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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文狐网》女作家谈创作 

作者:admin      阅读:2553      更新:2019-04-03

 

我为什么写作

  文/姚筱琼 


       我是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不擅长人际交往,所以选择了文学写作。这样做无非是想换一种方式跟我的同类还有这个明媚的世界交流。我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整整30年,共计发表和出版300万字。我一直把创作看作是一个职业,像教师、公务员一样的一种职业工作。这样一来我的文学创作就像教师讲课、公务员办公一样正常和理所当然。我认为,善于发现,做生活的“有心人”,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延伸到日常生活以及创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事”。有人说我完全是凭着小女子的责任感和良知在创作,因为我的小说一向关注某种特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竭力为他们鼓与呼。我热衷写案件故事,因为案件故事中包含着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我曾经是一名记者,在采访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素材,这些素材直接反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然而新闻的局限性限制了我的写作自由,无法直面地揭示这些社会问题和深刻关注这些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问题,所以我选择了以小说的形式还原真实的生活状态。

                            

        因有色身,所以表达

文/檀丽 

 
       老子在《道德经》中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人,因有色身,便衍生、演化出语言、文字、法则、科学、艺术等,以便与同类沟通、表达意思、建立规矩、张扬思想……
       人,若无色身,上述一切世间名相,也将不复存在。
        我有色身,所以表达,通过行为、语言、文字或其他。
        我写作,是一种表达。
        在世间穿枝拂叶的行走中,在面对人生悲喜跌宕时,在与外境外物对视时,内心会有加工、映象、感悟、诉说和想象……
       因而便形成书和文章。比如,《美丽新童话》《爱城》《佛心﹒禅意》《一只猫在人间》等书;以及《金色的孩子》《桃花落重门》《雪的精灵》《疯语世界》《春草青青》等文章。
       记得有位老作家说过:写文章是个穷营生,依赖文字生存本来错误,但没有了文字,自己还能做什么?话语无奈,却中的。古往今来,相当一部分依赖文字生存的人,穷愁潦倒。但不依赖文字生存,又能做什么?虽有这样一种说法“疯子是制造另一个世界开采人类另一个世界的先行者,一个拿着镐在山上一个劲地创着宝藏的人”,能鼓励依赖文字生存者的勇气。但中国作协一位领导在给我们授课时,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只是写、写、写,写得妻离子散、失业下岗,先要生活。”人先得生活,文章才有附丽。正如鲁迅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一样。
       文学既不应成为作家主要的生存手段,那么,作家可把文学当爱好,不必当成生活来源。
       这样,脱离了物质羁绊,勿需迎合社会浅薄感官需要和媚俗的文学,便能回归其纯然的精神价值,回归其在生命行走过程中拥有真诚的体验、渴望和觉悟的本质。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只选择经典和童话。
       经典多是哲学宗教类。对生命终极的寻找和困惑,对精神归宿的迷惘和答案的猜想,曾让自己一度成为精神流浪者。这种孜孜不倦的阅读,让自己获得提升,获得更广阔更深厚的滋养。
       我曾站在儿童读物柜台前,把伴随自己长大的经典童话重购回家,一篇一篇,认真阅读。童话,能让人全然单纯,纯粹愉悦。儿童的世界自由、迷人而神秘,充满真善美。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的:“孩子是天真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旋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为了创造的游戏,生命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肯定,此刻精神有了自己的意志,世界的流放者乃又重回到自己的世界。”童话是流放者最终回归的世界。
       让自己获得深刻后,再走向单纯。
       这时,我们就能在解读和叙述我们的生命、心灵时,在面对世界时,获得正知正觉。
 

 创作谈片段

文/杨亚杰

  
▲我的自我意识从遇到诗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确立,我没有听从一位诗人对我“千万不要立志当诗人”的忠告,固执地相信一位哲人的话“你追求什么,你的本质就是什么”。于是,我成了一个赶路人,一个诗路上自我修炼、不断成长着的赶路人。我的眼睛长时间盯着远方的星星,进行着一种隐秘的行走,思绪云涛一般翻卷,“渴望化作潇洒的雨/落进涓涓小溪/流向蔚蓝的大海/去感受浩瀚的壮丽”(《云涛》)……
 
▲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尽量做到:沉重的东西轻松地说出,复杂的东西单纯地说出,熟悉的东西陌生地说出,痛苦的东西痛快地说出,共性的东西个性地说出,哲学的东西艺术地说出。我知道这很难,想得到,不一定能做到,但值得朝这个方向努力。
 
▲诗人是最愿意赞美也是最善于赞美的人。他赞美温暖的阳光、纯洁的雪;赞美彩色的鲜花、缠绵的雨声;赞美和平鸽翩翩起舞的晴空,赞美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繁衍和生命质量的提升;赞美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科学家的伟大发明,赞美三千八百行行行里面未能命名的状元,赞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外、万年以来有名无名的英雄和百姓……。赞美和谄媚不同,是没有丝毫邀宠和讨好的,是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由于诗人的赞美,这个世界才显得更加可爱,才充满了友善而宽容的气氛。
 
▲真正的诗容不得半点虚假,真正的诗人只会发出真实的声音,而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虚假,有着太多的苦难和罪恶的真实,需要诗人说出,毫不留情地真诚地说出,以便让众多善良的人们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世界,并为自己的诚实的劳作而骄傲、而感动,让苦难变成衬托幸福的财富,使罪恶在正义的呼声中化为烟尘。
 
▲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不会钻营世俗的桂冠,却会让生活因了他的存在而洋溢圣洁的诗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氤氲着诗的柔和、韵味或者澎湃;“说”到哪里,哪里就闪烁着诗的灵性的或本色的光彩;“唱”到哪里,哪里就回旋着诗的纯净而又织体丰富的和声。而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进行。多半的时候诗人是不“在场”的,他隐没在人群中看着这微妙的变化,独自品尝创造和给予的快乐。
 
▲没有诗人是不受伤的,因为他的神经过于敏感,眼里又容不得沙子。这与肢体上是否残缺、肉体受到多少摧残并无太大关系。诗人的疼痛是最实用的一种感觉,也是诗人最直接的创作能源,靠着转化为诗的过程才能逐渐消解。一种疼痛消解了,另一种疼痛又激起新的创作冲动,一首又一首新的诗歌就这样诞生。因而可以说,承受疼痛是诗人的宿命。

                                                                                                                                          
面向心灵的智性写作

文/顾艳

       

       我相信写作和阅读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恩惠。我的创作状态首先建立在解放自己被外界各种因素束缚住的从现实生活压力中来的恐惧感,其中包括习惯势力所逼我就范的语言方式。我是从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的,现代自由诗在那个时侯使我找到一种比较适合我个人资质、禀赋、气质的表达方式。我始终认为诗歌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我当时特别欣赏美国诗人勃莱的那句:“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每次读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一行诗需要我用一生来读,它正是千百年来一直在维系人类良知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口语,但它是震撼灵魂的。应该说那时侯诗坛普遍倾向西方诗歌,但我觉得我们除了吸收西方诗歌的营养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创造,绝不能一味地照搬、模仿。所以我当时想如果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和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融合起来,那么我所要表现的诗歌就是一种新的东西。
       我的诗集《火的雕像》和《西子荷》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表现了属于我生长的土地和我内在的痛苦、悲哀以及我的激情和不绝望。写诗也必须读诗,我知道阅读与写作会使我的世界成倍增长。我的精神和视野也会由此开阔起来,我的内心世界则会变得敞亮、舒展、高贵和优雅。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都是一种独特的阅读过程。我在发现中阅读又在阅读中发现,阅读与写作成为彼此启迪的双向激荡。
       这一激荡使我从诗转入了散文创作,而散文创作使我发现我所记录的另一个自己,原来一直巧妙地隐藏在我的生命内部;她被我用布满文字的镜子照亮,使我在沉默中叙说又在叙说后沉寂。这是一种过程,我注重的就是这样一种写作过程。它使我在散文文体中达到了某种智性表达的自由,并赋予我的写作以更大权利。我的散文集《轻罗小扇》《欲望的火焰》《岁月繁花》《一个人的岁月》等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诗性的又是真诚的。诗性和真诚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便对诗推崇备至。它至少说明诗与人生及社会价值的血肉联系,是人实现自我不可或缺的知识修养和资源贮备。从文学史角度看,诗与散文在时间段上展现着此起彼落的兴衰更叠。
       我在散文创作中喜欢将自己思想的触角探到心灵深处,并且不懈地在诗意的表达中融入哲理。比如在《街道的声音》一文中,我从外部世界的声音写到人类内部世界的声音,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使罪恶遭受严厉的照亮。在《永远的寻找》里,我从童年时代寻找蝴蝶的羽翼,来禅释艺术家苦苦寻找艺术的羽翼;它们游动跳跃在空中,同样是华美而脆弱的。所以在散文中我试图凝聚智性的意图,尽可能地用文字榨取原料里的秘密,使读者获得高密度汁液。应该说,文学对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和陶醉,都必须用生命的全部去拥抱。直至耗尽自己的才华、青春、激情,耗尽生命汁液。
       我喜欢爱尔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前者在不断吐血的情况下,最放不下的还是写出她想写的好作品,而后者最终投河自杀。她们都为艺术倾尽了心力,付出了全部热情和生命。在她们的感召下,我于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写小说使我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构世界,这世界我更多关注女性。也许女性与女性,彼此可以用心灵去感觉、触摸、沟通和接近。当然写小说还在于怎么写的问题,和具备一种崭新的观念。小说家阅读、生活、思维训练的积累,和自身素养、才华决定了技巧的表达。所以小说家就像一个帝王,他(她)要统帅千军万马,没有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就成不了一个好帝王。所以真正的好小说,我们在字里行间能看到作家的精神和痛苦,更能看到作家对人物的深深感情。
       多年来,我渴望我的小说也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即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我知道我是为虚无而写作,我的虚无感常常有流浪者的形象在我头脑里穿梭。他们成为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心灵是漂泊的、流浪的、寻找的。比如《无家可归》中的叶凌,《走出荒原》中的沈越,《精神家园》中的周梦琪,《逝去的玫瑰》中的邬云云,以及《杭州女人》中的池青青、苏艺成等,从这些主人公中,(当然这些主人公并非作者本人)从中看到人的永无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怯懦和无奈。我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一书中,观察着女性是怎样被自身的虚幻性所击败的事实过程。又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里,探索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柔韧、坚强和力量。这种探索使我觉得女性在各自的视野里及不同的生活经验里,提炼自己的智慧、提升到一种哲人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我仍然热衷于女性题材的小说写作,女性写女性比之男性写女性更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和心灵体验。所以写女性是我的使命,我所要表达的女性世界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也许,只有高尚才使女性进入一种更理想的境界。所以我的虚无使我的写作和阅读、表达和交流成为一种过程。过程是美丽的,它使我在如泡沐一般的圆球上呈现自己以及整个宇宙。                                                                          
                                                                                    

我的创作谈

文/胡莹

 

       我自幼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喜欢上了文学写作。上中学以后,又得益于我的恩师、胶州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炳成先生的指点,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接触和阅读大量的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同时开始试探性的四处投稿。那个时候,我订阅的大型文学期刊有:《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等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努力,我和当代大多数纯文学作家一样,经历了女性文学的成熟与辉煌、火爆与繁荣;也目睹了网络文学的决堤与泛滥、看到了女作家们的曲折与坎坷。我阅读了大量的当代女作家之文学作品,给我的感觉是鱼龙混杂,优劣参半,在创作手法和内容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与弊端。

 

        一、女性创作,耐得寂寞

 

       赵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女性要从事文学创作,千万不可萌生心浮气躁的创作心态。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和清苦的职业,作家们只有耐得住创作的寂寞,抵得住名利的诱惑,才能有所成就。但是,面对社会的浮华、市场的喧嚣,一些女作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渴望一鸣惊人,一夜暴富。伴随而来的“美女作家”、“玉女作家”也粉墨登场;什么“隐私小说”、“言情小说”也新鲜出炉。市场上以性为卖点,以色为诱饵,以情为嘘头的垃圾作品层出不穷。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残酷的现实逼得很多女作家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应新潮,赶时髦。我经常逛图书市场,常常看到很多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经过书商们的乔装打扮和涂脂抹粉,满眼都是时尚的外观、精美的图片、黄色的文字。一些所谓的“新锐作家”、“90后作家”,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炒作之嫌。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我和几个文友去给赵老师拜年,席间聊起当代女作家这个话题,我曾感叹道:现在的文坛已经是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了。很大一部分女作家关注的不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而是头顶上的虚名和银行里的存款。赵老师曾教导我说:你现在才三十出头,正是创作的好时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不要太浮躁;要多读书、读好书;多写作,出佳作。过了四十五岁,如果你还在搞文学创作,那么我相信你会有不菲的成绩……正是赵老师的这番话,鼓舞着我,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我深知文学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岁月的淘洗和光阴的打磨。面对社会上各种名利场的诱惑,我一直在暗暗地告诫自己:既然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就只有远离喧嚣、淡薄名利、潜心励志、默默耕耘,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才能成长为成就卓著的优秀女作家。我刚毕业时在文化站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雷打不动的150元。我搞创作需要买书、买墨水、订报纸和杂志,需要参加学习班,一年下来是要花不少钱的。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每个月开了工资,只留30元给自己,其余工资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那时候姐姐比我还要节检,每个月只留10元给自己,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蹲在文化站爬格子三年多了,写的稿子有一人多高,只偶尔发点儿豆腐块文章,中长篇作品却也没发表一篇,当时压力也很大,觉得对不起领导的栽培。同时也有些厌倦了机关的生活,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能力有问题,就想赶紧换一个环境,增加和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经历,将来能更好的写小说。这一想法得到了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调换工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要避免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关切和追求,对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尊崇。但长期以来,文学的人文精神被否定、曲解和淡化。在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下,一些女作家以放弃宏大叙事为时髦,有人热衷于颠覆经典,躲避崇高;有人力推残酷自白,甚至高呼渴望堕落……

 

       二、女性意识,人文关怀

 

       我通过二十多年对文学创作的学习和对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发现,那些私人化、边缘化、时尚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媚俗化、快感化、商品化的文学作品,由于缺乏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根本谈不上是文学作品,更谈不上教导人、鼓舞人了。然而,在商业化写作的背景下,追随时尚、攀附潮流的作品注定是短命的,读者从这些充斥着黄色细节的垃圾文字里,看到的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蔑视,是对作家良知和责任的践踏,对文学精神和使命的背叛!

       文学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人文关怀,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思考与探索,并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而当文学无所顾忌地走向市场、文学被作为名利来经营、身体化写作泛滥成灾的时候,想在女作家文学作品中产生杰出作品,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喜欢读铁凝、张洁、张抗抗、严歌苓、池莉、迟子建等等女作家的作品,是发现她们的作品能热切地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接受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作家,能大胆地表达女性的生命感受。而1990年代以后的女性创作,我认为女性意识出现了偏离、错位和蜕变。她们更为关心的是内心的冲动与身体的欲望;其后的女性写手,更是渐行渐远,无不钻进色欲的圈套,陷人情色的泥淖。那些在传媒操控下的“躯体写作”,那些美女作家对身体的肆意书写,已经背离了张扬女性主体的初衷。新锐女作家们倾情刻画、精心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苍白、畸形、病态的。她们没有代表性,缺乏典型性和普遍性,与当今实际生活、女性生活状态、女性精神风貌、女性心路历程、女性真情实感相去甚远。

       何为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家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女性在顽强地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声音呈现和表达自己。呼唤女性解放、倡导女性意识回归是女性写作的鲜明旗帜。

       女性文学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反映。我在创作《岁月无声》这部中篇小说时,就是利用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生活方式、思维形态乃至审美经验,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巧妙地融合进作品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元素。我试图通过自己的角度,审视女主人公刘芸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在审视女性与社会的关系。我始终认为,女作家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寻求一种关于女性身份和价值的积极意义,因而那些游离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之外的女性写作,非但不是一种女性解放,反而是对自身价值的贬损,对女性人格的侮辱!

       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不能脱离时代。文学的功能在于反映现实,文学的价值在于传达真情,文学的可贵在于再现真理。所以,文学不应脱离火热的当代生活,不应回避澎湃的时代潮流。但是,历经了文学大潮的起起落落之后,当代有相当一部分女作家逐渐逃离到个人的空间,退缩到狭小的天地,躲进私密角落。一些女性题材作品展示着裸露的身体,顾影自怜;书写着私密的生活,絮絮叨叨;表达着赤裸的情爱,低吟浅唱。这些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走上了一条畸形的道路,陷人了一片肆无忌惮的情色沼泽。

 

       三、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我创作中篇小说《小荷尖尖》,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时儿子一岁多,因无人照看,我又忙于工作,就把刚过了周岁生日的儿子送进了私人托儿所,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有一天我载他去幼儿园时,不小心把脚别进了自行车轮里,把脚骨伤了,三个多月不能走路,我不得不辞职在家护理儿子。第四个月时,儿子的腿逐渐好了,爱人知道以后就把我们接到淄博,却不同意我再工作,说先把孩子照顾好再说。

      可是,来到淄博,人生地不熟,我一不能工作,二没有朋友,爱人上班后,我只能天天和儿子对话,那种孤独和寂寞可想而知。每每等儿子睡下了,我却整夜整夜的失眠,就想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吗?那时我才26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啊!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家庭,重新工作?困惑久了,还是忍不住就拿起笔,铺开稿纸,开始写作。那时我们结婚的家具都在青岛老家,爱人那里就一个十几平方的单人宿舍,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一张方桌是单位配套的,一张餐桌和两个马扎是爱人自己添置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家具了。头两个月我就是坐着马扎,趴在床沿上开始创作的。到第三个月我积攒了300元钱,去二手市场花200元买回一台旧电视,是为了让儿子看动画片的,因为儿子小,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们的新家又没有电视机,他每天都缠着我抱他去邻居家看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又花100元钱,买回一张旧的方桌和一把椅子,这样算是有了创作的地方。

       白天一边看孩子,一边读书,晚上等孩子睡下了就开始写作,断断续续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小荷尖尖》的初稿。我相信这样艰苦寂寞的生活,除了我之外,大概没有人能够承受的住。

       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均应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时代,把握社会的动态,感受生活的节律,体察时代的脉搏。而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才能真正感动社会、影响时代、震撼心灵,赢得社会的关注和大众的喜爱。那些风花雪月的情感体验、自言自语的心灵残片、痴迷情色的无病呻吟、自娱自乐的孤芳自赏,迟早会成为过眼烟云。

       我不希望文学作品的叙事囿于情色 。我的文学创作有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言说方式,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等思维方式看待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生,这也是女性文学应该弘扬和发展的可贵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许多女性文学的叙事方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从女性自由解放的呼声演变为欲望至上的呼喊,从旗帜鲜明的女性立场退缩到耽于情色的身体叙事。在当前的女性文学中潜藏着危机与困境,社会责任感的缺乏、人文精神的迷失、创作视野的狭窄、审美追求的浅薄、文化品位的低俗,导致了女性文学日益媚俗化、快餐化、时尚化。如此情欲弥漫、肉欲泛滥、色欲横流,赤裸裸的色情、血淋淋的文字,无不昭示着隐私文学大有盛行之势,情色文学大有泛滥之嫌。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一定要卓然不群。我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创作了一批卓然不群的女性人物,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人物画廊。如献身教育事业的沈萍老师《小荷尖尖》,追求爱情理想的刘芸《岁月无声》、寻找自我的高中女生高玉红《胶河静静流》等等,透过人物的悲欢离合,传达了笔者本人的人生理想。

      社会浮躁风气的曼延,市场功利主义的侵蚀,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时代低俗风尚的诱导,都改变不了一个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脱俗的人格精神、高雅的艺术情趣、不凡的审美追求和清新明快的艺术风格。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欢迎探讨。

      

我的创作谈

文/刘卫

 

       如果往早里谈我的文学创作,要追索到上个世纪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父亲》,发表在《邵阳日报》副刊上。后来陆续发表了不少东西。曾记得我的一篇散文《葡萄熟了》还获得甘肃省文联的“镍都杯”优秀奖。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丫头。那是一段狂热的文学追梦时光,我把它延续了四五年光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有了压力,突然对创作产生了厌烦,便全身心地退了出来,投入到做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

       转眼十五年过去,我已步入中年。有一天,我无精打采的模样让自己吃了一惊,我发现自己是在昏昏庸庸的生活之中损耗着生命,我像一件旧衣服上的配件,比喻说一粒缺角的扭扣,比喻说一枚生锈的胸针,比喻说一块褪色的花边,随意地被人丢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懒洋洋地看着那些书籍在灯光的护送下,向我走来,然后紧巴巴地贴着我,拿眼睛斜睨着我,有时候真不是滋味。

       书中的文字偶尔也能为我提升一些精神气,偶尔也能够擦洗掉我身上陈旧的颜色,让自己放出一点亮光。然而,这些亮光终究不能让一个中年女子投入狂热的爱。无聊的我,便把自己挂到网络上,与“网虫帮”玩游戏打发无聊的时间,像是为了摆脱一种困境,什么困境?自己又说不清楚。

       书籍与网络不但没有给我的生活创造一丝乐趣,反而书籍与网络以外的文字像空气一样,不讲道理地把我从头至尾摔打了一遍,然后把我拖进孤独的诗中,或者把我拖进一篇寂寞的散文、沉闷的小说之中,不知不觉便写下了许多的字,就这样,我又回到创作的角色之中。或许这就是文学情结吧!

       直到2007年我的第一本诗集《一只飞翔的鱼》出版后,我才弄清楚自己的文学情结有多深。用现在时兴的话说文学不是白米饭,至少也是一盘水果沙拉,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大餐。

       也是在那一年金秋,我荣幸地被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了《国土文化?贞丰论坛》会议,从这次会议以后,我正式把创作当作一件事来做。我说的是做一件事,而不是说文学就是我的事业。事业太大,承担不起,而做事,只要喜欢,只要有耐烦心,只要有体力与闲情逸致,我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有事做,生活便焕然一新,我不再感到空虚与除旧。

       我做事不喜欢求助于人,更不喜欢人多。文学创作不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有着许多工序、需要许多人才能做完的一件事。当我一个人独立地做完一篇文章上的事,我的神经末梢就会像针刺一样的兴奋。又当这件事,被另一个人认可,我的神经末梢反而又回归平淡,像是出售了一件商品,不再去想这件商品的落角地与归宿地。

       心中没有挂牵,心态也就平和了。创作的过程有惊喜,有平落,生活也就不像一潭死水,日子常常会泛着涟漪地向前走。生活与我不那么繁累,身心突然轻松起来,这种感觉,是文学带给我的,也是文学让我又有了光彩,有了精气神儿。

 

文字让我慢慢爱上自己

文/魁俊梅

 

       认真读完诸位老师的创作谈,内心五味,手心冒汗。承蒙方老师厚爱,让我写创作谈,我既深感荣幸又十分不安。虽然一直以来笔耕不辍,但我的写作不过是些生活点滴的记录,可能称不上创作,,而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绝非作家。

       但对于文学,却是爱之入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的呢?可能就从那灰暗的青春开始的吧。因为苦闷,因为焦灼,因为那样暗无天日的阴影,笼罩于头顶,时不时会落下冰凉的雨滴,甚至于冰雹,砸痛脆弱的心灵,所以需要一个发泄的方式,一个宣泄的通道,一个将自己彻底明晰表达出来的载体。

       后来,我终于找到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便是写,将自己的心写出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写出来,将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快乐写出来,会复制出更多的快乐,而痛苦写出来,便消解掉很多痛苦。于是,记录便成了储存和发酵快乐,分解和消除痛苦的一种有效手段。也许,这便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萌芽吧。是一种无意的书写,一种散漫的抒发,一种有意的记录。

       那时,文字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随性的事。与心情的跌宕起伏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不讲究行文方式,只是东拉西扯,信马由缰,想到什么写什么,大多是些碎碎念的东西。正如胡莹老师说,那时我的写更多的是“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感体验、自言自语的心灵残片、自怨自艾的无病呻吟、自娱自乐的孤芳自赏。”

       再后来走进了新青年文学社,结识了一群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这种书写才变得有意而郑重其事。散乱零星的日记,渐渐变为可以称作文章的篇幅。只言片语的记录,逐渐走向完整系统的书写。也不再只是絮絮叨叨的琐碎家常,而是放大生活中细微的美,发掘人世中隐藏的真,探查人性的缤纷色彩,感知生命的无穷况味。

       胡莹老师说:“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均应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时代,把握社会的动态,感受生活的节律,体察时代的脉搏。而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才能真正感动社会、影响时代、震撼心灵,赢得社会的关注和大众的喜爱……文学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人文关怀,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思考与探索,并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

        虽然,我还远远称不上一个作家,但与生俱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我幼稚的写作不得不触及到社会的底层,人世的暗面,人性的卑劣。我也试图将自己柔弱的笔尖凝炼成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社会越来越肿胀的丑恶毒瘤;我也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呐喊来唤醒人性中渐去渐远的良知道德敬畏;我也想把虚浮华丽的辞藻冶炼成一柄沉重有力的大锤,砸碎利益结成的穹顶,假恶织就的网管。但是,再次套用胡莹老师的一段话表达我自己“我深知文学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岁月的淘洗和光阴的打磨……既然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就只有远离喧嚣、淡薄名利、潜心励志、默默耕耘,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才能成长为成就卓著的优秀女作家”才能将自己脆弱的文字变成投枪和匕首,甚至火炮。

       因为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更因为淡泊名利的性情,文学对于我只是纯粹精神上的享受,是不断探索人生,开掘自我,寻找灵魂至高点的途径。是永远难以抵达,却要用一生去追逐趋近的梦想和精神家园吧!檀丽老师说:“脱离了物质羁绊,勿需迎合社会浅薄感官需要和媚俗的文学,便能回归其纯然的精神价值,回归其在生命行走过程中拥有真诚的体验、渴望和觉悟的本质”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那些没有过多修辞,也缺乏纯熟写作技巧的文字才看上去那么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平淡无味吧!

       非常赞同杨亚杰老师说的那段话:“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不会钻营世俗的桂冠,却会让生活因了他的存在而洋溢圣洁的诗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氤氲着诗的柔和、韵味或者澎湃;‘说’到哪里,哪里就闪烁着诗的灵性的或本色的光彩;‘唱’到哪里,哪里就回旋着诗的纯净而又织体丰富的和声……”诗歌的存在,让我粗糙拙朴的生活,变得灵秀高贵,充满诗意。也唯有诗歌,才能完美真切表达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和我的灵魂所甭发出来的淡雅芬芳。

       技校毕业的我,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完全凭着一股强烈的爱,一种天生的敏感,在持续不断的阅读,书写,记录中渐渐磨去性格中孤僻的棱角,填平生命中先天的陷坑,弥补上天给予的不足,漂洗灵魂中的黑与冷。深深感恩文学,这些或平实朴白,或华丽优美,或昂扬激荡,或平静悠然的文字,照亮和温暖了我暗淡冷寂的人生,美化和激活了我平淡如死水的生活。也让我的品质得以完善,心灵得以飞扬。

       如果说,我是一粒被丢弃在阴暗角落的种子,那么,文学便是那无意照进阴暗角落的一缕阳光。正是有了这缕阳光的照耀,我才得以发芽,开花,甚至结出香甜的果实;如果说,我是一株被压在石板底下的小草,那么,文学无疑便是那一股流过石缝的小溪,因为有了这股溪水的滋润,我才茁壮根须,变得强劲有力,突破岩层,看到蔚蓝天空。如果说,我是一只不停吐丝结茧的蛹,那么文学便是那美丽抒情的翅膀,因为有了它,我才看到更加广阔无垠美丽多姿的世界,结识更加真挚高贵淡水无香的灵魂之友。

       感恩文学,感谢写作,让我慢慢爱上——我自己。

 

我的文学创作谈

文/王金红

 

       作为一名喜欢信手涂鸦的女性来说,从不敢轻易的将自己或长或短织就的文字称为文学,更不敢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创作。对我来讲,用文字书写一时一刻的心情,是对自己经历的记载,更是对某段时光的记载,因为每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有时光在这代人身上烙下的印,记录下来是对自己的回味,也是对时间的回味。

       如果把这种简单的回味以一种形式定义的话,在这里,就勉为其难的乱弹琵琶,算是自己所谓的文学观吧。

       性格造就风格。作为一名女性,在文字表达上受先天的影响会表现出某种有别于男性的细腻,而这种细腻背后又因个体性格的不同,在文字上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同是描写一个景物,性格爽朗的,所观景物则带有作者自身洒脱阳光的个性特点,描写喜欢倾向那些生机勃勃,向上的细节,在细腻处文字往往体现出一种大气;而性格绵柔的,所观景物则容易关注那些细小柔弱的景物,在情感上也容易带有伤感色彩。在文字形式上,前者如狂草,想象恣意奔流,酣畅淋漓抒发情感,而后者更注重曲径通幽,情感的抒发上含蓄内敛。性格的差异决定了作文的风格和气质。

       经历决定意象。文字体现一名作者的性格,更体现他的生活经历。无论从事哪类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生活经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上决定了作者在创作上的特点,尤其是从童年到成人这段生活经历给人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作者,在通过某个意象传情达意时,比较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场景来表达,比如农作物、农具,这样的描写不仅带上了个人经历的印记,还为写作风格注入了或田园、或乡土的气息,很容易激发有相同经历人的共鸣。同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在意象选择上也会带有城市色彩,也只有他生活经历中的种种人、景、物才会和他的情感产生交融与共鸣。

       情感历练品质。一段文字,无论辞藻如何华丽,形式如何严谨,如果少了情感的铺垫,那么只是文字的堆积,缺少灵气,很难让人怦然心动。古人云,文以载道,这个道不仅是道德、道义、道理、思想,更重要的是体现作者对事物的观点和情感。只要这个情感不是有悖于传统道德标准的,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包容。一段文字,因为至真至情,便可轻易的俘获人的心,反之,则会给读者带来不过尔尔的感受。有情的文字是活的文字,美好的情感会提高文字的品质,升华文字的灵魂,让人如遇佳景,如沐春风,给人视觉和心灵双重的享受。

 

寻找心灵的故乡

文/杜文娟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这让我感到巨大的悲哀和凄凉。

       很小的时候,背诵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天姥连天向天横。黄河之水天上来。还从徐霞客的文字中知道了许多奇妙的地名。当时的我一头雾水,不知道李白和徐霞客是怎样将这些毫不搭界的名字串联起来的。后来,知道了沈从文的湘西,肖洛霍夫的顿河,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土约克纳帕塔法。隐隐约约之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故乡对于一个多愁善感,不安现状,想要倾诉的人多么重要。

       童年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在我微弱的记忆中,没有白雪公主与白马王子的憧憬,没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歌谣。有的只是卖火柴小女孩的经历。童年时光与父亲右派帽子的摘取紧密相连,贫穷、歧视和居无定所,影子一般紧追不放。飘零的雪花毫无遮拦的从石板房顶上,直接落到沉睡的鼻尖上。雪花的尖利和沉重直击内心,这种痛,导致了我的自卑和对那片土地的厌恶。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深深理解,个体生命无法改变强大的环境和时代背景,苦难依然刻骨铭心。

       所以,我对童年生活过的两个地方,也就是父亲的籍贯和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和排斥。离开那里,走向远方,成为我很长时间的中心思想。

       十八岁的一个傍晚,我在西安一条名叫大学南路的街头,随意的一回头,就那么一回头,毫无征兆的一回头,就看见了一轮橘红色的太阳,巨大而温煦,慢慢的,慢慢的,一丝一缕的,从天际消失在地平线上,随即,彩霞满天,如花似锦。

       我在那一刻停止了呼吸,变得异常快乐和幸福。这是我长到十八岁第一次看见地平线上的太阳,第一次看清楚地平线。

       现实,没有让我在广阔天地看潮涨潮落,冬雪夏花。我被打回原地,打回到大山的褶皱中,日复一日的太阳永远挂在山尖。月亮,永远从茫茫大山的一侧升起,完成半圈旋转,回落到层峦叠嶂的另一端。地平线,成为我幻觉中的盛景。我被大山挤压,常常听见心被撕裂的声音。不知不觉间,一颗煎熬不安的心,竟然在一张办公桌前跳动了十余年。

       我的办公室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有一株苍老的雪松,雪松的顶端新绿而柔和,鸟巢终年发出叽叽喳喳的欢叫,画眉、麻雀、鸽子常常在雪松与阳台之间萦绕徘徊。细雨靡靡的清晨,一只麻雀飞到我桌前,我赶紧打开前后玻璃窗,希望鸟儿快快飞走,光亮和透明的空间里,生灵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小鸟果然在玻璃窗与玻璃门之间来回飞翔,眼看鸟儿在垂死挣扎,拼命碰撞,却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我把毛茸茸的尸体捧在手心,很久,很久。这鸟儿其实就是我自己。

       伤感之余,想起了一件往事。初中老师用我们刚刚学会的英语单词提问,你长大了干什么?有人回答说当医生,有人说当教师。当齐耳短发的女教师将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低下头,躲避她锐利的眼神。我觉得这是一件私密而重大的事,不能随便示人,更不能信口开河。况且,我连自己什么时候长大都不清楚,怎么知道长大以后干什么呢。

        老师偏着头,从同学的脑袋后面,示意我回答问题。我感到了强势的力量,怯生生的抬起头,毫无底气的站起来,做了错事一般,诺诺的回答,I'm sorry,I don’t know。

       老师像没有听懂一样,将那句英语提问,高声重复,并且字正腔圆。我只好再次回答,I'm sorry,I don’t know。教室里一片哗然,只有我站在原地,孤独得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你长大了干什么?这句话像惊雷一样,再次响起,击打得我无处躲藏。这个时候,我不仅长大,而且长成了一位熟得不能再熟的女人。

       无数个焦虑不安的白天,无数个辗转反侧的长夜之后,我把目光投向远方。只有在远方,才能回望,回望以前的生活,从前的思考。才能对原来的地方,或者叫故乡,产生新鲜的思想。距离产生美,大概就是这样。

       我开始在各个地方行走和发呆,大江大海,平原森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并且逐渐理出头绪,简单的阅历,单调的生活不利于写作。哦,这个时候,我生发了文学梦。试图用行走丰富知识,开阔视野。业余写作,成为安抚内心的手段,同时也满足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心。

       2004年9月初的一天,在陕南一条山花烂漫的小溪边,陈忠实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睁着巨大的双眼,因为用力,面部肌肉更加千沟万壑,语调和神情异常严肃,甚至可以用肃穆来形容。他说:陕西目前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四十岁上下作家,只有红柯一个,只有红柯一个,希望你们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

       这句话重锤一样,敲打着我的灵魂,我的自娱自乐难道与陕西文学有关,与中国文坛有关,我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圣神的使命,如此沉重的担子怎么会与我有关。我至今记得面对这位长者的惊愕、震撼、惶恐、惴惴不安。

       我该何去何从,不是谁都适合写作,终其一生,通达者寥寥无几。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五年可以培养出一位成功的商人,十年可以培养出一位优秀的官员,作家需要十五年以上的磨砺,还不一定写出大作品。还有人说,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个儿冒出来的。

       陕西有一个过时的笑话,一位高中毕业面临高考的青年,知道柳青放弃西安城里的生活,举家迁到农村,写出了著名的《创业史》。便想,柳青从城市到农村写作,自己为什么还要进城读书,不如干脆待在农村。他便自作主张,放弃了进城读书工作的机会。尔后的几十年里,写作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自然,他永远都写不出传世之作,更超越不了柳青。因为他没有理解此回乡与彼回乡的迥然不同。这位盲从的资深文青,与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还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心灵故乡。

       朋友曾经在作协大院见到一位战战兢兢的古稀老人,抱着他发黄的书稿寻找出书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很多人一生热爱文学,将全部精力投身文学,文学却一点都不爱他。诸多故事告诉我一个不争的现实,文学虽然圣神,文学也会使人生活混乱,贫病交加,神志疯癫。

       寻找自己的句子,发觉自己的矿脉,挖掘自己的创作之井,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文学评论家或功成名就的作家对我们的教诲。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感慨,大树底下不打粮。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面大旗下,我们这些陕西后辈们,连省略号都算不上。辽阔的三秦大地,写作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数千人。陕北题材无人写过路遥。关中人文无人写过陈忠实。陕南秀水,无人能比贾平凹。或许真有人写出了与其比肩的作品,在影响力上,也只是大树下面的盈盈小草,难用苍松翠柏比拟。

       我注意到了他们的故乡,或者叫精神家园。路遥如果不走出陕北窑洞,陈忠实如果不离开白鹿原上那张用麻绳绑扎着的三条腿写字桌,贾平凹还守着棣花村的鸡犬丑石。中国文坛大概就没有这三位巨人。心灵的故乡,给予他们深厚的创作基点和创作源泉。正如沈从文的湘西,肖洛霍夫的顿河,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土。

       有时候,我特别不喜欢一些人的托辞,譬如学会放下,难得糊涂,淡泊名利。其实,这些词不适合大众,是极其珍贵的奢侈词。一个一无所有,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没有清醒过的无名之辈。有什么资格去放下、去糊涂、去淡泊名利。我就是这么一位没有能力放下的人。

       介于对家乡,而不是故乡的纠结,我依然走向远方。

       这一次,走得确实有点远,一下子就攀爬到了地球第三极,上到青藏高原最高的地方,一个名叫阿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高寒缺氧,长冬无夏,四季盛开着雪莲花。至于为什么在生命禁区还工作和生活着数万子民,是因为守边固土的需要。在这里,我前所未有的了解和熟悉了另一些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风土民情、宗教流派、理想信念……

       让更多的人了解阿里、理解阿里、支持阿里,是我写作的最初目的。当我反复斟酌,想要把所见所闻变成文字的时候,怀疑和忧虑再次袭击我。无法用小说和散文的形式表达对阿里人的敬意,只能用纪实体裁驾驭众多人物和众多场景,这就有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

       在此以前,我写过长篇小说和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在《阿里 阿里》的写作手法上,有意将散文语言、小说构架、诗歌情怀应用其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问我此书到底是非虚构、长篇散文、报告文学,还是纪实文学。还有人干脆冠名为“四不像”。我喜欢这种坦诚,因为此书本来就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阿里 阿里》出版以后,被百余家媒体宣传推介,并即将被翻译成英文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行,虚荣心再次作怪,我把短信发给陈忠实先生,不会编发短信的他,立即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回想起从采访到出版的两年多时间里,几次崩溃的场景,慰藉之情藏香一样弥漫。

       你长大了干什么?多年以后的现在,似乎才有了答案。

       我长大了寻找故乡,寻找心灵的故乡,并且一直到老。

 

因为那份美丽的忧伤

文/傅玉丽

 

       每个女性说到自己的写作初衷都不一样,或说自己从小喜欢作文写得好,被老师表扬的感觉;或说自己喜欢读书,有良好的家学传统;或说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写作给自己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名利,带来了尊重。

       我越来越怀疑这些说法,因为我感觉女性的写作是一种被迫的结果,是女性成长当中对自我性别意识感知后产生的反应。说古时候,有钱、有闲的女子在家无事可做,便写小说,写了自己看,或给其他女性看。当男人惊讶于女性也会写时,他们既蔑视,又恐慌。以至于到了现在也一样,总把写作的女性当作怪物。要不说不像女人,不会持家;要不说没有女人味,不会讨男人欢喜。你想想,成天价对着电脑,以前是纸笔,或者会荒费一些针线活,或者会耽误一些家务事,加上有时会忘了对镜帖花黄,是有点让他们意见大大的。多次听到男性作家说女性写作时,脑子里散得很,写得太乱。却不知,女性的乱恰为女性的优势,来之太久,久到了远古。如果不改变母系社会变成父系社会,这乱,可能不会产生,不会这么多。特别是到了今天,可玩的东西那么多,眼界开了,女性在工作之余去写作,更兼有造反之嫌——撑着了。

       写得再多有什么用?会写又有什么用?人们,我说的既有男,也有女,会以家庭着想为由,或为孩子着想为理,冷嘲热讽。他们就是上帝,认为女性一写,就透出了思想,而女性一有思想,上帝就发笑。不仅发笑,还发怒呢。离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

       因为会写几个字,一些女性不免自得,真会瞧不上这个,看不起那个。唯自己清高、曲高,最后才和寡似的。“端”得是好厉害,“作”得是好严格。或飘上了天,或沉入了地,就是不知自己还在人世间生活。更有了得的,写作成了一块砖,盈盈小手捧着去敲击着名、利的大门,不敲开不罢休,没有了做人的尊严、率真、清爽。写作沦落成了一块布,挡住了平等、美丽、善良的天性。

       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不让她写东西。她可以干其他的。一位女性写作者这样说,她很年轻,已经常趴着写了。谁不知道女性写作者坐久了,身材走样,腰酸背痛,椎间盘突出。身体就连当前街头上跳广场舞的大妈都不如。好像现在,女性似乎有了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当个电影名星、当个T台模特、或当个公司CEO的越来越多了,似乎写不写作完全一样了。搞得许多写作女性恨自己没长得如花似玉,而如花似玉的又恨自己怎么只开放在书前。只是比起古时候的女子,似乎更忙了,心忙了,也更乱了,也不便去细细体会自己的感受了,再没有了当初想写的自然冲动和激情情绪了。以至于作品完全以发表为标准,以成名为准则了。

       而这样刚过了些日子,真正的写作女性会意识到不对劲儿,这种不对劲儿是一种真实、切身的东西。锦衣玉食也不能消解,成功成名也不能回避。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国男性骨子里的封建意识还和千年前一样强硬,而女性日久天长不觉中沉积下来的自我意识还和千年前一样强韧。完全就是直接穿越,如果不是现代科技的进步,就是以前的完整翻版。这话或许过重,可现实中这种事实确实是屡屡呈现。尴尬也罢,痛心也罢,唯一安慰的是自己还能写,还能乱乱地写。因为面对这一切,哪个女性不是乱的,生活难道是块工整的钢板?因为感知到了作为女性的忧伤,触摸到了作为女性的那份郁结,女性怎能不去为美丽的优伤而写作呢?

       遣词造句、抒情达意,写作之中的文法要求似乎很高。其实对于女性,不,对于所有的写作者来说,最好的就是最朴实的,最真挚的,由着自己的情感、思绪变化而带来的笔墨。这种时候,你会感觉真正的写作就像在聊天,聊到哪儿是哪儿,朴素极了。而这种朴素中透出的文学性才是最重要的标准。这种生活啊、现实啊,女性有时真会无言,沉郁而愤怒,而成长之中,哪个女性不是如此?!

       写作正是为了让这种无言化为有言。谁要咱们女性有那么多无言时刻?又有那么多话要说?而有那么多话又没地方说呢?

       要说,这还不完全是我们的责任啊。

 

文字如故人

文/金美茵


       关于生活,我暗自标榜比别人多一处可以宣泄的地方,面对文字,犹如面对亲近无比的故人,可喜可悲,可怨可依。红尘多纷扰,哪比得过素屏浩瀚、素笺皎洁、素心如锦的唯美。
      记得挚友倾述周遭时泪眼婆娑的样子:“我不会写作,不如你可以将情绪宣泄在笔墨里!”心痛之余,何尝不是?自己的诸多不甘或不如意难道不是寄托于写作中,可以宣泄!难道不是一种幸福!世间真善美丑,点滴感动,通过单管一支,呈现给了自己,也呈现给了更多的人,我的灵魂,晾晒于青天白日之下。
      从小到大,对文字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而对于数学里弯弯扭扭如同蚂蝗的数字却讨厌至极。喜好文字,一半源于天性,一半源于后天所处的环境。读小学时,母亲托人为我算过“命”,那位自称熟懂易经的先生说,我出生时辰,正是天上文曲星诞生之际,虽然事实证明事到如今我也没有成为什么人物,对那位先生却颇有好感,嘿嘿,毕竟,能和文曲星攀上缘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呵呵。再后来,居住在舅舅家,和外婆同住在阁楼上的里外间,外婆年轻时,曾经是国民党盘县要员,且当过多年女子学校教师,文采卓然,每天,都被外婆口中的佳句妙词所熏陶,因此也更加喜欢笔画中的风景。数年来,一直以为自己和文曲星多少有些瓜葛,所以一直很认真、很勤奋地写作,怕青涩的字迹辜负了与文曲星同临的巧合。
       文字,是心灵的写照,是作者看世界的态度,什么样的为人,写出什么样的篇章。写文字,其实是在写生命。在文字中,作者和读者一同交融、共鸣,情感与字迹相互揉捏,生命会在悄然间盛开出无数温暖的花朵,文字因此将彼此的心理距离拉近。而要写出能产生共鸣的文字,必须用百倍的诚挚、用千倍的质朴去描写,华而不实,没有魂魄的文字即便读过,也如无影之风,不能在读者脑海里停留顷刻。文字如斯,字如其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注:以收稿时间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