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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文化性的缺失源于汉字审美的衰退

作者:朱中原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21870      更新:2014-08-13

 

——在《中国书画》杂志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书法的文化性命题,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但是,如果退回五十年,甚至退回三十年,也就是在1980年代以前,书法的文化性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
  我们所谈的书法的文化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书法家个人的文化修养还是书法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这两者都有。熊秉明先生曾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观点该如何理解?在我看来,书法本体的核心就是书法的载体——汉字。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写书法,就是写汉字的文化。但我们现在对于汉字及书法笔法的审美在逐步衰退,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但是在这个衰退过程中,又有起伏,也有高峰,高峰就在清末民初碑学、金石学的崛起,以及传统国学的复兴。书法衰退最根本的原因是汉字的衰退,具体又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和表征:第一是现代简化字运动,第二是现代白话文运动、普通话和书面语运动,第三是书法笔法的断裂,第四是书法家学问修养(确切说是旧学功底)的缺失,第五是钢笔圆珠笔等书写工具的广泛使用。这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可能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但面对此种衰退的局面,我们今天来谈书法的文化性可谓正当其时。
  关于简化字,作为书法家来说,可能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国学修养的缺失,书法家对简化字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误区,就是搞不清简化字的来龙去脉,把古代简化字和现代简化字混淆了,以为写书法一写简化字就是错字。汉字的简化字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或者说不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古代自草书诞生以来,甚至在秦朝的时候,汉字就在不断地简化,中国文字简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字逐步统一、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这个是从文字角度而言的。文字的规范化过程,必然是追求简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书写简化字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古人本来就写简化字,不足为奇。当然,有些我们现在人所认为的简化字,在古代其实是异体字,这些是必须要具有小学功底才能认识到。向书写简便角度转化,是中国文字的一大发展趋势,但不能因为追求书写的简便,便认为写简化字就是错误。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简化字,和中国文字的简化过程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所要避免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简化字,也就是“五四”以后的简化字,因为现代简化字的诞生,恰恰丧失了汉字的精义,而且增加了汉字的理解和认知难度。“亲”字中没有了“见”,还能是“亲”吗?“饭”字左边的“食”成了一个跟“食”无关的偏旁,“饭”便不成为“饭”了,我们从简化字的偏旁部首中,无法了解汉字的文化信息。“五四”以后的简化字问题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简化字的权力化,一经权力化以后,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文字形式。书法家如果书写简化字,那么就是书写了一种无文化的汉字,这样出来的书法作品,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内涵的。
  另一个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确切说是现代书面语和普通话运动。汉语的最大特征是简洁之美,具有一种诗性的特质,尤其是中国古代的韵文,这是中国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所在。比如,我们现在说“你吃饭了吗?”古人则说,“饭否?”“饭么?”现在的粤语里还保留着这样的古语。我们现在说“太阳出来了”,广东人、福建人、台湾人说“日出”。古汉语简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副词和虚词。广东人、台湾人至今还保留着强烈的语言意识,这种语言意识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一种文化保守——我就是不说普通话。实际,粤语是保留中国古代官话雅言成份最多的一种方言,而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对中国古汉语的保留程度已经非常少了。现代白话文、书面语和普通话,由于汲取了西方拼音文字多音节的特征,增加了不必要的副词和虚词,使得汉语表达由简洁变得冗长、繁复,也不利于书法的表达。而中国书法的文化性恰恰就表现在书写简洁的汉语上,也就是说,要书写以诗词歌赋为主的古代韵文,而不是书写冗长的现代白话文。如果书写的是冗长、累赘、缺乏韵律美感的现代白话文和标准语、应用文,那么这样的书法还有其美感和文化性可言吗?汉语的简洁性还表现在,它能以最简练、最少有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涵义,甚至一个字就能表达一个词或一个句组的意思,那么书法作品所使用的汉字越多,它的文化含量就越丰富,而我们看现在的书法作品,都是写那么几首被反复书写的唐诗宋词,如此少的汉字量,又怎么可能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呢?
  所以,书写书法的基础是认知汉字。而认知汉字的关键则在于读书和抄书。读书和抄书是为了增强学养,涵养性情,也是为了认字。可是,“五四”以后,由于钢笔和圆珠笔的传入,毛笔退出了日常的书写领域,这使得我们要用毛笔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刻意的创作意识,而恰恰没有了抄书的功夫。其实所谓的“书法创作”这个概念,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古人的很多东西,包括民国时期那些书法作品,基本都是不经意间留下来的,都是些书信、文稿、电文、函件、题跋、题签、便条、批注之类的东西,即便是书法家写给亲朋好友的应酬性对联,也是随性之作,并没有刻意创作的意识。而正因如此,才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汉字,所以,只有占有、使用并了解了大量的汉字,才可能谈得上书法的文化含量。无意的日常性的书写,比如抄书,恰恰使得书法没有了刻意性。民国时候,鲁迅的抄书功底就是十分深厚的,鲁迅的书法,得益于在教育部任职时大量的抄书,鲁迅的抄书量,在当时几乎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现在的书法家,已经不怎么抄书了,拿起笔来就是创作,创作前要事先设计好,如何章法,如何结字,表现什么风格什么主题,用什么样的手法,等等。这样的旨趣,恰恰背离了书法的主旨。
  我们现在人都不怎么写手稿了,即使写,也没有了那种文化气息。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书家多不是文化人,当然,现在的文化人也多不懂书法。不止是现在,去比较一下建国前后文人书家就能知道其中的差别。建国前的一流文人和学者,基本上书法都是一流的,而建国以后的文人和学者,书法大多乏善可陈;建国以前的一流书法家,基本上学问功夫都很好,而建国以后的书法家,其学问功夫则无法与建国前相比。比如建国前后的钱穆、钱钟书、胡适的书法,就无法和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马相伯、叶恭绰、严修等人相比。有人说他们是无心做书家,所以书法不佳。其实不完全对。这些学者都无心做书家,但无心做书家恰恰才能写好字,有心做书家恰恰写不好字。根本原因不是有心无心做书家的问题,而是对书法及汉字的理解程度的问题,确切说,是学问功底的问题。另外,无心做书家,并不等于不重视书法修养。事实上,过去文人的书法修养,恰恰都是十分高超的,是现在文人所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过去人的书法修养和文化修养,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不是分裂的,而在现在,则成了两张皮。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读书、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字。理由是,现在的读书人、学者似乎都写不好字。我的回答是,读了书有了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字,但是不读书没有学问,书法格调一定上不去。现在的读书人、学者不一定能写好字,不等于书法家不需要读书、有学问。书法与文化、学问的断裂,也导致了书法笔法的断裂,这是“五四”以后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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