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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喜:中国版本3.0

作者:admin      阅读:5666      更新:2019-05-08

       此时的中国,正站在问鼎世界主流文明的门槛上。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当下的中国,却失去了方向感。不同的价值导向,朝着不同的方向扯拽。
       在一百年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功能,就是卸载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版本,加载一个由德先生、赛先生主导的操作系统。而在此后的一百年中,中国的操作系统经历了反思、反叛、破却和回归多个版本的切换和轮回。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智成熟了吗?今天的中国,应该是怎样的操作系统?

       一.文化身份的遗失

       面对四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40年前国家的动员令是改变贫穷的命运,放弃意识形态羁绊,“一切向钱看”。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富起来的中国人,却迷失在精神导向的十字街头,形成了文化的乱码和不兼容。

       1.失落的精神母体

       以往,中国人被视为“没有信仰的民族”,中国人也自视为“没有信仰的人”。
       其实,信仰是人性本能的驱使和必然的追求。
       当下,中国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或对科学民主、或对现代化、或对物质财富、或对某一宗教的极度崇拜和执着,相当一部分人过上了有信仰的生活,中国“有信仰”的群体越来越大。
       事实上,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不是“有没有信仰”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有信仰”、“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
       由于华夏精神主体的缺位,大批的精神流浪儿,带着心灵上的焦虑盲目投靠,导致了华夏精神领地一片乌烟瘴气,出现了诸如“30万朝阳仁波切”的怪现象,圣洁的精神高地,沦为肮脏的名利场。许许多多可怜的信众,正充当着被精神奴役的羔羊。
       世界的根本矛盾,并不是人们缺乏信仰,而恰恰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或者说,正是这么几大信仰势力的存在,导致了人类的不和谐。
       其实,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并不是信仰,而是理性;中国所需要的,是净化精神领地的乱象。
       随着顶端精神高地的沦陷,接之而来的,是大众偶像的大规模堕落,公众人物嫖娼、偷税漏税、吸毒、玩弄女性等丑闻不绝于耳。

       2.丢失的文化身份

       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习惯了对外看世界的视角,而缺乏一种内观中国的视角。
       对于世界而言,也许,外国人更乐于接受一百年前的中国,却不愿意接受一千年前的中国。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存有海盗文化的提防,认为华夏崛起会带来世界的麻烦。这说明世界并不理解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性格。
       然而这些并不足为怪,因为置疑中国人的,往往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人尚未拥有应有的民族历史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中国人也许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在类似Cosplay的情景装扮中,一些中国青年喜欢隐去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沉浸在某种虚拟身份中。更甚者,则是无视中国现实的地缘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基础,将人抽离于血缘基础、人文基础之外,追求抽象人的个体“人权”,并放弃了正常的文化传承、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成为与中国现实环境无关的“抽象人”。

       3.错位的社会认同

       四十年改开,既有受益群体,也有非受益群体;既有改革派,也有守旧派。于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预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心理取向:
       既得利益群体,着力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的主导方向,就是希望中国彻底改变国家的制度,实行私有制下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
       对于未能享用改革红利的群体,自然也就形成了怀旧、复古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怀旧派甚至会将封建时代的裹脚布当成圣经,弘扬一些扭曲人性的糟粕;而“文革派”则借助“文革”之风宣泄“改革”之愤。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驾马车,不同的马匹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力:有的马想把马车拉回汉唐;有的马想把马车拉回毛时代;有的马想把马车拉向邓时代;有的马则想把马车拉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4.偏差的语言环境

       中国人常常处于西方的语境中,以西方价值观和逻辑解决中国问题,即拿着西方的地图寻找中国道路。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严重对立,顶层与基础脱节,精英与草根脱节,分别处于不同的语境,没有找到对话的通道。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已经沉浸在好莱坞史诗的叙事语境中,华夏文化的主体叙事语境尚未形成。缺乏通用平台,导致话语者各执一是,立场决定是非。
       当下最需要的,是形成统一的语言环境,才能构建友好的对话界面,从而认清中国的现实版本。

       二. 三个中国版本的划分与关系

       1.新中国三个版本的划分

        从1949年至今,中国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个基本版本:

        第一个版本:新中国奠基

       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新中国诞生的大环境,既要反封建、反剥削、反殖民列强、反洋买办资本家,又要遏制地方军阀势力的新割据,更重要的是废除所有加载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
       晚清灭亡之后,中国经历了三个政体版本的选择: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1949年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北洋政府虽然完成了清王朝和平交替,但其君主立宪制的国体选择最终导致政体瓦解;国民政府既承担晚清政府的负债又依附西方列强的方式,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再则,用资本主义模式无法推翻四大家族和买办资本家的资本掠夺。
       所以,新中国产生的新版本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政体,既没有延续清王朝和国民政府的任何卖国条约和历史负担,也没有妥协于地方军阀和买办资本家,平地而起,以开天辟地的创世精神,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构筑了政治底座。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即毛时代,中国结束了数千年来政令不通的历史,实现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度整合,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团结和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完善的目标,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完成了国家农业体系、水利体系、国家基础工业体系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奠定了根本基础。
       但是,由于新中国不承担西方列强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自然遭受西方列强的各种制裁,尤其是核讹诈。所以,毛泽东时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国家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底线,尤其是两弹一星的问世,成为中国真正独立的标志。

       第二个版本:新中国经济放量

       从1978年开始的邓时代,开启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放量。
       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突破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局限,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实现了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奇迹。尤其是高考制度和教育的改革,使得农村人和城市人拥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到了今天,虽然城乡差距仍然很大,但城市化的速度和农村人口通过教育或务工手段融入城市的根本障碍已经破除,中国农村的人口红利和农村城市化的进度,成为中国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主体力量。中国经济出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世界出口第一和世界外汇储备第一的佳绩。
       经济放量必然启动市场机制,而如何把控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度,成为最大的难题。市场机制尊奉资本的天性,以逐利为基本动能;政府机制尊奉国计民生的原则,是国家机器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不调动市场动能,经济则如死水一潭;但如果放弃政府机制,民生则会陷入资本游戏的黑洞。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市场化”,即将太多不该市场化的领域推向市场: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商业资本只要介入民生的任何领域(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都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商业资本的逐利性本质必将营造“击鼓传花”式的商业陷阱,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资源变为资本家逐利的投资品,最终搞得民不聊生。
       因此,国家必须严格界定“民生经济”和“消费经济”的界限,在涉及民众生存权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问题上,必须遵从“政府机制”而非“市场机制”。对于民生经济之外的其他领域,则应彻底放开,国有企业也应退出消费性产业领域(如电子产品等),完全交给民营企业来经营。

       第三个版本:世界的中国

       新中国第一个版本的动员令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动员令是国家富强,从2012年开始,中国进入第三个版本。中国第三个版本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即世界的中国。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终于站在世界舞台上。认同也好,怀疑也好,中国都注定成为世界的主角。
       然而,在中华民族正处于第三次动员期时,却存在价值导向的多元和对立。环视四周,我们会发现置疑中国的,未必都是外国人,更多的却是中国人。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认同自己的历史,甚至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归属和血缘身份,形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中国的第三个版本,要比前两个版本更为艰巨。
       首先,中国必须在全世界的版图上找到华夏的坐标和战略定位;对内,中国必须实施精神秩序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经济秩序重建和文明秩序重建。
       在40年改开和经济高速发展中,西方“普世派”理论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导向。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同时,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可以想象,没有文化的自我认同,没有精神的自立,中国人就没有担当起“世界的中国”的资格,
       当下之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普世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这就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在40年经济高增长的主旋律中,政府在经济行为中屡屡越界,官员腐败触目惊心,乃至危及国家和政权的安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吏治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治理官员腐败刻不容缓。第三代领导人以惊人的魄力治理官员腐败的顽疾,铁腕扶贫,努力消除贫富差距,重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在经济方面,以世界经济版图为蓝本,确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战略定位,经济发展的脉络日渐清晰。经济基数高了,国内民生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短板和最大的难点。
       中国目前最大的误区,在于总想“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事实上,“农村”问题,并不仅仅是“农业”问题,“民生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民营经济”问题。

        2.三个版本的关系

       中国当下价值导向方面的分歧和冲突,是由于“界面不友好”造成的,即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界面思考问题。
       ★中国的三个版本原本属于同一个操作系统
       没有第一个版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内存、人口存量,中国经济如何放量?打个比方说,就是毛时代完成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整体拆迁,才有了此后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
      没有第二个版本,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如何获得世界话语权?
       第二个版本将中国推向第三个版本,中国已经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藏都藏不住。
       第一个版本,奠定了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大框架,生产资料没有分散在个人手中,就使中国在经济运作上,拥有私有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在美国,修一条高速公路,也许要经历20年以上的法律流程,还未必能够通得过。而中国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在经济资源的调配方面,其效率极高,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需要极力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应该推行私有制。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房地产大佬”,他们也以企业家自居,也在极力地呼吁“完全市场经济”,而事实上,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打个比方,如果是在土地资源私有化的美国,能够产生许家印、王健林这样的“企业家”吗?如果需要为他们贴上标签,我们只能为他们贴上“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标签。
       在美国,总统也许只是资本家的打工仔,国家只是披着国家外衣的公司。美国的国家制度,有它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
       中国则不然。中国有着数千年形成的“国”和“家”的文化、体制和建制,也有着领先世界数百年的经济能力。从根本上讲,中国不存在游离于政治以外的经济势力,也不存在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企业家。中国不可能沦落到资本家手中,也不可能变身为“准公司”。
       国家作为最强大的主体力量,必须为国民提供必须的民生保障,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当然也包括农业和食品安全等。

       ★人类同处于文明的选择过程中

       2001年,当时的美国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和极端苛刻的方式,接受了中国加入WTO。虽然,到了今天中国仍不能享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待遇,但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经济的界面,从此,世界变了。
       世界是一体的,人类在相互竞争、对抗、摩擦中,也在相互融合。发端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落地生根;在中国大力吸收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元素,欧洲转入隐性社会主义;在中美交融和摩擦的过程中,中美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双方的理念超级相似。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的发展速度(这恰恰是我们要引为注意和反思的。)。
       中国版本2.0吸收了大量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东西,其中也包括腐朽的文化理念和生活观念。但在总体上,开放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源代码,为华夏文化升级提供了能量。
       华夏文明自有其成长的纵向坐标,属于一种时间构建;而在现代化的当代,华夏文化必要同时具有横向兼容的坐标,才能获得空间构建的能力。在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坐标点上,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中国版本3.0.

       三.中国版本3.0的基本特征

       大道多容、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描述清楚,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国家形态、政权形态和民族形态的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毁亡,但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典范,华夏文明作为人类的操作系统之一,幸存至今。
       从历史看,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之前,都面临一次文化秩序的重塑和操作系统的创建。

       1.华夏文明操作系统的演变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化操作系统。但今天的华夏版本,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删改和修订。
       华夏操作系统的源代码,依照我们现在的能力,大概可以上溯到伏羲时代。伏羲版的先天八卦,属于华夏操作系统的元逻辑。
       周文王,是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改华夏操作系统的人。
       当时的周文王姬昌,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强大的商朝。周族精神方面所敬畏的,就是东方商朝由巫师操弄甲骨占卜之术。商朝这些神秘的占卜之术,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周文王正是以修订易经为切入点,最终获得了操盘华夏的正果。之后,在姬昌的儿子周公旦完成了对华夏元逻辑易经的重新定位、布局和演绎,不仅成为周朝800年操作基础,成为延续华夏数千年的文化基石,也是之后孔儒文化操作系统的基石。而华夏易文化的原初的《连山易》、《归葬易》和伏羲的先天八卦体系,则消沉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了解到华夏先天八卦文化的真实面貌。
       在周文王编演的所谓“周易”覆盖了原初的伏羲八卦之后,周公还要消灭或修改有关朝歌的一切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和销毁。接着,周公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想,制定了种种礼节,建立了和善、节制和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易经》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始模型和精神图腾,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但是,在今天被我们奉为精神母体的《周易》,实际只是周文王编演的模型,通常被称作“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尽管同出一源,但奉行着完全不同的元逻辑:先天八卦是与宇宙大道同构的模型,而后天八卦则是一个与天道法则相悖的人间模型,也是此后中国封建体制的根本逻辑。
       还好,先天八卦图成为华夏原初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和华夏的初期文化密码,老子成为原初操作系统的历史证人。
       秦始皇要实现中华的统一,必定要格式化华夏的操作系统,“度同制、改币制、整交通、筑长城”等都是必要的手段,更重要的则是序化文化体系,“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文化秩序重建中的一个代表事件。
       此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则成为汉文化操作系统的代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也是汉文化模型的基础。
       在文化方面,从伏羲、文王到秦汉,虽几经修改,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一个伟大的精神主干。在政治方面,秦始皇、汉武帝建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成为国家强大的梁柱。
       后来,煌煌华夏的精神主干,让渡给“三教九流”,华夏的精神气脉,不明不白地沉寂了。
       中国很需要对几大文化重塑历史节点的深度研究,比如文王画卦、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北宋理学乃至当代的新文化运动等。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新中国操作版本的构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集体,找到了以农村为切入点的政治路径,创建了马列主义的“中国版本”。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承载华夏精神主干的文化大师。新中国创建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国家认同,以及国家的工农业基础建设和军事能力,在毛泽东时代都已完成。
       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国家时空构建能力的整体系统。
       中国是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又拥有均衡的气候条件和山海疆域。她的地缘条件构成了华夏民族中和、调适、包容和安适的文化性格。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她既有根植于深远的文化从容,又具有横向接纳的文化包容,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既不可能返回到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的旧版本,也不可能卸载自己的系统、安装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版本。新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版本升级到新型城市化的现代版本,从小九州到大九州,升级到了大海大洋大陆的新版本。
       当下的中国版本具有三大任务:一是复归其根,回归自己的精神母体;二是纵向开放,深化改开;三是创建自己的叙事主体。
       一方面,中国民族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走得再远,总要回家;另一方面,正因为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华夏文化才敢于以文明的方式拥抱整个世界。在改开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极度崇拜西方文化的现象不足为怪,也不足过分担忧。不破不立,要有打破的勇气,才能获得新生的生命力。从文化反思、反叛到回归,在破缺、修复和重塑的过程中,彰显了华夏文化开放、包容、再生的能力。
       中国版本3.0的根本任务,是文明构建。即激活华夏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基因,致力于乡村文明生态、城市文明生态、工业文明生态、民族文明生态和人类文明生态的构建。

       2.精神秩序重建

       以几大宗教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千年之战,并未给人类带来和平的曙光。纵观人类,仍然是几个被人为割裂的精神部落。

       ★美国的“其人之道”

       美国在全球构建经济版图、军事版图的同时,也在全面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从某种意义讲,美国价值观成为当今世界的精神坐标,尤其是在中国,美国价值观一度成为最先进的“普世价值观”。
       然而,美国包装了看上去很美的“普世理念”体系,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就会发现美式“民主、人权和自由”理念穿帮露底:如果说民主,一个资本家控制的美国,民主吗?美国总统真是选出来的吗?如果说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美国人和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平等吗?再环顾世界,哪里存在美国所描述的“民主”?比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可以选举吗?
       美国,无论其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如何先进,也只是人类精神部落的一员,虽具有参与人类文明共建的资格,却没有代言整个人类文明的权力。尽管美国常常充当世界救世主的角色,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图谋自身利益的经济集团。
       然而,在中国,居然有一个很大比例的人群,将美国视为“救世主”,好像只有美国才能为中国带来政治文明和理想,好像美国才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
       反过头看,美国在输出价值观时,也犯下一个“自相矛盾”的低级错误:美国在推行自身价值观的同时,在全球培育自己的对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吸收了大量的国外移民。但这些移民的构成存在很大的问题,在“认人唯钱”的逻辑中,移民美国的并非全是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而是夹杂大量官二代、富二代的寄生族,再就是失去信念的精神流浪者,他们会成为美国的累赘。而在美国本土,被“民主”、“人权”和“自由”惯坏了的美国人,既不具有个人竞争能力,也不具有民族竞争能力。
       换句话说,“自由”和“民主”都是一个伪命题。若论自由,远在天边的游牧民族也许更为自由。相反,越是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度空间越小。“自由”与“约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约束”,哪来“自由”?美国开放的是“政治言论自由”,绝不是“政体选择自由”,美国政权铁定为资本家、财阀的“股东会”,决不允许美国人民自由选择。所谓的“大选”,那只是一个资本内部的“A人选”和“B人选”的大选秀,实质上只是一场游戏。如果离开了文明的秩序和政体的架构,所谓的“民主”,只会倒退到低级的“流氓无产阶级民主”,这种现象,在中国又不是没有出现过。
       美国以强势文化的姿态,企图改变世界,却不知道强势文化并不等同于文明。从微观看,美国文化带动了世界的进步;从宏观看,美国文化则破坏了人类的文明生态。美国文化,作为一种极其短暂的次生亚文化体系,根本没有经过人类文明史的汰洗和验证,严格地讲,美国文化尚不具备人类文明的话语资格。
       文化层对天下大势的驱动和影响周期,可以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世界正在回归,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母题。而在回归精神母体的道路上,美国是尴尬的、无奈的,因为美国压根儿就没有本体文化的血缘母体。

       ★华夏之道:人类文明范式

       华夏文明的范式,基于两大势力的对抗与勾兑:强大的中央集权与强盛的草根力量在博弈中交替互动。
       没有秦汉创建中央集权和郡县框架,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聚合与强大。同时,“民本文化”又是中国民本政治的文化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将相无种”等等,形成了华夏政治文明的底色。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产生民间的“草根皇帝”,汉王刘邦,原本也是起自民间的帝王。到了当代,一百年前,袁世凯困扰于君主立宪,蒋介石斡旋于军阀与资本家,中国共产党另起炉灶,以人民的力量创建了一个人民政权,并将所有的国家机器打上“人民”的烙印:人民政府、人民币、人民法院、《人民日报》、人民邮电等等。中国的民主选择,既不同于资本家操控的资本民主,也不同于君主立宪的贵族民主,而是本色的平民民主。从某种意义讲,中国的平民民主文化,好像更为靠谱。
       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既没有延续封建王朝的政体,也没有采用资本家操控的秩序,一个平地而起的政权,存在着执政能力、执政人才和制度建设的极度匮乏,大部分国家机器的领导人,都是领兵打仗的军人。因此,在新政权的第一个版本中,摸索、冒进、分歧和修正等,均属常态,一些政治作为的是非判断,可圈可点;而其功过评价,需要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
       总体上,我们在今天回看新中国的第一、第二个版本,新中国政权,为中国人民交了满意的答卷。
       然而,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富起来的中国,却在今天丢掉了精气神,失去了方向感!
       这些年,华夏文化处于海洋文化的包围之中,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正在瓦解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这些年,许多人甚至羞于谈论自己的历史,不敢谈论自己的祖国。爱国,就是“爱国贼”和脑残的代名词。
       40年的经济放量,只是华夏复兴的序曲。华夏中国的文化建设、心灵家园建设等等,更是宏大而艰巨的工程。每一个华夏儿女,应该更清醒地认知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血缘身份,回归自己的精神母体。
       美国表象的先进和美好,掩盖了其生存法则的负效应:国家透支、政府透支和个人透支的逻辑。以此基本的逻辑为出发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一定是以满足美国的一国之私或利益集团的运作系统。于是,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霸权的话语工具,暴力美学夹杂赤裸裸的低级肉欲,成为人类的主流审美取向;华尔街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资本“吸星大法”的工具,美国将本土的金融危机一波又一波地推向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在参与人类文明的构建中,都应拥有文明生态的心态。老虎如何强大,只是物种之一,同样需要平等地处在生物链之中;同样,美国价值观,无论多么先进,都只是文化之一,而非人类文明的全部。
       华夏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经历创建和破缺的轮回: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典,为何溃败于粗陋的游牧文化?四万万人众的大清王朝,为何溃败于只有数万之众的八国联军?
       事实上,作为王朝的兴衰,只是某一政体正常的兴衰,物壮则老,这是天道的法则。作为人类世界唯一存活的伟大文明,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尽管国体、政体、民族聚合等,经历了无数的变迁,而华夏文明作为一个主体操作系统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谁来执政华夏,都必须采取华夏的操作系统,因为华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明。
       一百年前,趾高气扬的八国联军唤醒了华夏中国。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唤醒的根本不是一个残败不堪、萎靡不振的晚清,而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气脉的华夏文明!
       日本是一种拷贝过来的亚文明,并无自身的精神母体,因而不足为患;印度文明早已中断,并置换为别人的操作系统;唯有华夏文明,正本清源,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一百年来,华夏文化经历过置疑、否定、文革、全盘西化甚至崇洋媚外的过程,但所有这些,都不会真正动摇华夏文明的根基,因为她的根基足够深厚,时空的穿透力足够强大。
       同样,汉民族作为华夏的主体民族,她本身就是多元融合的综合体,并非单纯个体民族。而华夏的血缘文化、姓氏文化,又保持华夏文脉的延续性。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段华彩,每一个姓氏祖先,都是一部精彩的故事;一滴血历经千年万年而不干涸,华夏血脉永续延传。
       一个成熟的民族,并不需要匍匐膜拜式所谓“信仰”,而只是需要唤醒内置的精神贵族秉性,摆脱外在的精神奴役,成为大写之人。每一个人的精神自立,才能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独立。
       人类精神秩序的重建,实际是一种基于文化生态的文明构建。与生物界的原则一样,物种多样化,是自然生态的大道法则,物种的共生,并不以表象的大小和强弱为条件。文化多样性等同于生物多样性的法则,华夏的大道法则,并不以所谓的文化先进与否为取舍的依据。费孝通先生所言“美人之美、各美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华夏大道法则的现实表达。
       生物界的大道法则,既能容纳大象,也能容纳蚂蚁;人类文明生态的构建亦同理,既能容纳资本主义,也能容纳社会主义。在当下,中美之间的缠绵关系,爱之切恨之深交织在一起,对抗与互需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世界舞台的主角。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中美之间的互需也是长期的,这恰恰是人类文明构建的常态。

       3.经济秩序重建

       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垄断了话语权,导致整个社会构建中出现了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原本是农村问题,结果变成了农业问题;原本是社会问题,结果变成了产业问题。于是,所有社会问题,都变成了产业问题: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养老,产业化等等。这就意味着,国家功能退化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功能。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平衡“民生经济”与“消费经济”的关系。“民生经济”是以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构建的经济模式,主要内容为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消费经济”是以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之外的经济模式,主要内容为外向型生产制造和贸易、电子消费品等。“消费经济”尊奉资本逐利的本性,或以资本自身的升值(钱生钱)为目的,或为拉升产能而消费,或为推动消费而生产等等。发展“消费经济”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国内的经济活力,但必须明确界定“消费经济”与“民生经济”的区隔。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资本家队伍,他们带着投资人、投资家的极大荣耀感和自豪感,虎视眈眈,瞄上了所有民生经济领域的项目: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政府出于短期行为的考量,认为利用资本家的投资能力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事实上,只要资本家染指的民生经济领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原本是马克思先生谆谆告诫的道理,却被中国的政府官员当做耳旁风。
       比如,“炒房”就是资本逐利的手段,将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变成了“投资品”,在击鼓传花式的资本运作中,房价无节制地攀高,最终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资本家只要染指民生经济的内容,就一定会使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必须品不堪重负。再如,耕地作为民生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可以用政府主导的“内置金融”盘活,但决不可以所谓的“农用土地流转”的方式,转化成资本家资本运作的载体。

       ★美国主导的经济版图

      在中国人追逐美国模式的过程中,忽略了中国国体与美国国体的根本区别。
      美国政府非常荒诞地建立在负资产的根基之上,建立在已经破产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美国政府只是伪装成政府的公司。
       同样,这个先破产、后建立的公司(号称国家),所建立的一切规则,都是建立在负债逻辑之上的,无论是国家资产还是居民储蓄都是负数。而这种负债逻辑,总要有一个能够支持其存在的闭环,总要有人替他买单,那就是美元、美国股市和美国布局的全球产业体系。
       美国主导和控制全球经济版图的构建,分别由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构成,而美国坐享其成。其中美国和南欧为消费国,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为生产国,俄罗斯、中东、巴西、澳大利亚等属于资源国。
       美国负责向全球输出价值观、输出需求和输出危机,好莱坞、硅谷和华尔街就充当美国的输出工具。
       美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商品,也得到了中国回流过去的廉价的美元债务。拿着中国的钱,买中国的商品,躺着吃躺着喝,而欠中国的巨额债务,却压根儿没打算偿还。
       而美国又是一个金融业生产总值占比超过70%的资本型经济体,资产价格的下跌,必然会诱发全市场风险,继而引发经济危机。在美国的国民负债中,社保、养老又占据了70%,因而存在极大的透支风险。美国的本质属于国际资本主义,单单美元的币税收入每年都超过7万亿美元,其规模可匹敌中国的GDP。
       改革开放,拥抱蓝色文明,社会主义中国拥有了与世界各类政治文明交融、互补和互动的胸怀与能力,为古老的华夏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中国,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学习和追赶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路程。
       中国是一个产业工人资源、制造能力和消费能力兼具的实体型经济体。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界面,中国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当美国依赖全球金融体系坐享其成时,很快会发现,美国本土丧失了工业能力的内在危机。当华为倒逼在美国门口时,美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尴尬。

       ★中国的经济版图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借助已经具有的优势,推进中国在全球的资本运营能力,既是中国的历史责任也是历史挑战。在中国有能力参与世界经济版图的构建时,中国另有一套内在的经济体系,形成内循环体系,即世界经济的外循环与国内经济的内循环相得益彰。
       中国在与美国的协同、合作和博弈中,既有长足的长进,也有深层的弊端。中国不同于美国,中国既拥有原生的生产能力,也拥有本土的消费能力,中国经济可以自成体系。

       ⑴.农耕文明的构建:

       乡村是一种文明形态,而非单纯的经济形态。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土地用于耕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开发房地产的经济效益,于是,“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农用土地资本化流转”、“宅基地交易”、“耕地资源资本化”等损招。
       农耕文明并不仅仅属于一种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终极和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人类历史中,华夏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正是这种先进农耕文明哺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在人类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不是一种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为条件、并存和共生的关系。在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文明也亟待升级。
       当下,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乡村的文化中心功能、教育中心功能和社会生态功能,都已消失殆尽。譬如九寨沟,人们只取其旅游功能,却忽略“九个藏族寨子”的存在。
       农村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是人的走向问题。当下的规则,是农村青年必然抛弃乡村,且必然选择城市的隐形规则。从乡村到城市,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也就是说,乡村文明走上了不归路。试想,如果乡村青年只能贡献给城市,失去年轻人的乡村还会有未来吗?
       而农村的农业问题,其核心是农产品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要吃自己耕种的粮食,而不能因为粮食价格问题选用进口的转基因食物,废弃自己的粮食。

       ⑵.城市文明的构建:

       中国的人口红利、经济纵深和消费能力,构成谁也无法遏制的经济模式。
       短时期内,房地产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即动力型产业。没有任何一种产业,能像房地产业这样,一业带来百业兴。没有房地产行业,农民工就失去了主业;没有房地产业,相关建筑、装潢、家具等等,一连串的行业就失去了市场需求;没有新房子,各类家电、社区服务业也会失去市场需求等等。同样,青年人按揭购房,也是建立城市纽带、形成劳务约束力的主要手段。
       因此,对经济景气的判断,只要看看房地产市场也就够了。
       改开40十年,也是中国城市化野蛮成长的四十年。如果让我列数中国改开的遗憾,在我看来,最大的遗憾还是城市建设。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生活方式的工具,也是自然生态的对应体。而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当地的历史传承无关,与当地的人文无关,与当地的生活方式无关……在广东,你看不到真正的岭南建筑,岭南的土地上,生生地长出来一根根罗马柱子。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人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果去炸掉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
       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互为条件,当乡村文明消失了,城市文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一些良心学者提出:“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以中国的自然资源支撑能力为依据,不可以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率为标杆。
       相反,我倒是担心中国的发展太快。
       比如,美国在推行全球能源战略的同时,极力保护本土的能源储备,甚至将外购的原油重新注入美国本土的地下,以留作后人用。
       中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有140多个,而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才不到10个。过快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大的新生城市化队伍,会迅速增加城市负载。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必须提前评估城市负载的极限和特大型城市所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受美国商业逻辑和消费经济学的深度影响,中国人的负债消费、透支消费极为严重,企业负债率、居民的个人负债率极度上升,形成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样是个人负债,美国拥有全球金融和经济调剂的能力,而中国则会把个人负债转嫁到父母和亲朋身上,造成很大的家庭负担。

       ⑶.民生经济的构建:

       作为民本政治的社会主义政体,发展民生经济,保证民营经济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责任。
       中国不能退回原始的“计划经济”,更不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控制的泥潭,同时必须培育全球经济竞争能力优势。于是,中国社会大概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对民生经济奉行“计划经济”原则;对商品经济继续奉行“市场经济”原则;而对国际经济运作则必须拥有“资本主义”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方面,网络经济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局限,而成为“供需合一”的全新经济模式,AI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写中国的经济版本,也同时会改写人类的经济版本。
      “民本”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基石,在“民本政治”和完善的法制秩序基础上,大力弘扬民主精神,而不能信奉“抽象的民主”。
       中国的货币被称作“人民币”,它是以“民生”为载体的货币。建国之前,国民政府根本不相信中共拥有金融运作能力,而发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共金融大搏杀,则使人大出预料。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必然产生“资本经济”,主要以金融的方式呈现。世界“资本经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由于资本自身逐利的天性,必然导致资本经济压榨民生经济的后果,国家机器承担着维系两者平衡的责任。在美国,资本家精英阶层把持了话语权,粉饰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美国。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平民工人阶级,生活在资本家的资本奴役之下。
       美元曾以黄金为载体,然后以石油为载体,甚至想以“碳税”为载体的道德绑架,只不过盛行一时而已。美国资本家的伎俩,只是将美国人的经济负载向世界输出而已,美国经济的繁华,是以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脂肪为代价,“巧取加豪夺”。以军火商和资本家为后台老板组成的美国政府,并不愿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却以一大批资源型的小国为鱼肉对象。
       经济的本质,就是“经国济民”。中国经济构建,首先是基于本土国计民生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依赖向外输出欲望、输出危机的方式。构建以天道精神为导向、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也是人类世界创建人与自然终极和谐的准绳;构建自我内部和谐、自我平衡的经济体系,是华夏的安全防线,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华夏安,而世界安。
       因此,中国必须制定国家的生态平衡战略、经济和谐战略、粮食安全防线和文化生态战略等等,建立华夏长治久安的生态长城、文化长城和军事长城。

       ⑷.工业文明的构建: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上,民生经济与消费经济是可以并存的。
       在新形势下,保持民生经济的计划性、消费经济的灵活性和国际资本的竞争性,则是全新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
      中国刚刚跻身于世界工业、制造业的舞台,中国已经拥有了参与世界外循环经济竞争的条件。中国的消费性经济(诸如手机等),完全可以产生像华为这样的国际性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公平竞争。事实上,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已经出现失控状态,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华为。华为手机不仅成为苹果手机的强大对手,也将我们一直迷信的日本电子工业甩在了身后。SONY电子已黯然失色,三星电子也正在被沦为小品牌。
       当然,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考量,中国需要进行后工业时代的前瞻性战略设计,提前界定制造业发展的极限,以华夏的大道理念,确立商业伦理,约束无节制的工业发展。比如手机行业,产品本身拥有8-10年以上的产品寿命,而新产品的更新频率却不到1年,过快的产品更新率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已经是很不道德了。但在全球的产品竞争中,所有的制造业为了竞争的目标,都加入了这种不道德的商业竞争行列,中国也不例外。
       总体上,中国拥有足够的国土纵深和经济维度,拥有梯阶式乡村发展、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阵列;同时,中国拥有每年800多万的新增大学生队伍和近3亿的农民工产业队伍;这些城市新增人口既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又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消费队伍;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拥有让世人咋舌的消费能力,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内循环闭环。中国的这些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

        ⑸.文化经济的构建:

       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科技的急速发展和工业能力的急速提高,产能过剩是全人类都面对的共同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必然走向。
       为了消耗过剩的钢铁产能,强制性地提高建筑的钢铁框架指标?为了增大汽车业、手机电子业的消费量,对未到正常产品寿命的商品实行强制性报废?这种“消费经济学”的逻辑,实际是严重违背生态道德的做法,也从根本上违背华夏的天道生态价值观和节俭的生活理念。
       因此,人类不能做“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的蠢事,应跳出《消费经济学》的逻辑,构建后工业时代的生态文明。
       由于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不能再从事生产性劳动,于是,所有的产业都将变身为“文化产业”,即“泛文化产业”。在未来,会形成生产方式的艺术化和生活方式的艺术化。艺术家,以后也许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所有人必备的素质。
       如同今天的人们已不再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在全球一体化的界面中,人类经济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网络经济。而在以前由企业行为操作的平台,诸如支付宝、微信等等,实质上已经具有国家基础设施的功能,不再属于纯粹的企业行为。国家应该将网络资讯、网络金融等纳入国家机器。
       AI和智慧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乃至政治文明一体化的通用平台,也是文化经济的高级形式,大势所趋,谁也难以阻挡。华为的AI技术走在了苹果前面,以淘宝、京东等全球最大的电商体系也正在升级成为智慧商业的高级系统,AI汽车、智慧城市乃至智能农产品物流系统,正在成为华夏文明最佳的搭载平台。

       4.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的构建

       中国致力于人类文明的构建,维护人类文化生态的界面,而不执着于自身文化的外推。
       总体上,中国亟需对华夏文明主体的阐述;在微观上,中国需要着力对生命样式和生活方式的呈现。即对外讲好自己的故事,对内过好自己的日子。

        ★价值重塑

       从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华夏文化经历了置疑、反叛、破缺、回归和重塑的过程。就当下而言,核心任务是重塑,并不是简单的回归。
       国家强大之后,富足之后,就会糜烂。物壮则老,这是宇宙的法则。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但凡一个王朝的文化模型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它一旦成熟或完美,就会失去生命力,甚至不堪一击。无论辉煌的宋朝,还是强大的明朝,无不如此。无论是历史上的小九州,还是当代的大九州,华夏民族必须敢于主动地打破自身的破缺,才能不断地获得生力。所不同的,就是再不能被动破缺,而应主动破缺。
       你不去拥抱世界,世界怎么会拥抱你?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甚至企图卸载华夏操作系统,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毕竟是主动破缺、打开国门的壮举;再回想2001年中国加入WTO,有点像飞蛾扑灯,命运莫测,但终于得以破局。
       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却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经济的开放还是文化的开放,都需要做到更主动、更主动!
       基于共同的利益点,中美经济渡过了蜜月期。超出美国意料之外的是,中国这只“猫”,却意外地长成了“老虎”。
       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是现实的,但也是短暂的,只有价值共同体才是持久的。美国无法删去中国,中国也无法删去美国。中、美已同属于一个界面,共同演绎同一个版本。正因为如此,中美在对抗、博弈和妥协中,应该共同寻找文明的对接点。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全球的格局也更加玄妙。在欧洲,一些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国家,实际进入类似共产主义的模式;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而中国则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作为国家的架构,中国以其完善而强大的军事体系、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屹立在东方。而在国家的背后,则掩藏着一个伟大的华夏文明。
       在人类新的文明坐标点上,要创建具有世界认同度和兼容度的操作系统,华夏文明还需要向着两个维度发掘:一是极力回归华夏的精神母体,在回溯的时空隧道中,超越王夫之,超越朱熹,超越孔子,超越老子,超越周公和周文王……一直回溯到伏羲和天皇氏,创建华夏文化的核心图腾,激活和构建华夏的天道哲学、天道美学和天道经济学,重执经世话语权;二是极力横向延伸,包容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创建“大道多容”的华夏文明CPU。

       ★以国家实力完成华夏文化的全球叙事

       在世界置疑华夏文明的时候,恰恰到了华夏文明世界表达的关键时期。
       人间那些事,说穿了就是话事权之争。
       世界的操作系统,本质上取决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叙事能力,谁获得了叙事的主导能力,谁就获得了文明重建的话事权。在人类操作系统的主导权之争方面,不同的国家都在争取历史的解释权和现实的话语权,都希望能够删除他人的历史印记,加载自身的文化内容。美国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现象,一个最缺乏历史话语权的国家,却依靠好莱坞电影,获得了世界的主导叙事能力。
      俄国的故事只能从16世纪之后讲起,美国的故事只能从18世纪之后讲起,德国的故事只能从19世纪之后讲起。唯有华夏文明,从来没有缺席世界文明叙事的话语。作为活在当下的华夏人,我们甘愿数典忘祖、隐名埋姓、删去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漂染自己的瞳孔和黑发,去做精神流浪者,去做二等公民,去放弃华夏文明当下的话语权,让华夏文明永远消沉在历史的黑洞中吗?
       曾经站在世界中央的华夏民族,必将再回世界舞台。世界四大文明中,有三大文明都沉寂在历史的黑暗中,因为历史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载体,总会缺乏现实的说服力。唯有中华文明,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时空,在今天又走出了百年华彩,用事实完成中华文化的当下叙事。
       如果说信仰,世界上最值得信仰的,是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是一种主干伟大、大度包容的古老文明;华夏之“神”,是一种天人合一、人神合一和人人合一的美学“精神”和人格范式。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是奉行天道、一个自带光亮的“神子”!
       我们的文化复兴,即是种族本能、文化本能苏醒的结果。同样,一百年的中华复兴,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而是千年华夏文脉的苏醒和复兴。
       因之,在今天,归根固本、大道多容,为世界创建人类文明的中国版本,参与人类新文明的创建,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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