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香开得最繁的一天，我和一群人去朱德故里。
这群人除了司机，其余人身份都是写作者。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去朱德故里绝不是游山玩水，心里明白此次涉足目的与任务。一路上，尽管各自都没交流这个核心问题，当考斯特驶出成都，途经阆中，进入仪陇层层翠绿浅丘地貌，我还是禁不住生出困局。
同车上多数人一样，这是我首次去朱德故里。
众所周知，朱德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元勋，丙申年是朱德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在蜀地骁勇善战的风流人物里，朱德亦文亦武，称得上翘楚，其笔下的母子情好比源远流长的嘉陵江水，润泽后人。可以说，朱德一生中，有着太多的浓墨重彩，它们成了瞻仰者踏不尽的春花秋月。在解说员背后，我几乎很少认真听解说，因为解说员所讲的那些人事与我毫无感情联系，她时而声情并茂，时而抑扬顿挫，令人伫足流连，仿佛当年她就是跟随朱老总穿越雪山跨过草地的亲历者。说实在的，那些苦难中的流金岁月离一个未能遇上战事并已退役的战士相去甚远，朱德告别这个世界那年，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他的革命生涯怎能对一个和平年代的弃枪者产生豪情壮志的激发作用？这让我此时的书写布满了未知的荆棘，朱德率队在战马上制造江湖神话的年月，可见老百姓的生活布满了补丁，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常常以艺术之名怀念的补丁，只可能从诗人旧年的诗行中找寻了。
绕不过的大词总在笔尖下守株待兔，我试图冷静地将它们拒之文本以外。但徒劳，面对如此江山如此人，大词的能量总是提前穿透纸背，这成了一个写作者溃败的退守。
回到成都，坐在平静的书桌，想了又想，原本我是见过朱德的。时间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地点在四川省荣县金台乡虎榜村一个姓谢的光棍家。那是我幼年的故乡。谢家两兄弟，大的叫水田，小的叫龙云，兄弟俩常为找不到婆娘而疯狂地干架。眼看都老大不小了，龙云嫌水田不够勤快，于是兄弟俩三天两头离不开吵，继而扭打在一起，几个回合终于把一个家掰成两半。从此，水田喂一头牛，忙了土里的庄稼，就去帮人，混伙食。龙云养了几只兔子，干起了石匠活，多数时间靠田里摸泥鳅黄鳝卖。
龙云渴望美丽的装点能够使自己早日脱掉光棍的帽子，于是把正屋墙上贴得花花绿绿，看上去简直就像电影院里的广告。
一旁的水田总会嘲笑龙云内心不切实际的虚幻。这些纸质的画片，有当时流行的影视明星、歌星，有杨家将、中国艺术报：《去朱德故里》余赛花，还有山羊胡子斯大林，大胳腮胡白求恩。当然最壮观的就是骑着烈马的九大元帅，他们身着蓝色礼服，手戴白手套，有的手持望远镜或烟斗，每个人的姿态都尽显英雄本色。
其中一位就是朱德元帅。
那时孩子们总争先恐后地站上板凳看九大元帅，而且以谁能最先报出元帅的名字为荣。反正每次都轮不到我最先，因为我连板凳也抢不到。我常常独自倚在另一面墙上，仰着头看画，悄悄地认画上的人名。我发现有一张贴得比较矮的画，他没有骑战马，只是一个大大的头像，头发梳得有点偏分，浅蓝浅蓝的卡基布尼服，眉毛弯得似粗糙的狼毫，他腼腆的微笑像我大姐夫——这是与孩子们挤在一起看画的一个大家伙说的。大家伙姓朱，也是个光棍，身材与年龄比我们大几倍。他以为他发现了最具笑料的秘密，于是一个人对着我和那张画笑个不停，但不准我笑。他禁止我们任何人用手指画中的人，他说其他画中人可以随便指，但这人不能随便用手指，那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德。
在马鞍镇朱德故居纪念馆，满山绿林萦绕，四周一片寂静。山林里的清池如地球表面的一颗钻石，闪光、荡漾，据说那是小时候的朱德嬉水之地。漫上高高的台阶，面对朱德元帅铜像，我们在统一口令指挥下，肃立三鞠躬，礼宾代表在两名卫兵整齐步伐与音乐节奏中，给朱德元帅敬献花篮。此时，我脑海里马不停蹄浮现出谢家兄弟墙上那个亲切如姐夫腼腆微笑的朱德形象，然而纪念馆里最先出场的总是朱德骑着高头大马，让人领略到风声过耳，马在嘶鸣的悲壮气氛，甚至看到他披着战士们用动物皮缝制的披风，在风雪中指挥作战，那高大、威武、严肃、如霸气的王者，令常人不易亲近。
我知道，这只是情感上的疏离，因为年少从墙上看到的那幅画并没有出现在这里。我看到朱德父母形容举止仍散发着旧日大家风范的照片，而身着长衫留有辫子的少年朱德气质里也透露出不俗的气质，尤其他在德国柏林结识周恩来时的影相，不难发现他身上具有家族的拘谨教养。
一幅幅旧照片掠过视野，像是一下子窥见一个人历经的一生，然而，一种奇特的心理驱使我告诉同行者，如此风华少年的朱德，怎么让人相信诗人笔下朱德的补丁？相反，朱德当时的家境比起贫困的邻里乡亲算是非常富裕阶层了，至少他还有条件读私塾。
同行者哈哈大笑道：纪念馆里陈列的都是美好的过去，而补丁怕是诗人某种时候想象的瑕疵产物吧。在未能抵达朱德故里之前，受了诗人笔下朱德的补丁影响，我牢固树立的朱德家世贫穷的印象，被眼前领略到的实体物象彻底瓦解，同时被瓦解的还有我对那位诗人的质疑。太多物证呈现的过往，带给瞻仰者深沉的反差，而我只能一个人浸渍，不容感染他人。
我们鱼贯行进在纪念馆里，完全不按解说员的招呼止步，而是各自停留在自己兴趣或某个历史节点上若上所思，然后完了又大步流星去追赶解说员的队伍。在朱德用过的那张饭桌前，我停留了片刻，因为桌上一角有朱德刻下的一个桃状形印记，这提供给瞻仰者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朱德小时候为什么要刻这个印记呢？当时他是渴望吃桃而得不到桃吃吗？或者抛开物品注明换种说法，这与桃根本没有关系，而与“心”有关，与他名字中的“德”有关，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倒了回来，停在那张桌前“啪啪啪”地摁动相机快门。他变换着不同视角拍那个“桃”记，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个印记真是朱德所为吗？太值得研究了，不出所料，朱德的故居一定种有桃木。有人嘘唏，但没把话接下去。更多的人则只是看了一眼就走了，无所谓历史真相，沉默地来，又沉默地跟随人群，进入下一个景点。对于历史或历史中人物的书写，我既持谨慎态度，又渴望拥有与历史的情感距离，即便已锁定选择的书写对象，那是我找到了个人生活与历史轨迹的半点关系。然而很多纸上得来的历史书写者，只不过是在空白格上复核历史的长短，与他个人生命的长短没有任何情感联系，就好比这类注定走马观花却又保持着对伟人故里景仰的心境，让人分明感觉到空气中无形绷着一条遥远的红线，可它始终一头无法真正连接到历史深处，另一头更无法连接到写作者的血脉之上。
去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景观次数多了，我常常个人提前移出陈列室或纪念馆，将眼光放置在周围自然的景色里。总以为外部的景观好过内部，至少它们与到此一游的我能产生情感的呼吸，而内部的，空气在玻璃框里与陈列物早已窒息、凝固，陪伴那些旧物的是现代的油画或书法，它们与观者队伍中的我有着无法缝合的裂痕，因为“我”的不在场，所有历史空间都与我产生了不适感。那些沉淀的往事，如灰白的烟火，有时理不清来龙去脉，却还要装着一副认真或沉重的思考状。而外部清新的自然空气，比如遇见某一种从未见过的树木或花草，我会向花匠或保洁打听它们有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果他们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给它们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有点无中生有的快活感。
从纪念馆辗转朱德故居，好比从一个富裕的亲戚家，来到了另一个平常的普通亲戚家。但眼前这一座冬暖夏凉的农家土房，彰显的尽是亲切。背靠竹林，面前有一方水田，看上去很朴实。这在八十年代的巴蜀大地随处可见的土房，如今稀有得也快成文物了。时间改变世界的速度，但多数时间是被人改变的，老百姓一生的愿意渴望将土房变成高楼。与其他名人故居不同，朱德故居没有任何围墙设施，周围的村民，山坡、树木、小路、庄稼地，宛如一幅从未被时间涂抹添加剂的自然画卷……我年少也住过这样的土房子，只是我的土房，低矮、简单，潮湿，没有跃层，更没有酿酒坊。
中午在丁氏庄园隔壁的农家乐就餐。桌上丰富的农家菜吸引了同行者的目光，他们欣喜的神情不光是来用餐的，而是来欣赏这些最接近泥土的新鲜菜肴，每一道菜上桌，他们先是抢着将其拍下来，不急着动筷，似乎眼睛品着手机里的菜，肚子就饱了。我用餐速度比他们快，便提前来到庭院。草地上长满了散发腥味的折耳根，紫滕萝上结满厚皮的花瓣串串，头顶缠满墙壁与围笼的白色花朵，裸露在带刺的细小滕叶之间，星罗棋布，晶莹夺目，人站在什么地方，它就开在什么地方，有一种不可拒绝的贴面芳香，如同化妆间里跑出来的香水味。
这花叫什么名字？
同行者握了一枝在手，宠辱不惊道：七里香。
噢，原来这就是七里香！我克制住内心的惊喜，却又责备起自己的无知。原本这个花名并不陌生，少年时候遭遇台湾女诗人席慕蓉诗中最爱——它成了我们一代人捧在手心里的温柔记忆。它芬芳的白，是我熟悉的白，在我工作的成都草堂北路浣花文化风景区，暮春时分，满园子的“白花花”，随风绽放、摇曳，惹得流浪猫们望花疯追、尖叫。我想这样的花朵，适合一个战士送给心目中的元帅，因为它的纯和白在阳光洒落的风中，孤独但不泛滥，有着神圣的灵魂。
这真是一个阳光爽朗的日子，或许是空气里与我四百公里之外的故乡荣县双石镇暮春相仿的气息，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邻里吴玉章故居，那一幢白墙青瓦映在水中的影一直留于我脑海。虽然朱德故居与吴玉章故居结构与材质上有所不同，但仅自然地理风水而言，他们暗隐的相同之处太多不谋而合。或许，每个同行者的故乡或多或少都有名人故居，仅在朱德故里仪陇延伸不到一百公里的南充地界上，还有几位同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虽不是将领，但其影响并不比将领逊色。张思德就是共和国历史版图中重要的一位。我不知同为故乡人，名字中都有“德”的两位革命人，朱德与张思德在出生入死的征程中是否有过交际？
但从一张泛黄的照片中，我意外发现知识分子、桃李满天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与朱德居然有过一同领导南充革命的人生境遇，这让我的此篇文字，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向度。我禁不住心里暗自窃喜，因为这个故乡人打通了我去朱德故里的文脉与缘分，我是既像去拜访一位久违的友人，情感形式却如同走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