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评判，一般来说，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难有固定的模式标准。但作家总有创作成就大小之分,作品总有艺术水平高低之别，文学创造，说到底，是作家综合素质的表现，也是综合能力的一种较量。
       我以为，这种较量，在三个层面上进行——
       第一层面，乃基本功的较量。描景状物，画形写意，能否意使笔至，得心应手，述胸中沟壑叙大千风云而不为笔拙所困扰，达此境者，方入作家之列。但这仅是最初始的层面，是作为作家的一种基本技能。在这个层面上，比试的是掌握文字、结构作品以及想像与联想诸般功夫的虚实高低。第二层面，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想表现的东西，而且有灵性，有显而易见的风格特点，有清醒的艺术主张，纵情恣意，领异标新，我即我，我非人，这里较量的是才情。第三层面，写法、才情悄然而退，作家人格突兀而现。有什么样的人格，便有什么样的作品，是愤世嫉俗的屈子便有《九章》《九歌》，是放逸洒脱李太白便有《将进酒》，是壮志盈怀的苏东坡便有“大江东去”，是多愁善感的李易安便有“昨夜雨疏风骤”。这种作家诗人人格的表现，实在是文学作品最高艺术境界的体现，是文学最高也是最终的较量。决定一个作家、诗人、艺术家成就大小，包含功力才情因素，但最终归于作家诗人艺术家的人格，惟有人格的魅力最能征服人心。
       读大师的作品，比如屈原，比如杜甫，比如鲁迅，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雨果，比如海明威，总能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很难分辨他们作品里究竟包含着什么能一下说清的东西。当然他们都是才情至高之人，但仅依赖了那才情，作为诗人作家，他们会很优秀，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令人叹服和敬慕。大师的作品，都是基于对社会人生以及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他们不过是将这种体悟用文字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又投射了作家心灵对生活原生态筛滤而升华的哲思，经过了情感浆液的浸润。以托翁论，他的笔下，无论对谁，总是怀有一种哀怜态度，他看他们那眼神，犹如上帝注视着他的儿女。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当是托翁最突出的人格特点，我们读他的作品，与其说是欣赏他笔端涌泻的辉煌，毋宁说是肃然凝视他伟大人格的折光。
       这正是大师感动我们震撼我们的原因所在。
       这正是大师永存于世的原因所在。
       这也正是我们强调作家人格建设重要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