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老师马其龙有点怒不可遏，他教的是副课，又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因此跑到教师门口来骂，并不怕他，反而和他熟悉点的同学，中间打断他，问他到底怎么了。
让他怒不可遏的人，就是卫国，我的同桌，一个应该是清瘦的小男孩。
我到现在都还没明白马老师那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卫国不过是在下雨天的上学路上打着伞而已，尽管他把伞打倒了，并且显然是故意的。嗯，这里得说明一下，80年代中期，基本上都是长柄的雨伞，伞顶上还有一段像天线般的伞骨的尾端，握手完全没有问题。
马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前，伞就成了一个大脸盆，卫国就这样一路走着，顶着个脸盆，接着小镇里漫天飘飘洒洒的风雨。
我的老家在山上，那时不通公路，现在看来属于处于半与世隔绝状态。那时，我无知的以为世界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脚下。
村里有一所小学校，尽管只有两个民办教师，但也属于完全小学。记得早上每次上课都很晚的，上、下半天的最后一堂课总是有人请假，请假的理由五花八门。回家做饭，这是上午最普遍的理由，因为家里的大人都需要挣工分，参加集体劳动，确实没时间做饭。下午的理由较多的是要去放牛或放羊，这个理由做不了假，必须是轮到给生产队放牛羊人家的孩子。还有就是要去拔草、砍柴等等。每个学期又都有农忙假，随意而漫长。一天，没有多少时间是在学校的，一学期，也没有多少天是真正在上课的，在村里大多数人眼里，毫无疑问，帮家里干活远比学习重要。
我应该是请假最少的孩子，家里从来没有轮到过给队里放牛羊，尽管我内心是如此渴望做一个自由的放牛娃，只要把牛赶到远一点的山上，就可以在草地上睡觉、看天、发呆，和伙伴打牌，甚至偷着学抽香烟。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小队是没有牛羊的。而现实中的我，只有父母在生产队上工时，那天去干活的地方太远，才请假回去做中饭。
我从小在村里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一年级上学第一天，别的孩子从一数到十都不利索，我却能流利地数到一百。并且我一直保持着好孩子的品质，因此小学毕业后，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区里重点初中的，村里人一点也不觉得惊诧。
村里读中学的有十几个，除了我，其他的孩子都在公社的中学念书。他们也都是寄宿生，和我一样，每星期六放学以后回家，星期日返校。村里到公社，五里全是下坡的山路，到区里，还得加十里简易的公路。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结伴而行早早到家时，我还在漫长的路上孤独地行走着。
去区里的中学报到时，父亲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到山脚下后，一路上高兴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到了学校，交了学费，帮我在寝室安顿好，交给我2毛钱，作为一周的零花钱。父亲叫我省着用钱，随后就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要为自己好好读书。他说，书读在肚子里，水冲不走，火烧不掉，将来还会有一份不用走路，不用日晒雨淋的工作。
是不是两毛钱，现在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也许是没有这么多的。我准确记得初中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8.5元。2毛钱在当时的镇上已经可以买不少东西了，一个大包子好像是2分半，加一两或半两粮票。
我站在校门口，目送父亲走下学校门口的石阶。回到宿舍，我暗暗发奋了一下，希望自己离开村庄后的好日子就从中学的第一天开始。
我在学校边上逛了会，学校挨着镇子，在一个台地上，去镇里的街上得走下几级台阶。小镇还有供销社、小学、医院、电影院、招待所、车站等等，还有很多饭店、杂货店、食品店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体系，它的繁华，已经在我想象力的边缘。一个高山上下来求学的孩子，年方12岁，他是无法想象远方的城市是怎样的。
可是，我并没有迎来幸福的初中生活。我一直认为，这主要和我的同桌卫国有关。起到助纣为虐附带作用的还有小明。
他们两个和我班里很多同学一样，都是毕业于区中心小学，会唱歌、画画，会打乒乓球，而文艺上的才能对于我这样来自山村的孩子基本是一片空白。
小明的父亲是区中心小学的校长，他明显有着良好的家教，待人彬彬有礼，成绩也是名列前茅。而他骨子里显然是骄傲的，甚至有点狂妄。在初中一年级，他是唯一一个和老师打架的人。一次课上，他在看一本书，班主任老师发现了，就批评他在看课外书，并说要把书没收。小明突然爆发了，大声质问这是课外书吗？并冲上去想从班主任老师那里把书抢回来。在争执中，小明被摔倒在了地上，他快速地站起来，又一次向老师扑了过去。
我们区有四个公社，我们班有五十几个学生，我们同一个公社的孩子有八个，也就是说整个公社只有这几个孩子考上了区中学的重点班。初一的学号是根据小升初入学考试成绩排名的，我的学号是三十六，而我的同桌卫国学号是“一”，表明他考了全区的第一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孩子，只能说他是一个天才，让老师喜欢而又头疼不已的学生。
卫国的父亲是区供销社主任，在计划经济时代，算得上是镇里极为显赫的人物。他父亲的名字和那个著名的白卷英雄只差一个字。比我们高两届的大庆，他的母亲是卫国父亲的手下，但他显然看不惯卫国，也不怕卫国的父亲，我好几次听他带着嘲讽的口气，对着卫国说，“堂堂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这样的口气在当时的语境里，已经是很不客气了，甚至可以说是刻薄了。张铁生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卫国的学习成绩和他的家庭背景，已经让他有足够的资历，成为小镇上的纨绔子弟。但“纨绔”这两个字，描述他当时的行状显然是不合适的。
卫国成了我的同桌，我噩梦般的初一生活就开始了。
我们的教室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教室一样，课桌分为四列，两列分别靠墙，两列拼在一起居中。我的位置在居中一列的中间，右侧是同桌的卫国，左侧是邻桌但挨着的小明，小明的同桌是小四。上下课时，我要到自己的位置或者离开位置，就必须经过卫国的位置，或者绕道经过小明和小四的位置。如果我想进出时，卫国还在自己的座位上时，他总是靠在后面的桌子上，是绝对不会给我让出一条通道的。我能做的就三个选择，一不离开位置，二叫卫国让道，三借道小明。小明认为，我从卫国身边出去是天经地义的，要从他那边走，他也绝不答应。事情就这样经常陷入僵局，我只能采取两种办法，等候着他们，其中一个离开，或者实在没办法，强制从卫国背后挤出去，这样总是免不了发生争吵。
这样旷日持久的作弄，让我经常视上课为畏途。
但，这只是小儿科而已。
我更难忍受的是，在上课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听着时，卫国做着各种小动作，或者隐蔽地看各种课外书，然后用尖尖的别针、订书针等锐器，突然在我背上扎一下。猝不及防的疼痛好几次让我突然大叫起来，上课的老师恼怒地看着我。我说卫国扎我，他总是一本正经地申辩说他没有。老师肯定知道是卫国搞的鬼，但往往稍微批评下，事情就过去了，也就是说，卫国可以继续毫无顾忌、毫无征兆地再对我来一下。
很多老师显然和卫国家熟悉，肯定也想有机会和供销主任搞好关系。在小镇上各种社会关系所织成的网里，供销社主任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他在物质还相对短缺的年代，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和老师们互相认识的机会自然很高，即使是新来的老师，想必也乐意结识他家。英语老师王亚珍就和他们熟悉，或者还是亲戚。
王老师的丈夫在部队，是个年轻的军官。她正直、敬业，专业能力强，在学校里算得上洋气，引领着一个刻板年代的小小风尚。她对我要求严格，是一个好老师对学生应有之义的严格。学词组时，我自己注汉字读音，比如“face”,我就在边上注“灰死”，类似这样注了很多。她看到了，批评我这样不对，要我马上用橡皮擦掉，还在我头上轻轻打了一下。这打，倒有点让我觉得自己受到难得的重视了。
她批评卫国更是不假辞色，但批评里的爱护和期待也是非常明显。有一次英语课上，他照例埋着头在课桌上，其实是在看一本放在抽屉里的杂志，反正他有很多这种杂志，而对于我们山上来的孩子，杂志这个概念都是第一次知道。尽管阴差阳错，时隔三十年后，我也算一个当过编辑的人，主编、责编过民间诗报、及多本企业内刊，也在杂志、报纸上开过专栏，发过一些文章。
卫国看着看着杂志睡着了，王老师讲完课，走下讲台，走到他的身边都没有发觉。她抽出杂志，看他没反应，于是又把杂志放回去，居然好像没把他叫醒，或者叫醒了，只说不要睡觉，没说上课看课外书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感觉，在王老师的心目中，上课看课外书是不对的，但是他睡着了就说明看课外书的违规举止已经中止了，而睡觉则可谅解。现实情况是，当时的课对卫国来说确实是太简单了，他随便听一点或者一点不听，考试得个满分是没有大问题的，他的学习成绩好得和他的不用功成正比，所以在上课时只要不影响同学，确实无可厚非，于是他课余似乎针对我一个人的蛮横自然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卫国有三多，随身携带的零食多，他喜欢吃，也不能说小气，分享给同学的时候也是有的；他的课外书多，包括当时几种少见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杂志和其他书，并且他喜欢在上课时一边随便听点老师讲的、一边偷偷看；自然，他的教辅也不少，我尤其羡慕的是很多作文选。对卫国的学习态度，花费的时间精力，我很不以为然，但他的每次考试成绩不是满分就是第一名，让所有人倒不得不服气。我是他的同桌，在他每次考试中，没见过他作弊。
我不服气的是作文。
自称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外甥，带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语文老师宋鸿钧有一次表扬卫国的作文写得好，大概是写春天的作文，卫国写道，大人们总是喜欢把孩子打扮得像春天一样花枝招展，与其打扮他们的外表，还不如打扮他们的心灵。这是我记得的大意，当时就惊叹，作文原来能这么写，这样写原来就是好作文。直到后来，卫国在他众多的作文选中，借了几本给我看，看到类似的段落，才明白这个聪明人是真的懒惰，至少在写作上他的模仿、借鉴能力高于他的原创能力。
在他的阴影中，我的初中生活并不快乐地展开着。每周家、校之间往返共30里，穿的衣服也不好，零用钱连卫国零头的零头也没有，更没有课外书，没有零食，颇有自卑的是小学考试次次第一名，在初中班里成绩只是中下。如果卫国是一个刻苦的学生倒也罢了，他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下课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用脚挂在单杠上，拿一本书在看，或者倒着看这个世界，把能想到的小镇人民以为的惊世骇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他作弄我的次数慢慢减少了，也可能是一时没有想到新的花样，而我也多少有点习惯了偶尔被欺负一下的生活。有一天，下雨，我穿着布鞋在教室。我们山里的孩子一般就两双鞋，一双解放鞋，一双布鞋。解放鞋军绿色，底很薄，记得是2元钱一双，鞋子穿破了才有换新鞋的机会，每次得到一双新鞋是多么的高兴，仔仔细细把鞋带穿进去，心情充满愉悦。布鞋是家里做的，包括鞋底都是母亲纳的，因为是量身定做，穿着合脚，干燥，特别舒服。但是有一个缺点，不防水。下雨下雪天，我经常会穿着解放鞋到教室，然后换上布鞋。那天，卫国把我惹怒了，我积累多日的怒火突然爆发。一个老实、矮小、普通的山上的孩子，他日常有惊人的隐忍，但一旦爆发，估计样子也是很可怕的。于是卫国就跑，冒着雨往操场上逃。操场是泥地，下雨天有的地方有积水，多处地面很泥泞。卫国肯定以为我穿着布鞋绝不可能去追他，他知道一双布鞋对我的重要性。
他在雨中的操场逃，往食堂方向跑去，他跑得越远，我就越陷入一种自己无法自拔的境地。但是我什么也不顾了，不要说外面下着雨而我穿着布鞋，即使外面下着刀子而我光着脚，我也要和他真刀真枪干一架。我并没有费什么劲，就追上了卫国，抓住了他，一把将他推到在操场上。倒在泥泞中的卫国，他担心我有进一步的举动，一个在镇上优渥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的拼劲、狠劲，是不可能和一个从小在山上跑着长大的孩子比的。我相信，那天他和我对战，必输无疑，并且会非常惨。我在他眼睛里看到有惊慌的恳求，这惊慌里我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羞涩的真诚。看着卫国又湿又脏的衣服，我一时就罢手了，但我没有勇气、力量扶他或者哪怕拉他起来。我也担心，这样一来，我这次奋不顾身的行为，就失去了任何震慑的价值。我顾自回到教室，发现布鞋的鞋底已经湿透了。
意外的是，卫国竟然没有报告老师，回到供销社家里换了干净的衣服，并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应付了老师的询问。
这场有点虎头蛇尾的冲突，在以后的交往中，作用是明显的。两个13岁、同桌的男孩，终于处于相对平等的交往态势。我依然是他捣蛋的对象，但变得有所收敛和节制。他不断主动借书给我看，每周有意无意给我一些也许是他家里最为平常、或者是吃厌的零食，包括即使是在一个有着众多家庭作坊生产瓜子的小镇上都无法轻易见到的奶油瓜子。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带了一包完整的奶油瓜子回家，作为礼物给我妹妹，自豪地告诉她这是我的同学送我的，而我的同学是区里供销社主任的孩子。
我这算不算吹牛呢？一个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在我们村里人看来，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肯定是要好好结交的对象。况且，这个人又是一个少见的天才，既然是天才，行事与众不同，乖张狷狂，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天才是同学，并不代表就会懂得他，甚至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市的小镇，有多少人能理解一个少年天才的举止，包括他自己，也许正在为自己老是做出一些有违世俗价值观的行为多少有些懊恼。
是的，卫国在和我同桌期间，总体而言对我不怎么样。但是吵吵闹闹的一学期还是很快过去了。
学期结束，我喜欢的王亚珍老师随军了，去了她丈夫的部队。后来我想过好几次，如果她继续是我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成绩不至于如此不堪。我不喜欢的卫国也走了，随着他父亲的高升，全家离开了小镇，他转学到了城里最好的中学。我忘记了我们是否和好过，忘记了当时是否有隐约的告别和祝福的仪式，也忘记了他是否给了我一份更为丰盛的零食。反正，一个让我头疼的人，终于去了一个让别人头疼的地方。
多年以后，我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卫国把自己招人喜欢和惹人头疼的两个层面在新的学校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想来，卫国到了城里后，可能重新读了一年初一。我则开始读初二，因为不上不下的成绩，考高中并没有把握，于是初二复读了一年，留级到了一个新的班级。两年后，我考上了城里一所普通的高中，卫国则毫无悬念地考上了他在读学校的高中部。两个学校离得很近，除了我的班里有不少和他初中同班过的同学，没有别的任何交集。但因正是因为这个关系，发生了一件大事。
小马，原来和卫国初中同班，我们高一时的班花，不少同学明里暗里地喜欢过她。但最早喜欢小马，并大胆表白的人却是卫国。说实话，对当年的这种所谓喜欢，我认为仅仅是青春期的一种萌动罢了。
卫国所在的高中招的是全县的优秀学子，我们中学的生源基本以县城长大的为主，少数是向几个乡镇定向招生而来。两个学校的学习风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本校初中部不错，高中部就是一个社会大学学前班，很多学生觉得对高考希望不大，也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慢慢的，同学们开始和社会上的人接触，学校内或者班级内发生什么事，都会找社会人来解决，因此泡妞、打架积极者众，勤学好读者少。
小杨可能是在新班级第一个公开喜欢小马的人。卫国知道了，非常不乐意，他的朋友小胡，据说打架很厉害，便传话来提醒小杨好自为之。小杨可能是有点害怕，他害怕被卫国、小胡他们在他上学的路上拦住他，于是他不再固定路线来上学，今天走这条路，第二天就走另外的一条路。小杨过了一段非常煎熬的日子后，事情慢慢被更多人知道了，包括早已和我们住校生打成一片的高年级同学，他们不乐意了，竟然外校的人赶到本校来追女生，还敢威胁本校的男生，若不教训下，本校多年用拳头打出来的威名必将荡然无存。
这个动念起来没多久，还没有什么计划。卫国带着人公然杀进了学校内，在某个周六放学未久，一帮人到处寻找小杨。还没离开学校的小杨闻讯后，躲了起来。校园内弥漫着青春冲动的气息，荷尔蒙在集结，随时准备爆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能将其熊熊点燃。
好在那天没有找到小杨，卫国就快速带人撤离了。但这个公然挑衅的举止，引来了同仇敌忾的怒火。学校里高年级大哥级的人物出来了，向卫国他们发出约战书：“两周后，周六四点，城隍山顶，各派人捉对单挑”。卫国方胜了，可以自由进出本校追他喜欢的女孩，败了，则不得再追，并在读书期间，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入本校。
接下去的两周，双方开始准备。第一步就是邀请社会上大哥级的人物来压阵，这样能保证单挑的公平，并且不会到时万一没有人数的优势引起群架而吃亏；第二步就是大致确定出战人员和顺序；第三步确定并邀请参战人员和数量，这部分人中的佼佼者随时可以作为出战人员。
接下去的两周，是风平浪静的两周，有着台风中心的平静。
综合我的搏击指数，肯定轮不到作为出战人员，但无疑是当仁不让的参战人员。这时候，谁提出了，卫国是我的初一同桌，应该回避，免得到时候尴尬。回避，能在我的历史与当下之间取得一种均衡，算得上是极为人性化，也是极有效的一条法则，让青年时所处的古典江湖具有了一种动人的诗意之美。
回避，不仅是个人的意愿，也是对江湖法则的尊重。于是，高中三年最大的青春事件之一，决战城隍之顶，我并不是一个参与者。在同学的描述中，我感觉那天城隍山上到处都是参与这次决战的青年学生，场面似乎很大，但对过程和细节没有任何印象，我无法判断真相更接近哪一次我参与的决战。
确切的是卫国方败了。我记不清到底是如何处置的，我记得是小杨安全了，卫国失去了公开追求小马的权利，他甚至不能进入我们的学校。这样写的时候，我感觉真相是否如此因遥远而不再重要，但从某种剧情的程式上讲，只有如此我才能写出青春的凛冽和毒辣。
卫国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只是偶尔大家在寝室里聊起这件光辉的事件时，才会出现在口中。从此以后，我确定，是再也没有见过卫国，偶尔听到过，但似乎也不确定的消息是，他的死党小胡好像打架进过监狱。
一直到前几年，小马和我在QQ里聊天，她不无怨恨地指责说，那次打架毁了卫国，你们太过分了。她用的是复数，明显指的是一群人，表面上和我毫无关系的一件事显然让我无法置身事外。我没有申辩，但心里却有无尽怅茫。
一年一年，日子就这样无情地过着。跨进了2015年，和卫国同桌的第三十周年。在元月，小马问我：记得卫国吗？我答道，昨晚和几个初中同学27年未见后小聚，我还说起了他。
小马说：卫国病了，很严重。肝部肿瘤，市里医院确诊了，又去省里看过。昨天我跟他通了电话，情绪还不错的。目前介入治疗中。
小马告知了她所知的近况，卫国母亲瘫痪在床，女儿很像《长江七号》的童星徐娇，但身体不是很强壮。这些年卫国开了家彩票店，每月有万把块的收入，但家庭负担重，自己又是一个吃完花完的主，估计也没存什么钱。现在生病了，彩票店打算转让。
我第一反应，我的老同学，已经是泯然众人了，他的少年天才显然没有继续，并为他的事业和生活带来任何帮助，身上的光环已经褪去。
我对小马说，我祝福他，我很想他能早日康复，但若去看望，于我于他都显得唐突。我真实的内心活动可能与我说出来的不一样，有些人，在你生命里出现了，离开了，就没有必要再去相见，见到的也不是当年的他，况且当年留下的又不是美好回忆。
随后一段时间，小马陆续告知我卫国的病情：“右肝坏死，左肝增大，肝功能指标一直不好，手术还拖着。”
不久前小马告诉我，卫国办好了退休，他和她开玩笑说，“可以拿劳保了”。
又过了几天，小马告诉我，他们一帮城里的初中同学去看了卫国，他很瘦，头发全部白了，听他老婆说，这几天刚染了。女儿刚考上一中实验班，在家陪着他。小范提起了你们镇里一起读书的同学，我问卫国记不记得你，他说记得的。
小马说，昨天肝癌的复查单子就放在桌上，他自己可能在家不停地在看的。大的右肝已切了，正月初六做的手术，剩下的左肝只是右肝的四分之一的样子。现在左肝上可能有东西了。我问了卫国嫂是否想过换肝的方案。她说卫国不同意，不想拖累家。况且真换肝，需要高额的费用，每月吃抗排异药也得四千左右，有可能一年半载后就出现排异，那就人财两空。并且还要看有没有肝源。
小马说，卫国的妈妈瘫痪十年了，妹妹刚离婚回了娘家，卫国又出了这事，最可怜的是他爸爸。
小马说，小胡这人还不错，虽然自己的腿也不方便，总也经常去看望卫国。
小马说，昨天我们聊得很开心的，还聊到上帝。后来，我拥抱了卫国，给他力量，他竟哭了。其实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情况，我都哭的。昨天，我在楼下跟他们都说好不许哭的，我们都做得很好。
小马说，当我抱他时，他变得很单薄。
三十年的爱恨情仇，小马代替了我们，让生生死死都在一抱里了。
每次小马和我说到卫国，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想说而未说出口的祝福都觉得苍白而无力，整个人会陷入一种无助的状态中，脑子东想西想。想到她提及的小胡，虽然现在站在我面前都认不出，但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于是想他的脚为什么不好，是不是某次打架时受的伤，落下了此疾。而卫国的父亲，这个曾经小镇上的风云人物，他亮丽的人生为什么到晚年就暗淡了。岁月静好，对于当下的他们，是多么奢侈的渴求！
虽然明白，人生，不过就是来在世上吃一趟苦，即使活到百年，也有终了的一天，也只是短短一瞬间。但是，为什么要让卫国吃这样的苦？
我不愿意说，小马他们去看望卫国，多少带着一种宽慰和告别的意味。但包括卫国自己都已明白，他的身体成了他退守的最后的国土，向这个世界抗争的最后的战场。一个人的卫国战争就这样打响了，唯愿他发扬“犯我之身、虽远必诛”的人威，成为这场战争杰出的胜利者。
这个多年前让人讨厌的人，让很多人讨厌了很多年的人，我多么希望他，也让自己成为让病痛极度讨厌的人，从而永远离他而去。
附记1：
当我写作此文时，台风灿鸿已从海上而来，许多人，打算为它长夜不眠，等到它前来，然后目送它离开，去下一个地方。
我想象，灿鸿在江南的大地上激荡，像一个被放逐的命运之子，被发跣足，被雨水紧紧追赶，落入宇宙和命运的荒野。
2015年7月11日黎明
附记2：
今日在单位值班，正看着群里的商户聊天，想回一句：不患寡而患不均。没发出去，却想到了下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觉得正是当下大疫人生的写照。
此时，接到了小马的信息，告知，卫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一时觉得有些恍惚，发了一会呆。又想了一会卫国。其实上文完成之后，又偶然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为死者讳，自然不必再提。嗯，想起来了，初稿有万余字，已经做了千余字删削。
2022年自元月21日始，晓尧走了，朝阳走了，都是50多岁，都是我的兄弟。我只能感叹，生命真是脆弱，余下只是无力感。现在卫国走了，后事刚了。从我得知他患病并写下上文，过了七年，与我实质上还是一个没有联系的少年同桌而已。换句话说，对于我唯一的意义，他是我的初一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见证者。但我，还是充满悲伤，淡淡的，也是深深的，悲伤。
202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