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处”的鱼场
这条横贯吐哈盆地的高速路，我已走过多趟，现在，湖蓝栏杆外，能看到远处灰蒙山脊上，点缀着团团白雪，路旁树木枯干，土屋低矮，天空浩大，一个接一个电线杆，举着手，如西西弗斯，重复受难。有专家认为，将亚洲大陆的中心定位在乌鲁木齐永丰乡包家槽子，不过是地图上计算出的几何中心，实际上，从能输送水汽的海域来说，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中心，应是吐鲁番哈密盆地。
路过达坂城时，看到一群风车，有的转动，有的僵立，在阳光下，晦暗如铁艺雕塑。风车过后，大片戈壁浮游而来。没有人，没有屋。即便穿行河西走廊时，已见惯这种无人区的模样，但是坐在汽车里，行驶在公路上，那股惊悚狰狞之气，依旧强烈。向前，向前，再向前。逐渐地，进入到那片世界上最古老的盆地之中。
吐鲁番是世界最低的地方，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夏季时，这里的室外温度可达摄氏48度，素有“火洲”之称；而哈密，则被称为“日光城”。我出生在哈密，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因太阳辐射格外旺盛，促使农作物进行激烈的光合作用，故而哈密所产的葡萄、大枣、哈密瓜，格外香甜，令低纬度地区的农人艳羡不已。位于吐哈盆地中的托克逊、淖毛湖两地，则属中国旱极： 降水量最少，蒸发量最大。
在这里，雪水河还没跑多远，便会被晒干，所以，聪明的新疆人发明了坎儿井： 将冰川融化的雪水先引入暗河，无需动力，一直向前延伸，再将水从暗河上升到明渠，再浇灌田野。这样，即便地表温度再高，也不会将水分蒸发光。据说，吐鲁番原有200多条坎儿井，近年来，因建水库，修防渗渠，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使暗河水平面一再降低，现在，只剩不到20条。
大哥和小弟合建的鱼场，就在艾丁湖乡附近的一片荒滩上。选择这里建场，只有一个原因： 这里有条坎儿井，水量丰沛。用坎儿井的活水养鱼，鱼儿没有土腥味；用养过鱼的水去浇地，更利于农作物生长。
这个鱼场开始建时，我就来过。那时，庞大的推土机正在轰响，将黄土彻底掀翻。没有一棵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姜黄色。吹到鼻孔的风是燥热的，令毛细血管变薄。很容易，鼻血便流了下来。荒地上除了两棵百年桑树外，就是低矮起伏的土山包。这两个创业者，在地上铺下毡子，把衣服折叠成枕头，晚上看着星星聊天，困得睁不开眼时，便睡着；早起，满头满身都是土，拍拍打打时，像个文物。半个月回城后，头发粘连，浑身污垢，眼神黑多白少，像个野人。
而现在，里套外六间房霍然挺立，院子里搭起凉棚，站在棚下，能一眼望到鱼池——用水泥砌起，大池18个，小池6个，养着鲟鱼和金樽。水从坎儿井分流过来后，通过层层降低的池子，循环向下，形成小瀑布。池子里虽然冒着热气，雾腾腾，但池边却凝着冰柱，像衣领上嵌了道白边。池子间，是半米宽的通道，落满积雪。丁丁走过时，顽皮地将雪沫踢入池中，我赶忙制止，怕水温降低，会让鱼儿感冒。小弟笑道：“没问题的。”雪落入池中，瞬间融化，似乎并不影响鱼儿游动；相反，听到脚步声，鱼像听到集结号，汇聚成团，跟着人亦步亦趋，等待食物。
远处的矮土山，倒影在水池中；池边的两棵桑树，枯干枝条乱炸，如钢丝缕缕。一片野生芦苇，萧瑟枯黄，风一吹瑟瑟抖动，夹杂其间的雪，毛絮般丝缕。小渠里流的，正是坎儿井水，渠底铺着水泥板，水面上浮着块块薄冰，叮当作响，渠边侧面结着团团冰疙瘩，像用白纸剪出的小脚，一前一后走着。虽然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但温度极低。寒冷看不见，却能啮人。有风吹来时，即便穿着羽绒服，也止不住打战。
我纳闷，如此之冷，如何养殖鱼苗？
跟着小弟进入棚子，内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湖蓝色大圆盆。原来，鱼苗要先在这些圆盆里度过婴儿期，再分到外面的大池里去。小弟说：“分鱼苗可是个细活，要眼神特别好，因为鱼苗小若针尖。”棚子里充满雾气，像个巨大的干蒸室。室内很暗，要凝神屏息，才能看清池里游动的鲟鱼。若换个角度，只见水面晃悠，看不到一条鱼。
鱼池周围皆为荒滩，距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十几公里。最初建起房子时，没有电，只能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热，去年从附近团场拉来电线后，才有了光明。电灯亮起来后，又搬来电视天线，放在院子里，被一堆大石簇拥。但还是没有自来水。小弟很想修个卫生间，“有马桶，能淋浴。”他说今年夏天，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
荒滩上陡然冒出片鱼池，并不像东莞某个镇，又多出个工厂。南方的配套设施相对完善，而这个荒原鱼池，却非常特别。白天忙碌着干活，不觉得孤单，到了夜晚，天一黑，这个位于世界最低处的鱼池，便有些寂寥： 在它的周围，除了夜风、孤狼、沙鼠、黄羊和草蛇外，便只有黄土和沙砾。整个鱼场好像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只属于孤独和遗忘，而远离了时光的侵蚀，人群的骚扰。它几乎像个童话——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凉。谁能想到，在那黑黢黢的地方，还有人住，还有鱼游？！即便建围墙一米要花费70元，小弟还是坚持要把围墙圈起来。最后，长300米的围墙扎了起来，虽然花费两万多，但终于有了安全感。又养了三条狗。白天用绳子拴着，到了晚上，便都放开，成为这片鱼池的护卫者。
院子里有个专门放鱼食的屋子，靠墙码着袋子。鱼食的样子，很像绿豆；喂食前，要先称重量（鱼要按照年龄大小来喂）。拎着桶来到池边，一把把将食撒进水里，鱼儿便开始欢腾跳跃。这个活，丁丁最爱干，可是他胳膊短，力气小，扬起的食物总是落在池子边，无法形成众鱼欢腾的场面。
虽然是个小鱼场，但也在客厅里撑起张大圆桌，不仅招待过村、乡、市的领导，连更大的官儿，打这里路过时，也借着考察参观之名，到鱼池上走一遭，再坐下来，吃一顿美餐。不怪官儿们嘴馋，要怪就怪大哥： 谁让他是烹调班毕业的。我们的晚餐是红烧鲟鱼、生鱼片、炒青菜。味道虽然比餐厅还正点，可我们从南到北，水土不服，上火咳嗽，不敢吃辣，只能将鱼片在杯里涮过后再吃。这种吃法令大哥很懊丧，用嗔怪眼神盯视：“难道，你们真的变成广东人了？”我们也觉得很抱歉，赔着笑脸，小心翼翼。
大哥是个文学爱好者，多年看小说。在他的床头，有几本《小说月报》。我拿过来翻看时，感觉每一页都皱巴巴的。可以想见，这些故事，大哥在深夜里都细细读过。我想，小说家们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时，可曾设想过自己的某位读者，是个在荒野里养鱼的小老板，在四周暗黑的戈壁深处，就着昏黄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咀嚼？
夜里，大哥安排我和老王的女儿住。老王一家在这个鱼场打工： 老王是总管，女婿是主劳力，老伴和女儿做饭、洗衣。到年底结账，一家人收入有十几万，比在甘肃金昌种地强。老王是个敦实的汉子，身量不高，面色黝黑，很木讷，完全不知道如何与我说话，索性，便一句话都不说；女婿精瘦，分头，瓜子脸上还携着少年的稚气。一问，才23岁。女儿瘦高，也极寡言，黑发在脖颈，从来都是低着头。
倒是老王的老婆，既富态又多话，连喂狗的时候，也笑哈哈，很活泛。她一见丁丁，即刻赞扬：“比上次高多了。”话一出口，便将我们之间的冷空气抽掉，变得暖暖和和。这种伶俐与活络，在西北农村，很少见到。我猜想，老王老婆走南闯北的打工经历，让她开了眼，长了见识。她知道丈夫寡言，女儿害羞，女婿更是闷葫芦，便自觉承担起这个家庭“外交大臣”的角色。
老王女儿住的这间屋，摆着双人床、小书桌、双缸洗衣机、大衣柜；暖气旁的绳子上，搭着斌斌的衣裤。斌斌不到三岁，但性格强悍，看电脑时，一个劲往前凑，几乎将脸贴到屏幕上。他母亲不得不扯他的后腿。他屡次被阻挠，很不耐烦，嘴里叽里咕噜，突然爆出一串脏话。做母亲的管不住他，便扯过毛毯，将他裹住，强行抱走。可他还想看电脑，便挥手踢腿，哭号尖叫。等到了老王那屋，依旧闹个不停。做父亲的，累了一天，懒得和他多言，挥手便揍了一顿。
第二天早起，在鱼池边刷牙，每个池子都像个大笼屉，冒出热腾腾的雾气。卡车的水箱要换水，大哥便爬到水箱顶，拉起水管。因为漏水，地面结着层冰溜子，走路时，要格外小心。离开鱼场后，小弟边开车边说，斌斌昨夜挨了揍。说斌斌不得了： 出生后一直住在甘肃爷爷家，满嘴脏话，无法无天，接到鱼场才两个月，挨了不少打，还是改不了。再过一个月就满三岁，要送去附近团场的幼儿园，让老师去管教。
火焰山的白雪
在吐鲁番高昌古墓群，曾出土过唐代绢画《伏羲·女娲》： 伏羲和女娲身穿红色宽袖衣服，乌黑的头发盘在头顶，左手相互连接，右手各自举起，食指对立互指，腰部以下先粘连，又分化成两条缠绕的蛇。何以在西域的高昌小国，能保留下如此浓厚的中原文化遗风？原来，自唐朝起，大批汉族人从内地涌入高昌，很多人是从伏羲女娲的故里——甘肃天水——流入此地的。他们久居盆地，孤悬边陲，思乡心切，便在墓室里大量供奉起《伏羲女娲》图。
我的养父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天水西迁，来到吐哈盆地的。现在，作为伏羲女娲的后人，穿行过这片绿洲时，我感觉自己离这块土地是那么近，又那么远。我的祖先并不属于这里，而我出生在这里，又从这里离开，当我再次返回，和这片古老盆地面面相觑时，时间和空间，都变得深不可测，复杂纠结。
此时此刻，窗外的大地铺满白雪。雪看起来那样轻柔，但又那样固执，它们停留在地面，能保持很长时间。被白雪覆盖的这块土地，夏季时地面温度可达摄氏82度，而在冬季，这里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一样，苍茫寂寥，清冷肃然。道路两侧的原野平摊着，一直蔓延到天边，积雪银白，蓬松晶莹。唐僧西天取经，在吐哈盆地的遭遇，应是最艰难的。在哈密黑戈壁迷路后，他被识途老马带到泉边，侥幸活了下来。经过火焰山，到达高昌国（吐鲁番）后，他受到国王礼遇，之后的路途，才一帆风顺起来。然而此刻，我所走的道路，恰和唐僧相反： 穿过吐鲁番，路过火焰山，到达哈密。
路两边出现了铁丝网，是为了防止动物横穿马路。雪覆盖在山体上，形成缓坡，能看到明显皱褶。雪实在诱人，便忍不住停车，到山坡下去拍照。凹陷下去的脚印，一个接一个——这样走路，很有快感。我们平日里走过了多少路，脚印皆随风而逝。没想到雪会那么尖锐，眼睛被刺得发疼，想流泪。抬头眺望太阳，灰蒙雾气里，只见一团悬空的黄色光晕，像个铜盆，却看不出清晰边缘。
这种抬头看太阳的机会，在南方，几乎不存在： 拥挤在那里的人群太稠密，维持生计太艰难，人们的眼睛只忙着盯招工启事、车流、红灯、大排档。某种既定的人为秩序，顽固地笼罩着几乎所有的人。而现在——这样一条空寂的道路，这样一片空寂的旷野，这样一种空寂的心情，都让我有种解套的快感。
驶入小村后，路旁闪过低矮的黄泥土屋，屋顶上是两个烟囱，后墙上掏出两个正方形窗户，一堆红柳枝架在房顶，围墙刷着排鲜红广告语，硕大的维吾尔文字，我不解深意，但在那行词语之后，看到几个小字： 市节水办宣。我不禁哑然： 这种混搭文字，到底是为怎样的读者准备？显然，要像王蒙那样，精通维汉两种文字才能读懂它。
一条小河静静流淌，雾气腾腾，五米宽的河面上，用放倒的两根木头做桥。河旁是桑树（即便掉光叶子，我也能一眼判断），枝条遒劲刚硬，而榆树的枝会团起来，白杨树的，丝丝缕缕像个扫把。这些长在我童年里的树，会让我心软。我曾穿着连衣裙爬到树上吃桑葚，将裙摆染得点点紫晕，被养母怒斥；我曾在榆树林里奔跑，和小伙伴捉迷藏；我年轻的养父曾腰套粗绳，两腿盘着钻天杨树杆，爬到半腰，再用绳子拽的镰刀砍枝丫。
到达岭南已三年，可我依旧无法一眼辨析出芒果树和荔枝树，不知鸡蛋花何时开，紫玉兰何时谢。看到小区门口耸立的木棉树，突然爆炸般，满树是红花时，赶忙调转视线，非但不觉得美，反而觉得粗野、惊骇、血腥。木棉无罪，可惜，它从未和我的成长相连，我看它，以一种客观的、超然的、简洁的方式，就事论事，不含任何特殊感情。
很快出了村子，雪地里出现了麻扎。麻扎是维吾尔语的“陵墓”。伊斯兰教主张土葬，死后要将身体还给大地，一般坟墓设在地下，墓室为长形，无棺木，不着衣物，全身洗净，白布缠裹，无陪葬品，真正体现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目光所及的那些坟墓，形状像缩小的清真寺，圆形拱顶上，有一弯新月。这些小小拱顶，让这片山凹愈发肃然幽静。雪地里的坟墓，并未将我引领到可怕，而让我证明了另一种猜想： 在工厂、烟囱、高耸的广告牌、立交桥和摩天大厦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存在——那些小小的拱顶和新月，秩序井然，将一切的纷争，都转化为慈爱和宽容。
一排钻天杨后，是片搭着架子的葡萄地，但葡萄藤都埋在地下，要等开春，才会扯拽到架子上。架子有木棍的，也有水泥柱的。几乎随处可见葡萄晾房——是那种高大的，三五间连在一起的长方形建筑，红砖垒砌，四面墙上皆有洞。由于干旱、少雨、多风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新疆居民的建筑，历来以土木为主，或以土坯筑墙，屋顶一般为平顶或略微倾斜。
过去农民只是在屋顶上加盖一层土坯相间、透空的房子，既能防止强烈的日照直接晒入房顶，又可晾晒葡萄干，那时的葡萄干只自用；现在晾晒的葡萄干，是为了出售。养父再三叮嘱我，吃葡萄干要先泡一下，一次最多吃三五粒。他见过人家把鲜葡萄放在药水里蘸后，再挂起来的情景，耿耿于怀，怕我们吃多了被药晕倒。我能吃出葡萄皮上的农药味，因为我的舌头知道没打过农药的葡萄是什么味。
快进吐鲁番市区时，路旁出现了个工厂，粗高烟囱，冒着团团黑烟。那赫然挺立的烟囱，像个大钉子，硬生生戳进我的眼仁。绿洲——瀚海沙漠中由“水、草、林、田”组成的绿色岛屿，是干旱区中独有的自然景观，非常脆弱，根本经不起折腾。绿洲的特色是人口、耕地、种植业都非常集中，甚至人口密度和内地省区接近，这便导致了绿洲是“地广而人不稀”，它同样面临着“人口超载”和“水资源超采”等严峻问题。
进入市区，道路铺了柏油，行人稀疏，车辆速度很慢（路面有冰），街道两边多为红砖房，外墙贴着白瓷砖；而小巷深处的，多为黄泥土屋。市中心的楼房多为三四层： 超市、鞋城、书店、酒店、银行。陡然间，一个硕大的广告牌挺立，硕大的“iphone 5精彩体验 超越期待”，它的洋气和周围环境完全不搭调。侧旁是个临时搭建的棚子，左右各写着“烟花”、“爆竹”，反而有种古怪的稳妥感。
可见围墙上涂着红标语，是维吾尔语，结尾处是个感叹号。路边小店的招牌密集，一般都标注着维吾尔语和汉语： 阿尔曼超市、最牛牛肉面馆、茹合兰餐厅、古丽亚尔快餐厅、艾合买提江保健品销售店、阿迪力江摩托车修理部、卡哈尔江机电家电维修部、夏木古丽裁缝店、顺风汽车修理部……除了这些文字，招牌上还会画出和货物相关的图形： 摩托车、电钻、西装、穿裙子的女人、小汽车、装食物的盘子。某种更强烈的现代气息，同时渗透这个绿洲小城——公交车涂成绿色，尾部写：“全友家私”；而在“小杨摩托车电动车修理部”的牌匾上，出现了伸着手掌，正要变魔术的刘谦；“铜锣湾商业广场”，随后出现。
吐鲁番曾汇聚过佛教、摩尼教、景教、火祆教；这里出土的文书上，出现过十几种不同形状的文字，或如蛇形，或如鼠迹，令我惊诧古人的想象力。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上，随着驼队运送的，不仅有丝绸和香料，更有文字和宗教。若单看现在的吐鲁番市区，会觉得它的繁华程度，比不上岭南小镇，然而，曾经的吐鲁番，却大名鼎鼎。一定有两个吐鲁番——当我的目光掠过吐鲁番时，不觉一惊： 只有让历史的吐鲁番和当下的吐鲁番重叠起来，才是真实的吐鲁番。
一晃而过，是扇农户的木门，涂着硕大花朵；其后闪过的门上，还出现了鸟、寺院、几何形图案……但都色彩饱满，澎湃欲出。这是独属于吐鲁番农民的传统，而哈密农民，似乎就没有这样的习俗。在吐鲁番市区旁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墙壁上涂满了艳丽的壁画，只可惜，其中的某些碎片，分散在德国、印度、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博物馆中。
我曾多次参观过柏孜克里克，其内部的伤残，和南疆克孜尔千佛洞一样，惨不忍睹。事实上，今日游客不仅参观的是那些模模糊糊，刀砍斧割过的伤疤壁画，还同时参观了侵略者的行为艺术。对着一块完整的美丽墙壁，举起刀子，将它们切割成块后，装入箱子，长途跋涉，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即便高高悬挂在博物馆，让人买门票来参观，其行为的内里，也有股掩藏不住的血腥。甚为好笑的是，德国博物馆的人怀疑他们珍藏的一部分吐鲁番壁画，在二战中，被俄罗斯人掠走，好像那些壁画原本就属于德国，而俄罗斯博物馆则予以斩钉截铁的否认，其壁画法定主人的姿态，和德国，并无二般。
雪中的火焰山令我惊骇，并非因其高度，而是那弯弯曲曲的刀刻皱褶，似百岁老人脸庞，姜黄底色，混杂铁锈，丝缕积雪，翩然飘落，将原始蛮力和纤细蛊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惊心动魄，又桀骜冷艳。新疆人的骨子里，有种天生的戏谑精神，善于瓦解一切崇高，他们将糖拌西红柿，戏称为“雪盖火焰山”。
突然，眼前一亮，绛红色采油机（俗称磕头机）出现，旁边是幅高大广告牌——并排站立的四个石油工人，一排硕大汉字： 我为祖国献石油。显然，和北疆托里草原一样，吐哈盆地，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工业化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