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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风骨与彭晓玲的风格

作者:谢宗玉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1268      更新:2021-04-29

       我跟彭晓玲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十多年前,我还在公安局工作时,她跑到我办公室送书——《红石头的舞蹈》,那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当时给我送书的人并不多,我看得很认真,感觉非常不错。觉得她的文字很有质感,写景摹物,都特别认真到位,写出了事物的真实面貌,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态。与一般的小女子散文和小资写作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要划分的话,那时的她,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了。

       我记得她在散文中用了很多白描手法,让自己的感情则不动声色地渗入到这些白描中,读起来很有韵味,很有张力。我当时就认定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尽管表达时能看得出她的艰难,但她要力争把事物写穿写透,把自己倾注在事物上的细微感觉纤毫毕现地表达出来,有一种不达目的毫不罢休的韧劲在里面。在《红石头的舞蹈》里,她既有自己的艺术标准,也知道好的艺术是什么。她让自己努力去接近,我当时就想,这个作家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广。

       而彭晓玲恰是我料想的那样。后来,再看她的文化随笔《苍茫潇湘》,看她的报告文学《空巢》,她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在进步。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当初《苍茫潇湘》写的是湖南历史文化名人,现在看来,当初她的这本书除了本身的成功外,其实是为写好系列历史散文《寻访谭嗣同》的一次练兵,一次演习。如何在从容的叙事中,杂夹自己对人物和历史的理性分析,在《苍茫潇湘》里,她有精彩的表现。这本《寻访谭嗣同》,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而写作历史文化随笔,对女性来说,简直是一种摧残。因为女性感性多于理性,而写历史文化随笔,需要理性多于感性,对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要有精准又独特的判断。写这类随笔,在我看来,至少要克服“五难”,但是很惊奇的是,作为女性作家,彭晓玲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

       一是行路难。现在交通发达,作家要去某个地方,再怎么难,与古代比起来,都不算太难。我说的这个难,是说今人要去某个地方,去寻找旧日的时光,做一个时空穿越者,就比较难了。据彭晓玲说,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她去的那些地方,由于城市翻新扩建,跟谭嗣同当年生活的场景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了,甚至连当年的一鳞半爪都找不出来。惟一的就是“今人还照古时月”,站在今日那些高楼大厦面前,要让自己的情感与古人的情感重叠合拍,只能靠想象力了。尽管这非常难,但《寻访谭嗣同》对场景的复原,以及对时空的沧桑变化,把握得非常精准。让人如亲临其境,时而跟着古人的呼吸而呼吸,时而跟着彭晓玲的感叹而感叹。于是,阅读此书时,就仿佛看见彭晓玲从某扇历史之门,真的走进了谭嗣同的生活里去了,去接近他,接近他的亲朋好友,成为他们生活的参与者。

       其二,写历史随笔,收集整理素材特别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伟人,研究他的资料和作品,其实已有很多了。然而,材料越多,研究他的人越多,对彭晓玲来说,写作的难度就越大。这些材料摆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在短时间内,要全部梳理一遍,自会看得她眼晴发花,头脑发晕。而要从这些材料中,选择对自己写作有用的素料,则又是一番痛苦。对学者而言,可以“述而不作”,只要把原始材料整理好,以及古人对这些材料是怎么评价的,就可以了。但对作家来说,却不行。一篇文章绝对要有观点,要有思想,要有主题。一篇文章,主旨先行,先要讲究立意。可是,写的人已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可立呢?《寻访谭嗣同》的新意在哪里呢?既然写的人多了,她只能另辟蹊径,不直面谭嗣同,而是以机巧新奇的视角,细腻温暖的心思,质朴明亮的语言,采取烘云托月、相互补益的手法,围绕谭嗣同身边的人展开抒写,从各个时空的侧面,将谭嗣同一生的风骨和精神都凸现出来。

       其三,就是素材的拆解组合难。以一个主旨为中心,散文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彭晓玲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在《苍茫潇湘》时,她就有很好的训练,知道如何拆解对自己有用的素材,并把这些素材卯榫合缝地组合起来,让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合为一体,互相辉映。不但如此,文学与资料还不同,资料整理出来了,有没有读者,学者可以不在乎。而阅读量却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一,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感染读者,熏陶读者,从而达到教育影响读者的目的。这不但需要文学作品有超高的思想性,还要有较强的艺术性,要吸引读者,让读者一旦接触,就爱不释手。这要求作家有很强的解拆组合能力。不论写什么,都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高超的逻辑思维,就像一个好的故事,同样会把人吸引进去。彭晓玲在《寻访谭嗣同》中,就展现出了她强大的组合能力。既然要以众星拱月的方式来烘托谭嗣同,用别人的生活细节来展现谭嗣同的风骨,就要精准把握这些人与谭嗣同的交集。这些人是如何影响谭嗣同的,而谭嗣同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彼此之间互为因果,这些在前人的作品里,反映得并不多。彭晓玲不但找到了新视角,也找到了事物的关键性纽带,从而避免了碎片化写作。她繁略得当,用简练的笔触,通过对他人生活的精彩描叙,却完美地把谭嗣同的精神和品格凸现出来。并且都是点到即止,不拖延,不凌乱,笔有尽而意无穷。并且在叙事节奏上也把握得很好,让读者能跟得上她的节拍,同情感,共思维。

       其四,写文化随笔,语言也很难把握。要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就更难了。为什么说语言难以把握呢?因为写作者收集的素材,要么是古文,读起来很吃力。要么是一些乡村文字工作者的口述笔录,属稗官野史类,很粗糙。文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都不强。而写作者要将这些古文和“口述笔录”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是非常头疼的事。所幸的是,彭晓玲不但在她的原创散文里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在这些历史随笔中,语言也能自成一派。读起来,不像很多的历史散文,半文不白的,给人一种夹生饭的感觉。彭晓玲清楚地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能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那么题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因为彭晓玲深知这一点,一开始,她就避免了文化随笔的材料化倾向的问题,而把史料语言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任何写历史散文的人,都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五,就是立论难。这要求作家有很深的思想哲学底蕴。一个人,一个事件,一段历史洪流,前面的史学家和学者,已经有了定论。把他们论点搬过来,组合一下,用自己的语言演绎一番,这是一种写法。当然也可以,但如此人云亦云,限制了历史随笔的高度。在我看来,一个作家,要对一段历史感兴趣,就得重新挖掘,不能走别人走过路,不能照搬别人的观点,在思想上要有自己的建树,要有新论,要自成体系。哪怕你是错的,别人也能从你的立论中,分析出你的性情和思维脉络。我知道的作家中,有两个写得不错,一个是当年明月,一个是张宏杰。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不管其观点是对是错,但他的很多立论,让人耳目一新。他虽然用的是一种学者看不起的戏谑叙事方式,但他几乎给后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历史的新大门,其功不可估量。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其立论更是颠覆人的三观。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都有了一副新鲜的面孔,仿佛他们在另一个时空重新又活了一生。我虽不能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至少给了读者一个重新思考历史的方向。可喜的是,彭晓玲在《寻访谭嗣同》里,时不时有自己的新论,并且还能够自圆其说,让人思索之余,不免刮目相看。但她在自成一派这一点上,还是有些遗憾。她的新论,她自己的论调,就是她自己的观点。但把她自己的文字,把她运用的史料调动起来,来佐证她的观点,她还是做得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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