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弋舟

“短经典”书系目前已出版了63册。63册短篇小说集摆在一起，完全称得上是蔚为大观（它们叠床架屋，占据了我书架的整整两层）。出版机构抱负不小，是要将世界文坛的优质短篇小说一网打尽的意思。这里面，既收罗了厄普代克、安部公房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乏一批“70”后左右的所谓“新锐”们。少长咸集，如同分开了两个阵营。
我得承认，我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是：新锐们干掉了老家伙。和新锐们相比，厄普代克这样的前辈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光彩耀人了。如果说书写绝望从来都是短篇小说的必杀技，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年轻一代的小说家们写出了比前辈们更加悲催与虚无的绝望。文本的内在节奏上，年轻作家们也普遍写得更加紧张和峻急，短平快，有一种“紧凑而明朗”的沉郁之感。明朗与沉郁，原本是美学中相悖的风格，但恰恰因为相悖，才形成了个中滋味的张力，令短篇小说更具艺术的魅力。
但是且慢，大量阅读之后，我又觉得新锐们的作品也暴露出了某种令人忧愁的短板。他们在自己的短篇中，仿佛隐隐地践行着某种共同的写作原则——敏锐的机锋，断然的收煞，开放性的结尾……等等。这种“共同的写作原则”，各自发挥时，显得非常有效，像一枚枚闪光的金币那样璀璨，或者像一颗颗子弹一般的具有杀伤力，但是集体涌现，却构成了一种“被教科书训练后的答卷式的”面目，于是，作品的品质就会令人惋惜地打了折扣。这种“答卷式”的写作，也许完全能够从风行欧美的“创意写作课”上找到其源头——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新锐们有着如此的履历，譬如已经大名鼎鼎的克莱尔·吉根，就攻读了威尔士加迪夫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创意写作硕士课程。吉根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也收入在这套书系里，同时也是我读完的第一本“短经典”，它给我带来了分外美好的阅读体验，令我有“如见天人”的惊艳之感。遗憾的却是，当我捧读完新锐们写下的一本又一本的“短经典”之后，这种最初的阅读体验，在美感上却呈现出效能递减的态势。从年轻作家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吉根，乃至将他们的作品混淆在一起，你都非常有可能分辨不出作者是谁，其风格之雷同，手法之相近，只能令人渐渐地生出审美的疲劳。
威尔斯·陶尔和萨曼塔·施维伯林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吉根”之中的两位。
陶尔是美国作家，生于1973年，“短经典”里收入了他的《一切破碎，一切成灰》。这本集子也是陶尔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作品，2009年春天出版后，便赢得了美国媒体和评论界的如潮好评，被《时代》周刊选为2009年度十大最佳小说之一。作为初登文坛的处女作，陶尔算是交上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
施维伯林是阿根廷小说家，生于1978年，“短经典”里收入了她的《吃鸟的女孩》。这本集子是施维伯林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为她赢得了“美洲之家奖”，现已在十多个国家出版。拉美文学如今的老大略萨，将施维伯林称为“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并预言“她会有远大前程”。
我从63册“短经典”中遴选出这两位新锐来比较，首先当然是因为了这两位出色的表现，二人都写出了足以进入短篇小说艺术殿堂的杰作，某些篇章写得精准有力，令人战栗与怅惘。其次，在我看来，这二人的优势与短板，恰好有助于我自己现在对于短篇小说艺术的一些思考。
施维伯林集子里最好的篇章，我认为是《杀死一条狗》。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主人公欲加入黑帮，而黑帮自有黑帮的规矩，加入者需要呈上“投名状”。这个噱头我们并不陌生，伟大的《水浒》里不乏这样的情节，只是《水浒》里的投名状是要人的命，而在这个短篇里，西方黑帮的规矩却是——你得杀死一条狗。不是吗，这听起来挺滑稽的，可荒诞感却就此弥漫了这个短篇。于是，主人公上路了，由负责考察的黑帮分子陪同着去干掉一条狗。小说本身很短，就我目测，翻译成中文，大概不会超过五千字；过程也不复杂：驱车前往，随机在广场上的狗群里选了条狗（这点很重要，狗群才是这个短篇的命门），下车棒击，将半死不活的狗扔进后备箱，带往码头行刑。这套程序中规中矩，俨然是为日后杀人进行的一番预演。主人公依样行动，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套规定动作。最后，他们驱车返回，自以为通过考察了的主人公，却在最初选狗的广场上被赶下了车。考察者给出了结论——“您犹豫了”，而小说的结尾是——“一群狗渐渐拱起身子，向我望来。”
当我如是陈述这个短篇的时候，我不由得要再次感叹一篇好的小说将是如何地难以转述，它一定是拒绝简述与归纳的，如果不去读完它的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你就永远无从领略它的美。《杀死一条狗》就是这样的小说，施维伯林将其写得从容镇定，但那种“最终将被群狗撕扯得血淋淋”的阅读体会，却会令你读罢之后半晌才能回过点儿神来。这个短篇采用了一个重要的小说原则——翻转。它在最后一刻将一个杀狗者扔进了狗群。它几乎是不提供意义的，只以情节本身之跌宕，营造出荒谬与虚无。施维伯林的这个短篇写得犹如教科书一般的整饬，节奏，腔调，乃至谋篇与布局，都俨然是从机器上加工出来一般的精密。
陶尔集子里最好的篇章，在我看来，正是他用来做集子书名的那篇《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与施维伯林的《杀死一条狗》不同，陶尔的这个在情节上貌似同样并不复杂的短篇（好的短篇小说有情节复杂的吗？），如今当我试图复述出一个梗概的时候，却不能不重新再去读上一遍。这并不是说，这个短篇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是说，它原来就比大多数短篇小说更加地难以阐释——哪怕，你只是要将之简单地重讲一遍。实际上，这篇小说也不长，翻译成中文，大约也就万字左右。重读之下，我勉强可以如此介绍它的梗概：一群公元7世纪的维京海盗，为灾害所迫，不得已扔下牧歌式的生活，重新出发去劫掠大陆，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带回了一个女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的，如果说施维伯林的《杀死一条狗》还能让我差强人意地说出个因为所以、开头结尾，那么对于这篇《一切破碎，一切成灰》，我却只能如此语焉不详——它就是一把摔在墙上的泥，轮廓变动不居，构成物含混难辨。然而“这把摔在墙上的泥”却将“好小说拒绝转述”的定律发挥到了极致，它比《杀死一条狗》更高冷，如果你想了解它，对不起，你必须、只能、唯有去逐字逐句地读它。
《杀死一条狗》是十足的现代小说，《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却让我想起十五世纪的拉伯雷，想起《巨人传》；《杀死一条狗》写得狭窄而清晰，犹如薄刃，《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写得宽厚而浑浊，犹如钝斧；《杀死一条狗》的篇名如同说明书，《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的篇名是一句不折不扣的诗；《杀死一条狗》写出了人如何杀死一条狗，《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写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不错，在我的心里，它们已经有了高下之分。
这并不说明我拒斥现代而热衷古典（事实上，陶尔的作品也有着无可辩驳的现代性），也不说明我喜爱钝斧超过薄刃（老实说，我的天性中更有着对于后者的根深蒂固的偏爱），这个结论只发自我如今对于小说艺术的阶段性体认——一把摔在墙上的泥，胜过机器上加工出的精密仪器。
我之所以将这两位新锐写出的这两本集子并列在一起衡量，是因为他们在整体面貌上都与克莱尔·吉根趋同，他们当然都是佼佼者，但是，陶尔凭借着自己集子里的这最后一篇，成功胜出。《杀死一条狗》是训练出来的成果，《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也许更多地是出自一个杰出小说家自己都难以言明的“感觉”。有了这样的“感觉”，陶尔就将不再仅仅是一位新锐，他赓续了某种更伟大，更本质，也更神奇的小说艺术的传统。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非常巧，施维伯林和陶尔都是“上海写作计划”的受邀作家。该计划自2008年以来，已经不间断地举办了6届，20多个国家的39位作家在上海度过了为期两个月的“驻市写作”时光。如此规模，足以说明如今我们与世界文学的接触已经到了怎样的密切程度，那么，世界也如是亲密地接触了我们的文学吗？

2015年7月13日 香榭丽