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琼

   “说，今天你犯了什么错？！”小小的筷子搁在了小小的白瓷碗上，“作业没写完就出去玩儿了……”“还有更严重的呢？”孩子眨眨眼睛，开始绞手指头，低着头轻轻地回答：“还骗妈妈说作业做完了。”我停下了吃饭，语重心长：“从小妈妈就告诉你，不能撒谎。妈妈生气不是因为你作业没做完就出去玩，而是你为了出去玩说了假话。”孩子开始抹眼泪，然后擦在裤子膝盖上。我不动声色，继续我深入浅出的教育：“《狼来了》的故事我就不说了，那皮诺曹说谎鼻子变长了连鱼都不吃他。”女儿下意识的摸了摸鼻尖。“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说假话。说假话就是坏孩子，现在吃饭。”
   半晌，餐桌对面的悉悉索索又停了下来。“妈妈——”我望过去，小小的人儿脸蛋涨得通红，眼眶里晶莹闪烁，瘪了嘴委屈而又郑重：“要是敌人把我抓起来，问我谁是共产党员，我也要说真话吗？”我愕然，回过神来拼命忍住不笑。故作镇定：“这是两回事，打死你也不能说。”孩子睫毛一搭，泪珠子一大颗一大颗。“要是用大棒棒打我，用爸爸修窗户的钳子拧我呢？也不能说吗？”我想象一下那惨烈的场面，觉得不忍心起来：“你就胡乱说几个名字。”“毛毛、胖圆圆？”“不行，这样的名字不行。”女儿拧着眉头想了半天，终于高兴起来：“刘胡兰、向警予……还有屈原！你看我能说出三个，而且又没有撒谎！”我彻底崩溃，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女儿释然，开始大口吃饭。
   头天晚上，接到办公室通知。说是明天市里来人检查，局里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律挂牌着装上班，是党员的要佩戴党徽。晚上临睡前，我把制服从衣柜里取出来，挂在柜门上，往上别党徽。女儿一看来神了，从被窝里爬起来：“妈妈，这是什么？这个红红的。”“党徽，上面画的是党旗。”“你把它放到衣服上干什么呢？”“因为妈妈是党员，所以要戴这个。”女儿一下子笑翻在枕头上：“我才不相信呢！妈妈连蟑螂都怕，还说自己是党员。”我立马和她划清界线：“妈妈上班认真、乐于助人、又不挑食还不说谎，当然是共产党员了，有党徽为证。”女儿不笑了，爬过来把党徽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了，抬头，一脸的严肃：“妈妈，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打死我也不说你是共产党员。就算要我吃五个辣椒我也不说！”“对！不能把妈妈供出去。”母女俩各得其所，安心睡觉。
    从此，我只要把别着党徽的制服挂在衣柜门上，女儿就会飞跑过去把它藏进衣柜里。不能让别人知道妈妈是共产党员，要是给敌人听到了可不得了。
   在女儿仰慕的眼神中，我顶着“共产党员”的光环生活了没几天，就被她给添加进了应用。亲子跳绳，三分钟我得坚持到80下，而不是39下，因为妈妈是共产党员；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搞定洗碗、拖地、洗衣服以及给三只乌龟喂食、两只鸭子的住宅清理。以便能和她同时上床睡觉，陪她看半小时的《兔子剧团》，因为妈妈是共产党员；她一趟趟搬下楼的漂移车、溜冰鞋、安娜娃娃、装满奥特曼的塑料桶，在我把头伸出阳台，大喊一声“吃饭了！”之后，立马就有女儿指定的几个小朋友把所有家当一次性地搬上楼，因为她妈妈是共产党员。
    一日，女儿终于意识到，她已经将“妈妈是个共产党员”这个重大秘密给泄露出去了。上周六，我和女儿在路边等公共汽车。一群小男孩别着长长短短的塑料枪，从身边呼啸而过。须臾，其中一个跑回来，“田想！你妈妈是共产党员？”女儿拼命点头。小男孩歪了头，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个遍：“阿姨，那你怕不怕死？”我摇头，赶紧又点点头，想了想还是大义凛然地摇摇头。而这个男孩竟然是二.三班的！也就是说，连二.三班的同学都知道二.七班的田想妈妈是个共产党员。
    从上公共汽车一直到下车，女儿都闷闷不乐。因为敌人很快就会来抓她，拷问谁是共产党员。而妈妈，又是万万不能说的。在“另果”手做茶店子里，女儿连叮嘱香芋奶茶是要放珍珠的心思都没有了。路过肯德基，也没有要拖我进去的意思。但是甜品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草莓布丁和一个巧克力布丁吃下去，女儿两眼放光：“妈妈，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我就说米毅是共产党员。上个学期他踢了我49脚，这个学期又踢了我两脚，一共踢了我54脚了！”啊！一共踢了54脚，那确实是个坏孩子。我把她吃剩的布丁塞进嘴里，连连点头。女儿往椅子上一靠，得意洋洋：“我还要告诉敌人，米毅知道一百个共产党员的名字！”如此，敌人就会放她回家，马不停蹄地赶去抓米毅。坐在甜品店的摇椅上，我想象着那个叫米毅的可怜的男孩，被五花大绑着、辣椒水灌着、烙铁烫着、老虎凳坐着，逼他说出一百个共产党员的名字的情形，不胜唏嘘。
    至此，为期一个月的“敌人问我谁是共产党员，到底说不说”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我们母女得以安身立命，再不必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