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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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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四月

作者:赵明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4678      更新:2020-01-31

 

----一篇写于17年前,非典时期的文字 

 

       今天是2003年4月27日,阳光明媚,是春天典型的样子。

       这是我独自在家禁闭的第四天,还将有漫长的11天,才能走向窗外的春天。因为4天前我从非典型肺炎疫病的流行区域北京归来。

      去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是一个夙愿。自1999年末,我在淄川电视台社教部工作,所谓的专题片作了无数个,也渐渐成为从采访写稿到剪辑制作的熟手,但只有自己明白,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凭着一种悟性在行动,很想领略一些理论上高层的东西,而这个机会在企盼了3年以后,终于来到。3月底,淄川广播电视局派我们6人(4名编辑记者、两名技术人员)去北京广播学院学习。4月8日中午,我们告别了特意赶来送行的局长和同事,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8号晚上7点55分,我们走进了北京站。这时,发现有三个和我们同车下来的旅客带着口罩,这提醒大家这几天各大媒体介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非典型性肺炎正在此处流行。但当时还是感觉这几个人有点过份,因为各媒体同时称,疫情已经减至微弱,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大可不必如此小心。

       9号报到,10号正式开课,班主任是吴风,曾作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策划,小小的个子,让人再次相信浓缩的是精华这样一句话。全班50几个同学,来自天南地北各地电视台,比较大的是上海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前者来的是两个娇小的女生,而后者来了17个学员。广东省是全国非典流行高危区,这17个人组成了一个相对危险的人群信号,难怪上海的两个上课也带着口罩,就凭这一点,大家都调侃上海人一贯的作风:带着小资味道的小心,有点自私的讲究。

       吴风讲的是电视深度报道,系统的理论和纪实片观看。多元的信息,春风化雨,滋润求知的心田。看片提问以后,便可以畅所欲言,阐述自己的一些看法,看了凤凰卫视的陈鲁豫采访台湾的徐凤美和中央台王志采访刘殊威以后,我在课堂上说了说我的看法:首先,鲁豫对徐美凤的采访根本就是失败,而王志的采访虽然面面俱到,但片子整体上也有有时偏僻的地方,比如对事件的把握只听刘殊威讲,而没有第二方的发言,这似乎使这个片子不够客观。

       我的这两次发言内容,可谓大胆,好在与老师的观点正好吻合,幸哉。

       电视画面与构图,是朱建民讲的课,这个老师44岁,在中央电视台做过6年的编导和摄像。他讲的东西很实用,特别对于摄像记者来说,可谓点拨有术,而对于我来说,也通过他的讲述头一次这么清晰的知道了轴线应用、构图多法、景深广角等摄像技艺的初步原理。朱建民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听他讲课,你会感叹他的确是个艺术人才,音乐词汇在他的课堂语汇里不断出现,一些很逗人的笑话也时有点缀,大家听得不亦乐乎。

       刘坚是个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师,他讲的电视纪实片,也带着一点另类和新潮的味道。大量的实片实景说明,带着强烈的都市调侃的味道。他讲课京腔京韵,人也长得干净而精神,阳光味道十足。他介绍了一些优秀的片子给大家看,然后就某些片断,让大家作为编导来重新设计。其中,有关于冷冶夫《胖连长》中,胖连长抽三种烟的情景分析,他的观点很令人信服。刘坚推荐大家看一部片子,叫做《北京风大吗?》,是这个学校大学生们的作业作品,整个片子,就是在采访一个问题:北京的风大吗?只是采访的人物和地点充满随意性,市民、游客、学生、参加婚礼的新郎、新娘皆是采访对象,大街上、楼道里、甚至厕所中,到处都张扬着这句问话:北京风大吗?是黑色的幽默,北京特色的多元视角。

       给我们讲课的第四位老师,名字叫陈作平。他讲课的内容是电视报道原理。这位老师学究味道十足,有理论大于实践的味道。但他的语言很有理性,充满了哲思,代表了一些品味高尚的审美者。他推荐我们看北京台的第七日:说新闻,不错的感觉。

       北京是文化丰汇的地方,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我们而言,太可贵。我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去感触每一寸环境所营造的那种千年古都的氛围和底蕴,去享受一种文化的赐予,那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吸收和咀嚼的过程,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体会更多的渐渐变成了传染性疾病“非典型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恐慌。

       21日那天,按照以往的惯例,班里组织去了慕田峪长城。因为“非典”的缘故,当时就有很多人在去和不去的问题上犹疑着。但长城那地方因为是荒山野岭,是空旷的地方,因此我们几个感觉去也无妨,何况,去北京这么多天了,就是在内蒙古饭店憋着,也乐得出去透透风。这一行40几人,包了一个大巴,也算是浩浩荡荡。但当我们站在万里长城之上时,发现除我们以外,别无人马。我不觉又想到了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名句,看来,非典造成的恐慌,使还有心思登长城的人,都成了好汉。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怀柔县,是继八达岭长城后的又一处长城游点,站在长城上,看着这是横亘自然之中的人工痕迹,又一次感知人与自然是对抗而又和谐的,那么,“非典”也是可以战胜的了?问苍茫大地,这一天何时来到?

       每天,北京“非典”患者的人数以100余人的速度递增,没课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住处看新闻。可除了了解关于“非典”的消息,大家对别的节目也毫无兴趣。从《新闻联播》到《北京新闻》,从《新闻调查》到《北京七日》,我们成为这些新闻栏目的忠实观众,王志、柴静等记者型主持人也再次被大家认同,无怪乎有时事造就英雄的说法,不仅如此,时事还让我们这些电视工作者,在这样特别的情形下,有了这样专注学习的机会。真可谓冷冷的幽默,不是吗?

       与我同住一个宿舍的有三位女士,张蕴辉和关雪静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兰天来自鞍山电视台,77年生人的关学静有一个三岁多的儿子,74年生人的张蕴辉是鄂伦春台的副总编,叫兰天的女孩子25岁,单纯、漂亮,一幅的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大家看完了新闻便一个个的给家里打电话,诉说这边的水深火热,向往家乡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夜深人静的时候,关学静在偷偷的哭泣,我想她是在想孩子。

       我的日常生活范围很小,几乎全部时间是在内蒙古饭店里上课、看书、看电视、聊天、睡觉,每天走出饭店买一份《北京晚报》成了我固放风的内容。可是我很快意识到,外面也许不如饭店里安全,街上人们多数都带着口罩,有一天我在门口超市买了条裤子回来,  老感觉心里毛毛的不踏实,对那条裤子有仇似的,洗了又洗。

       课堂上,上海两位女生的“口罩”行为,不再是大家的笑谈,并且又有三五个同学带上了口罩上课,饭厅里吃饭的人也明显减少,大家行色匆匆买上饭端回房间。更要命的是,有确凿消息称:近在咫尺的北京广播学院校园已有非典病例,据说在广院食堂里吃饭的学生已经了若残星,想想我们前两天还在那里吃得热火朝天,那种后怕真是无以言表。大家的话题,渐渐向什么时候回程转移。当然也有例外,新华社吉林分社的公雷说他不想回去,因为单位来电让他回去跑“非典”报道。我也明白,一旦回去,就会有种职业使然,他没准会冲在最前沿。

       出门在外的缘故,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我曾送礼物一样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去,当然信中都是云淡风轻,好玩好看的事情,哪里可以和八岁的孩子说“非典”疫区的沉重。信发出去几天以后,我开始后悔,真的害怕这从疫区发出的信封会成为一种不经意的污染。收到信的那天,女儿打来电话问我:妈妈,你知道吗?现在有种流行病叫“非典型肺炎”,你要小心阿!看来她还不知道,妈妈正在这个草木皆兵的地方,与大家一起惶恐不安呢。

        北京市市长辞职,卫生部部长也被免,一切迹象表明,北京不能再待下去了。

        22号,本来是上新课的时间,8点钟,我们走进教室,却没有见到新老师,见专管后勤的女老师刘老师站在讲台边,她说:广院封校了,老师已没有办法来饭店上课,大家留下地址,该走就走吧,毕业证和照片可以给大家寄回去,以后几天随机安排,大家返程就可以了。

       虽然,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还是诧异,本来大家商量,晚上给局里打电话说说这边的情景,看看是否能早点回去,没有想到局势的发展如此之快,一刻都不能再缓。

       当即立断,我们六人回到房间给局里打电话,打了几次,车局长没有接听,大家正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如何回去的话题,这时车局长的电话打过来了,她说刚才在区里开会(后来知道这个会就是关于防非典的),大家分头详细说了说这里的情况,只听车局长果断地说,回去立即开局长会,看看怎么让你们回来,不行派车接你们!这句话,当时真是我们的福音。

        随后,我们到饭店门口的药店买口罩和消毒液,没有想到口罩已经脱销,而一小瓶消毒液经卖到了28块钱,无奈也得买。好在超市里还有棉纱口罩,我们6个人,一人买了4个,共花去120元。

       车局长的电话又打过来了,她说局里已经定下来了,来车接我们,要求大家都开着手机,随时保持联系。

       在同班同学们举手无措之时,我们来自淄川广播电视局的6人,是一帮幸运儿。

       张蕴辉、关雪静他们早说要走,但是他们那边领导好像并不是很理解,最后,她们调侃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自主决定去买了24日的火车票,车厢里当然很危险,并且这几天,有关车厢里发现病例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时有所闻,所以她们对我们有专车来接,很是羡慕,时时都在商量如何最大限度的保持自身的安全,比如怎样在车厢里用消毒水、胶皮手套等等。

       临淄台的王冬庆,听说我们有车来接,便问是否可以跟回去,家乡人惺惺相惜,只要有空位,当然行。为了表示谢意吧,中午,王冬庆在餐厅订了一桌饭,还买了茅台和啤酒,注意,是茅台。大家围坐起来,我们六个加新华社的公雷,吃了一顿气氛严肃的正餐,大家都喝了酒,煞是很悲壮。最后,握手言别,相约半个月以后互通信息,报个平安。

       下午,我们便一心一意等着来车了,其间翟雪峰和马光贞忙着交涉房间、餐证、押金等诸多事宜。我和刘峰去跟老师谈学费的事,看来着急的不光我们,大家都在跟小刘老师谈,疫情毕竟是存在的客观原因,大家本不想走,是形势逼迫如此,因此希望校方有个说法,我们也好回去跟领导有个交待。最后,刘老师说,以后会有说法,可以信函联系,只要非典一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临近晚饭,李世鹏接到率车前来接我们的李泉山的电话,说是路上下雨,今天赶不到北京了,他们只好在天津住下,明早赶来再走。因为抱着走的希望太大,所以走不了的失望也太大,虽然只有一天之差,心却走的好远好累。

       23日的阳光,似乎格外灿烂,23日的内蒙古饭店成了一个我们即将离别的难友,大家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走的情绪,与对北京,对这个让我们待了这段时间的地方的留恋,形成了一个矛盾。北京,多么伟大可爱的地方,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它神武背后的弱势,这种脆弱却又令人如此揪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甚至有与这个城市共命运的侠肠义骨,但离开的向往又是这样不容置疑。我们拿起行李,戴上口罩,向着我们那个小而纯净的地方,奔驰。

       4天以后,我独自在偌大的家中,进行为期15天的隔离,这是近期从疫区回来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目前为止,我没有理由说明,我已走出了这场疫病的阴影,可我的思绪却常常再次飞回北京,那个有着深刻文化底蕴和物质基础的地方。生命是无上可贵的,每一个生命都不容侵犯,有时候,生命却脆弱得不堪一击,面对这样的情形,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地方,体会阳光温暖,春意融融,感受生活的繁琐,人情的冷暖,经历得到的快乐和失意的苦恼,遭遇人生,验证生死。

        这是2003年4月的一段经历,我们在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却体会到了远比业务学习内容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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