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他的光明，捍卫他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的周围。
——罗曼·罗兰《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齐美尔
“五四”已走过九十年的岁月，裹挟着暴风和雷雨的历程。在纪念他的此一时段，没有激烈的争辩，没有沉痛的呐喊，更没有黄河愤怒般的咆哮……一切归于平寂，甚至沉默。
究其原因，是俄国流亡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活在后历史的时代，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真正新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又是即可以让我们得生，又可以让我们得死的大时代。现时代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全球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犹如滚滚长江水，威猛直下，势不可遏。托夫勒所称的“三次浪潮”又似火山喷发，浓烟翻涌，火焰跃动，冲击神州大地。奇迹从古老的东方屹然崛起，经受了多少重创和磨难的中国，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各个城市披上了绿色的外衣，配戴艳丽的花环，迎着晨曦和晚霞，总有不绝于耳的歌声悠扬传唱。与奇迹相伴，灾难，这可诅咒的魔鬼，威临亿万苍生的头顶，肆意作恶，制造了流血和痛哭的分离，恐惧如飓风呼啸，死亡的阴影在人生的舞台上重叠显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从“杀人凶手”非典到声势浩荡的太平洋海啸，从严寒刺骨的冰雪之灾到世所罕见的汶川大地震，紧随其后弥漫全球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就业的艰难处境；生存的深渊险滩再一次昭示：既可以让我们得生，又可以让我们得死的大时代往往呈现正反两面，奇迹和问题混合交织。借用英国伟大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话，即可作如下表述：
这是信仰的新纪元，这是怀疑的新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怀念“五四”，拷问“五四”在当代的价值，我的眼前便迸发出两重意象：火和血。火是燃烧的火，革命的火焰，从沉睡的夜晚向广阔的天宇喷吐，这是精神解放的讯号，它焚毁层层围墙，冲破思想的锁链，穿透虚伪的迷雾；血总向茫茫大地流淌，土是血的土，血是同胞的血，血灌溉着，血滋润着。火震撼恐惧的心灵，激发了凝固在柔弱中的血，火再次燃烧。我们经受着火和血的洗礼。
“五四”真的已成为历史的辉煌？“五四”真的已成为故纸堆里的高谈阔论？“五四”真的已死去？
美国著名学者舒衡哲女士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五四’还未终结。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五四”的确像一个千疮百孔，受难的战士。面对他，我仿佛置身在四月荒凉辽阔的古战场，北风吹过，厮杀声穿山越岭，久久回荡。“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余光中《四月，在古战场》），此刻的我已不再是举目远眺，匆忙奔走的过客，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人民的苦难的深处，只能扬幡招魂，在哀悼圣贤亡灵的同时，做敢于自我承担，对强势和奴役说不的后死者。
——魂兮归来！魂兮归来！
时下，挥霍巨额钞票拍摄的“帝王”戏愈演愈烈，龙藤椅上端坐的秦始皇、武则天、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一个个活灵活现，他们分别从豪华的坟墓中，从写满“吃人”字样的历史书页中走出来，迎着无数愚民的膜拜，再次复活，暧昧的讴歌由此开始。在“大腕”导演张艺谋策划演绎的影片《英雄》中，被司马迁大写的人物荆轲，变成了犹豫不决、内心充满矛盾迟迟不能下手的懦夫，崇高的人的尊严感、大义凛然、“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女侠秋瑾诗句）的英雄气概遭到了无情消解。在央视“百家讲坛”以讲清史而闻名的著名学者阎崇年，竟大言不惭地以奇谈怪论蛊惑人心，说什么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是为了平衡国家。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命运遭到了残酷抹杀，人类的良知泯灭，自由和正义的声音像游魂一样若隐若现，以致断绝。复古主义者大祭孔夫子，高唱《论语》的赞歌，扬言要以儒教治理文化，振兴国家。国粹的守护人，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反思西方的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贬低西方文化，宣称要以“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思想”，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满怀信心地说：“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毋容置疑，这些“壮举雄言”使老大的中国，再次以假相蒙蔽本真面目，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使问题与实人生脱离，如坠云里雾中。
更需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著名学者王元化，黄万盛等对五四进行了反思和检讨，他们追随海外学者林毓生的观点，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断裂，致使现代中国人已不识古字，不通古文，更不懂得古人的奥义，是导致现代中国人文化水平下降，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五四，自然就会把五四和‘文革’等量齐观，要像拒斥‘文革’一样拒斥五四了”（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保守主义在否定五四的“罪证”中还指责五四精神缺乏宽容，违背“中庸之道”的古训，说他们不合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既不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带来了，或将带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这种弊病是当代西方学者也在批评的。“这种反思和检讨，如果不是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必要的，它意味着国人思想层次的变化。然而事实上，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上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在“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底下其实掩藏着更为本质的内涵，“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唱完》），实乃唱着“老调子”，手持“软刀子”的“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热风·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五四”还未终结，历史有待续写。在通往“五四”的道路上真是一个关口接着一个关口，一次受难接着一次受难，难以穷尽。然而，如从变革社会，构建精神的角度出发，我将会义无反顾地踏上通往“五四”的征程，尽管荆棘遍布，困难重重。
革命是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革命是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
“五四”虽然历时短暂，但是“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林贤治《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当专制统治“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准备吞噬人命，破坏了人类的自由生存，造成了数以万计的顺民和奴才，这国民劣根性的最深痼的病因；当封建主义思想戕害心灵，筑起高墙，将“人各个分离，默默地生长、枯萎和死亡”,“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不再感到别人精神的痛苦”（鲁迅语），有谁能忘记“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闰土动着嘴唇恭敬地叫道：“老爷！……”这让鲁迅“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鲁迅《故乡》）的悲哀？有谁能忘记旧式读书人孔乙己因穷困而偷，被人打断了腿，“盘着两腿，下面垫了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到，‘温一壶酒’”（鲁迅《孔乙己》）的求乞者形象？有谁能忘记祥林嫂痛失阿毛，向人诉苦，想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受苦”（鲁迅《祝福》）的残酷处境？又有谁能忘记五四小说刻画最有力的孤独者形象——魏连殳？“曾经‘出外游学’，受过现代教育的魏连殳，常常发些异端气味的议论，因而被人们视为‘异类’的魏连殳，不见容于社会，流俗，自己也轻蔑社会、世俗眼光对他的轻蔑。他的武器是沉默。这是一个岩石一样沉默着的孤独者，绝对不像当时浪漫主义小说流行的主人公那样神经脆弱而多愁善感。然而最可悲哀的，也许就是‘叫喊于生人中，而人生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吧。鲁迅比之为‘沙漠’，——‘沉重的沙……’。包围着魏连殳、吕纬甫，陷他们于可怕的孤独中，是蒙昧的‘多数’，历史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开口之先，就已被‘沙窒死了”（赵园《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魏连殳？在整个民族和无数个人趋于灭亡的危急关头，因为有了五四领袖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精神界战士，联合一群“喝了狼奶热流”的青年叛徒，带着受压迫阶级——“奴隶”想得到主人地位及其承认的欲望，求取自由解放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战斗时，“人国”的历史才显露出来。“在精神资源十分贫乏的中国，知识分子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是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只有艰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一切；那种震撼力，依然是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林贤治《知识分子与精神》
科耶夫说：“历史始于欲望，而人得到承认的欲望随历史的展开得以实现（满足），欲望之满足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导读》）。
与“五四”一代浴血奋战，创立“人国”的历史相对照，我及我的同类则生活在无历史，被普遍异化的困境中。迷雾笼罩的大海，未有指明的航海线，广度和深度无从探测，但航海却要开始……
在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世人一向视科技为工具，或人类力量的延伸，笃信“技术就是力量”。科技的高速发展令人惊心动魄：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现代传媒普及，世界飞速地改变了它原有的模样。对此，哲学家海德格尔长叹道：“大地震撼，日月无光，人沦为大众群体中的一员麻木不仁，不断失去他的认识本能。”电脑语言的出现，控制论的进展，定会出现人类语言的逻辑化、数据化，导致人类思想萎缩。“人们无需原子弹了，人类已然连根拔起”（海德格尔《路标集》）。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在直线下滑。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有自我推展至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排斥一切阻挡、抑制其推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责任，使他们无法产生效用。马克思·韦伯说：“工具理性越发达，价值理性愈萎缩”，他征引德国诗人Friedichschiller的名句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叹息，“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由消费观念的变化而引发了一种普遍的、多重的变迁和去领土化：从地理上看，千百万人正在从农村流向城市，变成了“游民无产者”——移动的、变化的、无家的、无地位的、无名的流动劳动者；千百万人正在移民到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在这两种迁移中，中国人最终放弃了‘东好西好不如家好’的意识形态”（王逢振谢少波《全球化与文化和空间在中国复制》），真正过上了无根漂泊的浪子生涯。
与此相呼应的是人对自我力量的悲观和失望，主体性的丧失，人的不存在，不在场，空落、无助、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深入人的骨髓，如在冰山冰谷中穿行，胸中微弱的心火即将冻灭。“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那冷气已使我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鲁迅《死火》）。卡夫卡在小说《城堡》中，以“城堡”象征压抑人的社会现实，城堡近在咫尺，土地测量员K却总也无法到达。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他足足奋斗了一生，以至到死都未能如愿。现实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是人自己创造的，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但是，作为主体和本质的人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压抑人，反客为主，人被强大的现实存在所扭曲，显得渺小卑微。《变形记》通过对格里高尔的心理描述，展示了现代人深感人性异化的痛苦。在存在的重压下，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他虽是虫的外形，但有人的心灵。而虫的外形隔绝了他与人的沟通，最终在孤独绝望中悄然死去。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无情地质问:我是谁?人是什么？在美丑颠倒，是非混乱的世界，人受金钱的诱惑，内心如猛兽奔跑，人的脸面已被无形的力量拉长，变形，双眼充满燃烧的愤怒的火焰，说话语无伦次，走路疯疯癫癫，处在极端的煎熬之中，内心分裂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人，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
我和我的同类，都曾陷入过鲁迅极为憎恶的“无物之阵”中，最可怕的是它的“不明确、含糊不清”，像圈在无形的铁栅栏中，往往在不留意的瞬间，从背部遭到突袭。生存有时是魔鬼，有时是暴君，它往往在你春风得意时宣布“逮捕令”，又在你沮丧失意时将你与人群隔开，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流下屈辱的泪。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索尔仁尼琴语录）。
那么，这是谁之罪？我们怎么办？
“五四”的号角已吹响，看，青年们的鲜血凝结而成的火红的旗帜在前边高高飘扬，“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是其最根本的革命思想。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开始航海吧！狂风巨浪在做着最危险的游戏，船一会倾斜到右，一会儿倾斜到左，一会儿向前抬，一会儿向后仰，几乎倾斜到与水面成45°角。冲来的巨浪扑打到甲板上，把所有的东西击得粉碎。由于巨浪的猛烈撞击，使整条船从龙骨到桅杆摇晃不停，全部的备用品像冰雹哗啦啦地往下撒落，打在本来已经精疲力竭、流着鲜血的水手们的身上。请挺住，不管怎样都要往前冲，为水手们——最亲爱的人唱赞歌的诗人已准备作诗了……“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最伟大的悲剧，软弱的作家只是有时候去创作它们，而人为了创造，经由生活创作的悲剧却要多至几千倍”（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历史是天才和英雄创造的。只有创造才能真正战胜黑暗，只有创造才能幸福地生，快乐地死。
只有当我们把创造的欲望，这架流动的机器用于不停的生产，“创造现实世界——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个体同自然界和社会的真正的、深刻的联系，也就创造出个体自身。只有让全体人民解除‘地域化’和‘准则化’，将人自由创造的欲望释放出来，而不至于转化成‘精神病’”（德勒兹《反俄狄浦斯》）时，“五四”的价值才能彰显出来，才能激活“五四”，续写历史。
破冰的声音在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愈来愈浓烈！
我们抛开了过去的一切，
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强大的未知世界！
我们活力十足地抓住了这世界，这劳动和前进的世界！
开拓者！啊，开拓者！
我们分头出发，
走过岩边，越过险道，攀登陡山，
我们一边拓着陌生的新路，一边征服、占领、冒险、前进，
开拓者！啊，开拓者！
——（摘自惠特曼《开拓者！啊，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