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但凡美好的词汇一经提出，事物却总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人们呼唤“青天”时，法制就会离人们越来越远；在人们呼唤“和谐”时，和谐也会离人们越来越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在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东西方都产生了圣人，我们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的几大圣哲，都因为为人类提出了美好的理念而受到后人的敬仰。不过，如果仔细考究则会发现，世界最纯真、最和谐的时代，都出现在圣人诞生之前。
      中国今天的实际境况，已经发展为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政治格局的不可持续状态，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导致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根本性破坏。以往的执政者通常会用顺延的方式，采取消极的对策论，把问题留给下一届，而消极顺延的方式本身，又是在加大问题的恶化。虽然每一次的应对之策，都会打上“改革”的旗号，但事实上都不是长久的制度设计，“改革”通常会留下更大、更难的问题。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可圈可点，在改革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埋下深深的祸根，可以说“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为什么我们会对“改革”失去了甄别和约束的能力？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将改革本身“宗教化”，使得“改革”本身成为不可置疑、不可约束的新宗教，于是，许多罪恶的行为也借着“改革”的名义泛滥成灾！
       事实上，“改革”本身只是手段，而非实质，“改革”可以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着坏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概念就是“科学”。在我们打着“科学”大旗的今天，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发展真的科学吗？具有讽刺性的是：中国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等就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科学的发展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
      是科学本身的错吗？不是。是科学发展理念本身的错吗？也不是。
      在中国，科学成为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新宗教，被认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良药。事实上，科学只是解决技术问题的，而不能应用到所有的领域。比如宗教，比如文化，比如艺术，比如种种社会问题，未必属于科学范畴。用科学去解决宗教问题，用科学去解决艺术问题等等，不仅不能获得良性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会形成严重的扼杀。譬如中国的中医，其中就综合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医术和物质类的药物，在医疗的过程中，既有医术的技艺、中草药的药效作用，也有哲学引导、心理暗示、人文关怀等等多种因素，使得精神引导、医技和药物作用同时对患者发力，最终形成综合治理作用。现代西医放弃了医生对患者的心理宣导和人文关怀，冷漠地将患者推上冷冰冰的CT台和化验室，使多数患者承担了不必要的化验与检查成本。
       我经常看到有人指责中医是“伪科学”，感觉非常好笑：中医什么时候“伪装”成科学了？中医就是中医，其中有人文成分，也有科学成分，本身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在今天，中医需要大大提升其中的科学成分，但绝对不能放弃中医的人文关怀成分。本人是中医世家，幼时看到父亲为患者看病时总要把脉，于是就问父亲：“不同症状的患者都需要把脉吗？”父亲笑着解开了玄机：“并非每一种症状的患者都需要把脉，但把脉是医生与患者建立信任和心理沟通的过程，所以尽量保持把脉的环节。”原来，把脉有时仅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一种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的工具。
       人类社会的构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元结构，对于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只有科学的一把尺子去度量世界，那么，科学不仅不能带给人类福祉，反而扼杀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功能。
       美国没有国家科学院，结果美国的科技全球第一；美国没有文化部，结果美国的文化事业全球第一。中国设立了中科院，但在科学被宗教化的氛围中，高居庙堂之上的科学院反而成为限制科学发展的门槛，“科学”本身也演进为新的“现代迷信”。而科学过多地干预了非科学领域的功能，最终形成了“最不科学”的发展局面。
       中国未来真正要科学发展，就必须首先打破对“改革”本身的崇拜，进而回归决策的理性；就必须打破对“科学”本身的崇拜，把“科学”还给“科学”，把文化还给文化，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生态，只有这样，中国才真正有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