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作
文/姚筱琼
我是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不擅长人际交往，所以选择了文学写作。这样做无非是想换一种方式跟我的同类还有这个明媚的世界交流。我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整整30年，共计发表和出版300万字。我一直把创作看作是一个职业，像教师、公务员一样的一种职业工作。这样一来我的文学创作就像教师讲课、公务员办公一样正常和理所当然。我认为，善于发现，做生活的“有心人”，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延伸到日常生活以及创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事”。有人说我完全是凭着小女子的责任感和良知在创作，因为我的小说一向关注某种特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竭力为他们鼓与呼。我热衷写案件故事，因为案件故事中包含着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我曾经是一名记者，在采访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素材，这些素材直接反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然而新闻的局限性限制了我的写作自由，无法直面地揭示这些社会问题和深刻关注这些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问题，所以我选择了以小说的形式还原真实的生活状态。
因有色身，所以表达
文/檀丽
老子在《道德经》中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因有色身，便衍生、演化出语言、文字、法则、科学、艺术等，以便与同类沟通、表达意思、建立规矩、张扬思想……
人，若无色身，上述一切世间名相，也将不复存在。
我有色身，所以表达，通过行为、语言、文字或其他。
我写作，是一种表达。
在世间穿枝拂叶的行走中，在面对人生悲喜跌宕时，在与外境外物对视时，内心会有加工、映象、感悟、诉说和想象……
因而便形成书和文章。比如，《美丽新童话》《爱城》《佛心﹒禅意》《一只猫在人间》等书；以及《金色的孩子》《桃花落重门》《雪的精灵》《疯语世界》《春草青青》等文章。
记得有位老作家说过：写文章是个穷营生，依赖文字生存本来错误，但没有了文字，自己还能做什么？话语无奈，却中的。古往今来，相当一部分依赖文字生存的人，穷愁潦倒。但不依赖文字生存，又能做什么？虽有这样一种说法“疯子是制造另一个世界开采人类另一个世界的先行者，一个拿着镐在山上一个劲地创着宝藏的人”，能鼓励依赖文字生存者的勇气。但中国作协一位领导在给我们授课时，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只是写、写、写，写得妻离子散、失业下岗，先要生活。”人先得生活，文章才有附丽。正如鲁迅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一样。
文学既不应成为作家主要的生存手段，那么，作家可把文学当爱好，不必当成生活来源。
这样，脱离了物质羁绊，勿需迎合社会浅薄感官需要和媚俗的文学，便能回归其纯然的精神价值，回归其在生命行走过程中拥有真诚的体验、渴望和觉悟的本质。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只选择经典和童话。
经典多是哲学宗教类。对生命终极的寻找和困惑，对精神归宿的迷惘和答案的猜想，曾让自己一度成为精神流浪者。这种孜孜不倦的阅读，让自己获得提升，获得更广阔更深厚的滋养。
我曾站在儿童读物柜台前，把伴随自己长大的经典童话重购回家，一篇一篇，认真阅读。童话，能让人全然单纯，纯粹愉悦。儿童的世界自由、迷人而神秘，充满真善美。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的：“孩子是天真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旋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为了创造的游戏，生命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肯定，此刻精神有了自己的意志，世界的流放者乃又重回到自己的世界。”童话是流放者最终回归的世界。
让自己获得深刻后，再走向单纯。
这时，我们就能在解读和叙述我们的生命、心灵时，在面对世界时，获得正知正觉。
创作谈片段
文/杨亚杰
▲我的自我意识从遇到诗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确立，我没有听从一位诗人对我“千万不要立志当诗人”的忠告，固执地相信一位哲人的话“你追求什么，你的本质就是什么”。于是，我成了一个赶路人，一个诗路上自我修炼、不断成长着的赶路人。我的眼睛长时间盯着远方的星星，进行着一种隐秘的行走，思绪云涛一般翻卷，“渴望化作潇洒的雨/落进涓涓小溪/流向蔚蓝的大海/去感受浩瀚的壮丽”（《云涛》）……
▲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尽量做到：沉重的东西轻松地说出，复杂的东西单纯地说出，熟悉的东西陌生地说出，痛苦的东西痛快地说出，共性的东西个性地说出，哲学的东西艺术地说出。我知道这很难，想得到，不一定能做到，但值得朝这个方向努力。
▲诗人是最愿意赞美也是最善于赞美的人。他赞美温暖的阳光、纯洁的雪；赞美彩色的鲜花、缠绵的雨声；赞美和平鸽翩翩起舞的晴空，赞美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繁衍和生命质量的提升；赞美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科学家的伟大发明，赞美三千八百行行行里面未能命名的状元，赞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外、万年以来有名无名的英雄和百姓……。赞美和谄媚不同，是没有丝毫邀宠和讨好的，是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由于诗人的赞美，这个世界才显得更加可爱，才充满了友善而宽容的气氛。
▲真正的诗容不得半点虚假，真正的诗人只会发出真实的声音，而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虚假，有着太多的苦难和罪恶的真实，需要诗人说出，毫不留情地真诚地说出，以便让众多善良的人们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世界，并为自己的诚实的劳作而骄傲、而感动，让苦难变成衬托幸福的财富，使罪恶在正义的呼声中化为烟尘。
▲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不会钻营世俗的桂冠，却会让生活因了他的存在而洋溢圣洁的诗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氤氲着诗的柔和、韵味或者澎湃；“说”到哪里，哪里就闪烁着诗的灵性的或本色的光彩；“唱”到哪里，哪里就回旋着诗的纯净而又织体丰富的和声。而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进行。多半的时候诗人是不“在场”的，他隐没在人群中看着这微妙的变化，独自品尝创造和给予的快乐。
▲没有诗人是不受伤的，因为他的神经过于敏感，眼里又容不得沙子。这与肢体上是否残缺、肉体受到多少摧残并无太大关系。诗人的疼痛是最实用的一种感觉，也是诗人最直接的创作能源，靠着转化为诗的过程才能逐渐消解。一种疼痛消解了，另一种疼痛又激起新的创作冲动，一首又一首新的诗歌就这样诞生。因而可以说，承受疼痛是诗人的宿命。
面向心灵的智性写作
文/顾艳
我相信写作和阅读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恩惠。我的创作状态首先建立在解放自己被外界各种因素束缚住的从现实生活压力中来的恐惧感，其中包括习惯势力所逼我就范的语言方式。我是从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的，现代自由诗在那个时侯使我找到一种比较适合我个人资质、禀赋、气质的表达方式。我始终认为诗歌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我当时特别欣赏美国诗人勃莱的那句：“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每次读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一行诗需要我用一生来读，它正是千百年来一直在维系人类良知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口语，但它是震撼灵魂的。应该说那时侯诗坛普遍倾向西方诗歌，但我觉得我们除了吸收西方诗歌的营养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创造，绝不能一味地照搬、模仿。所以我当时想如果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和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融合起来，那么我所要表现的诗歌就是一种新的东西。
我的诗集《火的雕像》和《西子荷》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表现了属于我生长的土地和我内在的痛苦、悲哀以及我的激情和不绝望。写诗也必须读诗，我知道阅读与写作会使我的世界成倍增长。我的精神和视野也会由此开阔起来，我的内心世界则会变得敞亮、舒展、高贵和优雅。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都是一种独特的阅读过程。我在发现中阅读又在阅读中发现，阅读与写作成为彼此启迪的双向激荡。
这一激荡使我从诗转入了散文创作，而散文创作使我发现我所记录的另一个自己，原来一直巧妙地隐藏在我的生命内部；她被我用布满文字的镜子照亮，使我在沉默中叙说又在叙说后沉寂。这是一种过程，我注重的就是这样一种写作过程。它使我在散文文体中达到了某种智性表达的自由，并赋予我的写作以更大权利。我的散文集《轻罗小扇》《欲望的火焰》《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等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诗性的又是真诚的。诗性和真诚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便对诗推崇备至。它至少说明诗与人生及社会价值的血肉联系，是人实现自我不可或缺的知识修养和资源贮备。从文学史角度看，诗与散文在时间段上展现着此起彼落的兴衰更叠。
我在散文创作中喜欢将自己思想的触角探到心灵深处，并且不懈地在诗意的表达中融入哲理。比如在《街道的声音》一文中，我从外部世界的声音写到人类内部世界的声音，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使罪恶遭受严厉的照亮。在《永远的寻找》里，我从童年时代寻找蝴蝶的羽翼，来禅释艺术家苦苦寻找艺术的羽翼；它们游动跳跃在空中，同样是华美而脆弱的。所以在散文中我试图凝聚智性的意图，尽可能地用文字榨取原料里的秘密，使读者获得高密度汁液。应该说，文学对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和陶醉，都必须用生命的全部去拥抱。直至耗尽自己的才华、青春、激情，耗尽生命汁液。
我喜欢爱尔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前者在不断吐血的情况下，最放不下的还是写出她想写的好作品，而后者最终投河自杀。她们都为艺术倾尽了心力，付出了全部热情和生命。在她们的感召下，我于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写小说使我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构世界，这世界我更多关注女性。也许女性与女性，彼此可以用心灵去感觉、触摸、沟通和接近。当然写小说还在于怎么写的问题，和具备一种崭新的观念。小说家阅读、生活、思维训练的积累，和自身素养、才华决定了技巧的表达。所以小说家就像一个帝王，他（她）要统帅千军万马，没有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就成不了一个好帝王。所以真正的好小说，我们在字里行间能看到作家的精神和痛苦，更能看到作家对人物的深深感情。
多年来，我渴望我的小说也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即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我知道我是为虚无而写作，我的虚无感常常有流浪者的形象在我头脑里穿梭。他们成为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心灵是漂泊的、流浪的、寻找的。比如《无家可归》中的叶凌，《走出荒原》中的沈越，《精神家园》中的周梦琪，《逝去的玫瑰》中的邬云云，以及《杭州女人》中的池青青、苏艺成等，从这些主人公中，（当然这些主人公并非作者本人）从中看到人的永无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怯懦和无奈。我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一书中，观察着女性是怎样被自身的虚幻性所击败的事实过程。又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里，探索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柔韧、坚强和力量。这种探索使我觉得女性在各自的视野里及不同的生活经验里，提炼自己的智慧、提升到一种哲人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我仍然热衷于女性题材的小说写作，女性写女性比之男性写女性更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和心灵体验。所以写女性是我的使命，我所要表达的女性世界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也许，只有高尚才使女性进入一种更理想的境界。所以我的虚无使我的写作和阅读、表达和交流成为一种过程。过程是美丽的，它使我在如泡沐一般的圆球上呈现自己以及整个宇宙。
我的创作谈
文/胡莹
我自幼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喜欢上了文学写作。上中学以后，又得益于我的恩师、胶州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炳成先生的指点，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接触和阅读大量的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同时开始试探性的四处投稿。那个时候，我订阅的大型文学期刊有：《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等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努力，我和当代大多数纯文学作家一样，经历了女性文学的成熟与辉煌、火爆与繁荣；也目睹了网络文学的决堤与泛滥、看到了女作家们的曲折与坎坷。我阅读了大量的当代女作家之文学作品，给我的感觉是鱼龙混杂，优劣参半，在创作手法和内容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与弊端。
一、女性创作，耐得寂寞
赵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女性要从事文学创作，千万不可萌生心浮气躁的创作心态。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和清苦的职业，作家们只有耐得住创作的寂寞，抵得住名利的诱惑，才能有所成就。但是，面对社会的浮华、市场的喧嚣，一些女作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渴望一鸣惊人，一夜暴富。伴随而来的“美女作家”、“玉女作家”也粉墨登场；什么“隐私小说”、“言情小说”也新鲜出炉。市场上以性为卖点，以色为诱饵，以情为嘘头的垃圾作品层出不穷。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残酷的现实逼得很多女作家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应新潮，赶时髦。我经常逛图书市场，常常看到很多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经过书商们的乔装打扮和涂脂抹粉，满眼都是时尚的外观、精美的图片、黄色的文字。一些所谓的“新锐作家”、“90后作家”，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炒作之嫌。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我和几个文友去给赵老师拜年，席间聊起当代女作家这个话题，我曾感叹道：现在的文坛已经是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了。很大一部分女作家关注的不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而是头顶上的虚名和银行里的存款。赵老师曾教导我说：你现在才三十出头，正是创作的好时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不要太浮躁；要多读书、读好书；多写作，出佳作。过了四十五岁，如果你还在搞文学创作，那么我相信你会有不菲的成绩……正是赵老师的这番话，鼓舞着我，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我深知文学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岁月的淘洗和光阴的打磨。面对社会上各种名利场的诱惑，我一直在暗暗地告诫自己：既然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就只有远离喧嚣、淡薄名利、潜心励志、默默耕耘，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才能成长为成就卓著的优秀女作家。我刚毕业时在文化站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雷打不动的150元。我搞创作需要买书、买墨水、订报纸和杂志，需要参加学习班，一年下来是要花不少钱的。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每个月开了工资，只留30元给自己，其余工资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那时候姐姐比我还要节检，每个月只留10元给自己，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蹲在文化站爬格子三年多了，写的稿子有一人多高，只偶尔发点儿豆腐块文章，中长篇作品却也没发表一篇，当时压力也很大，觉得对不起领导的栽培。同时也有些厌倦了机关的生活，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能力有问题，就想赶紧换一个环境，增加和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经历，将来能更好的写小说。这一想法得到了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调换工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要避免人文精神的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