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园有枣树，布叶垂重阴。外虽绕棘刺，内实有赤心。----后秦•赵整
我家也有一棵枣树，刚搬进来的时候，没有。海棠树看花吃果，葡萄架乘凉品香，但是那就是我家的人，獨赏、独享、吃独食。直到那棵枣树进了我家。
提到枣树，就要提姥姥。姥姥不是我们的亲姥姥，她的女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所以她的外孙女来到我家，就成了我的妹妹。我们全家人就都随着妹妹叫她姥姥。姥姥家在北长街，虽说是烈属，过的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困难时期，姥姥的槐花馅儿饺子、榆钱馅儿饺子就是那些食物匮乏日子里的龙肝凤髓。姥姥家旁边不远是班禅驻京办事处，特别的日子里，有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景山前街三座门对面。每个人脖子上都有红布条，问姥姥他们在干嘛，姥姥说，是祈福。
我说,福要靠自己努力去得到，祈怎么祁得来呢？姥姥说，你们高高在上，怎么懂得老百姓的心思呢？我说，怎么能懂得呢？姥姥就一直摇头，看上去好像我顽不受教似的。
姥姥家有一株枣树，结的枣脆又甜，外边买不到这麽好吃的枣。我便常常去姥姥家要枣吃。有一天姥姥没有给我枣，她说，想知道百姓的心思吗？自己种树吧。于是，她从地上挖了一株小枣树，也就一尺来高，说这是大枣树的根上长出来的，带了一坨泥土，用绢子包了，告诉我怎样种。我说，这麽小，什麽时候才能吃上枣啊？姥姥说，盼着吧，老百姓的日子，就是盼着过的。
我家海棠树在东边，枣树就种在了西边。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当年，就真的结了一粒枣。此后就一直盼着，春天海棠花红艳、葡萄花招蜂引蝶、唯有枣花不张扬，一阵阵地送着甜蜜蜜的香气，那就是给我送盼头呢。枣子越结越多，每年秋天打枣就像节日，家里孩子多，枣子噼里啪啦落地，总会引来一片欢笑。我问姥姥，这就是老百姓的日子吗？姥姥还是摇头，我知道，我还是没有悟到。
枣树越长越高，枣子越结越多，很是诱人，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爬房越脊地到我家房顶上来偷枣来了，被阿姨发现，吼吼骂骂地赶跑了。爸爸听见了出来制止，说，偷几个枣不要紧，把孩子摔坏了就麻烦了。于是让阿姨用篮子装了枣，给左邻右舍送了一些，感激是自然的，偷枣的孩子却还是照样来。我说，人家不是为了吃枣，是享受“偷”的刺激感觉。爸爸还是觉得危险，我们家虽然不缺男孩子，但是爬房上树、翻墙钻洞的事，只有我这个二姐会干，所以爸爸就命令我，只要有小孩来偷枣，我必须上房保驾护偷，特别是北房房顶特别高，而且陡，不能让他们上去，必须由我爬上去摘了给他们。后来偷枣的反而少了，毕竟作为男孩子，要一个小丫头保驾护偷也没有面子，久了索然无味，就不来了。枣树为媒，我们认识了孙大妈、福子妈妈、武瑞奶奶、二哥还有傻子以及什麽什麽大爷之类的。过去，出来进去凡人不睬的我，进了胡同，竟也是一路不停打招呼；副食店进了新鲜蔬菜，也有人来按门铃兴冲冲地告知；冬储大白菜也会有人用板车拉了送到家里来，上门去谢，总是说，你们干大事的，忙，这些举手之劳，不足挂齿的；当然也免不了有人有了难处，上门求助的，家长里短地诉说，宛如平日要好的邻居，应与不应只要说清楚，也断不会生怨，但凡帮得一二，定是感激不尽，念好能念上好多年呢。
有一次哑巴的二哥找来，说是哑巴要结婚，非要用我家的枣，当时枣子还绿着呢，可是二哥说，绿的也要，因为这棵枣树吉利，而且绿的放一放也是会红的。二哥30好几了，一直不结婚，就是怕哑巴没人照顾，现在哑巴结婚了，他盼着有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二哥的盼望。
“这就是盼头吧？”我想。于是我上房去摘，选了一些大的，也只装了半篮，有些不好看，我就去姥姥家，毕竟姥姥的枣树是我们的枣树的妈妈呀！姥姥架了梯子让我去摘，她说这次不能打，必须一粒一粒地挑着摘，因为每一粒都是祝福，祝福他们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想这就应该是哑巴哥哥和他二哥最大的愿望吧。我拿了一篮子大青枣，上面盖着一个请人剪的大红的喜字，送给二哥，就这麽简单不值多少钱的东西，竟让二哥湿了眼眶，大概这里面有着哑巴和二哥对幸福的盼望吧？
文革那些年，福子妈妈、武瑞奶奶还收留过无家可归的我，武瑞教我弹吉他，说可以自我疗伤。我也会在胡同里，和那些半大小子坐在槐树下自弹自唱，后来刚刚入门，就当兵去了，没有学成吉他高手。要不然是不是我也可以成为民间吉他手呢？
要说姥姥的枣树作为纽带，把我们和邻里们拉近，我家的猫不得不提。四合院里的猫，没有树是上不了房的。虽说原来有海棠树，可是一来离房子远些，二来枝干不够坚硬，难以支撑。枣树长高了之后，猫借由枣树出入，高来高去，畅通无阻。她的公关能力出奇，每到夜晚，屋脊上一排猫头，一对对绿莹莹的眼睛，如同婴儿哭声一般的猫叫，此起彼落。开始还有人出去驱赶，但是静了不足十分钟，复又合唱起来。于是全家人都只能忍受着最难听的音乐会。如是也还罢了，终于还是闹出事来。
有一天，猫回家来，在院子里一直吐，我闻到很强烈的敌敌畏的味道，知道她是被人下了毒了，一定是她常去偷人家东西吃，才会遭此报复。我以为敌敌畏中毒，没有不死的道理，就在葡萄架下，挖了一个坑，把她放在里面，心想等她死了直接埋，免得触碰死猫。可是在坑边上等了好久，她也不死，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得我心慌，就走开了，想等她死了再说。谁知第二天起来，坑还在，猫没了。这之后，猫就开始了报仇行动，我家枣树上，今天挂上一只袜子，明天挂上一条裤衩，有时还有文胸、鞋子啥的，开始不知何故，后来发现是猫干的，她不仅有九条命，毒不死、杀不死，还小肚鸡肠会报仇。有一天，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赫赫然地高悬在树梢，这次我们不敢把它扔进垃圾箱了，因为眼镜的主人离了它，大概和瞎子也没啥区别了。再后来，树枝上会戳着一些纸张，弄下来一看，事情有点大了，那是人家写的文章，整整齐齐的硬笔楷书，写在稿纸上。那年头没有电脑，誊写稿子不易。爸爸要我们找到眼镜和稿子的主人，可是猫是高来高去、偷偷摸摸地干，我们怎么跟踪破案呢？
有一天在副食店排队买东西，看见顾大爷的孙子戴着一副破眼睛，镜片和镜腿都用胶布粘着，询问之下，得知眼镜不翼而飞了，没有钱配新的，又在赶论文，只好将就。晚上奉老爸之命，带着盗窃犯和赃物，我就去顾大爷家投案自首去了。猫把两只耳朵紧贴在脑袋上，拱起了背，发着呼噜呼噜的声音，充满了敌意。那晚，顾大爷的孙子竭尽所能讨好那猫，只是猫死也不肯吃他给的东西。顾大爷与我相谈甚欢，他用极其平淡的语气，诉说他孙子的不易和他的追求，以及全家人对他的期望。直到现在，我才体会到那高度近视的眼睛背后所承担的压力，不仅是个人的追求，还有全家人的厚望。我不知道他与别的小孩子会不会这样谈话，但是我得到这种与大人平起平坐的待遇，很觉得荣耀。
和顾大爷的孙子尽弃前嫌之后，我家的猫成了胡同里的传奇，有了一大群崇拜者，现在的话叫猫粉，不仅有猫成了她的猫粉，也有人成了猫粉。我自己也多多少少过上了百姓的日子、了解了百姓的心思，因为大妈、大婶、大爷们，都愿意和我聊他们的鸡毛蒜皮。也许就是那时，我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将心比心，也才能在多年以后，在《中国妇女报》开设了“秋明信箱”，每天阅读几十封信，每天回复妇女们的询问、和她们讨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鸡毛蒜皮或者人生大事，成了妇女们的“秋明姐姐”。
姥姥的枣树，是一座桥梁，跨越了封闭的院墙，把我变成了胡同里的孩子，变成了各种各样女人们的朋友。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