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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子声里的“母亲叙事”

作者:文剑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957      更新:2019-09-04

      《母亲叙事》是命运的故事,年仅10岁的“母亲”在两个哥哥先后饿死,而死亡魔爪已伸向即将饿毙的三哥时主动提出卖自己来救家人。至此,远离家乡的“母亲”历经生死与磨砺,在旧社会,开始了为讨生活而不断迁徙漂泊的求生之旅。当然,不识字的“母亲”正是在这场与命运展开的“拉锯战”中渐趋明白尊严与使命之于一个人的意义,所以,它又是超越命运故事的,它立足人生苦难与生活窘迫而镌写出一种生命在“负重前行”的同时所体现出的高贵与坚韧品质来,故此,在这部作品宏阔而丰厚的历史与时代叙事背景下,“母亲与叙事”的另一重境地在悄然开启。

      “母亲”的诸种遭遇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人们所直面的生存现实,作家没有控诉与指责,他在一种理性的历史主义视野中,将“母亲”的上述种种推为远景,化为整个故事的“引子”,抛砖引玉般地描摹出“母亲”传奇的心路镌影,让作品有了思想高度和开阔的创作视阈。

       其实,是坠子艺术使作品跳脱开家族与个人化的局限,让“母亲”与坠子结合,让人看到“母亲”这位坠子名角艰辛又令人敬仰的从艺道路。以“母亲”为代表的一批坠子名家对坠子艺术背后的道义之问询与践行,是对“民族的根脉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潜移默化地维系。至此,坠子成为一条多情的丝带,串联起历史的、人文的、草根的,也是诗意的“母亲”叙事,让作品丰盈饱满而动人心魄。

       当10岁的“母亲”被人贩子带到西安六合茶社时,这位即将改名为赵翠婷的“母亲”可能还不知道,命运这双粗粝的大手会将她推送到何处。她似乎从穷苦之地走到了另一处穷苦之地。买走他的“爷爷”,这位河南杞县说唱坠子的名角在妻儿饿死后,一路乞讨逃到西安。他掏出10块大洋买“母亲”的勇气出于慈悲,他心中的坠子情深可能也是结缘“母亲”的重要因素,由此,这对亦师徒、亦父女的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情感交集。

       娱乐消遣的坠子戏在这对父女身上衍化为生存的渴望与艺教的延伸,他们让听众在人性美的说唱中,不自觉地构建起了素朴的道德观念。抑或说,河南坠子处身“江湖”而心怀“庙堂”,这也是中国民间戏剧的不朽魅力与精髓所在。千百年来,这些民间艺人或艺术家在社会底层直面物质生存压力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技艺与“载道”的关系,他们的一句唱词、一个眼神或是一声长叹,也往往饱含着对美善最为形象、最为生动的注解与诠释。

       传统戏剧行当中讲究师承,技艺是口耳相传的,师傅对弟子是耳提面命、动辄惩罚,“爷爷”对“母亲”,甚至后来从河南单城逃荒来西安并与“爷爷”结合的坠子名角王志华,夫妻二人对“母亲”授艺的严苛、“母亲”学艺的刻苦可见一斑。“母亲”的进步是惊人的,学艺仅一年多,她就能独自说唱坠子戏了,到十四五岁时,她的说唱越发纯熟。

       可是,世事与生活赐予了“母亲”另一向度的人生际遇,伴随她坠子技艺的老到圆熟,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并与作品对接,让其直接参与了新旧交替的社会化进程与决定家族命运流向的历时性社会大事件,大变革时代下,作家将“母亲”的艺事、家事与国事熔于一炉、互为表里,以家事揽照国事,以坠子戏把脉时代气象,从而构筑起了家族群像的精神世界,让作品有了丰沛的人文价值与纵向的历史景深。

       坠子为媒,当年,23岁的“父亲”谢式勋是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李文的随从侍卫,这位帅气的年轻军官是听戏邂逅“母亲”的,机缘于一次终南山匪盗抢夺“母亲”的凶险事件,有惊无险的匪患事件促成“父亲”和“母亲”的婚事,从此,“母亲”甚至是全家人的命运与作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的前途结合了起来。

       婚后的“母亲”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不知厌倦地把忠义的故事一遍遍一次次说唱,而“父亲”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这种忠与义。1948年,蒋介石电令李文要求其大部队返北平,婚后3个月的“父亲”撇下怀有身孕的“母亲”北上。第二年“父亲”才回来,此时,大哥已出生,这一年,“父亲”被任命为李文侍从副官,这一年,平津战役打响,北平和平解放。李文部被迫由陕入川,有家室的“父亲”可以继续在西安生活,但是不忍抛弃李文的“父亲”带上全家,扯着尚在襁褓里的“大哥”一同前往。

       李文部逃亡成都是贯彻蒋介石的誓死坚守、杀身成仁的指示,而“母亲”坠子戏里说唱的山河与故园情结,描摹的人性美好等定会激荡李文及部下,坠子戏讴吟的美正是战争恶的对立面,这或许是李文最终接受解放军改编的情感触动点。

     “母亲”第三次迁徙是满怀喜悦的使命之行。在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中,各个行业精英在向西部涌动,“京剧名家李丽英、豫剧名家陈素贞,早已唱红兰州城的黄河两岸”,而“母亲”带着令人骄傲的坠子戏向兰州走来,这是她的福地,“母亲”艺术家的身份正是在兰州得以确立,“母亲至此,完成了她在自己人生历史上的定位”。

       母亲可以说开了坠子书之于西北尤其是兰州一带的先河。可惜,回老家探亲一去不返的琴师于圆德令“母亲”无奈地停了坠子戏的说唱,并让产后的她因这份遗憾而落下病痛,加之靠苦力讨活,“父亲”养家困难的事实,在兰州市文联、文工团和兰州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的多次登门挽留下,铁了心的“母亲”只能含泪告别兰州,这方见证了她艺术登峰造极的热土,经历了生命中的第四次迁徙,去了陕西蓝田,后又举家迁徙至“父亲”老家河南温县。

       生活造就并考验着“母亲”,生活地域和场景的变化没有改变“母亲”捍卫并发扬坠子的初衷。兰州的演出环境与温县的乡野田地自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不管为谁唱、在哪里唱,“母亲”都要让人们听到最正宗地道的坠子,无关乎地位、名利,只关乎一门曲艺的荣耀,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母亲”的纯粹。

       作家的笔墨同样观照到底层的各类艺人形象,这些艺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不宽裕,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是那样的充沛,他们沧桑朴陋如大地,坚守着人之初的本善,又通过艺术将这份本善延展,演绎为对民众最基本的道义启蒙。看的是戏,听的是曲,感悟的是境界。这部作品有令人心动的艺术与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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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2019-09-04 16:25:16)
评论文字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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