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晓鸣

　　搁下满耳家乡话的电话，我及时下楼走到小区门口。一张陌生的年轻面孔迎了上来，表情羞怯地问明我的姓名后，便谦卑地伸过双手来握住我的右手，并自我介绍叫莫利，算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弟。
　　当年我负笈涉海来海南求学，然后诚惶诚恐迈出校门在海口安身立命，转眼已飞逝许多光阴。趁我不在家的这些年，村里的孩子一茬一茬成长，他们不断变换的面孔，大多已超出我的记忆。
　　他乡遇故人，我让莫利跟我上楼，到我家里坐坐，他竟摇头，一张木讷的圆脸毫不掩饰悲戚，说自己现在的身份不宜到别人家里去，还说临来海口时我母亲嘱咐他，有空可去找我，并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随后我明白，他此行是接哥哥莫顺回家。几天前，莫顺在海口一个建筑工地施工时不幸坠楼身亡，如今停尸殡仪馆。各项赔偿事仪已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委建方和施工方都和和气气，可能马上便有结果。
　　听后我脑袋里轰的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降临在心里的亡故，使我不由自主地泪湿了眼睛。
　　莫顺比我小三岁，也算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他调皮，不爱读书，常光脚一阵风似的在村巷里疯跑，闹得左邻右舍鸡飞狗跳。
　　许多年前我在海口的一家报社工作，有天下午我走出大门口，竟意外地看见莫顺蹲在旁边。他站起身时表情既惊喜又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好几个月前已来海甸岛一个工地做泥水工，第一次来这里找我，门卫说查无此人硬是不让进。他便纳闷，明明是在这里的报社工作怎么会查无此人呢？于是后来一有空，他便跑来大门口蹲着等，相信有一天会等到我。那时还没有手机之类通讯工具，他也疏于打听出我的办公电话。
　　听后我便笑了起来，告诉他来海南后我已改名，也难怪连天天见面的门卫都找不到我。不过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很令我感动，一直让我深深铭记，何况当时他仅是冲着一份同村兄弟之谊。
　　再后来我回老家，有一次听父母谈论起莫顺莫利兄弟，说哥俩都学会了驾驶货车，便兴冲冲地怀揣驾驶证找工作，想不到两兄弟都在各处都碰了壁，理由是俩人的名字让车主心生忌讳。当初他们的爷爷一腔心愿将“顺利”两字摊派到他俩名头上，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是万万不会想到的。
　　而此时，我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刚失去哥哥的小兄弟。邀他中午吃顿饭，他摇摇头，说不能给我添麻烦；想给他在酒店找一个住处，他又摇摇头，说昨天一来便住下了，碰巧就住在周围一家小旅馆。对接完这些吃住之后，因年龄和生活环境的隔阂，我竟不知再与他说些什么。他哥哥是我们共同熟悉的人，但这时是断断不能谈的，一旦提及，无论他或我，都会悲情难抑；若是谈论村庄或是村里的一些人，此时又有种文不对题的多余。
　　我无话找话地与他聊了一会，他大概也感到了无话可说的尴尬，便提出向我告辞。尽管当时我有种招待不周的歉疚，也只能叮嘱他，如果在海口办事不顺，再给我电话。他点点头，转身，举止呆板的身影在冬天稀薄的阳光里渐行渐远。
　　说来也巧，就在那天晚上我散步途经和平桥，猛一转眼竟然看到莫利。这很令我惊讶，我才蓦然想起，他说过就住在附近的小旅馆。这时他正坐在桥下的绿化带上，对面不远处是一群服装统一老当益壮的阿姨，正兴冲冲地碎步踩着音乐节拍跳健身操。他默默抽着烟，目不转睛地看着，竟有晶莹的东西在脸上爬动。我知道，那是泪水，但我不知道这时他究竟想到了什么。我犹豫了一下，不想打扰他，便转身绕道。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地上每逝去一人，天上便会添一颗星，这时我抬头望天，怎奈城市的夜空太亮，任凭我寻寻觅觅，竟然连半点星星的影子都看不到。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又接到莫利的电话，说是对方变卦了，原谈定的三十万元赔偿款，现在对方只肯付十万。听后我不禁气冲脑门，拍桌打椅：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难道只值十万？仅是豪华富贵者的几顿饭钱？我立即约了两个都市报的旧同事奔赴现场。
　　简陋的工地办公室已坐定对方严阵以待的五个人，他们分别来自委建方和施工方。我们刚进去坐定，对方的一个胖子便声色俱厉地数落起莫顺如何违反施工条例才导致惨祸的发生，他们给出的十万元不是人命赔偿，纯粹是出自人道主义救助，并且言语隐约暗示他们有强硬的官方背景和黑帮援手，不怕任何人的无理取闹和金钱讹诈，他们完全有能力抵制社会上任何不正之风！
　　这般咄咄逼人的架式，气焰嚣张，死不对证，怪不得莫利这个农村小伙招架不住。如果赔偿款不能如愿落实，哥哥莫顺肯定回不了家。稍有良知者都会不愿意，这座已经让他殒命的城市，再让他漂泊无归处的灵魂得不到安息。
　　我们也毫不服软地亮出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声明此事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会在报纸上曝光，甚至会走法律途径上法庭。我的一位旧同事还义愤填膺地说，一条人命三十万，你们已经欺负人家乡下人了，现在竟然还想欺负到底！我知道你们公司去年曾为公益事业捐过几百万的善款，如今私底下你们怎么就不讲良心了呢？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满屋的烟雾使每个人的面孔都有些变形，对方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终于站起来圆场。他派头十足地打着手势，连声说别伤了和气，别伤了和气，我们都是建设海口的同路人，现在我代表公司原则上同意商定的三十万元赔偿款。
　　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莫利发来的手机信息，说哥哥的事情已办妥，只有过了“五七”他才能告知，并万分感谢。
　　按家乡的风俗，只有过了“五七”三十五天，死者的晦气才会全消，当然亲人们也得逐日面对一个生命的烟消云散。现在想起来，这座繁华喧嚣的城市与那个粤西小村庄谈不上有什么关联，如果真要扯上一点关系，便是它的儿子莫顺在这里坠亡，另一个儿子莫晓鸣在这里不知疲倦地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