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作家及其精神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个来自社论、政论、文论中的宣言，像飓风卷起的漩涡，以不可阻挡的猛势，威临整个时代的天空。快马加鞭的生活节奏，物欲滚滚的思潮，强有力地催促着人们赶着趟儿似的迎合主流社会，向着既定目标喘息着前行。摩天大楼灯火辉煌的华美气派中，时有梦魇的夜晚，托着疲惫的灵魂，走向精神衰亡的深渊。放飞和平白鸽的蓝天底下。美伊战争、美利战争枪声不断，鲜血奔流，尸体横陈，多少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同胞，痛哭着、呼喊着、祈祷着和平和光明的降临。春风的吹拂，秋意的浸染，潮湿的空气中潜伏着渺小的毒菌之阵,在雨雾笼罩的低温下，这肉眼看不见的微粒，飞扬跋扈，穿过呼吸通道，前有“非典”,后有雾霾，在生命的河床造成灭顶之灾。
       这是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历史因袭了封建主义思想，曾在人类进程中造成乌云压城的黑暗时期，污浊的土壤腐蚀着绿草和鲜花的根茎。风沙漫卷，奔腾呼啸，饱蓄着雷雨的日子。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辈出的时代。不知有多少贫弱孤独的心灵呼唤同情和温暖，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徘徊在人类浩茫的宇宙间，必须得借助精神的光焰去照耀。陷入疾病之痛苦，物质匮乏之泥滩，生命缺钙、骨质疏松之症结中的所有人，急需英雄的手臂搀扶并且渴求力的相助，仁慈和博爱的施舍，向着健康和清明的境界迈进。
       真正伟大的作家是团结万千生灵，担当忧患，引领他们向前的先知，是时代和人类的良心。在此文中我将以自己微弱的热量从心底发出最真诚的声音，记下我的感激之情：做出回应他们召唤和启示的举动。
       李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强悍的存在。他从大学时代开始炼钢，追求第一等人的境界。在当代作家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李敖是有大勇品格和卓绝个性的一位。“我非常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爽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慑人的奇气，轩昂不凡”。
       有一幅照片拍下了李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采和举止。他怀中搂抱着一只怒吼的小雄虎，两眼燃烧着征服着的火光。牙床紧咬，脸部肌肉隆起，身子向前倾斜，是准备马拉松长跑的姿势。
       由这酷似狂人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战士般的生涯，确实是冒险的经历。李敖的家室和事业在台湾，他却以笔作匕首，剥蒋介石的皮。他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考证无情地戳穿了潜藏在蒋介石内心深处阴暗和卑鄙的欲念。为了民主和自由，他孤军奋战，四面树敌，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几次入狱，既使失去欢乐的时光，沉寂的狱中生活也未能磨灭他思想的光芒。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拜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李敖以付出坐牢的代价，活剥蒋介石的皮，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他以一人的勇敢豪迈担当历史的审判官和广大民众的代言人。
       李敖认为：“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任何一个政府，离开人民的监督，独断专行，那就有不可避免的祸患。近年来，大量讴歌古代帝王的影视剧风靡全国，有洪风大浪之势头，这对刚刚开始觉醒的普通大众，确实有风尘蒙蔽之浑浊，霉菌侵害之危机。
       李敖赞颂“圣雄甘地”，“伟大的甘地，他把藐视法律的道德，带进不敢藐视他们的法庭里。他的精神，使整个法庭的人都自动站了起来，向他致敬，向他的‘不合作主义’致敬。”李敖赞颂“国父”孙中山，“他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他的目的，显然在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放弃古老，同别的国家一样，走向现代化的世界。”
       甘地和孙中山是人民的公仆，有其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品德，曾经为了正义的事业献出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们是后来人需要学习的人生典范。李敖认为他们才是可以引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杰出领袖，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眼光、勇迈、气派、度量、虚心、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苦难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度过了“炼狱”般的煎熬，需要从血泪中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未能获得满意的答卷，也未能听到最深沉、最真诚的声音。除了外在的大气候，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和胆识制约和羁绊着精神的升华。同样经历过类似中国遭遇的俄罗斯，却涌现出像蒲宁、索尔仁尼琴这样伟大的作家，留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之作。
       李敖总结得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和不足，即：“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在祟尚知识，出版业空前繁荣，所谓作家多产，群星璀璨的时代，李敖吹响了警惕世人盲目迷信的号角。他置身于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拨开缭绕的云雾，做着深入细致的澄清事实真相，严肃犀利地剖析灵魂，以昭示未来通向真理之路的艰巨事业。
       张承志曾经是照耀中国文坛的一颗明星。从火爆全国的“张承志热”到他悄然隐退文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有不少读者寻觅着他的足迹，热情地呼唤他再次复出。
       张承志笔下美丽的大草原，雄壮的黄河水，都遭到严重的污染，面临着衰竭的厄运。宁夏某个地区辽阔的草原现已大面积枯黄，不再是青波荡漾。过度放牧致使大量幼弱的草苗失去再生的能力，旅游的人群喧闹声声。驱走了草原上空飘散着青草芬芳的空气。大量羊群西迁，一片废墟赤边，孤独地探寻着出口。昔日那奔腾翻滚的气象在有些省分已渐渐趋于缓和：犹如山间蜿蜒流淌的小溪，成了“老妇”的河。
       象征着大自然青春年华的草原，激荡着中华雄风的黄河，从人类精神的版图上渐渐褪去了光彩，物质主义的汹涌大海冲垮了思想堤岸，陷进“无援”的境地。张承志把危难的民族带进《心灵史》，用伊斯兰人民为了信仰忍辱负重，流血牺牲的圣洁精神，行了庄严的洗礼。他以笔为旗，在颓废的山岗聚集神灵的力量，把前人卓越的勇气谱成“英雄交响曲”，超拔了一代萎靡不振的民众，把自由正义的心魂还给了世界，新生的种子在清新的空气中开始生长!
      “旗帜不追求成为石头砌造的墓碑。我总在想，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作家档案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之后留下了什么——旗的追求是猎猎飘扬、激烈地抖着风。美丽的飘扬。”
       提起已故作家路遥，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上苍劲的西北风。这是祖国偏僻闭塞的地域，这是掩埋了无数赤胆忠骨的大地。严酷的地理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思想观念早已在百姓的命运中布下坎坷曲折的征途。正如路遥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意义：路遥知马力。一切辛苦勤劳的人民都像牛马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默默无闻地耕耘着脚下的土地，忠心耿耿，任劳任怨。
       路遥在《人生》中描写的主人公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先后都经历过饥饿、困惑、爱情的失意、人生的风雨，活现出路遥的影子。他们是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一代。在时代大变革的时期，灵魂受到强烈的振荡，为了摆脱贫穷，拥有幸福的明天，曾经付出巨大的牺牲，饱受磨难。但他们最终都是冲出难关获得胜利的人。
       路遥深情地爱着他们，诗意地理解他们，他本人的创作是紧随他们的足迹，一道前行的。路遥在作品中设置的人生，是宏伟悲壮的，是饱含泪水的，是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他为了塑造一个个感情饱满，精神刚毅的灵魂，付出了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代价。高加林，孙少安和孙少平永远地活在读者的心中，可陪伴他们成长壮大，精心培植过他们精神之树的园丁却英年早逝，留给我们深深的遗憾。
       路遥是大西北农村新时代青年的代言人。是他们亲爱的兄弟，是知识分子队伍中最敬业、最无私、最厚道、最有创造力的一员。
       我们永远怀念他。
       饱受疾病折磨的史铁生，自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坐上轮椅，就一直被困禁在狭小的天地。失去了健康的身躯所能从事的运动和旅行，欢乐渐渐隐去，孤独袭上心头。他与病魔顽强地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曾有过几次想自杀的念头，残疾的躯壳载着幽暗的灵魂向死神祈祷。是上帝的仁慈之爱和智慧之光点燃生命的原野，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
       史铁生在“写作之夜”，当白昼的喧闹逝去，星星布满夜空，工作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沉入梦乡的时候，却是他神志最清醒，心魂最自由的空间。他独自静静地与上帝对话，世界不能给予他的，命运的利爪把他摔倒在人生的角逐场上，累其筋骨，苦其心志，此岸的一切名誉、享乐、豪富烟飞火灭之时，他就在“写作之夜”，跋山涉水，漫游到彼岸的理想世界，寻找永恒和不朽。魔鬼只能吸取生命的汁液，却无法阻挡人的思想拥抱上帝，永生不死。
       史铁生身为疾病所侵蚀，健康状况是一日坏比一日，可他有常人无法达到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彻悟。他在死神常常光临的地方，靠了坚定的信仰和执著的追求，把上帝和魔鬼两个极端的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并始终如一地爱他们。史铁生对待生和死都是大度从容的态度，他引用徐志摩的诗句加以表答：“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多么善于思考，活得多么尊贵的史铁生，在经过人生苦难的磨砺后，心魂自由驰骋在天国的大道上。他贡献给我们的不仅是杰出的艺术作品，从《我与地坛》到《想念地坛》，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激荡着思想之力，受到多少读者喜爱的美文，已构成文坛绚烂的星空。更为重要的是，史铁生创造了供我们超脱物欲大海，安放灵魂栖息的一方净土，无疑他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人。
       被文学史家、理论批评家林贤治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的苇岸，怀着对工业文明病态般的恐惧，在他无限热爱的村落，在芳草萋萋和小鸟鸣唱的田野，独自舔着流血的心灵，直至绝望地死去，化为一把肥料在地下滋养着庄稼的根系。
       苇岸是忧郁之子，他偏长的脸面苍白贫血，眯缝着的眼睛里全是黑暗的阴影。我们从他农民式的外貌，是绝对看不到丝毫希望之光的。他古旧的衣着，简朴的生活，沉默的神情跟他奋力抗拒的，日趋西化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他是被社会抛弃在边远角落的一个孤儿。
       苇岸对豪华的酒楼，对气派的娱乐城，对所有奢侈无度的人。在心里都有隔如两世的无法融解。他崇尚农业文明，崇尚自给自足。他熟悉大地上的事情，他熟悉二十四节气。他严格要求自己所做到的，简化生活，阻止浪费，远离腐败，从不杀生，素食主义，都出于一条人生准则：忠于自己。“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人必须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说：“天才就是把思想化为行动，并且立即付诸实践的人。”苇岸坚守自己的思想，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行动，建设自己精神的大厦。他做得勇敢、彻底，以致加速了他的死亡，但他所进行的这一过程中，本身就具有至高的意义。
       林非是众所周知的著名学者、散文家。他通读了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名篇佳作，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训练了他坚定的信念，培养了他博大的胸怀。他站在整个人类文化史的高峰，像一台智慧的太阳灶收集了四方的光辉，然后以巨大的热量扩散到知识的世界。
       经过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步入“耄耋”之年的林非，焕发出慈父般温情的笑容。他简陋、局促的书房里每天都有朋友光临，无论是知名人士、学生、还是读者，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款待。从他友好的交谈中和无私的帮助下，多少人获得了终身受益的思想。在那个“极左”思潮统治意识形态的时代，出现了杨朔等三大散文家的模式化创作，他们曾是引领文化界的大家，却在高温气压下扭曲心灵，充斥虚假，造成了艺术生命的夭折。随后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有人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理论，经过严重禁锢的思想，在解冻苏醒的土壤里萌生出鲜嫩的花朵，多少渴望抒发情怀的人们都拿起笔来，写下心灵呼声。由于整个民族缺乏较高的觉悟，所以作者就遵照“形散神不散”的准则，在散文创作中走人另一条封闭的胡同，出现了可怕的雷同。
       身为学者的林非，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用现代观念发出强有力的新声，给整个散文的世界注入一股激流和活力，“以现代观念为思想指导进行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现代人的心灵和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时代和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读者的情感得到升华。思想开放，知识丰富，善于思索和创新，勇于克服所有的艰难险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献身精神。”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作家的真诚又是艺术生命的灵魂。在目前的散文创作中，追求技巧已成风尚，往往产生了大批外表华丽而内在空洞无物的篇章。林非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以敞开的心扉，深刻的忏悔，严肃的反思，用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向着善与美的境界，一生都在不断地努力和追求着，他才成为广大读者知心的朋友。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前言里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空虚的偶然，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起摧毁。”
       我在此文中着力论述的作家，都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并深深致敬的人，他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也必将经受历史的评估，而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