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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恋

作者:黄素琴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2899      更新:2019-09-15

 

一、难以言传


       酒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物质,从明清有关猿猴“造酒”的记录推测,其存在的时间可能比人类还要早。人类什么时候发现了酒,并开始饮食酒,已无从考知。有可考史料的是夏朝的仪狄发明了曲蘖酿酒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仪狄发明了“人造酒”。至夏朝第五代君王杜康,中国先民已经掌握了一整套人工造酒技术,完成了对自然界中酒的发现、饮用到人工酿造的过程。
       语言之于酒,显得很枯燥、很无力。《说文解字》干脆从酗酒的后果去解说:“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也许,许慎也觉得这个“说文”没有足够表达 “酒”字的物质属性,于是,又加上一句:“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其实,以上解字内容已是对酒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善与恶两个相反后果的简要论述了,论证的内容属于酒的社会属性,不是酒这种物质的本质特征。近现代字辞书编纂者,可能注意到了《说文解字》对 “酒”字所注偏重其社会属性的问题,便回归到制作酒的原料和酒所含成分方面去描述,这又让人觉得失去了酒字含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我们所读到的,无论古今注解,面对酒的特殊内涵和丰富外延,要为其定义,均有受制于词穷之憾。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酒,就是那种需要亲自品尝,才能体验到酒体悠忽之间落入人体太仓给五脏六腑带来的震颤;才能体验到酒精溶入人体血液的兴奋乃至亢奋;才能体验到人的自控力被挑战、直至丧失的快乐或痛苦过程。酒的确切定义只能在饮者的味蕾里融会、在酒精冲兑的热血中生成。
        阅读语言大师林语堂的《酒令》,优美的语言很快就会抓住你的兴趣,慢慢品读,你会有一种享受下午茶点的清新和闲适,但是,通读之后,你又会觉得那种被标题勾起的强烈期待并没有得到满足。

        “酒令”是中国人在筵宴上助兴取乐的饮酒游戏,是用来分出行令胜负予以罚酒、活跃饮酒气氛的诗词雅令或动作口诀。近几年被热捧的“中国诗词大会”雷主争夺战环节里玩的“飞花令”本来是酒令中的雅令。按明人袁宏道《觞政》里的说法,担当酒令令主的人首先要是个饮材,还必须具备精通酒令、通晓音律、酒量大三个条件;酒徒的挑选条件则有十二条之多,几乎可以说近于苛刻了,其中最难的是得到题目就能作诗题赋以及不胜酒力仍能够长夜饮宴而兴致勃勃这两条。

        对于《酒令》这个题目来说,人们的第一意象是气氛活跃、酒气浓重、酒令巧笑的场面,但大师的《酒令》并没有围绕“酒令”来做文章,甚至连酒味都不浓,有点不够切题之憾。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大师不喜欢喝酒,心中本无酒,胸中亦无酒,没有爱酒、品酒、醉酒的亲身经历和常行酒令的体验,难以无中生酒、无酒生令。 栏目编辑给不喝酒的大师出《酒令》这么个酒气冲天的题目,确实免为其难。难怪大师在写作《酒令》时,开篇就声明“实在不配谈酒”。

 

二、裹挟真相


       酿酒技术进入中国历史长河以后,酒便以流体的方式,假借文字,时而涓涓、时而澎湃的参与并记录人类社会的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很难说是人类携带了酒,还是酒裹挟了人类,但却可以确切地说,酒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走向。
       遥想远古的人们,在茫茫的森林缝隙里,围绕从大自然中攫取来的原酒,轮番传饮之后,借着酒劲,群情激昂的围猎场景, 让几千年、也许是上万年之后的我,都感应到了那种酒不在多、不在浓、不在常有,一切顺从酒神安排的满足和幸福。随着农耕社会的到来和逐步发展繁荣,酒从涓涓细流逐渐壮大成河,流入人类历史的文化长廊,浇灌出人间百态,浸泡出统治政权的兴废成败。
       酒神似乎特别眷顾刘邦这个有些地痞流氓习气的亭长,其借酒力勇斩白蛇。更借了白蛇性命让他自己蜕变成赤帝之子,举起反秦大旗,有志之士云集其麾下。鸿门宴中,他则借酒佯醉从项庄的利刃下成功逃生,否则,就不会有楚汉之争,更不会有延续四百多年、影响世界民族发展历史的大汉政权。大汉帝业奠定后,他在故乡酒足饭饱时,创作了中国诗歌史上唯一的三行诗《大风歌》,那种霸业既成的得意、那种长治久安的志向、那种不拘一格的高歌,那种直抒胸臆的畅快,作为一手遮天的封建皇朝最高统治者,唯有酒过三巡才可能有如此敞开胸怀的淋漓。对于刘邦来说,酒是功臣、是能臣,还是忠臣。这些酒助刘邦成就霸业的故事,在汉文化的传承里,通过正史而不是演义的方式流传着,对后人爱酒、敬仰酒、迷信酒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成功的文学人物塑造对酒能成事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水浒传》,施耐庵借小说的虚构手法,描写了一个在酒精作用下,赤手空拳醉打景阳冈猛虎的孤胆英雄武松。这个妇孺皆知的打虎故事,把人们导进了勇气是酒做的、酒猛于虎、酒能克虎的虚妄世界里。酒的力量正是附着在小说里浑身是酒、浑身是胆、浑身是力的虚构人物身上,渗入了广大读者的思想意识,最终模仿在日常的饮酒行为上,影响广泛并深远。
       好古奇是西晋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对酒的认识和态度上。张华《博物志》里的“千日醉”离奇故事最能说明问题。张华曾做过曹魏时历任太常博士、佐著作郎、中书郎,西晋建立后,先后拜黄门侍郎、中书令等职,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权重一时的文学和博物学家。而他却在《博物志》中叙述了一个荒诞不稽的醉酒故事。故事里讲,距西晋五、六百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刘玄石的人到中山(古中山国)酒家沽酒,酒家把“千日醉”酒卖给了他。他喝完回到家便醉了,家里人不知道他是醉酒,以为他是死了,便把他给埋葬了。酒家卖酒给刘玄石千日之后,想到他应该醒来了,就到他家去拜访,结果刘玄石的家人说刘玄石已经被埋葬三年了。酒家前去开棺看人,刘玄石正从沉醉中醒来。这个怪诞故事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张华晚一辈、同样是担任过佐著作郎的西晋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干宝,以更加优美的语言、更多的细节将其编撰收入了《搜神记》。在《搜神记》里,干宝还给这个酒家起了“狄希”的名字,增加了因墓边上的人被墓穴里醒来的刘玄石的酒气冲入鼻喉,也各醉卧了三个月的、更加荒谬的情节。此后在文学界,受“千日醉”影响的诗词文章乃至人生态度不可历数。这个故事的创作及流传,除反映人类爱猎奇特性外,也反映了古人对酒的认识程度,绝大多数古人是把酒精对人神经系统的迷醉完全看作酣睡的,把酒醉失去知觉简单看作人在正常睡眠状态的,认为喝醉了睡一觉就醒了,就算睡上千日也是可以如期醒来的。连朝廷里的高层官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对酒的认识仍然处在满足饮食欲望的层面,并无危害身体和带偏社会风气的意识。
       本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是唐人李白为自己豪饮找的借口,但用到西晋酗酒奇葩刘伶身上更加精准。在“竹林七贤”里,用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民开太平”的标准来评判,刘伶哪一条都没有。刘伶几乎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文章和政绩,千古酒徒刘伶却因爱酒成名、被尊为醉侯,其声称以酒为名,热爱酒到了“为酒是务”的地步。如果说刘伶的《酒德颂》是对酒爱到海枯石烂的表白,那么他让仆人扛锄跟随他去喝酒,嘱喝死即淹埋的疯狂则已是爱到视死如归的程度了。依文史资料分析,刘伶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不同,不愿意为晋朝服务而参加了“竹林七贤”,喝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世、为了自由、为了避免当朝者的迫害,然而,酒有使人上瘾的特性,即使后来有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严重酒精依赖的刘伶,已经不可能靠个人意志戒掉酒瘾了,酒精控制了他的感情和生活,到达宁为酒死、死得其乐的无可挽救程度。刘伶对酒的痴狂,给乱云飞度的晋朝带来了极其消极颓废的影响。唐人傅奕比刘伶更不堪,为赶走医生,继续酗酒,向医生递交了自拟的墓志铭,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呜呼就呜呼吧,也不知道有多少后人曾为他以及将为他的呜呼而无语。
       在医学健康知识尚在蒙昧状态的远古和中古,被酒精摧残最为严重的无疑是统治权贵阶层,第二大群体便是文学艺术家了。这从杜甫《饮中八仙歌》可见一斑。在这个群体里,尽管当事的文学艺术家还不可能知道“兴奋剂”这个词,而实际上,他们早已把酒当作催生创作灵感的“兴奋剂”了,一些人甚至运用到了几乎无酒不书的程度,盛唐诗人李白便是当仁不让的典型代表。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是酒文化的巅峰,是诗酒结合的恣意汪洋。李白流传下来的一千多首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写饮酒的。无论是煽动豪饮的《将进酒》,还是《月下独酌》的孤寂独白,都表达了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嗜酒情怀。《襄阳歌》“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生死”就更深的陷入了酒的泥淖。如果民间流传的李白因醉下河捉鱼被淹死属实,不知道他是否有过“一诗成谶”的预感。
       不仅李白自己常以酒为诗,诗圣杜甫又以诗的方式,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把李白喝酒的量与写作诗歌的数量作了成正比的夸张描写。有诗仙、诗圣脍炙人口的诗歌搭载,诗的传播空间也成了酒的传播空间,诗流传的年华也是酒的广告历史。在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由于大伽们对酒的嗜好,酒成了创作的动力和达到艺术高峰的“兴奋剂”。据传大画家郑板桥、吴道子、黄公望都到了不醉不画的地步,书法家王羲之则是不醉就达不到“遒媚劲健”的艺术高度(我认同书法是艺术的观点)。正是这些文人艺术家独特的嗜酒行为及其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构成了酒文化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渲染、夸大了酒在文化艺术领域神乎其神的作用。酒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关系,也是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范畴,酒催生了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又反过来传播了酒,包括历史长河中一些酗酒的文化糟粕。
       其实,对于酒精依赖患者来说,酒不只是贵重的饮品,而是一种药,一种缓解酒瘾的药,和现代毒瘾要用毒品来缓解的情形是相同的。未必这些诗人艺术家对自己身陷酒精依赖无法自拔的情形没有些许认识,只是一方面病酒成瘾,不喝酒精神就会出现萎靡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风气的助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酗酒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社会大环境则是古代农业生产不够发达,一些时期战争频仍,粮食常常紧缺,普通百姓不可能随意喝到酒,酒为“难得之货“,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才喝得起酒、才有酒喝,酒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喝得起酒又有酒喝的文人艺术家,无疑是社会的追慕对象,其酗酒行为就像现代的影视明星一样令社会效尤。文人艺术家还在酒桌筵席上,常常以行酒令的方式即席创作诗歌词赋,展示的雅致和才气,极令人仰慕。社会的追捧又反过来让文人艺术家更为自得其乐,助长了他们以酒为荣、以酒取乐的自豪感。为酒殉情的想法和行为也是由爱酒到嗜酒到酒精依赖的逐步发展、逐渐沦陷过程。这与男女之间的情爱思恋下,尾生为践约宁愿抱柱被水淹没至死,祝英台为追寻梁山伯扒开坟墓自赴黄泉,是一样的殉情,只不过酒徒殉的是酒这种特殊的物质,而尾生和英台殉的是特定的人。
       习惯于酒精刺激后的应激反应才能产生精神兴奋、情绪高涨,从而获得创作灵感的现象,多发生在诗词绘画书法等形象艺术领域,少发生在需要深入思考才能得出结论的抽象思维领域。形象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酒精刺激,与从美色、风景、文牍中获取灵感的逻辑是相同的,只是“药引”不一样。传统中医在开处方时,为了让药力更好的吸收并发挥作用,包括对服药期间肠胃环境、食物成份等,保证药物成分能够不被稀释或者中和或者冲突,常常会以“药引”的形式将一些特殊的食物先派往人体消化系统“打前站”。对于那些用酒激发创作灵感的文学艺术家来说,酒的作用和“药引”等同。事实上,以酒为“药引”的文学艺术家,其捕捉创作灵感的时间点也不是要等到喝至酣醉,而是在半醉半醒的兴奋又放松状态。到达烂醉程度的人,大脑神经几乎或完全被麻醉,对自身的行为都失去了控制力,甚至可能失去了知觉,那就不可能有创作行为了。从这个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有关饮酒的情景和场面,一定有许多是夸大其词的、不真实的描写,而往往又是这些虚假的、浮夸的描写,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误读。
       在文学艺术界,是有不少文学艺术家存在各种创作怪癖的,有嗜茶、嗜咖啡的,还有创作时嗜闻烂苹果味道的,为了进入创作最佳状态,文学艺术家们各出奇招,各有方式,各得其极。不过,罗列的这些创作怪癖都不会像酒那样对人的健康产生那么大的危害,以酒为“药引”意味着已经造成酒精依赖。因此,并不是所有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都必须是酒徒,事实上,也有很多著名文学艺术家没有什么特殊爱好或者怪癖的。

 

三、柔美双刃剑


       尚不知道中医药最初是从何种角度发现酒的药用价值的,可以肯定的是,酒进入中药处方初时,是以加快血液循环、散寒驱邪、消肿止痛等升阳扶正为用药目的的。医用药酒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被使用,《汉书•食货志》有“酒,百药之长”的记载。由于酒的迅速溶解特性,酒在处方中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用于溶解其它药物,把其它药物的成份带到血液中去,并助力药物发挥药力。药酒发展到近现代,已经被一些人当作万应良药去使用。目前,有处方名目的药酒就有上千种。一些药酒甚至被夸大到包治百病的良药来推销。极为有趣的是,在民间流传的戒酒便方中,用的也是药酒,在酒里添加一些人们认为喝下去会让人反胃的浸泡物,想象患者喝了这些难以下咽的酒就不再想喝酒了。如麻雀屎泡酒、黄鳝鱼泡酒、腊鼠头研末泡酒等等。以药酒戒酒虽然很荒谬,几乎不可能有成功率,却恰恰佐证了酒精依赖患者戒酒的极大难度。
       随着人们对酒的药用价值的认识,很不幸的是酒既被用来治病又被用去至病,直至杀人于无形。容易理解的是酒既为药就有用药剂量的标准。一味药物,一旦超过治病的剂量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说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酒。酒在药用时,超过人体所能承受或者治疗疾病所需要的酒量,酒的作用就会由量的积聚过度到质的变化,就在趋向至病的一端。古汉语早就有“病酒”这个词,即被酒罗致生病。病酒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严格来讲,醉酒已是病,酗酒是病得不轻了。像刘伶、李白们的病酒,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是不可能再康复到正常人的无酒饮食状态下生存的。东汉神医华佗正是在一次偶然的深度醉酒后,发现过量喝酒可以让人由兴奋变为麻痹,最后失去知觉、没有痛感,从而发明了手术用的麻醉剂“麻沸散”。
       毒酒则是把酒从治病救人反向使用到了杀人性命的另一极端。古代的中国,无论宫廷、战场、还是民间,将杀人毒药添加到酒里,使美味的酒变成至命毒酒的刑事案件不鲜见。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想要处死沾亲带故的身边人,最简单、最保密的方法就是使用毒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明或暗的赐一杯酒,一条鲜活的生命顷刻之间就在人间消失了。毒酒中,毒性最强的当属鸩酒。东汉霍谞为救舅父,申辩说如果宋光私自删改朝廷诏书,就等于“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大将军梁商被这个比喻说服了,认为霍谞的申辩合情有理,便上奏汉顺帝无罪释放了被诬告的宋光。可见,这鸩酒的威力即使是打个比喻也能让人幡然醒悟、冤案洗白。
       纵观历史,纵酒造成“病酒”的反面教案也是赫然的写在历史册页上、以期鉴往知来警醒人们的。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以及取代夏朝建立的商朝最后一个皇帝商纣王,都因沉湎于酒,建酒池、造肉林纵饮靡乐而丧失了民心和战斗力,最终导致政息人亡。商朝沉湎于酒的风气累及了整个贵族阶层的身体健康,不仅酒精积聚对贵族阶层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长期使用含锡的青铜酒具也造成了慢性中毒,致使商朝后期朝纲混乱、军事力量下降。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在其中则充当了剥夺权力的媒介。宋太祖赵匡胤在酒酣耳热之际解除了开国将领的军权,让开国元勋们回家“多置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就这样削弱了宋朝军力,使宋政权在文化、经济十分繁荣的背景下,无力解决边患问题,最后被文明程度逊色得多的元朝取代。
       对于个人来说,嗜酒醉酒的最大代价、也是终极代价就是丧命。公元前2043年,夏朝国都发生了日全食,因远古人们对天体运行规律还没有科学的认识,认为日食发生的责任是主管天文的羲氏与主管历法的和氏沉湎于酒、玩忽职守耽误工作的后果。日全食发生时,羲和氏两人确还在沉醉中,于是,夏帝仲康命令胤马把羲和氏两人杀头治罪了。三国时期蜀国猛将张飞,如果不是因酣醉不醒,他的下属也不可能有胆量、有机会把他谋害掉。然而,当酒宴进行到“宾既醉止,载号载呶”的高涨气氛时,喝醉不行,不喝醉也是不行的。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重用诸吕,迫害刘氏宗亲。一日吕后摆筵,让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监酒官),刘章以其是将门之子为由,请求以军法监督筵席喝酒,喝至酣处,刘章不仅假借酒意高唱了一曲影射铲除诸吕乱权的《深耕歌》,还现场以军法处置了一位不胜酒力,意欲逃离酒席的吕氏家庭成员,大大震慑了吕后和诸吕,挽救了刘氏西汉政权。
       在众多嗜酒的文人艺术家中,陶渊明应该是意识到影响后代智力的第一人。晚年的陶渊明从几个儿子的智力低下总结到喝酒可能对后代的智商造成了影响,他说:“后代鲁钝,盖缘于杯中物所害”。可惜为时已晚。也有人研究发现,刘伶、李白、李商隐等等嗜酒文人的后代智力也都不高、有些还极其平庸。研究还发现嗜酒的文人艺术家里,寿命高的也不多。

 

四、亘古纠葛


       酒的两重性从人造酒的诞出开始,夏禹就认识到了,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战国策•魏策二》记载:“帝女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段记载说明夏禹的女儿在令仪狄作酒之前,是喝过至少也是了解过酒的,并且认为酒是一种美好的饮品才会介绍给她的父皇夏禹。夏禹帝饮食之后也认为是甘旨之美食,或许还是因为好喝就喝多了,经历了一次酣醉,如此圣人夏禹即对酒能怡人也会醉人的本质有了足够的认识,没有被美酒所诱惑,而是主动疏远善于酿酒的仪狄,不再喝酒。更厉害的还在于他透彻地看到在酒的诱惑中,人性是非常脆弱的,他预言,后世一定会有因贪恋美酒导致国家灭亡的统治者。夏禹预言的正确性在他亲手建立的国家、他自己的后代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夏桀,以及商朝最后一个皇帝商纣就得到了验证。西周的周公旦在亲眼目睹商朝后期被酒池肉林所害、亲自指挥灭商战争取胜之后,认真总结了商纣亡国的教训,发布了《酒诰》。告示臣民说:上天降下惩罚,因为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丧失了道德,导致这个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臣民酗酒。那些大小诸侯国的灭亡,也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告诫臣民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和赡养孝敬父母时,才可以饮酒,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禁酒令,距今已有三千多年。
       说到禁酒,不喝也是醉了。历史上的所有禁酒令都没能完全禁绝饮酒,无论是不禁绝的还是禁绝的禁酒令。这似乎证明人类自从有了酒之后就无法再摆脱酒的纠缠了。
       《酒诰》虽然是统治者汲取夏商亡于酒色的教训颁布的,但其最大的特点不是禁,而是仍然把酒奉为珍馐美馔、奉为“百礼之首”。周公旦通过这个政令奠定了酒在国祭中的圭壁,使人和神乃至鬼,都来共享一杯酒。所以,西周发布《酒诰》的目的不是不让人们喝酒,而是要求人们有节制的饮食,强调不要无事喝酒、不要喝醉酒;强调“德将不醉”,即在道德行为规范内饮食,在不该饮酒的时候饮酒或者没有控制好量饮酒至醉即为失德。酒礼也成为周礼治国礼仪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了控制饮酒活动在道德规范内进行,还设立了监督饮酒活动的酒吏。在西周的很长一段历史里,酒确实被约束在周礼中进行饮食,社会风气一度得到把控。
       随着西周礼制的确立,酒在祭祀仪式中的供品地位也得到确立,并逐步的由国祭延伸到了家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无疑是最为严肃、最为恭敬的仪式,但是,细思无酒不祭的礼制则让人忍不住的萌生出喜感来。有些家庭的清明祭祀活动,明知其祖上几代人,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人,都是滴酒不沾的,他们却仍然要非常考究的在祭台、在坟前摆上酒。鬼神不会说话,供品中的酒完全是祭祀者遵从传统礼俗摆上祭台的。祭台上的供酒实际上是祭祀者祈求鬼神和祖先护佑自己的“投名状”。那么,问题来了,万一所祭对象并不喜欢酒(包括大多数女性神祉和先祖),可能会因祭品不合意而得罪被祭者,从而使得祭祀活动与祭愿相违;也可能因供酒过盛被祭者贪杯酣醉忘了祭祀者所托之事。总之,无酒不祭、无酒不宴都是人类被酒掳获的更深、更广程度的证据。至今,“请酒”、“做酒”、“摆酒”仍是结婚、生子、晋升、置业等等喜庆的代名词。可见酒对人类社会的所有吉凶仪式无幸免的进行了入侵。
       周以后的秦汉,禁酒的重点则是防止聚众饮酒,防止酒后乱性影响社会稳定。刘邦建国不久就借酒礼恢复了周礼,在一帮大老粗朝臣中,启用了一小帮儒生,通过规范包括酒礼在内的朝庭礼仪,分出了君臣的高低贵贱,树立了皇权的威仪。
       历史上所有禁酒的理由无非是酒使人上瘾,容易导致统治阶层精神萎靡,荒废朝政或者酿酒耗费大量粮食,容易引发民怨。统治者还总结到,在民间,由于酒的刺激作用,也容易聚众闹事,引发群体性治安案件,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往往以酒为媒呼朋唤友图谋推翻现有统治者。古人因对人体系统和疾病的认识仍处在蒙昧期,还认识不到长期的过量饮酒对人们身体健康及寿命造成的急慢性危害,因此,封建皇朝的所有禁酒令都不是出于保护臣民的身体而发布的,而作为能够喝得起酒又有酒瘾的个人,其在对酒危害健康的警惕性几乎没有的情况下,无疑给禁酒令的实行带来了本能的阻力。
       东汉末年,写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专权者曹操,因考虑时值战乱和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破坏,民众饥荒无食,上凑汉献帝发布了禁酒令,禁止朝野饮酒作乐。然而,曹操的禁洒令不但没有实现禁绝的目标,甚至还遭到四岁就能让梨的当世道德模范孔融的反驳。孔融置禁令于不顾,照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还把祖宗抬出来纵论“酒之为德久矣”。但我认为,孔融的论据“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斛,无以堪上圣”,也可能类似于其讥讽曹丕私娶袁熙妻子甄氏,为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了周公一样,是他自己想当然而已。很显然,尧的时代比禹要早得多,发明曲蘖酿酒术的仪狄是夏禹时代的人,尧帝不可能有“千钟”酒量建太平,况且,要是尧帝喝的是自然界发孝的原酒,不仅没有“千钟”的量,酒的度数也极低。孔融与曹操论酒后不久,这个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第19世孙、一代名儒的全家老少即被曹操以不孝之名斩杀。
        曹操的儿子曹植本有大才,深得其父曹操宠爱,曹操曾一度想立其为皇嗣,但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困于樊城,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派遣他去援救曹仁,结果出征时曹植仍处于“醉不能受命”的状态。此后曹植就获得曹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评价,并完全放弃了立其为嗣的想法。可惜的是,曹植是支持和积极响应其父曹操禁酒的,其对不节制饮酒的危害认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算得上足够的,他的《酒赋》历数了酗酒的种种弊端,并明确指出“此(酒)乃淫荒之源”、“ 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一语不能践,万倦徒空虚”。曹植还是由于自控力差或病酒过于严重,仍然屡因酗酒生事,也终因酗酒自毁前程,盛年抑郁而死。
        同时代的刘备、吕布都曾经有过禁酒措施,这说明东汉末年社会的嗜酒之风已经非常严重,禁酒成了几大军阀的共识。但他们的禁酒令都遭到了士大夫或明或暗的抵触,酒在三国的历史洪流中仍然滔滔流向东晋,冲刷堆积起突兀的“竹林七贤”。

 

五、安得一服清凉散


       古人认为,酒是粮食的精华,喝酒等于进补。加上酒对血液、神经的刺激性、兴奋性特点,酒不仅拥有粮食和蛋禽肉类满足人们果腹食欲的愿望,最为重要的还是酒被人们赋于了社会性和政治性特征。几千年来,人们面对集合着善与恶、吉与凶又具备可口甘美诱惑力的酒,对饮酒活动进行了约礼,希冀通过约礼来约束人们适度饮酒,只趋酒之利而避酒之害,只就酒之好而弃酒之恶,实现酒与政治、与文化、与社会相维护、相促进的理想状态。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当饮酒的适度被严重破坏时,则通过禁酒措施来矫枉。
        从《周礼》和《礼记》可以看到,酒礼是国礼的组成部份。《周礼•天官冢宰》开篇明意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其中,设酒正、酒人职位,配备四百多人的酒吏队伍。西周繁琐的酒礼就是由这个膨大的酒政队伍执行落实的。《礼记•乡饮酒义》则将酒礼细化到了各个环节,甚至在酒器和酒水的摆放上,都有煞费苦心的礼教安排。如反复强调“尊有玄酒(清水)”不是用来喝的,而是对酒源于水的尊重,目的是教育民众不要忘本。最具积极意义的还在于把乡饮作为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贯彻到社会基层的重要措施来执行。“乡饮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由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这段文字明确告诉人们,乡饮酒礼是用来规范社会基层治理秩序的根本政教。《乡饮酒义》的目的是使每个参加酒宴的人,都亲身经历酒礼的仪式,以饮酒同乐的形式,实现对民众的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道德教化。在饮酒时间的控制上,也强调要“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
       如果说饮酒的目的、次数和程序是组成酒礼的框架,那么对饮酒量的约束,则是酒礼的核心所在。“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这是《礼记•玉藻》提倡的、西周至汉统治者定义的“君子之饮”,以君子饮酒不过三杯的定量来保证在饮酒活动中不至失言、不至失态,过三杯即视为违礼。不服从酒官监酒酒令,随心所欲狂饮或不饮,也视为违礼。《论语》虽然对酒没有提出可以饮多少杯酒的具体数量,但“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讲量不得超过自身能够保持不失礼的程度,不至于因多喝了酒导致失德、因多喝了酒导致误事。孟子对喝酒所持的态度则更加严格有度。《孟子•梁惠王下》干脆利落的下了“乐酒无厌谓之亡”的结论。《离娄上》又比喻说“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把“强酒”和“不仁”划上了等号。《离娄下》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归为五类不孝行为之一。
       回顾人类与酒爱恨缠绕的历史,虽然我们有三千多年的尚饮风气,但从西周建立酒礼开始,酗酒就被定为失礼行为,礼饮仍然是大多数朝代主流社会的正教思想。到了近代,酗酒不仅会遭人讥笑,还会被认为是堕落和人格软弱的表征。如果是公众人物被暴酗酒,那么其形象将大打节扣。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有文学家在杂志上发表一幅“鲁迅与酒”的漫画,画中的鲁迅先生躲在一个大酒缸后面,以此讽刺他爱喝酒。鲁迅先生不得不公开辟谣“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并且他多次和其时还是恋人的许广平及友人萧军、萧红辩白说已经不怎么喝酒了。这说明近代社会已经对社会公知有了礼饮的普世德行标准,公知本人也很顾忌被社会看作酗酒酒徒的。
       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农耕方式的变革及农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成就,粮食及果品生产富足,酒业空前发展。酒已经和粮食、和蛋禽、和各种肉类一样,成为滋养人类的日常餐饮品,酒足饭饱是人们日常餐饮的常态,酒的普及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包括一些名贵酒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酒的销量大增,酒进入了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销售模式,酒为某些集团或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养活着一批企业、一批人,还有更多与酒有关的产业链。酒业已经是许多人、许多组织谋生的工具。酒业利益链条上的共同体都在绞尽脑汁动员人们来喝酒。在以攫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营销专业运作下,酒被各种媒体广泛广告,从珍贵的饮品成为普通饮料,更加促进了造酒业、销售业、解酒业的繁荣。中国强大的酒类消费市场也招徕了世界酿酒大国的青睐,前不久,欧洲某国元首甚至在外交舞台上郑重其事地向中国推销他们的红酒。
       无疑,当今已是酒的盛世时代,因酒业的繁荣、造酒技术的普及以及酒(乙醇)在医疗行业和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全面禁酒不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上形成的酒政和酒礼也大多失去了实行的可能性。人们在猎猎酒旗的围攻下,曾一度呈现“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的境况,因过渡饮酒引起的疾病问题也日益突出。近些年来,虽然吃喝之风得到整治、驾驶等特殊行业也被禁酒,然而,除此之外的社会饮酒群体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约束,饮酒之风仍然盛行。
        人非含酒而生,也非生而爱喝酒。从小童第一次喝酒感觉辣而产生的不适表情可以证明,酒是人的味蕾发育成熟后,在家庭及生活工作环境影响下,经过多次尝试才会接纳乃至喜欢饮酒的。社会风气、文化熏陶、家庭环境是构成社会群体嗜酒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职场和社交圈中的社会人,欲举座皆饮我不沾,众人皆醉我独清,不仅可能失去许多相聚的快乐,也可能失去许多朋友和进取的机会。妥善处理人与酒的关系,也成了考验现代人智商和情商、意志和毅力的人生考题。在这场缺乏监考老师的漫长考试中,要保障不跌入酒的泥淖,首先就要对酒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只有在认识酒对人体和人的活动,带来正面的、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同样程度的认识到酒可能会给人体及人的活动造成负面的损毁作用,可能会减损人的志向、致人于精神堕落,甚至蒙敝人的智慧、消蚀人的意志。只有全面认识酒的正负两面性,才有可能对酒保持必要的警惕,在饮酒活动时,才会有清醒的适度意识和适度自觉性,才会有意识的发挥自控力,保证做到适度饮酒的礼仪。有人对世界名人与酒的关系进行了总结,结果发现世界伟人和独裁者都不酗酒,有的甚至滴酒不沾。为什么伟人和独裁者都有不酗酒、甚至滴酒不沾的共同特点?史料告诉我们,无论是伟人还是独裁者,对酒可能带来的恶果都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用坚强的意志抵抗住了美酒的诱惑,不因喝酒影响其远大的人生目标追求。
        对于已经出现酒精依赖的患者来说,更需要意志和自制力。相信不会有人自甘堕落成为酒徒,可能更多的是对酒精中毒后出现的酒精依赖不适感、无力感的原因认识不清或者认识到了而难以克制。从历史上酒精依赖患者的行为可以看到,期望严重酒精中毒、酒精依赖患者速成戒掉酒瘾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不可行的。北宋苏东坡是一位在豪饮中觉醒的大家,他因一生遭遇挫折,曾是个好饮、豪饮大家,但到了晚年,他在《养生》中说:“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对于酒精依赖患者来说,苏东坡的节饮法也许是最可行的、最有效的控制酒精中毒程度的最好方法。苏东坡虽然遭受贬谪20年,但其活过了寿年,享年六十六岁,也许与其晚年的节饮不无关系。三国时期邴原戒酒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据《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记载,邴原怕喝酒荒废学业,从原来很能喝酒到出门游学时八九年间酒不沾口,终于在学成告别老师同学时放开顾虑喝了一天都没醉。
       家是人们梦想启航的出发地,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是不可替代的。在对待酒的态度、参与饮酒活动以及实施戒酒问题上,家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责任心强的人比家庭观念淡薄的人成为酒精依赖患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良好的家教家风对于抵御美酒的诱惑也有着天然的屏障作用;温暖有爱的家庭对于实施节饮或戒酒更有保障。通过家庭成员持之以恒的爱护和帮助,促使酒精依赖患者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是任何戒酒方法都无法替代的。
       酒作为一种至瘾物质,在《国际禁毒公约》中,与烟和毒品并列为“有依赖性特性”的物品。防止过量饮酒、预防至瘾酗酒是一个古往今来的话题,也是人类生生不已的命题。早在明朝时陈继儒就曾高喊“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今天、明天乃至后天,这句呐喊都将会在人们的耳边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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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敏(2019-09-16 10:31:20)
唯有饮者留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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