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我在报刊上零零星星读过一些崔卫平文章。那些文章基本是刚性有见地的思想文字。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她自己独特的方式与视角。2003年11月，我在杭州一家私营书店看见一套先锋批评文丛。崔卫平那本金黄色封面的《积极生活》，格外醒目。封面的线型图案很简洁，你可把它想象成人在地球上奔跑，抑可把它想象一种岁月的轮回。于是我翻开目录，看着那些题目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双刃的言辞之剑》、《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为阿伦特一辩》等，很喜欢，我便毫不犹豫地买回家。通过读此书，我知道一些崔卫平的理念、思路与追求。你可看到她对政治的敏感，对问题的尖锐；抑可看到她对西方知识女性的赏识，对东欧文学的热衷。
此书第一篇《阁楼上的疯男人》，倘若你仔细阅读，很容易就看到了作者的追问。这个题目是从《简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可怜的妻子，被女权主义表述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引申过来的。这里作者首先谈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某段名句，然后阐释说：“一个怀着‘独异’思想的‘个人’和周围世界的紧张关系，他和周围一般人们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最终使得他得了‘精神迫害狂’。但他始终不是一个病理意义上的‘病人’。”在他的谵言妄语中，透露了‘火一般热情’的真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作者的思路就像一条河流，从幽暗处凿出光亮。她说：“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驱者’或‘精神界之战士’，他是一位‘现代英雄。’”然而什么东西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困惑呢？也许是：“鲁迅笔下的这位‘狂人’把自己定位在‘现代’的门槛上。他从漫长绵延的历史中‘抬’起头来，发现了其中隐藏的巨大的可怕秘密，自从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开始，他便宣布了一种历史的中断：‘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者认为，“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于是作者层层阐释，引经据典也颇有说服力。从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分析了康德对于“启蒙”的界定，以及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到康德关于启蒙论述的要点。这不仅在于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且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开始：人人都学会使用他们的理性。这里作者首先要让读者转换视角去理解“启蒙”，然后再回到“狂人”身上来提出问题。最后自圆其说：“鲁迅本人对这个怪圈是有认识的，他称此人为‘狂人’表明了他的不止一种疑虑。”崔卫平的这篇文章不长，她穿梭在现代中国与西方文明中，写得深邃有见地。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沉默和言语之间》，是一篇写得赏心悦目的文章。看得出作者非常喜欢伍尔芙，喜欢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精神。“句子，句子！没有比句子对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了！”在涉及女性写作与句子的关系时，伍尔芙表现出严谨、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而同时又是最深入和最温暖的女性立场。在女作家和女学者中，喜欢伍尔芙的人应该不少。
《西蒙娜•德•波伏娃：双刃的言辞之剑》与《为阿伦特一辩》这两个文章，也都是我喜欢的篇章。波伏娃与阿伦特这两位智性女人，虽然命运不同但都为女性涉足哲学开了先河。1949年波伏娃出版了她的《第二性》，1951年汉娜•阿伦特出版了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比较而言，我更心疼汉娜•阿伦特的际遇。崔卫平的《为阿伦特一辩》一文，的确写得相当饱满而充满感情。她阐释的阿伦特，是一种精神相通后的领会：“在她的生气勃勃的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韧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她身上潜藏的所有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是的，阿伦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这是一位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因为懂得阿伦特，崔卫平便有了与阿伦特血脉相连的精神归依感。
这部《积极生活》的题材比较宽泛，除了阐释哲人，诗人还有公共话题与访谈。《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这篇文章，作者写得相当有意思。她把哈维尔和昆德拉放在一起谈。昆德拉年长哈维尔七岁，哈维尔自称为“荒诞的理想主义者”。从“荒诞的理想主义”出发，哈维尔提出两个属于他的独特的理念：“生活在真实之中”和“反政治的政治”。而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通过萨宾娜之口：“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只有在远离人群才能做到。……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不感到难受……相反，这样做才能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因为“昆德拉不会不知道哈维尔提出这个命题的具体语境。”所以尽管昆德拉借萨宾娜之口，但对哈维尔这一理念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作者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是做着比较。然后阐明观点，这很有意思。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反政治的政治’听上去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思议，许多西方人也为此感到十分困惑，经常拿这个问题去烦扰哈维尔本人。概括地说，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与一般人们不免将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欲望和操作’、‘政治阴谋及手段’乃至武力不同；哈维尔认为，真正的政治，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治。政治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政治应该从属于人类良知，它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的责任。”应该说，读这篇文章时我还真不太了解哈维尔。但对他“反政治的政治”的论点，虽然认同，也不无疑议。
有一天，我在某一篇文章中读到作者大致这样的话：在偶然的机会遇上这部书，在1994年趁肺结核在家休息时，开始很有兴趣地翻译这个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的书。哈维尔是总统。我想崔卫平看准了他，便是进入东欧世界的敲门砖了。后来我在图书馆找到了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翻读之后觉得东欧那世界，神秘而复杂。
2004年7月我带女儿去北京旅游，那天下午我们约好了在京师大厦的路边见面，但天热又时间尚早，我与女儿到大厦里面去转了一圈，出来时崔卫平已等在路边了。她穿一条黑色镶着白边的连衣裙，留着短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风韵犹存。只是也许常年的思想，她给我的感觉有点沉重，仿佛思想布满了她的全身。她不像有些女人那么飘逸轻灵，像飘在天上的云朵。她是属于厚重而沉稳的那一种，是双脚落在大地上的耕耘者。
那天下午，崔卫平带我们来到一家京师大厦附近的茶吧喝茶。这个茶吧在我的记忆中，有点儿像欧洲的乡村茶吧。茶吧里就坐着我们三个人，很安静。我们先互相赠书。崔卫平赠我的是她刚出版的散文集《水木年华》，还有一本是美国艾米丽亚•基尔•梅森著的《法国沙龙女人》。这里面有她的一篇代译序《当“鲨鱼”遇见“金鱼”时》，其中的一段话你便能知道作者对写作女人与某些宫廷女人的明白。她说：“伍尔芙是一脚迈出了自家的客厅，自觉地来到写作的市场，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竞争的场所，接受其严格评判。这个意义上，伍尔芙是‘鲨鱼族’的祖先。……不要以为‘金鱼’仅仅是一些相反的人们。的确，她们出身高贵、貌美富有，前呼后拥，但是偏偏有人志不在此。她们要从精神内部锻炼自己，过上一种纯净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崔卫平对西方知识女性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喜好。她与她们做着心灵的、精神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
崔卫平那天谈了不少东西，她的口才不错。她与我们谈了她的女儿。她女儿与我女儿这般大。她说她女儿一个人出门旅游去了，让我很是惊羡。一个19岁的女孩子，一路的行程都能自己料理好，真是不简单。然而，她最喜欢谈的还是学术。我的耳朵里只听见她在说东欧、说波兰、说哈维尔、说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还有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以及有关信仰、经济增长、精神循环、宗教维度等。对于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我是不陌生的。1997年初，我在夏威夷读过他的书。这个波兰思想家极其早熟，十三四岁就能在课堂里大声质疑被掩盖的真实历史。我想如果说哈维尔的政治基础是良心与道德，那么米奇尼克的政治基础便是政治与公民。在外在实践上，我认为政治与公民便是通向社会的有力途径。
感觉中，我们后来还谈了休斯、谈了阿基米德、谈了龙应台、谈了人性与困境，我想我的记忆力不坏，应该就是这些。小茶吧优雅安静的氛围很不错，若不是崔卫平还有赴约，我想我们会聊得更多一些。这样的谈话，确实是一种心灵的愉悦，不失其思索与思想的光芒。告别时我们合了影。今天找出来看，看着我们怎么就是一脸的严肃。难道这就是女人谈哲学的反映？抑或是哲学已在我们心里感到了对世界的沉重？
回杭州后，我读了她的《水木年华》。这是一部与她自身有关的散文集。有着她的成长、她的亲情与友情。有着她年少时与哥哥的哲学交流与对话。有着她与一大帮男孩子在一起做“假小子”的经历。有着她写女儿“闹闹”的母女情怀。她，1956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应该说作者自身的经历与亲情写成的书，让我有一种亲切感。但我最想看的还是她的思想之书。在我的感觉中，她不会停顿在某一处。她会拓宽自己研究的领域。在我们意想不到中，她忽然已经进入了她的另一个新领域、产生新思想了。这就是崔卫平的神秘。我想女人的思想与男人有着某些区别。女人思想的长处，男人并不见得能拥有。同样处在形而上思考，女人也许会更细致入微而又不失其尖锐。
去年6月，我与女儿从曲阜回来。我在图书馆看到了崔卫平的新著《正义之前》，便借回家。细细阅读，觉得她正在改变一种方向。如果说《积极生活》还是以文学为主的阐释，那么《正义之前》则是以公共话题，诸如：社会、道德、仁慈、矛盾等的介入与参予为主体。这也就是说崔卫平在她自己的意识中，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我想这也是广大知识分子都应该肩负的责任，并且把对社会的责任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
《正义之前》这书里，有一篇《传唱英雄的故事——关于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崔卫平对林昭的关注，让我想起湖州诗评家沈泽宜发在《江南》2005年第四期《我和林昭》一文。林昭的灵魂中有火热的爱情。但拿沈泽宜的话说：“林昭和我，一个侬心如一，一个一无所知。三年来我所小心维护的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友谊，而在友谊和爱情之间，我无法也不想跨越这段距离。谁想到数月之后，一场风暴把我和林昭双双卷入其中。最终的结果是，她已永逝，我仍苟活。”读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实话实说《正义之前》一书中，那些谈社会的文章写得相当有分量。这不仅需要敏锐与洞察，还需要目击与现场感。作者说：“在当下种种社会矛盾之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政府的政策、政令所发生的冲突，政府及其官员直接变成利益竞争者，运用民众所授予的权力，反过来与民争利；在排斥民众监督的情况下，单方面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当今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这种矛盾不解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矛盾。”作者对社会关注的眼光，其内心已潜伏着危机感。
从着重文学作品的阐释，到对公共话题的论述。崔卫平的转变，与其说是她视野的不断开阔，不如说是她作为一个中国人更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尽管个体的自己，总是有着局限。但我想在这部《正义之前》后，崔卫平还有更多的思想与见地，将建设她在社会中的外部世界和心灵中的内部世界。这就是崔卫平，一个有着汉娜•阿伦特精神脉络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