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创作。老实说，他的作品艺术水平并不高，不成熟和随意性处处可见。最引起我兴趣的，其实还是梁启超这个人。梁启超很喜欢研究自己，表现自己，特别是他口吐狂言时，让我觉得很开心。”这是夏晓虹第一部学术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后记中的句子。1991年底我读到它时，心里很开心。这些天重温这部已经泛黄了的书，仍然觉得晓虹妙趣横生的睿智和真知灼见，从书页中“噗噗”地飞出来。
《觉世与传世》是一部纯粹朴实，丰饶而细致的学术专著。它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结构严密，在章与章的内在环节里，始终贯穿着全书的主旨和作者的眼光。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并不套用西方理论，而是以实证说服力，使其在叙述和论证中的角度、观点和问题意识，独特而新颖；从而比较正确地把握梁启超一生的精神脉络，道出前人未道之言。全书有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作者敏锐地发现，“新文体”最重要的新异之处，就是大量使用新名词。夹带大量新名词的“新文体”，也确实扩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在中国现代汉语的诞生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换言之，“新文体”对现代语文最大的贡献；即在输入新名词。借助一大批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广泛传播。所以作者把自己置身到晚清的情境中，她觉得只有“返回现场”，当时使用的新名词所造成的思想震撼，才会浮现出来；而晚清人那种创造性，那种奇妙的联想，那种生机和活力；在作者看来是“无法复制”的晚清魅力所在。
只要你细心阅读，作者精辟的论述，比比皆是。1921年，梁启超作过这样的自白：“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针对此话，作者这样阐释道：“前期的梁启超是从学问兴味与政治兴味出发，以‘学者生涯的政论家’身份撰写政论文。梁启超的政论文，具有摧陷廓清的理论力量。他擅长运用推理方法。在论述一个问题时，往往先就其性质，下一准确定义；然后引用许多具体例证，按照逻辑分析的次序组织起来。当你承认他的第一个前提、接受他的第一个例证时，他就会抓紧你，毫不放松地引你到他的思路上，逐步推导，移步换形，不断变结论为前提，直到问题论证完毕，你只有全盘认可。”这一定位与阐释十分确切、得体，符合梁启超前后学术思想的实际情况。作者的思路就像一条河流，那波光粼粼闪烁着思想的浪花，让她忍不住又说：“梁启超绝对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对情感的关注，不过是梁启超从关心政治，转到关心人生的一个精神侧面。”晓虹就是这样步步深入，引领你走近梁启超公。
读完全书，那种感觉诚如作者后记中所说：“我本来期望的是捡到一截‘破砖烂瓦’，没想到找到的是一座‘金矿’。”确实，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文学意识和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十多年来，夏晓虹一直在这座金矿里开采着；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而是“行万里路”脚踏大地；无论国内抑或是到国外，她都会有意识地去实地考察。今年8月，夏晓虹又一次国外行。到澳洲，她亦不失时机地寻找梁启超文踪。我读到她刚完成的《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一文，发现她收获还真不小呢！这给研究者本身，带来很多乐趣。实证的可贵可亲可信，使她的学术研究视野更开阔、角度更新颖、眼光更犀利独到。
《觉世与传世》从1991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到2006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光过去了15年。这15年来，夏晓虹对梁启超的研究，仿佛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不仅受到国内学界关注，还受到国外研究界的重视；更大的反响则是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2006年8月，晓虹在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专著《阅读梁启超》。这是她十余年来研究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的合集。其中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和文学史等研究的探讨和考辩，使之比较全面深入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翻读第一篇《结缘梁启超》，你便能看到她的自白：“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与梁氏文集‘剪不断’的日子，竟有十五载之多。今日回思，也觉惊心。”十五载的岁月，尤其是实地考证，之于晓虹已承载了很多的情感重量。
如果说《觉世与传世》，系统地道出了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那么《阅读梁启超》，则是更加有趣味地展示了梁启超政治、人格、学术的魅力。我们知道历史名人引起争议，褒贬不一，此乃常事。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这多少有点贬损之意。当然亦有更刻薄者，指责梁启超为“阴谋家”或“反复无常”的小人。夏晓虹在书中以实证来甄别和弘扬，颇具说服力。
在《寂寞身后事》一文中，作者呈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梁启超。他被人误解。他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教训徐不该离婚。他尿血症久治不愈，所切除之右肾，并无病变，白丢了腰子。当人们对协和医院的谴责占压倒优势的舆论声中，作为一名受害者，本有充分的理由向协和发难，但他却反而站出来为协和说话。夏晓虹寥寥数笔，就把梁启超的人格魅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但在论及梁启超的文艺观时，作者又见地独到。她认为，梁启超的文艺观，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达到深邃的思考与体系化的建构。夏晓虹的论述，逻辑思维严密，层层递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你不得不信服她的结论。
在学术界颇为浮躁的今天，夏晓虹做学问严谨认真敬业，多少给人以警醒和启迪。我自1991年购买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觉世与传世》起，与她神交15年；直到去年12月，我们才有了第一次见面。那些天我到北大看女儿，我们相约她课后见面，一起午餐；但上午女儿正好要上夏老师的课，我就跟去了。坐在教室里，听夏老师的课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夏老师瘦瘦高高的个子，剪着短发，白皙的脸上，架着近视眼镜。脱去大衣后，她穿着深咖啡色毛衣，看上去朴素而雅致。讲课时，尽管她对所讲内容，已烂熟于心；但她还是备着讲稿，一丝不苟。夏老师的演讲魅力，从她偶尔淡淡的微笑中散发出来；听众就像吃橄榄一样，细细品啜，真是满口生香，回味悠长。
课后，夏晓虹请我和女儿去“未名楼”午餐。这使我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那天“未名楼”饭店并不忙，雅致的环境和餐座给人一种好心情。我们坐下来后，晓虹点了鸡肉煲、牛柳、海鲜等，一道道色泽光鲜的佳肴，加上我们随意的聊天；她的坦率和生趣，灵性和理性；让我看到了她从骨子里透露出的那份执著与内在的洒脱。而她的声音轻柔甜美，悦耳动听。特别是她言谈中浅浅的微笑，在我眼里仿佛就是聚集了她所有涵养的外在显露。那种味道，是精神贵族一代一代传下来，并在氛围和气场中薰然而成的东西。
1953年，夏晓虹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晓虹父亲姓刘，据说是刘向的后代。晓虹在家排行老二，出生时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父亲，为她起名时，只在母亲的名字中间加一个“晓”字。母亲叫夏虹，女儿叫夏晓虹，真是母女情深呵！而晓虹的哥哥和妹妹，则姓刘。长大后的晓虹，对父母非常孝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晓虹曾到吉林插队落户。 1975年返回北京后，在皮毛厂做学徒。她爱好旅游，喜欢集邮。1977年恢复高考，晓虹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学术名家季镇淮先生的关门弟子。在北大，晓虹觉得北大最最重要的是培养了她的学术眼光。毕业后，由于优秀，她被留校了；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季镇淮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出版过非常有名的长篇《司马迁》和《闻朱年谱》等，晓虹从季师身上继承了执著的治学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这就使她的学问，做得相当扎实有秩序，又形式多样，灵活瑰丽。
那天我们从“未名楼”饭店出来后，晓虹要去北大图书馆查资料。我和女儿，就一直随她走到图书馆门口。我们边走边聊，只觉得大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探讨呢！好在来日方长，第二天我回到杭州，从书橱里找出她1995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文人妇女观》。这部书，当年买回来一口气读了两遍，还不算某些章节的反复阅读。读后百感交集，相当震撼。该书是夏晓红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应编辑之约而作。学问做到晚清女性这一部分，在她看来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中国女学者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的生存现状、文化现状，通过知识的归纳和事实的顿悟，抵达本质世界。作者采用“综论”与“分论”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对大历史中具体人物甚为关注。在“分论”部分，作者讨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时林纾适逢丧偶，在翻译中倾吐了一腔热情；译到动情处，忍不住与合作者、懂法语的王寿昌二人相对痛哭。严复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由于这拂之不去的茶花女幻影，对婚姻怀有极为顽固态度的林纾，也开始对妓女心生好感。作者讲到中年的林纾，曾在苍霞洲与谢姓妓女相遇。这则故事的版本被不断演绎，但夏晓虹对具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分论”中不可忽视的，还有蔡元培“发现俞正燮”之篇章。蔡元培的《俞理初先生年谱序》为著名论文。论述俞正燮人权、男女平等权思想；以及治学的古今观等。作者非常看重林纾和蔡元培在新思潮萌动期的影响。
在综论部分，夏晓虹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的新图景。她认为晚清实际上是“妇女解放”的原点。女性最早接受社会化教育，是从晚清开始的。女性废除缠足的观念，也是在晚清开始的。另外还有《女报》，也在晚清才出现；它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前卫激进。作者擅长发掘和利用资料，并将近代报刊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在历史陈述中，作者厘清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使全书丰满而厚实。她认为就晚清思想史而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实为最有价值的成果；诸多不完满与不成熟，均无法掩盖其光辉。1996年，《晚清文人妇女观》获得了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4年8月，夏晓虹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作者对古今中外一系列 “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 作了重新阐释，以这三个方面来重构晚清历史图景。并进一步探讨了晚清教育、传媒、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交往行为、价值观念，以及评价体系等的历史面貌；展现了一个多元、丰富和驳杂的晚清社会。而晚清社会，也诞生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女性之光：惠兴、胡仿兰和秋瑾。这些相对独立的女性人物和事件，其实与历史、与现代国家有着精神上的隐秘关联。
夏晓虹对于晚清“女性社会”的描述与剖析，采用了个案研究形式。在一系列个案中，读者能够感受到晚清“女性社会”具体的存在方式、形态及其背后社会思潮的脉动。在对“男降女不降”之说的考辩中，作者描述和阐释了这一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和话语资源，在晚清时代是怎样被重新阐释，又是怎样转变为一种现代意识？从另外一方面看，民族、国家这一类叙事与话语，又是怎样进入晚清女界和女学的？
全书读到《罗兰夫人何人也》这一节时，作者勾勒出了罗兰夫人从西欧到日本；再到中国，并成为一种女性理想化身和革命形象符号的过程；为读者揭示出了晚清社会思想中的诸多复杂方面和内在矛盾张力。我们从秋瑾身上，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对晚清社会、晚清女性启蒙的成果。那时候为国家、民族和革命献身，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至高境界。夏晓虹说：“昭示出晚清女性对西方女杰的取法，已从向往转化为行动。”对于秋瑾之死，晓虹梳理了当时的各方舆论反应，折射出其时社会思想的复杂、矛盾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思想状况。秋瑾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她的死大大超出了晚清女性社会、女界和女学的范围。其意义的触角，已伸向更为广阔和深远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因此《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为读者展示了中西文化在晚清的碰撞。应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视野和想象。
1997年2月，夏晓虹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晚清人物研究集《旧年人物》。其夫君陈平原在序文中道：“夏君对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命运及其心理格外感兴趣，把这两年追寻古人心路历程的若干短文集成一册，不知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品味人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旧年人物》以“说”字当头，贯穿全书的“闲说”，实则是从小事观察历史人物微妙的心态，别有一番洞见，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所选人物，都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纾、王韬、黄遵宪等，无一不让她施展了点金术；写得有血有肉，性情迥然，道出其主要特性；使这些晚清遗老，栩栩如生地进入读者心中。作者说林纾的“好名”，说谭嗣同的“任侠”，说梁启超的“善变”等等，都独具魅力。在后人眼里，谭嗣同是个英雄人物；可在晓虹笔下，一个侠骨柔肠、生气勃勃的谭嗣同呼之欲出。作者紧扣“侠”字做文章，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写起，到李白的《侠客行》；但晓虹认为把以儒兼侠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并以身殉之的只有近代的谭嗣同。作者目光犀利，结论也颇具可信度。她说：“谭嗣同最后之束手待擒、引颈就戮，纯粹是为信念而死，为精神而死，亦即是殉其一以贯之的侠心。”
晓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著名学者，出版了许多部学术专著和随笔集。她独特的个性和深邃的思想，都浸透在字里行间；凡读过她著作的读者，一定会被她的才华所吸引；被她执著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钦佩感动。我想她敏锐的触角，在钩沉往事中；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新思想和新见地将她的学问,在漫漫岁月中构筑成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