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彭晓玲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十多年前，我还在公安局工作时，她跑到我办公室送书——《红石头的舞蹈》，那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当时给我送书的人并不多，我看得很认真，感觉非常不错。觉得她的文字很有质感，写景摹物，都特别认真到位，写出了事物的真实面貌，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态。与一般的小女子散文和小资写作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要划分的话，那时的她，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了。
我记得她在散文中用了很多白描手法，让自己的感情则不动声色地渗入到这些白描中，读起来很有韵味，很有张力。我当时就认定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尽管表达时能看得出她的艰难，但她要力争把事物写穿写透，把自己倾注在事物上的细微感觉纤毫毕现地表达出来，有一种不达目的毫不罢休的韧劲在里面。在《红石头的舞蹈》里，她既有自己的艺术标准，也知道好的艺术是什么。她让自己努力去接近，我当时就想，这个作家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广。
而彭晓玲恰是我料想的那样。后来，再看她的文化随笔《苍茫潇湘》，看她的报告文学《空巢》，她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在进步。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当初《苍茫潇湘》写的是湖南历史文化名人，现在看来，当初她的这本书除了本身的成功外，其实是为写好系列历史散文《寻访谭嗣同》的一次练兵，一次演习。如何在从容的叙事中，杂夹自己对人物和历史的理性分析，在《苍茫潇湘》里，她有精彩的表现。这本《寻访谭嗣同》，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而写作历史文化随笔，对女性来说，简直是一种摧残。因为女性感性多于理性，而写历史文化随笔，需要理性多于感性，对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要有精准又独特的判断。写这类随笔，在我看来，至少要克服“五难”，但是很惊奇的是，作为女性作家，彭晓玲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
一是行路难。现在交通发达，作家要去某个地方，再怎么难，与古代比起来，都不算太难。我说的这个难，是说今人要去某个地方，去寻找旧日的时光，做一个时空穿越者，就比较难了。据彭晓玲说，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她去的那些地方，由于城市翻新扩建，跟谭嗣同当年生活的场景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了，甚至连当年的一鳞半爪都找不出来。惟一的就是“今人还照古时月”，站在今日那些高楼大厦面前，要让自己的情感与古人的情感重叠合拍，只能靠想象力了。尽管这非常难，但《寻访谭嗣同》对场景的复原，以及对时空的沧桑变化，把握得非常精准。让人如亲临其境，时而跟着古人的呼吸而呼吸，时而跟着彭晓玲的感叹而感叹。于是，阅读此书时，就仿佛看见彭晓玲从某扇历史之门，真的走进了谭嗣同的生活里去了，去接近他，接近他的亲朋好友，成为他们生活的参与者。
其二，写历史随笔，收集整理素材特别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伟人，研究他的资料和作品，其实已有很多了。然而，材料越多，研究他的人越多，对彭晓玲来说，写作的难度就越大。这些材料摆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在短时间内，要全部梳理一遍，自会看得她眼晴发花，头脑发晕。而要从这些材料中，选择对自己写作有用的素料，则又是一番痛苦。对学者而言，可以“述而不作”，只要把原始材料整理好，以及古人对这些材料是怎么评价的，就可以了。但对作家来说，却不行。一篇文章绝对要有观点，要有思想，要有主题。一篇文章，主旨先行，先要讲究立意。可是，写的人已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可立呢？《寻访谭嗣同》的新意在哪里呢？既然写的人多了，她只能另辟蹊径，不直面谭嗣同，而是以机巧新奇的视角，细腻温暖的心思，质朴明亮的语言，采取烘云托月、相互补益的手法，围绕谭嗣同身边的人展开抒写，从各个时空的侧面，将谭嗣同一生的风骨和精神都凸现出来。
其三，就是素材的拆解组合难。以一个主旨为中心，散文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彭晓玲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在《苍茫潇湘》时，她就有很好的训练，知道如何拆解对自己有用的素材，并把这些素材卯榫合缝地组合起来，让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合为一体，互相辉映。不但如此，文学与资料还不同，资料整理出来了，有没有读者，学者可以不在乎。而阅读量却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一，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感染读者，熏陶读者，从而达到教育影响读者的目的。这不但需要文学作品有超高的思想性，还要有较强的艺术性，要吸引读者，让读者一旦接触，就爱不释手。这要求作家有很强的解拆组合能力。不论写什么，都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高超的逻辑思维，就像一个好的故事，同样会把人吸引进去。彭晓玲在《寻访谭嗣同》中，就展现出了她强大的组合能力。既然要以众星拱月的方式来烘托谭嗣同，用别人的生活细节来展现谭嗣同的风骨，就要精准把握这些人与谭嗣同的交集。这些人是如何影响谭嗣同的，而谭嗣同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彼此之间互为因果，这些在前人的作品里，反映得并不多。彭晓玲不但找到了新视角，也找到了事物的关键性纽带，从而避免了碎片化写作。她繁略得当，用简练的笔触，通过对他人生活的精彩描叙，却完美地把谭嗣同的精神和品格凸现出来。并且都是点到即止，不拖延，不凌乱，笔有尽而意无穷。并且在叙事节奏上也把握得很好，让读者能跟得上她的节拍，同情感，共思维。
其四，写文化随笔，语言也很难把握。要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就更难了。为什么说语言难以把握呢？因为写作者收集的素材，要么是古文，读起来很吃力。要么是一些乡村文字工作者的口述笔录，属稗官野史类，很粗糙。文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都不强。而写作者要将这些古文和“口述笔录”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是非常头疼的事。所幸的是，彭晓玲不但在她的原创散文里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在这些历史随笔中，语言也能自成一派。读起来，不像很多的历史散文，半文不白的，给人一种夹生饭的感觉。彭晓玲清楚地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能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那么题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因为彭晓玲深知这一点，一开始，她就避免了文化随笔的材料化倾向的问题，而把史料语言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任何写历史散文的人，都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五，就是立论难。这要求作家有很深的思想哲学底蕴。一个人，一个事件，一段历史洪流，前面的史学家和学者，已经有了定论。把他们论点搬过来，组合一下，用自己的语言演绎一番，这是一种写法。当然也可以，但如此人云亦云，限制了历史随笔的高度。在我看来，一个作家，要对一段历史感兴趣，就得重新挖掘，不能走别人走过路，不能照搬别人的观点，在思想上要有自己的建树，要有新论，要自成体系。哪怕你是错的，别人也能从你的立论中，分析出你的性情和思维脉络。我知道的作家中，有两个写得不错，一个是当年明月，一个是张宏杰。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不管其观点是对是错，但他的很多立论，让人耳目一新。他虽然用的是一种学者看不起的戏谑叙事方式，但他几乎给后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历史的新大门，其功不可估量。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其立论更是颠覆人的三观。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都有了一副新鲜的面孔，仿佛他们在另一个时空重新又活了一生。我虽不能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至少给了读者一个重新思考历史的方向。可喜的是，彭晓玲在《寻访谭嗣同》里，时不时有自己的新论，并且还能够自圆其说，让人思索之余，不免刮目相看。但她在自成一派这一点上，还是有些遗憾。她的新论，她自己的论调，就是她自己的观点。但把她自己的文字，把她运用的史料调动起来，来佐证她的观点，她还是做得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