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先生马克相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里。那是初秋，新的学期刚开始。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道和116街交界处，人群熙熙攘攘。一个个衣着讲究的男女手持入场券走入礼堂，这天是副总统高尔来学校演讲，当时他的女儿在法学院读书，他就做为学生家长被请来了。
我随着人流找到自己的座位，旁边坐着两位男士，他们跟我点头打招呼并互相自我介绍。年轻的就是马克，在学校奖学金部门工作，年长的是教育学院的教授比尔。他俩似乎很熟络，聊得正酣，我也不由自主的加入了谈话。演讲结束后，他们邀我去对面的酒吧喝一杯，盛情之下，只好答应。马克是个大高个，近一米九，长着犹太人特有的鹰钩鼻，绿眼睛，他脑袋很长，皮肤特别白还带着红晕，穿着一双出奇大的鞋，他说是44号。矮个比尔，比我高不了多少。进了校园门口的西区酒吧，遇到不少熟人，都是哥大的教职员工，教授的几个学生过来坐在我们桌上，大家开始大谈高尔的演讲和他将竞选总统之事。在酒吧的大声喧闹中，我们聊得很投机，两个小时很快过去。
马克开始打电话约我，我对他不是太来电。我年轻时属于“外貌协会”的，喜欢高大健美的帅哥。马克是高大有余健美不足，感觉不是一个很爱锻炼的人，皮肤太白。另外，从小读过莎士比亚的“葛朗台”，对犹太人还是有些偏见，以为犹太人都是吝啬鬼。他的邀约大多被我拒绝了，但他似乎不受影响，继续约我，而且改变了方式，约我跟一群人一起喝酒聊天，我就赴约了。
来往多了，发现一群人里他是最幽默和轻松的人，常常冷不丁说些幽默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他为人也挺大方的，一点都不吝啬，这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了许多。一次，有人组织我们一群人开车去麻省科德角湾旅游，他以前去过，一路上他就侃侃而谈，把科德角的人文地理名人传奇讲给我们听，还跟大家聊音乐、电影，大谈文化和政治。我发现跟他有很多共同之处，另外犹太人的文化跟华人文化也很相近。都很自律，重视子女教育，还热爱家庭。不过，得知他比我年轻一点，跟我成长的环境也不太一样，我对他没产生化学反应。
接触久了，觉得马克是个挺善良热情的人，家庭和本人的素质也不错，就把认识的一个犹太姑娘瑞秋介绍给了他。没想到他们约会了两三次就不了了之，我问了瑞秋，她说马克不主动，她就算了。我又去问马克怎么不主动，他说跟瑞秋不来电，如果瑞秋的性格再活泼一点，人再聪明一点就好了。我心想这人还挺挑剔的。
真正使我们走近是南非的旅行。四月下旬，哥大商学院举办了南非学习参观团，我们俩都报了名，一起在南部非洲学习游览了一个月。团里共有二十几个学生，几个亚裔，几个非裔，超过一半儿是白人。互相介绍后，发现这些人的父母里有议员，律师，医生等都是精英，即使四个黑人的父母也都有背景，不是运动员就是演员。
这次旅行让我确确实实地有了被歧视的感觉。不少人上哥大前是名私高寄宿学校毕业的，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某某实习是为国会议员工作，某某在摩根斯坦利实习，某某夏天去乞力马扎罗山登山等。或者就是她家的基金会要投多少到非洲，她这次特地去看看等等。其他公立高中毕业的为了面子也表现得很矜持不苟言笑。我跟没架子友善的马克成了常常一起聊天的人。马克和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在一起时经常表现得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可能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爷爷也曾是纽约的执业律师，跟未来的律师们有不少共同语言。即使个别势利眼不待见他，他也毫不在乎，这不得不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私下问他怎么能这么镇定自若，跟势利眼们打成一片？ 这难度可真不小，我全程只跟好相处的人交往，跟某些人连话都没说过。他说跟这些人打交道你得把自己的身段放低。
从南非回美国时，团里法学院的女生玛雅用她父亲律所的里程数给所有的人都升舱到商务舱，我和马克碰巧坐在第一排隔壁。我们都很高兴，谈笑风生。飞机起飞半小时左右，高个子黑人女生康迪丝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居高临下地让我们换位子。我问她为什么？ 对这个长得跟黑超模坎贝尔一样的女生一点儿好感没有，她态度傲慢自以为是，尽管是靠平权政策上的哥大法学院，但她自我感觉特好。整个旅途就黏着玛雅，对别人都是爱理不理，非常势力。其他人都说她是在巴结玛雅，玛雅的父亲是纽约最著名大律所的老板，她想去那儿实习。
康迪丝和玛雅坐在飞机另一头的第一排。她说她的座位坏了，腿部支不起来。我忍不住笑了，说支不起来是你运气不好，凭什么跟我们换？她马上说你们能坐到商务舱是借玛雅的光，你得给玛雅面子换位子。我说是你的座位坏了，跟玛雅有什么关系？她说她必须和玛雅坐一起，见我无动于衷就气呼呼地走了。过了一小会儿，乘务员来了，递给我玛雅写的条子，上面她很礼貌地请我们换一下，不想让康迪丝再闹下去。马克马上劝我一起换走，我对玛雅还是有感恩之心的。就换到另外一边了，乘务员很过意不去，特意找来了小凳子垫在我的脚下，反而比以前更舒服。这次旅游使我跟马克的关系发生了飞越，可能是他的平易近人和其他人自负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人生地不熟的南部非洲，对他倍感亲切和依赖。一回到纽约，他适时提出跟我正式交朋友，我没再拒绝，开始跟他交往了。
从我们结识到他求婚用了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求的婚，够浪漫的。那是五月底，我们到巴黎玩十天，他是个旅游专家，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订了酒店，我们住在市中心，香阁丽舍大道旁边。按照旅游指南，我们每天要奔波于巴黎市内外的各个景点，他把第一天傍晚定在埃菲尔铁塔，我们在著名的Le Louis法餐厅吃完晚餐，就坐地铁到了埃菲尔铁塔站。我们随即买票登上了铁塔，这时塔上的人不是太多，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闪着迷人灯火的巴黎市景和慢慢流淌的塞纳河。这时，马克半跪下来，打开了装着蒂芬妮钻戒的小黑盒，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周围的人马上围住我们，估计在铁塔上求婚的人不少，大家都习以为常，跟着起哄大喊“Yes”，我笑着大声说了一声“Yes”。有热心人帮我们照了相，他就这样用戒指把我套牢了。
我们把婚礼定在了他外婆的生日。外婆他最崇拜的人，老太太也最宠爱他这个外孙，她90多岁了，是个经营冷冻业务的商人。她在丈夫60多岁去世后，一个人继续经营公司直到70多岁，才卖掉公司退休的。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给了一个丰厚的大红包。她一直跟我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她在98岁时去世，我和马克特地从加州飞到纽约参加了她的葬礼。
在婚前，不住在一起，我和马克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基本上没吵过架。有什么事都互相商量，他似乎很随和。婚后一年，儿子出生了，我母亲从大学退休了来帮忙。母亲是个女强人，过去在家里大包大揽，什么家务都一个人干，而且精力充沛，伺候我父亲一辈子。她来了家里的活肯定都包了，还帮我带孩子。她在我家帮了一年半，等儿子上了托儿所，她就回家照顾我父亲去了。
这一年半马克可是享尽了福，被我母亲伺候得成了大爷，人变得很懒。每天除了逗逗孩子之外，家务是一点不碰了。母亲回国后，我开始得做大部分家务，因为要上班，马克就请了打扫工人，一个月来一次清扫。他是不做饭的，以前还愿意烤烤肉，做点简单西餐，被我母亲惯坏后，厨房是不进了。这让我十分光火，婚前和婚后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让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演员。如果婚前他是这个样子我是断不会嫁给他的，我们为了家务事没少吵架，每当开吵，他倒是腿快，一溜烟就跑了。
慢慢的我也习惯了，大部分家务事还是我做，但我觉得累就不做，脏乱点当做没看见就过去了。他有时看家里乱冲我发火，我也不示弱，说嫌脏乱你可以自己动手收拾啊，这个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会说你看你母亲多贤妻良母，什么都不用丈夫做，一切家务都包了。我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夫妻一起分担家务，我也上班，不可能一人都包揽下来。我感觉母亲来家里帮忙实在是个错误，把他养成了少爷。
孩子五六岁时，家长们开始让孩子学这学那，我也给孩子请了老师学钢琴，并报名参加了儿童足球队。谁知马克以上班远为借口，根本不愿意参与接送，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小时候都是他妈负责带三个孩子去运动，可是他妈是全职妈妈，不上班，等他们兄妹大了后才回去上班的。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只好自己接送。听其他华人家长说，送孩子去Kumon做数学题和英文题，能提高学习成绩，还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我也立马送孩子去了，尽管马克在后面常常嘀咕说没必要。
平日里，马克喜欢带孩子吃喝玩乐，他很会玩儿，邻居的孩子们也都愿意跟他一起玩儿。教育培养孩子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还要上班挣钱，回家做饭，时常觉得很累。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吵得凶了就嚷嚷着离婚。我这时深切地感到婚姻的不易，特别是这种跨族裔的婚姻。和老外生活久了，我发现西方人关注的是实现自我，不好听点就是自私。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自我出发，干什么都要自己喜欢的，不做不喜欢的，即使硬着头皮去做，也表现得心不在焉别别扭扭。西方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是不懂得哄妻子，不知是文化还是习惯。如果妻子生气了，吵完架，本来丈夫说点好听的，哄一哄也就过去了，但西方人就是不哄，冷漠的让人心寒。我的身边有不少对中外结合的夫妻就是因为这个离了。
周围有一些嫁给外国人的华女相貌不佳，或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离婚带着孩子再嫁，因此她们都比较吃苦耐劳和隐忍，把老外丈夫伺候得无微不至。马克觉得他也应当享受这种待遇，回家后经常指责我做得不够，不够贤惠。我为此很不满，这些人都没有正经工作，我可是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公司里做财务经理的，再说我当初也是花容月貌，追我的人多了，要不是你死缠烂打我可不会嫁给你。吵得多了，我多次感觉跟他恋爱是失误，结婚时错误，离婚才是醒悟。
我父母都是老派的知识分子，觉得结婚前要睁大眼睛，既然结了婚，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下去。人无完人，为了孩子也应该原谅他的缺点，毕竟他人挺单纯善良，对家里老人很尊重，对朋友们热情相助。同事邻居都喜欢他，他这个人很善于与人交往，儿子也跟马克玩得不亦乐乎。马克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吵完架十分钟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啥干啥，跟我也能十分友好地聊天，常让我哭笑不得。
除了做家务，我们在教育孩子上分歧也很大。他小时候基本上就是玩着长大的，啥也没学过。当我跟儿子说每天只能玩一小时，其余时间做数学，不能看电视，马克立马反对，说小孩子就是要玩着长大，哪能每天都做作业，跟我大唱反调。儿子当然是爱跟爸爸一起看电视看球赛。开始我气得要命，跟几个嫁给老外的过来人讨论后，只好作罢，惹这份儿闲气不值得。因为太爱玩，儿子从小就没养成一个学习的好习惯，尽管他非常聪明，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考试成绩可是靠实力的。
儿子小学时在试过足球，橄榄球，篮球，网球后，最后选中了游泳。他从小个子高，一直比同学高出半头。游泳后成绩很突出，开始在各种比赛中频频得奖，上中学时要去各地比赛。我因为工作很忙，只好花钱雇人来接送孩子。这段时间，我下班回到家里，孩子已经睡了，早晨一大早马克送孩子去学校，我基本上很少跟孩子沟通，他的学习成绩下降很多。学了六年的钢琴也不学了，让我很郁闷。钢琴老师说他是个很有天分的学生，弹莫扎特和肖邦的曲子都很流畅，每次年末演出时，他都表现得很突出，好好学下去，能有所作为。但西方人不重视钢琴，看中体育。马克见儿子游泳成绩好，就建议他放弃了钢琴，尽管我反对，但也无奈儿子的坚持。我对西方人这种所谓的人权讨厌透顶，如果孩子爸爸是华人，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钢琴的。我直觉孩子的才华得被这个整天爱玩的父亲给泯灭了。
为了孩子，我决定牺牲自己放弃职业，提前退了休，这样可以每天下午带孩子去游泳，到处参加比赛。跟西方人生活得越久，越会反思自己是否嫁个老外是正确的，人还是应当在自己的族裔里找伴侣。西方人太爱玩了，还没计划地花钱，不少人一旦失业，就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我和马克在财务上安排得不错，毕竟都是学这个专业的。但他每个周末都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把家打扫一下，他会马上说很无聊，他问的计划是到哪里玩儿，还好后来我们就索性去爬山或健行。他刚跟我交往时非常喜欢中餐，似乎吃得香甜可口，但结婚多年后，吃腻了中餐，以后就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热爱中国文化，爱看中文电视剧，即使有英文字幕，他也毫无兴趣。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一起看电视剧的华人夫妻，可以一起大笑一起讨论剧情。成了老夫老妻后，我们唯一共同的兴趣就是一起爬山或出去旅游。为此，每一年我们都要安排出游，这是我们家为了能继续运转，充电的好时机。
作为丈夫，马克扛不住事儿。他婚后由于不操心吃闲饭，一度发福到240磅。经医生劝告，决定减肥。他用的方法很极端，每天只吃肉吃菜，没碳水化合物和水果，结果几个月下来掉了60多磅。可能减得过于快了，他有了焦虑症。我因为忙于孩子和工作，没太注意他，结果他变成了轻度忧郁。有一天，还跟我交待了后事，说万一他走了，请我弟弟帮我带孩子。我这才感到事情严重了，也方知为什么犹太人都去看心理医生。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父母，把情况说了一遍。他父母问该怎么办，我说反正你们都退休了，何不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陪陪儿子。我同时建议马克休探亲假三个星期，跟父母出去转转。
公公婆婆来了，公公退休前是药剂师，婆婆是图书馆员。他们每天早晨头不梳脸不洗，穿着睡衣就一起喝咖啡吃早点看报纸，大谈当前国内国际大事儿。可能压力没了，又有父母在身边，很快他就复原了。他们犹太人的家庭真是跟华人家庭一样非常亲密，大事小事都互相帮忙。婆婆也是在家管事儿的，忙不过来就不做，不爱做饭就出去吃，去她家常觉得杂乱无章。他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约束，爱干啥干啥，这跟一般的犹太家庭不太一样。婆婆说她和公公都是从很严格的家庭长大，觉得很不幸福，所以她不想让孩子再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马克家里的人一个个心宽体胖，最矮的婆婆都有一米六八。三个男的都是一米八五以上。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很轻松，没任何压力。我们一起坐游轮去加勒比海和墨西哥很多次，每次玩得都很开心，我自己也变得懒散了很多，不再对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眨眼，儿子已经二十岁了，上了大学。屡屡有人见到高大英俊的儿子都问我怎么只生了一个？我都无言以对。眼见着身边不少中外婚姻的家庭都以解体而告终，而我们还在争争吵吵中继续着。年龄一天天大了，我们俩都很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认真经营着。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来美国与我们同住。马克善待母亲，这让我对他多了一份理解和好感。我始终牢记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只要我们都爱家，爱孩子，对对方也就多了一份包容和理解。我们都同意幸福的家庭需要两个人的努力，因此在不断的妥协和包容中，尽力把我们的家经营成一个温暖的港湾。（责编方敏）
作者简介：王晓明，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硕士，曾在大学和上市公司做财务经理，作品散见于网络和报刊杂志。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