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永

社 员 记 狂

他们大都以才子的面貌出现，自命的、人许的或者真正的才子。
他们对自己的外形和才情感觉良好；以往自卑感很重的人，加入到这个叫做“东方狂人文学社”的社团之后，变得有了朝气。
这个社名粗砺、莽撞，显山露水，他们刚一出场，就把自己整个暴露无遗，那脆弱的筋骨清晰可见。虽然社刊《诗友》发刊词（《雄性的雕塑》）对社名作了如下解释：“站在时代的前头……把我们隆起的胸大肌挺得更壮实。……我们并没有失去理智，我们喊出狂是生活的另一种意义，中国的狂人太少了……”
他们在宣言似的文章里高呼：“我们是长江的儿子，我们是黄河的儿子，我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孝子孝孙！”起了这样一个社名，他们真正成了“赤子”。
这种暴露持续了一年。1988年4月15日，由岱浪召集的诗歌研讨会上，阿历和香夕谈了他们对社名的意见。
阿历黑瘦，颧骨、眼眶皆高，他挥着大手说：“没有天才感受、艺术感受和生活感受，你再狂也当不了诗人；而有了这三种感受，你不狂了，也还能为诗人。”香夕微胖，爱赤脚及肚皮，接着点头说：“我们是为了发泄自己，也为以艺术修炼自己，使自己活得心安理得不致愧对灵魂的一伙人。如此而已。”
这两位来自南方的翩翩少年，当时还是在校的学生。他们把以光俊为代表的生长在北方的发起人选择的社名，可能是寓义深广的社名变得单纯又模糊。自《诗友》第10期开始，社名变作“三月文学社”。
过早地陶醉于可能获得的成功与荣耀之中，是年轻人常犯的毛病。他们以为在梦境或遐想中编织的花环，必定会实实在在地套在自己的脖颈上。其实这比早恋和偷吃禁果这类提前挥霍，更不具备实质内容。尤其面对文学，在这条道路上，哪容易见到果实？
他们对着不少文学前辈自称过“起点很高，比不少人的终点还要高”；他们鄙薄过许多作品，把一些大诗人的名作贬低得一无是处；对一些炒热的、流行的作家、作品，投去的是审视和冷静（有时甚至是冷酷）的目光。这种怀疑和批判的锋芒，虽然可贵，虽然耀眼，但由于支撑它的多属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糊感性和叛逆心理，少有丰赡的修养、实践中的体验和理性的把捉，因此这种批判缺少力度，有时卤莽和可笑。他们也为一些成名的诗人兜售诗集，但并不喜欢这些集子，随处乱扔。他们推崇着新生代的于坚、韩东，就不再把朦胧诗人放在眼里了。其实朦胧诗给他们的滋养无与伦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追随具有盲目性。
他们在一些报刊编辑部大肆抽烟，只谦虚了一句，就演讲上百句的诗坛大观和诗歌见解。直说得人家不断催促：“喝水吗？”
那些日子，他们的面庞熠熠生辉，目光执著、深沉。见了面爱说：昨晚没睡着，写了多少多少首诗；爱说：见到第几期上某某的诗了吗？真不好。
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未来，大多数人的内心都没底儿。在这种向文学的山巅集体攀登的情形中，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可以攀谈的热闹。
想来还好，他们攻击的只是作品，没有扩大到去彻底否定一个人。他们只用着艺术和审美的眼光，而不是在物欲的诱逼下，趋炎附势，抬起轿子或者落井下石。有不少所谓成熟的年轻人早就学会了看不起谁或者表示出尊敬谁，文学社社员们的目光单纯却不低俗……
当他们读到自以为好的作品，别管作者有无名气，什么职务，都会奔走相告，极力赞美；社员之间的批评与赞赏更是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很少有“少年老成”者的模棱两可、支支吾吾。而在圈外人看来，他们是不谙世故、傲慢又放浪的……

办 刊 记 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文化人和作家，自筹资金结社、出版。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文化史。这是他们知道的，也是他们不自量力要效仿的。但他们不知道要取得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因素须机缘巧合。虽然他们“有充分的准备：会有沙漠，也会有沼泽；会有雪山，也会有草地；会有劳累也会有干渴；会有失败，更会有胜利。我们全然不顾，因为我们向来就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看成私有。”（《雄性的雕塑》）他们印发自己的社刊《诗友》遭遇的困难还是令他们抓耳挠腮，并感到自身的渺小。
搬家和若干次的清理书橱之后，我今天保留着11本《诗友》，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有油印、有打印、有胶印。先是“月刊”，后改作“季刊”，又“合刊”、“特刊”、“年鉴”。纸色在一册之中甚至就有红、黄、绿、白。
出月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菜票、饭票常常借来借去；办刊物，借用学校的蜡纸、铁笔、油印机，也没有人想到办刊经费的事。社员之中虽有几位女生，也不象王熙凤那样阔气，可以出银子。
他们的字都还好，把课余时间紧张地利用起来刻蜡版，点横撇捺，字字着力。一般是在晚上，推动油印机的辊子，一张一张地出版。为调和油墨的浓淡，常常搞得一手乌黑，复一脸乌黑。一干就是深夜，有时到凌晨，他们只觉诗神回眸微笑，“一缕情丝摇人魂魄”，“不知东方之既白”。那时我没有读过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但仍说出了“诗歌是我们美丽的小妻子”这样神经兮兮的话，可见对诗歌情有独钟！当时的光俊正陷入爱情，情感激荡。他戴深度近视镜却不失英俊潇洒。狂放与城府，理想主义与实践精神在他的身上统一得令人惊讶。但是他的笑声，又要豪爽，又要压制，很多时候让你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纸墨也不是可以随便敞开使用的。因为我们拒绝了变成由学校组织的社团的建议，我们便是纯粹自发的民间性质的了。这种考虑单纯又美丽。那时是1986、87年，他们还不象今天的学子们那样见多识广、脑袋灵活，考虑利弊得失。在今天的校园中，学生社团都有校方统一管理，有一定的经费支持。
那时的文学社社员们爱唱“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没办法，他们只好凑钱买白纸，并发出了“面向诗友，广交诗友”的召唤，刻在社刊上，在封底印上了“工本费 1元”的字样。有许多朋友对这本自称“定期的内部手刻油印文学探索交流刊物”表示了极大热情——传抄着《诗友》上的诗句，议论着这些诗歌作者；有几位解囊相助.一位外地求学的朋友，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和10元钱的赞助费。他们晕晕乎乎、一不留神就产生了“学校名人”的感觉。
1987年夏季，文学社发起人毕业星散，由岱浪留守济南大本营，开始独立编辑一期社刊。他请若干实习学生帮忙，加班加点、明里暗里（这是为避免“不良影响”。诗歌及一切异于世俗的东西，人们往往报之以冷嘲热讽或干脆贴一张称为“危险品”的标签）打印出一期，岱浪觉得十分辛劳。大家觉得应该交一点社费了，就作出每人每年交纳20元钱的规定。
1989年，由岱浪、海沫策划，联系潍坊的几位朋友，胶印文学社纪念特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收入了28位社员的作品，58个页码，300本，印刷费400多元。岱浪和海沫在盛夏两次自费赴潍坊催印。坐的是夜车，到潍坊的时间是早晨4点来钟，身覆几张破报纸在车站的连椅上，卧到公交车开始运营。在潍坊，饭桌之上，十笏园中，白浪河畔，他们只谈诗歌。从保留的相片看，他们当时很疲累，但神采很年轻。岱浪满含期待地注视远方；海沫的头发乌黑，国字脸坚毅，不象现在发稀疏而面圆胖。
该书于1990年年初终于印出，但印刷费筹集不起来，社费只有几人交纳……多亏阿历、超然、小曼及时汇来100元，才算凑齐。
他们逐渐发现只在济南一地办刊有不少困难。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刊物的校对质量不好。经协商，陆续在大连、广州、忻州三地印过几期。至1992年，《诗友》总第18期成为绝响……

交 友 记 广

文学社成员最多时大概有60位，分布于10省20个城市，经常保持电话、书信联系，经常在社刊上发表作品的也有三十多位。社员中有大中专学生、干部、教师、工人等等。
还有不少社外友人或“准社员”，他们的作品在社刊上“三月助航线”“社外诗风”之类的栏目里。许多别的民间文学社团也曾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黄河文学社”、“久唱文学社”、“乡韵文学社”等等。
有两年岱浪在一年中要收到并回复上百封的诗友来信，接到十几份交流报刊。那些信装订起来有二十来本，那些信引吭高歌、吹拉谈唱、情义绵绵、颇具文采。节日的贺卡上，也常有“共同为文学社的明天祝愿”的话。如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许他们要笑呢！是的，他们有一股痴气，有一份执著的情怀。岱浪在一首题为《雨夜读诗》的诗中写道：
雨夜读诗
捧读这些诗篇
这些排列有序的星辰
遥远的冷艳 逼人的炽热

我们是一群异样的人
被放逐又被钟爱
用神经的弦弹拨
弹拨了无数悲欢之后
我们大声质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然后执著地倾听着
即使连回声也没有

很少有人注意
这些来回搅动粘稠深夜的人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们跋涉的艰辛和落寞；在渴望被理解、被承认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年轻人无异。当然他们要别人理解和承认的内容与很多人大异其趣。正是因为受到一种落寞氛围的笼罩，他们才寻找真挚的友情，寻找着各地的文朋诗友。
岱浪经人介绍去谈对象。人家问他明晚有没有时间。他说：“明天晚上文学社开会，要不你也参加？”姑娘没有参加，以后杳无音信。
海沫是个情种，报告了若干次“差不多”就要结婚的消息，还兴高采烈地补充报告说：“她也想加入我们文学社。”
阿历和小曼曾是文学社中唯一一对夫妻社员。小曼是一位娇小的南方女孩，经常用“哇”表示惊讶。当光俊把爱情表露无遗时，吓跑了居住在祖国最北方的一位诗友。她的家乡因丹顶鹤出名。她的笔名中有一“可”字，于是光俊一度改名为“艾可”，其“为郎野心”昭然若揭。
有不少前辈和师长支持、关爱着文学社的成长。为社刊题名的有三位书家，他们是刘雯、陈启业、王一农。刘先生瘦弱，字却硬朗，因精研刻石并将其艺融入毛笔书法，故有“刀笔”之誉。陈先生曾是崂山道人，其书率真烂漫，返朴归真。华发早生，待人极诚。办书展时，竟悬挂了多幅写于废报纸上的得意之作。他还爱好写诗，写得古雅。王先生攻隶、篆，这是书界寂寞的领域。他为人极随和、乐观。作家鲁风、英伦，诗人普珉都曾为文学社献计献策献作品。鲁先生瘦小，却有大热情，对文学青年多有鼓励和扶持。英先生坐机关也作诗，他选择了散文诗这个小品种。许多文学社成员曾受业于普先生，其诗其文颇受他们推崇。
岱浪把文朋诗友的聚会看成人生乐事。有谁来必置酒饭，喝到朦胧，说得淋漓。因此，常常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穿戴上就有点不衫不履。

他们提出过“广交诗友”的口号，也的确团结、影响了不少年轻的朋友。但是由于环境变幻、资金困难，由于这是一个越来越看重“实惠”的社会，他们的发展必然不会乐观；而且由于他们依然没有出色的文学实绩，他们的作品只是偶尔在当地的报刊为人看到，故此他们便是一群没有名位、没有实力的民间写作群和同好者联谊会。他们的凝聚力、影响力不可能持续和不断增大，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生动色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虽然他们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接触，但这只是一种边缘接触……

诗 心 记 烈

我跟许多往日的社友一样，在琐碎和繁忙的当下生活中，偶尔会被过去的岁月所打动。
于是在难得的闲暇和寂静中，我翻阅着《诗友》，梳理过去，回望来路，用尽量客观的目光；我翻阅着朋友们的旧作，像翻阅着一张张岁月的照片，而读自己的习作，像是看一页页日记，艺术上是拙劣的，情感上是亲切的。我很快发现自己无法保持平静，无法对这些习作进行审慎和冷静的评判。
自负地说，以我几年来不曾荒疏的文学操练，以我对名家名作的不间断的关注，和不能再说单薄的人生阅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前结构状态。然而，评判这些作品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我读出了一个字，那就是“烈”，炽烈的烈。
尤其前几期的作品，喷吐着生命的烈焰，给人以狂飙突进之感。（天南海北的朋友，你们现在是否风采依然？）某些作品因其逼人的真实、尖锐的锋芒或艺术上的反叛与创新，在今天看来仍有耀眼的光芒和激动人心的震撼力。他们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青年，又值改革开放势头最烈的八十年代。他们要冲决、要迎迓、要尝试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的疾呼和狂歌鲜明地打上了年龄和时代的烙印。
可以看一看在二、三期上的下述标题：《爱的扭曲》、《十五，我走向田野》、《中国历史》、《爱和太阳》、《我不是》、《文明》、《红日》、《星》、《无题五首》、《望云偶得》、《拾到的故事》、《有感于我的性格》、《致北方的骆驼》、《希望》、《也许》、《梦忆》、《祝愿》、《失落》、《六一0寝室》、《天空二题》、《爱情方便面》、《历史》、《城市组诗》、《有和无之间》、《印象》、《一个悲剧的诞生》、《红帆》、《我不准备流泪》、《荒园》、《苍穹的分娩》、《绿色》、《关于幽默》、《风》、《碑林印象》、《准备夏天》、《人的因果》、《偶像》、《再见，琼瑶》、《黑太阳》、《老槐树》……
这是我信手抄出的标题。在这些大气、鲜活、绮丽的标题下，集合、构建了多么磅礴、生动、精彩的文字！灼热的思想、剧烈的心跳、探索的勇气、创造的胆识……用一枝枝笔展现着青春的形象、青春的心灵！
诚然，这一枝枝笔是稚嫩的，运作起来显得笨拙，一件作品往往会因任性、草率，逞才气或傻气而出现大败笔，而功败垂成。
他们躁动的情感急需喷射，他们丰富的想象急需表述，他们崭新的见解急需表白；他们来不及清理和沉淀，来不及去芜存菁。而他们各方面的修养、他们的功力尚不到驾驭这些东西的地步。因而人和作品均呈现出浮躁和僵硬的面孔。文字的拖沓、思想的模糊、意象的错乱等等，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另外，文字的粗糙和粗暴，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情绪，也时有所见。
而可贵的是他们歌唱着，也诅咒着。岱浪在一首诗中悲凉又决绝地写道：
永远不会成为明星
永远歌唱着
词句浅显又艰涩
有时走调
走调时更洋洋自得
这便是一切

有几个听众当然好
一个没有
就让自己的灵魂倾听
就让流动的白云倾听
我知道野花也不会拒绝
有时杜鹃来做伴
我们一起唱到
黎明或黄昏

而可贵的是他们的心境那么明澈，他们的目光并不短视，他们把美和艺术引进了生活。

这些年，我教过大学写作、文学欣赏课，并从事校报编辑工作，接触的学生不少。我有一个越来越明晰的感觉：当今的一些青年学子少了一股冲劲、韧劲和锐气。可能受了这个越来越“务实”的社会的熏染；他们的文风疏懒、疲塌，羞于、怯于呈现真实，看不到个性的张扬，除去摘抄报章便是引用流行歌曲。有的学生的行为做派老成、圆滑得令为师长者自愧弗如、一惊一诧。真不知道这是年轻一代的成熟，还是悲哀！我痛彻地感到：这个年代的一些学生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真诚和热情。也许这是我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大龄青年，对又一茬青春的误读，或是善意的杞人忧天……

社 庆 记 险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年春天，许多人的脸色和眼光。关切、恐惧、疑惑、鄙视、讥讽、冷笑……
那是1989年的春天，这个时期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相连。
斯时文学社已创办整整两年，有许多新社员加入进来，包括尚在校读书的邦子、超然等人。邦子的故乡出汾酒。鲁酒虽薄，他也爱陶醉其中，并变得憨态可掬。他曾引导岱浪在隆冬季节去五台山旅游。多少年过去了，五台山冰清玉洁的清凉世界和发出淡蓝光芒的茫茫积雪时时让岱浪精神一振。超然则是一个忧郁的南方少年，爱书法、爱做白日梦、爱打太极拳。
文学社与其他文学社团取得了联系，他们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有几个社员的作品初次在社会报刊发表。恰好已在大连工作的光俊来济南出差。他和岱浪都认为有必要搞一次社庆，以振奋精神，扩大影响。
是的，扩大影响，他们曾把它看作重要任务。对“办出名堂”和“成名成家”的热望，烧炙着他们的心，虽然不少人自称“从没想过成为诗人”。他们曾过分地渲染取得的成绩。一首小诗在一张小报发表了，也会鼓掌三通、握手祝贺。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振奋精神”。他们不明白在没有依傍、没有金钱、没有更多更好的为社会赞许的作品的情形下，这种想法这种努力颇有点堂吉·诃德，而它的存在以世俗的眼光看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远不如扑克协会、钓鱼协会之类听起来顺耳。
但是他们大张旗鼓地准备着社庆。他们准备了三十人一起吃饭的碗筷，在以后的十年中，岱浪一家人一直在使用那次庆祝会买下的碗筷。
他们还发请柬邀请来往密切的一些先生和友人。那大红请贴不幸引起了保卫部门的注意。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反思那次活动。它使我更加痛恨形式主义的东西，更加注意省身修己，变得更加内向些。倘若把搞活动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用在买几本好书、看几本好书上面，大概对自己更有益处。但那时他们只想着表现自我同时影响别人，只想用自己的炽热的火烧去生活土壤中的荆棘、杂草，去大把大把地撒上文学的种子，仿佛那金黄的收获指日可待……
然而这种陶醉和向往遭到了棒喝，冷水浇头且不由分说。
正当大家欢声笑语、握手拥抱，准备开会之时，一保卫干部匆匆赶来，阻止了我们的步伐，并让岱浪去见单位领导。
领导质问：为什么集会？为什么要在学校集会？为什么结社？
这时，单位又一领导在那位保卫干部的引领下，来到岱浪面前。他当兵出身，用命令的口气说：马上解散，事后检查。不久以后，这位离职的领导，他见人笑眯眯的样子与当时的一脸寒霜判若两人。大概是气功疗法奏了效。
岱浪只好把二十几个人拉到自己的小宿舍，关上门去，进行着庆祝会的议程。那天他慷慨激昂，话语若高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谈了很多为艺术事业献身的话。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再也不曾重现那种犀利的谈锋。合影照片上，他青春飞扬，目有神光……
这次历险之后，他们把文学社的发展道路确定为：冲出去。胶印本《九十年代》开始酝酿；他们开始频繁地叩响报刊编辑部的门……这群人加快了前行的步伐。
这次社庆，天时不好。北京等地的学潮已到了箭在弦上的程度。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却浑然不觉，还在那里瞎纯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根本没想到的事情，会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相对于那些神经过敏的人，他们也有点太“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这一次有着美好愿望的行动，给岱浪的生存天空蒙上了阴影……

组 织 记 繁

文学社成立之初，设理事一人，主编一人，秘书一人，还算简单。为避免文学社雷同于行政机构，商定不带“长”的职务。
但时事变迁，人心反复，终于将组织机构变得出奇的繁杂：社长2人，辖10个驻地理事。主编2人，领10位驻地编辑，又设秘书兼常务理事，等同于各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有段时间，他们曾野心勃勃、自不量力地想改名“三月社”，不止爱好文学的可以加入，其他艺术门类，比如书法、美术等也可以成立分社。由于意见不一、人才不足，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没权没钱、一穷二白，故不可能实现。
但在文学社几位组织者的心中总有一个更庞大、更高远的谋划。只是它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罢了。他们已渐渐明白靠诗歌赢得社会承认，希望十分渺茫。“读诗的没有写诗的多”，这戏言，他们也听到了。
社员数量的增多，让这些组织者有点沾沾自喜。嘲剑、卫华、柯莺等人的相继退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态度明朗且友好，组织者们豁达地理解、接受了这种因年龄和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新变化。今天，嘲剑经商，卫华出仕，柯莺远嫁……
在其他社员当中，一直不交社费只会说三道四，或者只是把几首习作寄来就拉倒的也有；取观望的、利己主义的态度的也有。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该社成立之初的那种纯粹、朝气和奉献精神，那种对艺术事业的痴迷，已渐渐地难以扼制地变化了、淡化了。
在这种情形下，组织者们力图加强组织机构的约束力。以纯粹友情关系作为联结并形成力量的宗旨被打破。一诺千金的男人、较为脱俗的女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有不少人一听说要交社费，迅速溜走，不知去向。
有的前辈已经在劝组织者们：自生自灭的文学社团太多了。你们分散突围吧，能冲出几个算几个吧。岱浪开始了对几年来文学活动的回顾，并写出《平凡的选择 虔诚的礼拜》一文，发表在一家青年报上。他说，从事文学创作跟其他活动一样，均具有平凡的一面，同时也为自己和友人加油、鼓劲。
1992年夏天，岱浪由长春返济南途中，在大连期间，与光俊审读下期《诗友》的稿件时，一种茫然的情绪攫住了他们。在海滨，眺望着涌浪，他们不再谈论文学社的发展。当岱浪夜航在渤海湾的客轮上，他已经知道，有5年经历的三月文学社就要抛锚了。这或许有点悲凉的意味，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同年5月30日，岱浪写下了几百字的《文学社五年》的小结。小节中有这样的话：“五年来，文学社影响了上百名文学青年，她的名字传及全国各地，被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文学社团名录》。我们参加了辽宁大学举办的中国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诗歌大展活动……五年，是激昂奋进的五年，是卓立不群的五年……”
当我写作这6篇小记时，恰距写《文学社五年》（1992年5月30日）又5年了。我再写下这点文字，为的是作最后一次告别。倘再不写，这段凝结着几十人的青春时光的岁月大概再也难以出现在笔下了，至少对我来说。因为扑面而来的时光会多大地改变一个人，他还有没有再回首的勇气和情趣，无法预料。
在碌碌无为又紧张忙乱的生活中，我追忆这段属于我和朋友们的逝水年华，并不觉得是文人伤怀或是小题大做。文学催开的这朵友谊之花，在我们一生的历程中都留有永久的芳香。这些走过不平坦道路的人，这些分布在祖国各地的文朋诗友至少保持了更多的善良品性……在他们身上有着较多的作为人的灵性。即使这个文学社不象“他们文学社”那样纯粹而且集结了一批当代诗坛的风流人物，但是如果机缘巧合，编选一本三月诗人的合集，则不会是太差的表现。也许像张炜锺爱他早期作品集《他的琴》那样，我们对早期的习作不会视若敝屣……
他们曾在文学的滋养下一起成长。
他们已有多年不再谈论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