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说起叫门，在我老家是忌讳这样说的。但是，忌讳归忌讳，有时还必须这样说。
在鲁北平原，有这样一个风俗：某人谁家的老人去世以后，出殡的当天夜里，孝子要带着与老人年龄齐数的饺子，子夜时分到墓地，供上饺子后，围着坟头，正转三圈儿，倒转三圈儿，喊上一声爹，或者叫上一声娘，嘴里还要念念有词，意思是死去的老人起来“吃饭”。 这个风俗，就是“叫门”。至于这个风俗，其他地方有没有，我查了下百度，也只有孔尚任在《桃花扇》、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中出现过两次。由此看来，这个风俗在其他地方，也是大同小异，想必也是忌讳的。
在我老家，这个风俗曾经中断过，而之所以中断，缘于一个叫“大桂子”的人。尽管这个人已经死了很多年，我没见过。
大桂子是个老光棍。确切地说，是上了年纪之后才“棍”的。听村里的老人说，大桂子不是本村人，而是他娘“托油瓶”带来的。因了这样的家境，他二十好几岁都没能娶上媳妇。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不，还没到三十年，东西就逆转了。有这么一年，也不知他的哪家坟头冒了青烟儿，他在村里当上了什么长，不但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且还得了个儿，一时风光的很。然而，萧敷艾荣终归还是草。做的事儿也是“蒿”。有那么一段日子，他说叫门是什么残毒，非要根除。于是，半夜三更跑到坟地里，蹲在野蒿里，专等人家来喊爹叫娘，而他的那句阴森森的“俺这就起来穿衣服”，吓跑了胆儿大的，吓傻了胆儿小的，害得人家得了场大病。不过，得病的人没死，他儿子死了；不但他儿子死了，他老婆后来也死了……还好，我们村有十多年没有叫门的，算是遂了他的愿。
父亲去世那年，是一个春天。出殡的那天晚上，母亲哭着包上52个水饺，临近午夜把我叫醒，说是让我去叫门，我这才知道，原来叫门也是一种风俗。后来我看书知道了，历代君王为政，“必先究风俗”，体察民情时也是必“观风俗”。而且，风俗也是传统，早已在乡人的头脑中，不知不觉地根深蒂固了，若要动其根基，如同逆风行舟，就是“冀将来有万一之希望”，恐怕也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落不到地儿上。
时辰到了，我要去叫门。按照风俗，叫门也要烧黄表纸的。黄表纸，也叫火纸，因了它的质地金黄，像黄金，现在的人们便把它用来祭亲、祀祖、敬神。于是，我拿上了一刀，母亲也把煮好的水饺盛到了瓦罐，硬着头皮出了村，向义地走去。
所谓义地，其实就是村里的公共墓地。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只要死了，都埋在那里，但平时少有人去，倒是野蒿长的旺，高过了坟头。
那晚，月儿上弦，星星有些冷。父亲的坟墓是一方矮矮的黄土，不用看就知道，封土隆起的仓促。而一顶花圈的残骸，斜斜地插在了坟头。恍惚的印象中，花圈是城里的表叔送的，上面缀满了花儿，五颜六色的，比年根集上的花儿好看多了，但现在只剩下了竹骸。花儿，都让孩子们揪回了家。这也难怪，那个时候的花圈，在乡下还是十分稀罕的物件，只是花圈还有竹骸，而父亲只有骨灰，没有骨骸。
星夜风中，弦月有些朦胧，按母亲的传授，我把瓦罐供在父亲的坟头围着那堆黄土，正转一圈儿，跺跺脚，喊上一句。倒转一圈儿，跺跺脚，再喊一句。六圈儿还没转下来，已泣不成声，把那句“爹，太阳快要出来了，起来吃饭吧”， 哽咽的加上许多标点符号。转完了圈儿，跺完了脚，烧了那刀火纸，又磕上三个头，我随地坐下，从瓦罐里捞出水饺，一边吃，一边胡思乱想地抱怨：也不知哪个朝年定下了这么个“规矩”，一岁一个饺子，要是活了一百岁，得用多少个罐子？大桂子吃了人家的饺子，把罐子给人家送回了没。神机妙算刘伯温，咋没有算准李自成十八年的皇帝命？哦，听说闯王攻下北京城后，连吃了十八天的饺子……
“嘎嘎，嘎嘎嘎……”
突然，不远处的老槐树上，一只夜猫子拖着长腔，凄惨地叫了起了，不但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还让我听真了夜猫子的叫声。而且，听的愈真，夜猫子的叫声就愈加凄惨，夜猫子的叫声愈加凄惨，我的头皮也愈加发麻，毛骨愈加悚然，手心惊出了冷汗。于是，我提起瓦罐，倒掉吃剩的饺子，头也不回，一口气跑了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