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在哪过年？进了腊月门儿，想必根儿在农村的城里人，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这样的踌躇，但在城里生活多年的母亲，就起在哪过年，几乎都是果决地说：回老家！尽管老家只有几间破房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是因为“年”的魔力，还是老家的几间破房子里藏着什么法术，竟能让母亲——一个步入耄耋之年的农村妇女，把一些人眼中的生僻角落，看作是能够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使得她把“回家过年”看成是理所应当。
　　有人说，过年回家蕴藏着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它在中国人众多的文化仪式中，保存得最为完整。但是，母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密码，更不懂得如何拆解这个密码，只知道上辈子的一辈子，过年的时候需要认宗寻源、打理各路神灵，因为在她看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受这样那样的影响，使得“年”的隆重与庄严，简而化之，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外，失去了“年”的特有意义。而在我的老家，“年”所储存的遗传基因没有变异，更没有突变，它依然十分稳定地维系着、传承着“年”的神圣，显性地表现出对祖先、对天地的敬畏。我想，这也是母亲每年总是赶在“小年儿”前回到农村老家的原因之一吧！
　　母亲之所以在“小年儿”赶回老家，原因是她惦记着灶王爷，她说别看灶王爷灰头土脸的，可他还管着一家人的吃喝，得把他老人家伺候好，要不然来年吃冷饭。因了母亲固有的这个意识，每年的这一天，母亲都是在傍晚时分，在锅头上摆一碟糖果果，或者花生糖，向贴在墙壁上的灶王爷画像敬上一炷香，等香炷烧完以后，拿来一刀黄表纸，再把灶王爷从墙上请下来，跪在锅台前，一边焚烧着灶王爷画像和黄表纸，一边念念有词，无非就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之类的话儿。等灶王爷和黄表纸都化为灰烬了，母亲才趴在锅头前，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头，那情景，庄严、凝重，一丝不苟，就象一位佛家居士礼拜佛祖一样，让我在不自觉中感受到母亲的虔诚。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么几年母亲是不辞灶的，一是哥哥当兵的那几年，再就是我在外地求学的那几年。
　　母亲回了老家，我也不能不回。我是上班一族，上班上到了腊月二十八。今年是“小晋”年，腊月二十九就是除夕，等我回到家时，该蒸的母亲已经蒸好，该煮的母亲已经煮好，就连藕合、豆腐和带鱼都已经炸好，她见我回来，说吃的、喝的、用的俺都备下了，就等你去接你爹。我知道，母亲所说的“接你爹”， 其实就是接家堂。
　　过年接家堂，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风俗，但我的老家，年三十儿这天，一般是下午或者傍晚，家中男性不论大小，都要到逝去的长辈坟前，烧上几张黄表纸，磕上三个头，再念道几句“老的少的”，告请他们跟着自己回家过年。这个风俗，在我看来，是中国人特有的伦理情感，因为过年的团圆，不仅是生者之间的团圆，也是生者与祖先的团圆。而这样的团圆，既是尊重，也是感恩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人文关怀。
　　“接”回父亲，所有的仪式都与神灵有关，因为在母亲的意识中，门有门神，床有床神，炉灶里有火神，粮食缸里有仓神。前些年打下的压水井母亲说也有水神保佑，要不然，压出的水咋能这样清冽？在母亲的眼里，老家的角角落落，都有神灵的保护。所以，在我祭祖的时候，母亲则捧着一沓黄表纸，不是在这里烧上几张，就是在那里烧上几页，在灶王爷的神像下，也小心翼翼地供香、焚纸、奠茶、磕头，似乎怕得罪了灶王爷，让我没饭吃……对于母亲的这种对天地、对祖先的敬意，之前我是不为然的，总以为那是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但现在却认为，这不是封建，不是迷信，更不是落后，而是一种传统，一种诉求，是把人的生命和生命所波及到的血缘，融入天地、四时、万物的各守其正之中，是生命与人世终极的另一种关怀。
　　凌晨时分，村子里的鞭炮声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我在鞭炮声中祭祭奠完了祖先，与母亲一道在院子的香台上，摆上供品，跟着她跪在台上，行了祭天之礼，把母亲对天地、对祖先的敬意，波纹般地推向了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