，处处依然体现着联大学生刚强、果敢、坚忍不拔、卓然不群的风骨。
两位老人说：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历时虽只有短短八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艰苦的环境中教学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四字浓缩了原三校的校训精神。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身体力行了这四个字。为了坚持抗战，保存和发展祖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学校不惜南迁西徙，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沐雨披雪，饱尝艰辛来到昆明。此时的教授们，已没有漂白的四壁，明亮的灯光，舒适的桌椅，洁白的茶杯。残酷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室内尺方的和平……
周锦荪老人回忆时说，1940年7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天津，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搬到了重庆。当时他们正在面临高考，白天，为了避免日机轰炸，考试时间只有改在夜间3点至6点，连续三天都是这样。
“不久，我榜上有名，考上西南联大了，一家人都为我高兴。”周锦荪老人感慨地说，“为保安全，教育部命令让最容易搬迁的一年级（也就是我们1944级）尚未入学的新生直接到川南山城叙永县报道。本来9月就应该开学的，但因战火纷飞，一直折腾到1941年元旦才注册、选课。而且，还化整为零，把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和实验室分散到6座古庙。吴晗教授在庙里的戏台前为百余学生讲中国通史，工学院学生虽不必学通史，也可在两廊躺在自己的床上旁听。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使得我们1944级成为西南联大8个年级中凝聚力最强的一级。1941年7月，我们才从叙永搬到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所谓新校舍，是土坯为墙，茅茨为顶的草屋，教室也是些铁皮屋顶，室内没有课桌，只有些火腿椅子。”
艰苦的环境，丝毫没有削弱西南联大浓郁的学习氛围。教师们在教学中仍严肃认真，授业解惑，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师生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有的教师虽身穿蓝布破长衫，脚上是破烂的袜子，但上起课来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妙趣横生，要求学生也很严格；有位教授因长期洗浑浊冷水，染上沙眼，两眼红肿，一只眼蒙着沙布，也坚持给学生上课。学生们为教师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大家都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雨天宿舍成为湫溢，校内土路泥泞，即使这样，也不妨碍学校正常教学。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时，正值我国抗战的紧急关头。家仇国恨，使联大学生更加关心时局的变化、国家的存亡。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民主活动，在联大迅速开展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社团，举办学术讲座、歌咏晚会、时事讨论会，以及月光会、夏令营和球赛等方式，广为联系群众，并宣传党的抗日方针。“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日，联大等校大中学生，举办了大规模的歌咏晚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晚会后还举行火炬大游行。
1944年的“五·四”，被联大学生称之为：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五·四”纪念活动后，联大师生的民主进步活动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局面。在文学方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的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还合办了诗歌系列讲座，讲题以“抗战以来中国诗歌的前途”为主。在时事政治方面，法商学院主办了宪政问题系统演讲和“战后的中国”等系列讲座。1945年“五·四”纪念活动，是联大学生民主运动浪潮的又一高峰。在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主办的以“五·四”以来青年运动为主题的讨论会上，一位新闻记者说：“希望西南联大不仅是防守的民主堡垒，而且是冲锋的民主坦克……”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在云南是最多的，在全国也少见。八年间，因盟军来华而应征当译员的，连同加入远征军及空军的西南联大学生，前后共达834人。现在，坐在记者面前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彭国涛，是西南联大外语系1944级的学子，彭国涛老人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834名从军学生之一。
彭国涛老人在回忆时说：“1944年，当听到宣布四年级全体男生征调当翻译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英勇报国的开始，我决定投笔从戎。我与同学们在译训班学习两周后便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当翻译，因工作出色，后调美国十四航空队作战指挥室，主要任务是将防空情报翻译成英文，交美国14航空队指挥部，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情报就立刻翻译。我们翻译的，绝大多数是‘驼峰’航线上飞机的飞行情报。此间，我不断听到同学牺牲在战场的消息。应征当远征军的黄维、缪弘、朱湛等同学在前线牺牲；参加空军的戴荣钜、王文、吴坚等同学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如果说，联大抗战从军的“八百壮士”姓名是一一载之以碑的，那么还有许许多多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联大学生，却没有任何碑石记下他们的名和姓。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1937年底，联大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时期，处在抗日前线的长沙，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多数学生无法安心读书，希望投身抗日队伍。由于时局的召唤，校方的支持，同学们一批又一批走上抗日前线，他们中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中，有的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等，到临大结束准备迁往昆明时，临大学生由1500人减到600人。按照这一数字，西南联大长沙临时大学约900人在抗战初期已上了前线，他们中大多数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去。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60年过去了，我们在和平的阳光下聆听着历史的回声，《西南联大校歌》悲壮的旋律依然震撼人心，响彻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