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2日，在汉江边的安康电站码头租了一艘小船，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到现场一看，才知道整个水域见不到大船，而只有短距离间行驶的小船，原来大船被统一调配到这里，阻拦河道漂浮物。
汉江还是原来的汉江，瀛湖还是原来的瀛湖，碧水蓝天，波光粼粼，阳光照耀下，云雀停歇在松枝上，牛羊和青草闲散地聊着天。可今日的汉江与昨日的汉江相去甚远，今日的汉江多了一道浮桥。浮桥是舟桥部队和当地民众共同搭建的，由正规浮桥和民用船只、旅游船只绳索相连组建而成。
长河清水之上，远远地横亘着色彩斑斓的浮桥，桥的上游为茫茫褐色，看不见江水，看不见汉江上游本真的颜色。曾经水草飘曳的汉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像从远古走来一般，厚实密集的褐色漂浮物——涨满了河道，涨满了目力所能触击的浮桥上游。首先见到的漂浮物为树木，完完整整的树木，树干、树根、树枝一应俱全。唯一的缺陷是没有树皮，巨大的树木没了衣裳。在水里，在树的兄弟姐妹之间，是光洁的，细腻的树的裸体。
镜头对准一扇木门，红色的。我给了它一个特写。盖上镜头盖后才发现，门上有把锁，拳头般大小。锁着的，铁锁。我把目光投向别处，别处依然赶回我的目光。再次注视门板和它的锁，新的发现又一次把我的心往下拽。铁锁发着光，油亮亮的光。门板发着光，红色土漆的光。在阳光下呈现着众多的物什，房屋的柱梁，檩条，方木，桌面，凳子，木柜架子，木床框子，棺材板子，油桶，木碗，篱笆秆子，玉米秸，枯草碎叶。
在长达二十多公里的河道上，被漂浮物困在河中的船只不记其数，气势磅礴。一开始，被困的人们待在船上干着急，接应的船开不进去，一动螺旋桨就被卡住，掉不转船头。被困的船开不出来，人们就在船上睡觉打牌，忍饥挨饿，还不能饮用船下的江水。待漂浮物积得越来越厚以后，被困的人才从船上走出来，踏着漂浮物，一步一晃走到岸边。
就在这万恶的，积满河道的下流物中我发现了一只只鞋子。皮鞋，凉鞋，大鞋，小鞋，黑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每看到这些，赶紧收回目光，生怕碰撞了什么，我不敢直面这些东西，不敢把镜头对准它们。它们不是鞋子，不是帮人走路的工具，而是眼睛，一双双眼睛。惊愕的眼睛，恐怖的眼睛，明亮的眼睛，浑浊的眼睛，白内障的眼睛。
无处躲藏，无处安置呆滞的目光。镜头定格在一只张着口的橘红色塑料凉鞋上，鞋为半高跟塑料凉鞋，鞋口朝上，宽宽的鞋带仰着头颅，直指天空。随着鞋带的指向，我看见天空依然湛蓝，白云依然飘飘。那年我十九岁，穿着一双橘红色的凉鞋从秦岭褶皱处的宁陕县城经过。小溪从县城中间急促而去，溪边是窄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参差不齐的房屋，房屋的木格窗玻璃窗就抵着高峻伟岸的秦岭。秦岭的树木好多好多，秦岭里有山泉，有熊猫羚牛老虎和渡假村，有穷人也有富人，还有数不胜数的野果画眉，有毛楚雄烈士纪念碑。在宁陕的街道我买了几串青葡萄。那时的宁陕没有紫葡萄，宁陕有的是青葡萄和白葡萄。卖葡萄的女孩和我穿同样的鞋子，橘红色塑料凉鞋。街上许多女孩穿着这种鞋子。抱小孩的，背背篓的，卖面皮的，背书包的。一个女人把一块抹布擦完桌子后又擦拭流出的鼻涕，然后用力一甩搭在肩上。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知道是否应该给那个我一直想着的人送去葡萄，如果送给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要是被人发现该咋办？那时的我心里只回荡一句歌词：我望着流云想起了你，我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爱唱歌啊，多么爱望着一个地方发呆，有时站在家乡的吊桥上，一站就是一下午，任河水从脚下流去，任风在身上撒野。把自己对对方的想象想成对方对我的念想，把自己的徘徊想象成对方的徘徊。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与我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生活，想象中的我把一切都想成跟我一样。我思念，别人也思念，我哀愁，别人也哀愁——对我的哀愁。不知道世间万物还会有距离，还会有千差万别。我的鞋子和别人的鞋子一样，我走过的路别人也走过，我经历的喜怒哀乐别人也经历过。任何人和我一样，都会从山外走进山里，也会从大山深处走到广阔天地。时间是最好的证人，时间告诉我想象是靠不住的。
现在的我，怎么也想不起青葡萄怎样被大家瓜分的。只记得秦岭深处有许多绿，许多和我穿一样凉鞋的女孩。橘红色的，温暖的，青春的，活泼的，无忧无虑的。此时，又见到那种鞋子，橘红色的塑料凉鞋，十九岁穿过的鞋子。我知道这些漂浮物从何而来。从秦岭深处的宁陕佛坪而来，从山之精灵的溪水旁，从高耸入云的山崖上。暴雨、泥石流、山洪暴发对于平静的世界是灾难性的，如同干旱、地震、沙尘暴、饥饿、瘟疫。
何况又是清爽的秦岭。灾难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这样挤进人们平素生活的。年轻的鞋子就是这样遗失的，从城镇、从乡村，从山花烂漫的女孩的脚上，从卖葡萄的女孩的脚上，从跳皮筋的女孩的脚上，从我十九岁的记忆，流淌到这里，流淌到汉江——南水北调重要的水源上。
谁都向往外面的世界，谁都不愿以这种方式走出山外。十九岁的鞋子走出来了，走出来了，就回不去了，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