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处的人
 

       和许多城市一样，我生长的地方，也有数不清的胡同。长大了才知道，这个词是蒙古语的音译，只是小时候完全没理会过到底为什么有这怪名字。我们的胡同很长，跨两条街道，从滨江道到长春道，在主干胡同的两边都各携八条小胡同。所有的住户都分布在各个小胡同里。虽然不是大杂院，可那么多的胡同套胡同，人员密度是惊人的，每个很窄的小门里，都有很多人住着。我的许多为人处事的方式，追究起来，和那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同里人多了，格色的也就多起来。比如，我们对面的胡同第一家，住着一位姓希的奶奶，个子不高，我长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她的头顶了。有意思的是希奶奶的右手上套着戒指，翠绿翠绿的，狠狠地箍着她的手指，而且据说从来没有摘下来过，说是“长死了”，我那时已经看很多时髦的人戴戒指，可没有人戴绿的，都是金光甑亮的，就认为那绿的一定很差劲。有一次楼下的娘娘说起来才知道，那个绿家伙可以买好多金光甑亮的，就奇怪那是个什么玩意。胡同里孩子们是在一处玩的，希奶奶不喜欢我们聚众玩“藏扑克（也有的地方叫捉迷藏）”，“踢罐电报”以及一切会引发声响的游戏，经常会在我们玩到兴头的时候，怒冲冲拐出来，小脚一步接一步的，用她沙哑的声音骂我们，要我们回家去。当然，她通常是白费了力气。我们怎么可能听她的呢？十几个孩子，聚的快散的也快，反正她谁也不可能抓到，还不是嚷上一会就回去了，所以对策很简单，就是她出现我们就跑，她累了我们就回去接着玩。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当年毛主席对这种斗争形式有十六字方针。我佩服的是我们自己，游击战没人教我们，我们无师自通，早就运用自如了。
       又过了些年，我早就不再胡同里玩了，当年和我一起玩的伙伴早就不知道各自在奔着什么了。有一天，对面胡同的墙边立着一个花圈。我记得很清楚，就一个。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希奶奶去世了。那个花圈是居委会送的。后来才听说希奶奶有个孩子，是养子，早就和希奶奶断了关系。也是那时才知道，希奶奶的经历很有些复杂，曾经是旧社会的很红的ji女。我当时吃惊不小，一来没想到那个小老太太曾经有这经历，更无法把又矮又皱的她和红ji女联系在一起。那么可怕的一个人，也有过美丽的时候吗？又不由得想起来她永远不会摘下来的戒指，那翠绿的没法子的戒指，是不是也是某段旧事的物证呢？我当时其实很想问问，那个翠绿的戒指，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什么人拿到了那个紧紧箍住了希奶奶一生的物件，而这个人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吗？

        他在他之外

        胡同里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中，“藏扑克”排第一，“当庄的”面朝墙，把脸埋在举起的胳臂里，口里喊着“一，二，三-----”，其他人四散立刻去找自己藏身的地方，要不给“当庄的”找出来，坚持到他喊着“都出来吧，这把结束了”，才展着胜利的笑容从某个谁也料不到的地方现身。那是本事。让所有游戏参与者都佩服的，多半这样的地方是不会去第二次的，因为下一把“当庄的”会第一个搜这个地方。李洋是我们都服的，他找的地方，谁是“当庄的”也找不到他。有一次又玩了“藏扑克”之后，我们在一块拿着冰棍正吃呢，他嗦咯了一下手里的小豆冰棍，说：“你们找不着我，我去的地方你们没人敢去！”
我们使劲问他是哪，他就不说，直到大部分人都回家吃饭了，他才把手里的冰棍棍一撅两半，得意洋洋地说，“我去疯子那，他们没人敢去。”
       我立刻呆住了，从和胡同里的孩子第一天在一起玩，我就知道“那是疯子，神经病，离他远点”，李洋敢去他那藏，太不一般了。那胆大的，天了去了。那一刻，我看李洋的眼神，简直和看银幕上的“李向阳”差不多。
      “那人没打你？”我以为李洋去那里，是不是也和进鬼子炮楼的境遇一样啊。
      “他打我？我不打他就不错了！”李洋的铿锵有力的话让他的高度又长了几分。随着话音，他已经消失在他们家的门洞里了。
       有了这次的谈话，我也就注意了那个疯子。他出来的很少，阴天下雨是不可能看到他，就是晴天也要是很晴的那种天。他家在大胡同中间的小胡同尽头，门是朝阴面的，没有院子，直上直下的两层楼，墙上开了扇门。多半是下午，他会出来，也不和什么人搭话的，就在刚刚出小胡同的墙边上，站上一会。
       现在想来，那人的年纪也就三十多岁，很文气的，头发有些偏分。都说他是神经病，可没人看到过他发疯。我们都是一看到他就躲，有时玩的忘了他站在那，藏来藏去时忽然记起来，往往会引起大声的尖叫。大人们也不理他，只有我们小胡同里的娘娘，看到他会问一句：“你妈上班了？”他也会回上一句：“是啊，今天早班。”
       光我看见他们打招呼就不下十次，又有一回我们玩完了“得方宝”之后，我和李洋探讨了疯子的事情。自从知道他的秘密，我就觉得和李洋亲了好多，可他好象不是这么想的，有一次明明是为了他好我撒了谎，可李洋自己把底揭出来，弄的我特没劲，好几天抬不起头来，也不想出来玩了，以为李洋会找我，他也没来，还是自己又讪不及的出去。后来于艳说漏了嘴，“李洋说你上赶着他”，我那个气啊，明明是他告诉我的秘密，我哪赶你了。可有些日子没好好理他，除了在一块玩，我再不去他们家找他了。
       那回还是李洋说起来的。
       “那疯子，搬走了。”
       “我说怎么最近看不见他了。”
       “说是要结婚了。”
       “你傻了？谁和疯子结婚？”
       “我妈说的，有个‘老坦’（乡下人）愿意。”
       “她缺心眼啊？”
       “那能白和神经病结婚？说给办户口。”
       “什么是户口？”
      李洋的小眼睛上下翻了翻，“可能就是以后能到粮店买米了。”
       “那粮店不是天天开门？哪天都能买。”
       “我妈说的。”
      李洋的形象，从那天就矮了好多。就为了能去粮店买米，有人和疯子结婚，编瞎话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啊。可那神经病确实再也没见过。
       又过了好多年，我已经明白到粮店买米是种权利，有了才不是“老坦”。也明白了确实有人会为了这个搭上一辈子的。那些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是人家花好大力气才能达到的。我常常想，那神经病的老婆是什么样的呢？肯定不是特难看的，那样疯子他妈也不会要啊。疯子和他妈一样，都是挺周正的人，要不告诉你他是疯子，和好人一样。而且，据说就是因为搞对象，才疯的。多少年后，又听说为了搞对象，一个人不仅疯了，还拿斧子砍了侄子，那是武疯子，和我们胡同的文疯子不算一类。

       娘娘

       帝制早就没有了，此“娘娘”当然不是皇帝的太太。我们这里，比爸爸大的哥们叫大大，大大的太太叫娘娘。曾经我以为和苏州杭州一带的“嬢嬢”是一个意思，考证了一下发现差的很远。
       胡同里的娘娘是特指的，所有人都叫她“娘娘”，好多大人也这么叫。也有人叫的时候把她老头的姓带上，“唐娘”。唐娘不一般，是胡同里有名的人物，她敢和神经病说话，别人都不；看见胡同里的事不大对头，她往往就站在胡同口说上那么一说，也不大着急，拖着尾音，慢声慢气的，把个道理也讲了。尤其赶上两口子打架，从家里打到胡同里的时候，唐娘多半应群众之请出面了，给双方掰扯那么一个够，就都服了，满天云彩都散了。说起来，那时候没和谐社会一说，不然她就是个稳定因素，肯定受表彰。
       唐娘有威望，那不是没原因的。人家是老工人，八级工，粉碎“四人帮”前就是了。那时候八级工什么概念，比“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工资都高。我爸爸拿每个月56块的时候，人家唐娘已经拿80多了。唐大大也不是盖的，也拿好些钱，所以虽然家里有俩儿子俩闺女，可人家的日子过的满富裕。经常是拿着个碗，装上冒尖的鱼啊，饺子啊，去哪个家里不富裕的人家了，给那家的孩子改善一下。那是那家孩子的节日，可能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个满满一个肉丸的饺子，香啊。所以，唐娘虽然不是居委会成员，可威望高多了，居委会有个任务下来，还先找唐娘问问呢，商量着怎么办才好。有唐娘答应出力，事情就成了一半。居委会主任不止一次说，等您退休了可一定到我们这来。唐娘总是挺为难的：“你看吧，要说也到岁数了，可工厂就不让退休。”那时候都讲忆苦思甜，工厂每逢新工人进厂，都要唐娘把旧社会的苦忆一下，教育他们不能忘新社会的甜。效果都不错。
       粉碎“四人帮”转过一年，我上学了。觉得自己可以从此不听胡同里的人再说这个那个了，见人爱搭不理的，小下巴扬老高的天天上学，高兴坏了。有一次刚刚进胡同，身后传过来：“这个孩子，人五人六的。看把她能的。”唐娘说：“得机会我说说她。”我的嘴在他们都看不到的地方撇了那么一下。
       赶巧有一次又进胡同，不知道从哪掉下来几块砖，正好摆胡同口正中，我抬脚跨过去了，就听唐娘声音：“你怎么不捡起来？那些砖一会把人绊着。”我不服啊：“又不是我闹的，凭什么我捡？”“没说是你闹的。你看见捡起来不就没这事了。”“我捡不着。”“你这孩子，说你是为你好。”“用的着你为我好？”唐娘真气了，声音抬了几度：“你也上学了，老师就这么教你和大人说话啊！”我一听提起老师了，气焰弱了那么一弱，转身走了。背后还传来唐娘的声音：“下回看见他们老师，得告诉他好好教育这孩子。”
       有好多天，我看见老师就躲。老师就住前面，和唐娘特熟。也奇怪了 ，老师还就没提过这事。
       又过了些年，胡同里搬家开始多了，我们楼下新搬来一户，有四个闺女一个儿子。这家人一搬来，就和唐娘亲的不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二和唐娘的小儿子搞上对象了。我妈妈是从来不多说话的，尤其是别人家的事，可那次她说这家的丫头不能要，太恶了。唐娘那么善，要挨欺负。我当时特奇怪，唐娘那么大的人，怎么会挨欺负？还有，她怎么知道这家的丫头恶呢？问了她，她也不说，到是问起来这个月期中考试的事，立刻就让我忘了唐娘和老二姑娘的事情。
       眼看着热热闹闹办了喜事，我们也去吃了喜宴，忽然一天早上楼下传来了嘶心裂肺的哭声，大人们的声音杂在一处。我从窗户上看，原来是新三嫂子在撒泼，唐娘白着脸浑身哆嗦，说不出话。直到我去上学，还没闹完呢。从那时起，三天两头的，他们家起事端，消停的日子往往长不了。后来，小两口就搬出去了。
       我家也在80年代末离开了那个胡同。有一次在繁华商业街碰上了唐娘的老姑娘，说起来才知道唐娘做了手术，胰腺炎，人不能吃不能喝的，瘦的很厉害。又过了几年，在步行街上坐游览车，刚巧碰上唐娘的小儿子，问起来才知道，自从做完手术，唐娘就没缓过来，上一年，人已经没了。

        1976 破与立

       后来我经常会想，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成长的一瞬间”，换言之，顿悟发生过吗？
       在无数次追本溯源之后，停留的点仍然是1976，那个龙年。
       年初，穿着军大衣的爸爸推着自行车的臂膀上，是黑纱，冷的空气中，间或传来的收音机的广播里，哀乐声成为熟悉的旋律。坐在车大梁上的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没兴趣，只在经过副食店的时候，照例要一筒巧克力豆。那是我一周的小灶，它被悄悄地带入幼儿园，藏在厚重的棉衣口袋里，晚上趁老师不注意，会拿出来吃上那么一、两颗。仿佛得了多大的便宜，带着满足感睡了。
       幼儿园是不放假的，但是7月28日地震的头一天，我也没去，因为发高烧到39度多，我第一次吃了一种叫“紫雪”的面面，很管用，下午吃的，晚上七点多，在多吃了块西瓜之后，我就退烧了。然后，居然在转天早晨开始的长大两个月的临建棚生活中，没再反复过。
       第二天凌晨我醒来时，周围全是黑的，房子在跳舞般上下窜着，然后是木头之间的彼此拉扯声。那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不知道害怕。好多年之后，我听说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以为太对了。而且有些沮丧地发现，当“知”变的越多的时候，往往也是恐惧和痛苦弥漫的时刻。
       那一天的插曲是我本来有可能改变生活轨迹的，在逃出房子的时候，我和父母失散了。高一脚低一脚踩在各种碎砖上，我一点也不恐惧，熟悉的胡同变成不熟悉的摸样，我差点欢呼。终于跑到了胡同的一头，才发现没了父母。那时也奇怪，周围那么乱，怎么就听见了胡同那头传来的父母招呼我的声音，还找过去了，于是一家人团聚了。从那天开始，临建棚成了家。
      “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意思，我们那时就懂了。胜利路上连绵的临建棚，被我们瓜分成若干的小块，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孩子头，每当新户进来，大人们主动互帮互助，我们要做的是先分辨这家的孩子服不服我们。没少打架。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渐渐找到了合用的套路，都成了动手的一把好手。队伍的不断壮大，让我们这块儿的孩子，非常有名。如果不是后来各自被大人带离了临建棚，我们本来可以有机会坐镇一方的。
       肯定是意识到了胜利成果将被悔于一旦，我们对离开临建非常痛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被大人带走的时候，和家人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们家走的比较晚，看着大人搬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趟一趟推着车送回家的时候，我就不痛快。等拉我的时候，我就是不走。先是劝，然后是数落，后来是直接上来拉我。我当时已经有经验了，几下子还真抓不到我，后来我的脖子上留下了青紫的掐痕，这下我服了，太疼了，而且好象那样一来，我也对得起围观人群中的小伙伴了，大家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努力过了，和大人走也就不受指责了。
       我们家临建搭的不错的，当时我就想过，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要拆呢？因为没等到最后，所以我一直以为它给拆了。大约到了十一月中，又一次大的余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棚子还在。周围在下雨，我们躲在其中，听水从棚子的下面流过，而父亲则在感叹自己的先见之明。我小小的脚丫伸到暖暖的被子里，很快睡着了。能再回来，能再和以前的伙伴玩，我憧憬着明天可以大闹一场。
       天亮了，跑出去一看，没一个认识的，从大人到孩子，而且不止孩子之间很冷漠，大人们也谁都不理谁，只是做自己的事情。为什么短短的几个月之间，有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明白。没有土壤，我的想象成了画饼，这一次要离开的时候，我居然帮忙拿家什，让父母很是意外。
       这一年，我没上学，因为地震，学校开学的日子延后了，而我父母在去了学校几次也没看到人之后，就认为学校今年不招生，我的学子生涯就此被拖了一年。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或多或少地和这个有关。大约一年后,胜利路不叫原来的名字了,它从那时起叫南京路。没有了胜利路，我的那段生活仿佛从未存在过。
       这一年，几大领袖逝世。于国于民都是大的了不得的事情。赶上地震，有一小撮人就传出话，说是死的人是给他们殉葬的。被批判。
这一年，“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拨乱反正开始了，原先在台上的现在可能要说清楚，人被彻底地查了一下。好多人可以扬眉吐气了，当然也有人就此一蹶不振。可国家的确是从那时开始走上了振兴之路，一个以前没听说的小地方——深圳，成了广播里的常客。后来，成为很多人发家的地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记得电影〈〈金光大道〉〉里面的一个镜头，那个偷偷摸摸发家的委琐小人物，被高大全式的人物指责的样子，以至于刚刚听到什么人成了万元户，就以为这人是该挨批判了。
       怀疑一切，成了我的习惯，很长时间都是如此。

       滑出轨道的瞬间

       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据说，从小，我就非常好动。从会走路起，就在奔跑。而且，经常因此让自己的膝盖鲜血淋漓。妈妈给我做了长过膝盖的短裤，试图遮住伤痕累累的腿，过肥的裤管，让我的活动受限，那也不能阻止我跟在比我大的孩子们后面，丈量院子的脚步。
       时间是改变很多东西的巨手。我的那天的起因就有两个版本。
       之一 ：和姥姥去买菜，她的小脚完全不是我的小脚的对手，我 从副食店狂奔，而她没能抓住我。所以，我丢了。
       之二：和表哥在院子里玩，没人注意到我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是当想起来找的时候，已经不见踪迹了。
       后来，我是从一家警察的家里找到的。
       据说，我被发现时，站在护城河的桥上，手里有一只鞋，哇哇大哭。那桥离我应该呆的地方，至少有一公里。那个地方，现在很繁华，当时非常冷清。没什么人从那里经过，是个警察的妻子把我抱起来。带回家。
       家人去接我的时候，我的手里有两样东西，月饼和苹果。其时中秋刚过，看来是限量供应的月饼没有吃完，为了哄我，给我吃的。
据说，那家没孩子，他们也想过自己留下我，可身为警察的妻子，她还是报了警。也就是说，我也许不再是今天的我，而成另外一个人也说不准。
       总之，那一天，我在我的轨道之外。
       那一天，我回到了该在位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